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层次分析的若干理论问题

作者简介：潘悟云，男，1943 年生，浙江瑞安人，博士生导师，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 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上海师大语 言研究所所长。 ·1·
B 的历史变化必定经过图 3 中从 A 到 B 的无数个中间渐变过程。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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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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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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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均变说与新语法学派假说
Jamez Hutton 在 1785 年提出了均变论(uniformitarianism)， 成为现代地质学的理论基石。 均变论认为， 目前地球的面貌是地质长期渐变的结果。远古所发生的地质变化，也在现代发生。通过对现代地质变化 的观察，可以推测地球历史。这个理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现在是通往过去的一把钥匙” 。 均变原则的最普通最有影响的公式明显地与渐变有关：地球的目前状态是长期以来腐蚀、沉积、变 形和造山运动细小的持续的影响的结果，这些现象是我们随处可以观察到的。 在语言学中均变论主要由 William Whitney 提出，并且直接影响到新语法学派，新语法学派的主将 Brugmann 说： William Swight Whitney 对语言科学的各种贡献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可以作这样的叙述。解释 史前语言现象的时候，我们必须假定除了有史以来的语言变化中能够观察、评估的原因以外就没有 其他的原因。五千或一万年前产生语言变化的原因跟现在正在改变活的语言的原因没有什么大的不 同（1867:1-2）,（引自 Labov 1994[1]） 。 新语法学派假设认为，发生于一个语言中的音变，都是规则的语音渐变的过程，在语音条件 C 下， 所有的语音 A 变成 B，写成公式就是： A—→B/C 这里要对两个问题作出解释：第一，为什么音变会是渐变的？第二，为什么音变会是规则的？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 下面是音变的示意图。 图 1 中，某个历史时期，有一组词读音位 A，到了另一个时期，它变成了音位 B。例如，中古的模 韵字在上古读/a/，到了中古变成了/o/。这个变化不能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突然完成，今天晚上还读/a/的 字，第二天早上突然变成了/o/，那当然是不可能的，这种突然变化会使人们之间不能正常交际。一个语 言社团中的音位 A，实际上包含无数个音位变体，不同人的/a/并不一样，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发的 /a/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把音位/a/看作是一组音的集合。在一个短时间内，一个音位只能有微小的变 化， 这个变化可以用图 2 来说明。 图 2 中的 A 音变作 B 音的时候， A 的集合与 B 的集合大部分是重合的， B 集中只有一个变体 v 落在 A 集之外，但是这个 v 并不妨碍整个语言社团中的交际。因此，图 1 中 A 向
。 。 L22
L222
。 C₂
。
L21
。
L212 L221
L122 L211
中原地区长期以来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的中心，周边方言不断地从中原强势方言借入，于是在节点 L2 就出现了两个来源，一个来自 L，另一个来自中原强势方言的借词。我们把 L 叫作借入语言（方言） ， 把 C 叫作借出语言（方言） ，L₂叫借入点，C₂叫借出点。如果在 L21 与 L222 之间进行历史比较，它们的共
2010 年 4 月 第 30 卷 第 2 期
语 言
研
究
Apr., 2010 Vol.30 No.2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历史层次分析的若干理论问题
潘 悟 云
（上海师范大学 语言研究所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 E-研究院，上海 200234 ）
摘要：本文全面探讨了历史层次分析的几个理论问题，包括均变说与新语法学派假说，灾变说与语 言借用， 文读与白读， 本体层， 外借层与本体层的区分， 影响与借用， 真时 （real time） 与视时 （apparent time） 。 关键词：历史层次分析；历史语言学；音变；若干理论问题①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263(2010)02-0001-15
