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金银器

东汉金银器
有关东汉黄金的文献记载比西汉明显减少。

据《后汉书》记载：汉光武帝赐朱佑黄金三十斤，赐窦融黄金二百斤；汉和帝加元服，赐诸侯王、公、将军、特进、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孙在京师奉朝请者黄金；汉桓帝加元服，赐河间、渤海二王黄金各百斤，彭城诸国王各五十斤；章帝即位，太后赐各王黄金十斤；明帝赐大司农黄金千斤；明帝葬后，太后个周、冯贵人黄金各三十斤。

灵帝赐朱儁黄金五十斤。

东汉时期的金属细工技术有自己的特色，错金银工艺继续发展，鎏金银工艺更加流行，又兴起了以金片、金丝为饰物的椎揲技术和掐丝技术。

金银饰物和器具大为增加。

错金银的器物在河北定县北陵头村的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中出土了错金铁钩镶、铁刀、铁镜，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出土了错金流云纹铜镡、错金银的铜卧虎，江苏邗江县甘泉二号汉墓出土了一枚“广陵王玺”龟钮金印，还有一件错银铜牛灯，牛身上饰有流云纹。

精美的错金银工艺，体现了我国汉代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增长的聪明才智。

有一些工艺非一人所能完成，有集体分工制作。

建武21年和建武23年鎏金铜酒樽和承盘，其上刻铭文皆表，制作这些器物有一定的分工。

鎏金嵌银器物是这样，错金银的工艺也是这样。

鎏金器物发现的比较多，刘焉墓出土了数十件，刘畅墓出土了数百件。

诸如铜饰的车马饰件和兵器饰件，均进行鎏金。

徐州一个东汉墓出土了一个铜砚台，通体鎏金，镶嵌着红色珊瑚和蓝宝石，制作非常精美。

由于金为黄色，顾鎏金工人也叫做“黄涂工”或“金银涂章文工”。

由于涂在铜器上，也称“铜涂工”。

河北邯郸出土的东汉鎏金铜酒樽承盘上的刻铭：“建武二十一年蜀郡西工造乘舆大爵酒樽，下者室铜工堂，金银涂章文工循，造工北，护工卒恽，长汜，令丞汛，掾曾，令史湆（QI）王。

”其中的“金银涂”就是鎏金镀银的意思。

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的建武二十一年铜酒樽及承旋的形制与邯郸所出相似。

铭文所说的“铜涂”，也就是鎏金。

除鎏金器外，北方的金属细工多施与冠服上的细小饰件。

洛阳烧沟的一个东汉墓出土了4件黄金饰品，都在人头附近，推测是冠上的饰物。

其中有两件圆形饰，有涡云纹，极薄、花纹极细密。

这种黄金薄片是用椎揲技术做的。

洛阳西郊和陕县刘家渠发掘了几百座汉墓，均没见黄金饰品，仅见到一些银质的指环。

由此可见，昂贵的黄金饰物，只有皇族子弟和大贵族大官僚才能用得起。

在南方，黄金饰物发现更多些。

长沙五里牌一座东汉墓就出土了手镯、戒指、圆形串珠、茉莉花形串珠、耳当、亚腰形方胜、带孔小环等黄金饰物。

长沙东屯渡汉墓，出土的金器有指环、椎形小珠，银器有指环、手镯、顶针等。

（张中一：《长沙东屯渡清理了一座东汉砖室墓》，《文物》1960年5期）
长沙五家岭杨家公山汉墓，系多室砖墓，出土了金戒指、金珠。

（李正光：《长沙五家岭杨家公山发现东汉砖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4期）
广州龙生冈东汉木椁墓中出土了黄金的镂孔小金球一个，作十二面棱形，每面中间有圆透孔，每夹角处雕起突出的圆珠4粒，还出土了金珠6粒、薄金片2片、金指环3个、银珠7粒、银指环2个、银手镯1个。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龙生冈43号东汉木椁墓》，《考古学报》1957年1期）
广西贵县的东汉墓中也出土了金叶、金珠、金指环、银簪、银碗、银碟等物。

贵州兴义汉墓，有6座石室墓，墓3出土了银顶针；墓4出土了银手镯、银戒指。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兴义、兴仁汉墓》，《文物》1979年5期）
贵州安顺宁谷汉墓，是一座石室墓，出土了金指环、金珠、银指环、银手镯、银顶针。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安顺宁谷发现东汉墓》，《考古》1972年2期）
贵州黔西汉墓，有石室墓5座，出土的银器有手镯、戒指、小银铃。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黔西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1期）
徐州土山东汉墓出土了错金铜筩、鎏金铜洗、鎏金兽形铜盒砚等生活用具以及银盒。

