五四人物志之胡适3

第三集陈晓楠主持人：今天继续讲胡适的故事。

从1917到1919年，短短两年之间，胡适号召的“文学改良”引起了中国青年强烈的反应，他用新方法整理了中国哲学史，澄清了浮夸淫琐的文字障碍，创立了新式标点，印出了白话诗集≤尝试集≥，在南方，孙中山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也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还为它起了一个美丽的名，“新文化运动”这“再造的文明”不仅将改变中国人的语言方式，还将给传统伦理，风俗，人际关系以致命的一击。

但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在北京，保守派们将胡适和陈独秀看成了眼中钉。

旁白：从民国6年秋天到民国8年3月，陈独秀和胡适这大小两只兔子，在北大同处了一年多，这一年多也使他们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二人都喜欢吸烟，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曾有过戒烟的想法，终究没有办到，业余时间，胡适夫妻喜欢打麻将，陈独秀的妻子也经常参加，但陈独秀不打，他曾学过击剑和拳击，喜欢户外活动，民国8年3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胡适和陈独秀同时接到了一封恐吓信，（就是骂陈独秀“陈独秃”说胡适是“胡闹”说你两个人也闹得差不多了，现在有人啊，要你两个人的命，）当时也有人向北洋政府写匿名信，指责蔡元培纵容陈独秀和胡适胡闹，（北京政府当局说他们怎么样怎么样，这一点是蔡元培最反对的，就是你学者之间怎么争辩都可以，你不要把一个诠释者引入进去，写信告密），虽然心中不悦，但政府方面的压力，蔡元培也不能不重视，做为新文化圈子外面的旁观者北大最年轻的教授梁溯？溟后来回忆说：胡先生为人和气平易，原不须蔡先生怎样费力支持，陈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内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对也很多，而且细行不检，予人口实，梁说的“细行不检，予人口实”是指民国8年，就是1919年3月，陈独秀在八大胡同，和一个学生争抢一妓，因争风吃醋，抓伤妓女下体，当时舆论大哗，蔡元培也不能袖手旁观了，（说陈独秀就跟这个妓女翻脸，就是对这个妓女实行暴力，这个事情就由传单，小报在这个社会上流传，这样对北大伤害太大了，必须让他离开北大），北大随后发布了陈独秀“请假南归”的消息，“请假南归”实际上是蔡元培善意的谎言，（但是这个东西，在清代末年和民国初年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呢，它不算问题，就大多数都有三姨太，四姨太，那个时候娶过妻啊妾啊成群的，它不为过，它是根据这个伦理道德，它不反对，）（胡适始终认为，把陈独秀从文科学长拉下来这件事情，是蔡元培的一个败笔，对他自己当时没有能力尽力的，阻止这件事情发生，他一直是耿耿于怀的），胡适对蔡元培没有保护住陈独秀，很有怨气，他认为，道德品行问题应该同学术问题分开，胡适说：那些老先生们，平时不也嫖娼狎妓嚒，但问题的关键是，陈独秀是参加了北大标榜“不嫖，不赌”进德会的，（陈独秀你们搞一个进德会，明确表示不嫖娼，不纳妾，不当官什么的，你表态了，你再去搞那些东西，你就没信用了，）陈独秀离开北大后，失去的不仅是文科学长的社会地位，更有每月三百大洋的薪水，激愤中的陈独秀思想也开始发生转变。

主持人：1919年4月30日，胡适向北大请假，他要去上海迎接自己的美国老师杜威，杜威在中国有很多学生，包括胡适，蒋梦麟和陶行知等等，胡适将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概括为“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这有点像我们后来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适一生都是杜威的信徒，后来甚至给自己的次子起名胡思杜，思杜就是思念杜威的意思，胡适在上海陪同杜威讲学期间，住在好友蒋梦麟家里，这时候，千里之外的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

旁白：胡适与学生们民国8年的5月5日，胡适正在陪杜威在上海讲演，他住在老同学蒋梦麟家中，这天，蒋梦麟刚刚起床，就听到有人敲门，一个记者进来问：对昨天事件有何看法？蒋梦麟一脸茫然，他还不知道，胡适的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前一天领北大的学生们上街了。

“五四运动”爆发了，5月4日下午1点，北大的学生们，拿着连夜准备的旗子在天安门会齐，他们的目标是美国大使馆，本来，中国是一战的战胜国，对战后的巴黎和会期望很高，但这期望很快落空了，（巴黎和会之前呢，这个美国总统威尔逊呢发布了十点声明，要求各国，不论大小，一律平等，所以中国人很高兴啊，大国之中有人主持公道了，威尔逊是个大学校长，是个学者型的总统，所以比较有理想主义的劲头，但一到开会的时候，那人家就不干了，就是要抢东西，就是要分，要分赃，所有的东西都是战利品，）一战时，日本袭击了中国山东沿海的德国海军，实际上占领了青岛，在巴黎和会上，日本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5月4日那天，学生们本来是要去美国大使馆申冤的，因为大家觉得，只有美国肯真心帮助中国，可惜，毫不知情的美国大使，那天正在西山打猎，（不让进，不让进特别让他们反感，没见到，本来想找人倾诉一下，咱们冤，冤啊，中国人挺冤的，这一股火发不出去），失落的学生们，随即将怒火转向了“汉奸”这是我们中国人一贯的思路，就我们在外面失败了，我们就找内因，内因就是家鬼，当时，曾办过对日借款的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家赵家楼离美国大使馆很近，赵家楼离天安门很近，到那里一些学生就有过激的行为了，就烧人家的房子，打人家的人，于是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痛打在曹家做客的前驻日公使章宗祥，陈独秀他们在那个≤每周评论≥上，提供的说法是头盖骨都打烂了。