。
。
。
ʑ
z
。
借出方言的日母
ʐ
。
z。
音值平面
。 。 。 。 ȵ
ȵ ȵ ȵ
借入方言的日母
语素平面
上海话日母的读音在中古的时候原为ȵ-，在上海话中一直没有变化。如“日脚” （日子）中的“日” 现代读ȵiɪʔ。有某个强势方言，其日母通过ȵ->ʎ->ʑ->ʐ-，已经变为声母 ʐ-。在某个历史时期，上海话向 这个方言借了一个词，例如“日本” ，其中的“日”在这个方言中读 ʐʅ。上海话没有声母 ʐ-，就用最接近 的音 z-去代替，把“日本”的“日”读作 zəʔ。在上海话中，z-是邪母的读音， “日本”的“日”借入到 上海以后就跟着其他的邪母字一道变化。但是， “日”作为一个汉字，向来是作为日母对待的，于是在借 入方看来，上海话的日母就有了ȵ-、z-两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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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特征上溯到 L2 的时候，就碰上两个来源的歧道，它们也许从更早的 L 阶段演变而来，也可能从中原强 势方言 C 借用过来。L—L —L —L 代表着从方言 L 到方言 L₂₂₁的内部演变，我们把它叫作本体 层（native stratum） 。从另一个方言 C 借入的层次，叫作外借层（loan strata） 。历史层次分析的目的，就 是去除外借层，只剩下本体层，为历史比较法的实施创造条件。但是从 C 语言来看，从节点 C₂借过去的 词到 L 去以后，与 L 中的 L₂一起经历了 L₂—L₂₂—L₂₂₁的变化，可以看作是 C 语言在 C₂节点分化出去的 一种方言，它与 C 语言的其他节点一道可以用来构拟 C₂、C₁、C。例如，从汉语借到日语去的汉音、吴 音，可以看作是汉语的一种方言，高本汉就是利用它们来构拟汉语的中古音。对于借入语言Ｌ的历史比 较来说，从什么时候借入并不太重要，因为不管在什么时候传入，借入层在作历史比较的时候总是要将 它排除的。但是对于借出语言Ｃ来说，确定借出点的时间就十分重要，因为借出层是参与借出语言的历 史比较的。图２中借出层的材料只能用来构拟Ｃ₂以前的语言特征。例如，汉音是唐代借到日语，它只能 参与构拟唐以前的汉语，而不能用来构拟唐以后的汉语。所以，历史层次分析中，需要确定的只是外借 层在借出语言中的年代。不过在很多情况下，难以确定一个精确的年代，我们只能用一些比较含糊的年 代名称，如上古层、中古层等。有时候也用其他一些可以代替年代的名称，如 ɑ 层次，表示这个音类在 借出方言还是 ɑ 的年代借出。 汉语的借用通常与汉字相关。汉字的超方言性，加上方言学界对中古音的认同，会使一个汉字脱离 实际的语音归类。如“他”的现代读音 tha，韵母明明读同麻韵二等，但是人们还是把它看作是歌韵一类。 下面是上海话日母的层次模型。 图6 z。 ȵ 。 借入方言的邪母 ʎ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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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叫作自然音变（natural process） 。 人类的发音器官与听觉器官从古到今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古代与现代发生的自然音变也基本相同。 历史语言学所讨论的音变，大多数就是这种渐变的自然音变（natural process） ，它们都是可以用发音与感 知的原因加以解释的，都可以用类似于公式（1）来描写。其中的 C 相当于一个函数关系，A 相当于一 个自变量，某一个历史时期的一个语言中，只要符合条件 C，任何一个词中的 A 都会在另一个历史时期 变成 B。整个历史比较法就是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石上。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个语言的分化过程： 图4 L1 。 L11 L12 L121 L 。
A v B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
从图中可以看出，语音的变化就是音位的实际音值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必须是渐变的，如果音位 A 一下子变成了 B，像图 1 那样，人们之间就无法交际。只有像图 3 那样，通过许多渐变的中间过程， 每个中间过程的大多数的音位变体相同，个别的音值不同不影响交际，这才有可能完成从 A 音位到 B 音 位的变化。 我们再来讨论音变的规则性问题。 图4
二
灾变说与语言借用
地质学上与均变说相对立的是灾变说（catastrophism） ，认为地球的面貌是突发事件造成的，例如造 山运动、火山爆发、陨石的碰撞等等。语言学中与之相对应的是语言的外来因素的作用引起语言的变化， 如移民、强势语言影响等等。 图 4 所表示的历史比较法，必须有一个前提，每个节点的来源只能有一个，我们把这种演变模型叫 作单源型演变。对图 4 中任意两个点的语言进行比较，其共同特征总是可以上溯到一个共同的节点。如 L21 与 L222 比较，可以上溯到节点 L2。L121 与 L22 的比较可以上溯到共同节点 L。但是，当一些语言学家 把历史比较法运用于汉语周边方言的古音构拟的时候，就碰到了麻烦，原因是周边方言的形成有自己独 特的历史： 图 5 L 。 L1 。 L11 L12 L121 L2 中原强势方言 C C₁ 。