（吴学文：《银缕玉衣、铜盒砚、刻石》，《光明日报》1973年4月7日）
江苏邗江甘泉二号墓出土了黄金饰品有泡形饰3件、亚形饰2件、品形饰2、挂锁形饰1、盾形饰1、王冠形圈1、空心球1、龙形饰1、书刀壳1、心形片16等制作极为精美。

空心金球直径1.3厘米，重2.7克，用两个较大的和12个较小的金圈拼焊成，有24个角，在金圈相接的24个空档处，各用4粒细如菜籽的小金珠堆焊出24尖角。

龙形片饰在如黄豆粒大小的龙头上用细小的金丝、金珠制作出眼、鼻、牙、须和龙身的鳞、甲，长4.6厘米，重仅2克。

还在附近发现金印一枚，阴刻篆文“广陵玉玺”，方形，龟钮，边长2.3、厚0.9、通钮高2.1厘米，重123克。

银器有碗1个，半球形，腹较深，平底素面。

还出土了牛形错银铜灯1件；鎏银盒形灯1件；鎏金博山炉3件；错金带钩2件。

（南京博物馆：《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1981年11期）
安徽亳县曹操宗族墓葬中的董园村一号墓出土了银缕玉衣、小银壶、合金耳杯、金花饰、鎏金铜奁、鎏金铺首。

（P389）
董园村二号墓出土了鎏金铜构件、鎏金马腿、鎏金鸟爪饰等。

（389）
滕县柴胡店的汉墓出土了金戒指、银指环、银发簪。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滕县柴胡店汉墓》，《考古》1957年5期）河北定县中山穆王刘畅墓，编号M43出土了金器80余件，其中有掐丝龙形金饰片1、掐丝金龙1、掐丝金羊1、掐丝金辟邪2、金环1以及鱼形9、盾形4、条形11、凤形1、海棠花形8、弯月形2、花瓣形24、盝顶形的饰片4。

银器25件，其中有银器足9、带钳5、铺首、耳杯耳2、箍2、四叶饰4、铺首衔环1和一银盒。

银盒，椭圆形，平底，盖的顶部微鼓，子母口，高6.5、长10、宽6.1厘米，盖顶錾有四叶形花纹。

这件银盒制作精美，子母口接触严密。

鎏金铜器有大小鎏金伞顶、鎏金帽顶、戈、戟、镦、弩机和衔环铺首等400多件。

还有错金铁刀3、错金钩镶1、错金铁镜1。

（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11期）
武威雷台东汉墓金器2件，银印4枚（一枚无印文，余三枚印文分别为“口口口口章”、“口口口军章”“口口将军章”），错金银纹饰铁镜一枚，贴金伞骨1。

（甘肃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2期）
广州东郊沙沟汉砖墓出土了金戒指4、金珠5、银镯3、银戒指9、银顶针1。

江苏丹阳县北宗头山汉墓出土了错金铁饰、鎏金铺首衔环、鎏金铜角、鎏金铜奁、鎏金铜泡，还有一件嵌银错金铜带钩，其银地上错金字：“永元十三年五月丙午日钩”。

湖南衡阳茶山东汉熹平五年砖墓出土了金手镯2、银手镯6、金戒指4、银戒指1、金耳环2、银发钗4。

1784年，日本九州福冈县博多湾出土了东汉光武帝赠送的“汉委奴国王”黄金印，现在收藏于福冈市美术馆。

金印印面正方形，边长2.3厘米，印台高约0.9厘米，台上附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重108克，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隶书，阴刻。

（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P185）云南大关岔河崖墓共计三座，其中墓1出土了银筷一双。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大关、昭通东汉崖墓清理报告》，《文物》1963年3期）
云南昭通象鼻岭崖墓，墓3是单室墓，出土了银碗及银镯。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象鼻岭崖墓发掘报告》，《考古》1981年3期）
云南昭通桂家院子汉墓，墓1出土了银钏、银环。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发掘》，《考古》1962年8期）
洛阳烧沟汉墓，墓1035出土了银杯。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
湖北宜昌前坪六座汉墓，墓18为东汉晚期墓，出土的
银器有手镯、指环。

（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2期）
宜宾翠屏村汉墓，共有6座，出土了金镯、银耳环。

（匡远莹：《四川宜宾市翠屏村汉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