学生领袖罗家伦后来回忆，当时张宗祥的病还没有脱离危险期，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刚巧，北大有个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间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北大有个学生有病，跟着去游行，回去就死掉了，北大学生就造了一个谣，我们这个同学在赵家楼的时候，被他们家的家人打了），5月5日4点胡适受到了陈独秀从北京写来的信，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防火，事件发生后，有32名同学被捕，“五四运动”迅速蔓延至全国，上海也开始罢课罢市。

（这个亲日派，亲英派的矛盾，直系和皖系的矛盾，北方和南方的矛盾，这些问题全都爆发了，从一个爱国的，从一个民族主义的口子，“啪”的出来了，）5月6日，胡适去上海公共体育场参见国民大会，他想看看上海的街头的演说家们，天气非常热，周围的人都是单衣衬衫，胡适还穿着里子是绒布料的夹袍，他脱掉夹袍外面的马褂，挂在小臂上，听完演说后，又跟着游行队伍游街，不一会，身上就湿透了。

5月9日，胡适得到了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的消息，表面上蔡是抗议政府抓捕学生，另一方面却是觉得北大已经失控，他说，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北大的教授和新青年的人，没有一个人上街去游行，因为那个时候，蔡元培到北大以后，有一个规矩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教育独立，政教分开离，你当教授的人，不能带着学生去搞政治，是有这么一个底线的，他的态度就是，你们爱国，我是同意的，但是，你们是学生，你们还得读书，这个胡适基本上也是接近蔡元培的观点，）胡适对“五四学生运动”最初是抱着“同情之理解”但他也有和蔡元培同样的担心，（胡适实际上对街头运动，始终保持着距离，而且他也是不赞同学生上街的，但是他抱有同情之理解，就胡适认为学生主要的工作是学习，他的这种想法也和他的留学背景有关系，你在美国你就要青年担负起中国青年这个事，他才不干呢，他去玩，这不是他的事，为什么，他有议会嚒，他不是有议员嚒，那是一个政治正常化的时代，不需要青年承担这样的责任，对吧，因为有这样的职业政治家啊），（这个成年人不起来承担社会的责任，这个时候就要未成年的学生来承担，中国的学生运动都这样，胡适经常这么说，在变态的这种国家和社会里头，没有议会制度，国家没人管，谁都不来负责任的时候，这个时候只好是青年出来了。

你要传达给学生一个信息，哪怕时代再危机，就是你该干嘛还是应该干嘛，）（他觉得在文化建设中，青年学生起的作用更大，他们将会比在政治中，起的作用还要大，从一个民族长远来看，理性在胡适的价值天平上是非常重要的，胡适不认为，我们目的就是一切，目的对了，就可以不择手段，目的对，也要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去解决，）5月29日，胡适从上海回到北京。

他被任命为维持北大校务的三人小组成员，在一次演讲中，胡适对学生们说，有人告诉你，牺牲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在他的思想价值天平上，人是最宝贵的，这个人，不是被虚化掉的“人民”是每一个人，）6月3日，全国的罢课终于结束了，在巨大民意的压力下，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集体退出了和会，“五四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群众运动，民族主义，公众舆论，群众游行，成了中国的新兴的政治力量，青年学生们赤手空拳竟能使政府妥协，于是，很多政治团体提出了“谁有青年，谁就有将来”的这个口号，。

主持人：“五四”之后，新青年阵营也发生了分化，李大钊等知识人对西方国家，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及其失望，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主张激进的社会变革。

旁白：（胡适与同仁们）胡适与李大钊结识与北大，李大钊是在民国7年6月进的北大，比胡适晚了近一年，李大钊曾是老革命党人，章士钊的家庭教师，章南下广州从政后，将北大图书馆主任的职位让给了李，（他从小父母死了，爷爷把他养大，然后十多岁就娶了个太太，比他大七岁，他是他的太太把他养大的，）李大钊是新青年圈子中唯一的北方人，但和胡适，陈独秀的关系都非常好，当时，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张京京生，这样形容李大钊，他缓慢的一句一句北京口腔，那温和热情的声音，使人永远印入脑底，化为灵魂，在新青年的圈子中，李大钊最关心政治，（五四运动后第二年，苏俄宣布放弃沙俄时代这个在中国取得的特权，知识阶层和一般的社会人，对苏俄都有个好的印象，那么李大钊宣布这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胜利啊，庶民的胜利啊这个，一般的知识青年也都能够接受得了。

）五四之后，各种思潮涌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工团主义，青年学生们眼花缭乱，对这些新名词着迷不已，仿佛，它们都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良药，这时，李大钊也在新青年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专刊，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个所有主义的政治，都是试图寻找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案，就是他基于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就是，这个中国已经彻底坏了，从上到下，从军阀到官僚，到商业的精英到小市民，一直到农民，你依靠谁都不行了，那这个时候就得靠一个主义，来解决问题，）（五四的先驱，思想的先驱，他们都是具有理想的，包括他们追求这个走左的道路，也是一种理想的选择，因为当时有很多不同的理想可供选择，只不过这种主义更符合中国的实用心里，胡适他是个渐进主义者，改良主义者，他不寄希望于社会整体主义的变化，他不寄希望于社会的激变，所以他看到当时中国有坠入这个激进主义泥沼这种可能，）胡适随即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著名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他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主义，主义只是浪漫的设想，美妙的词汇，它最大的危险，就是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可以不用费力研究那些具体问题了，（里面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说，不承认“主义”有解决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