三
文读与白读
文读是一种特殊的外借层。 在古代中国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形成了强势方言。例如，江浙一带的临安方言，两广一 带的广信话，它们都是这些地区上层社会的通用语。在士人的心目中，这些权威方言才是正音。但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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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区还不可能做到像现在学校那样用权威方言教学，他们只能用方言教学，如果发现自己方言中某个 音类与强势方言相差过大，就改用自己方言中最接近强势方言的声音去替代它。例如，温州的“日”字 原来读 ne⁸<neʔ⁸。当时临安官话的“日”读作 ziʔ（>zɐʔ） ，与温州话相距甚远，温州人就用温州音系中 最接近的音 ʒiʔ 来念它，在方言教学中，成了文读音，这个音后来变作现代温州话的 zai⁸。 严格说来，文读是方言区的人在学习强势方言时候的一种中介语，是经过自己方言的音系改造过的 强势方言语音。现在方言区的学生，他们平时在用方言交谈的时候，碰到一些口语中没有的词语，如“激 光、熵” ，就会改用普通话。古代学堂也是一样的，老师教四书五经，书中一大批字在方言口语中是没有 的。他们就求助于反切。有些老师在强势方言区受过教育，就把这些方言区的读音带进来，经过本地方 言的改造成为文读音。中国的科举制度，士人总是要面向中原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教育就有一个雅语 崇拜的情结，在教学中会大量地借入强势方音。上海话的“学”在口语中说 ɦoʔ8，但是官话的读音与它 差别很大，上海的士人觉得官话的读法才是正音，于是利用上海的音系造出一个与官话比较接近的读书 音 jiaʔ8。开始的时候“学”这个音在口语中是不存在的，只是用来读书。上海开埠以后，从西方传来许 多新名词， 如 “文学” 、 “数学” 。 这些新名词首先出现在教育部门， 读书人就用书音 jiaʔ 来读其中的 “学” 。 以后这些新名词传到社会，为社会所接受， “学”的 jiaʔ 一音就成了文读音，与白读音 ɦoʔ 相对立。读书 人造出读书音来，目的是为了把他们心目中的雅音与方言俗语区别开来，既然有雅音的存在，也就有俗 语的存在，不可能全部的字都那么文雅，所以只能有部分字具有读书音。例如，上海话觉韵中“学乐” 有读书音 jiaʔ， “壳”就只有 khoʔ7，却没有对应的读书音 tɕhiaʔ7，因为“壳”字没有什么文雅可言。 除通过教学形成的文读音以外，还会有其他来源的文读音。戏剧语言为了表示艺术的高雅，唱词念 白会与口语拉开距离。 京剧中的旦、 生用韵白就与北京口语不一样。 温州瓯剧 “刑部堂” 说成 jiŋ⁴²bu²¹daŋ²¹， 与温州方言现代读音 jaŋ⁴²bu²¹duɔ²¹相比，韵母更接近北方话。宗教也会形成一些特殊的文读音。我小时 候在外婆旁边听她诵念《心经》 ：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其中的“行”与“形”同音，这与温州方言匣 母庚韵二等的读音不一样。可见把《心经》传到温州的一个古代高僧，他的方言中匣母庚韵一定已经与 青韵合流。温州信徒们认为这个高僧念的才是标准的佛经，所以接受了这个音，而且一直保留至今。文 读音甚至有不同的方言来源。我调查过的浙江苍南蛮话，文读系统完全是浙江平阳方言。苍南原属平阳 县，农家的孩子只能到平阳读书，老师用平阳的温州话给他们讲课，形成了蛮话中的文读音。 文读不管通过哪种渠道形成，在本质上它们都是一种借词。借词的过程，实际上是向借入语言的学 习过程，学着用借入语言的语音来读这个借词。从这个意义讲，文读实际上又是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 社会中介语。所以，文读的形成必定服从以下两条规则： 1 最大相似原则 2 最小改动原则 一方面，当一个人向另一种语言借用一个词的时候，他是尽可能把读音发得跟目的语有最大的相似 性。另一方面，母语的干扰又使借词的读音与目的语有一定的差距，这很像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中介语， 不过第二语言习得的中介语具有个人性质，而文读系统是一种社会现象。许多个体在借用过程中形成的 一种社会性的石化。如果借词的读音与母语的读音不一样，就要改动母语中的读音，使它的读音与目的 语充分相似。但是改动必须服从经济原则，只要不妨碍交流，改变程度越小越省力。 最小改动原则使借词尽可能采用该方言固有的声、韵、调。如温州从上海借入“卸”ia5，语音形式 必须经过一番改造：温州音系中 a 前面不可能有长的介音 i， 所以介音 i 变短或失去， 整个音节改造成a。 声调也改成了温州音系中的降调。上海的日母字接受普通话的形式，声母改成上海音系中固有的 l-，而 不是造出一个新的音位-。 但是，某些语言在借用过程中有时候也增加一个新的声母或韵母，如水语中原来没有音位//，为了 借用汉语带韵母的词，增加了这个韵母， “思想”读作 ssja。但是这种借用的韵母并没有真正地成为 这种语言音系的一部分，水语中的//只出现于汉语的新借词，所以它的出现并没有打乱水语固有词的音 系结构。 3 借用的单位是词 表面上看，文读只与字音相关，实际上并不如此。因为文读只是一种特殊的借词，语言借用的单位 只能是词，不能是字。所以，当文读音传入一种方言的时候，它是与具体的词语相关联的。例如，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