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的客观叙事特征
结合作品论析《左传》的叙事艺术和《战国策》的人物描写。
结合作品论析《左传》的叙事艺术和《战国策》的人物描写。
《左传》的叙事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客观而详实的叙述：《左传》以史事为基础，注重客观而详实地叙述历史事件和政治事务。
它通过对政治斗争和社会变迁的描述，充分呈现了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和背后的政治动机。
2.对比和对话的运用：《左传》通过对比和对话的手法，表达了作为史官的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解读和思考。
对比和对话既可以突出悖论和矛盾，也可以展现不同观点和思考方式，使叙述更加鲜活有趣。
3.纠错和评价的目的：作为各国史官，作者注重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行为的评价和纠正。
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陈述、作者的评价和政治思考，传达了对政治波澜和人性伦理的深刻体察，凸显了作者的价值观和思想。
《战国策》的人物描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战国策》通过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展示了他们的思考、决策和行为。
通过对心理活动的描绘，读者能够深入了解人物的动机、情感和思想。
2.多维度的人物形象：《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丰满而多维度，各具特色。
作者通过对人物的外貌、行为和言语等方面的描述，塑造了具有鲜明个性和特点的人物形象，使人物更加立体和生动。
3.政治和道德的思考：《战国策》通过对人物行为的描写，体现了对政治和道德的思考。
它通过对人物的表现和政治故事的展开，传达了对权谋、忠诚、仁爱等方面的思考，展现了人物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的抉择和挣扎。
综上所述，《左传》通过客观而详实的叙述、对比和对话的运用，以及纠错和评价的目的，展现了其独特的叙事艺术。
而《战国策》则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多维度的人物形象和政治道德的思考，彰显了其优秀的人物描写。
这些方面使得《左传》和《战国策》在古代史书中独树一帜，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传》叙事分析
《左传》叙事分析作者：李聪来源：《北方文学》2018年第24期摘要：作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左传》不仅是一部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文学著作。
受《春秋》编年体例的影响，《左传》形成其独特的叙事方式。
本文试以叙事学为基点对《左传》的叙事方式加以分析。
关键词：《左传》；叙事方式；故事情节一、叙事时间多样化——预叙、顺序、倒叙《左传》作为一部杰出的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史书，其独特的叙事视角成为我国叙事文学的开端。
《左传》中的叙事时间类型多种多样，下面主要以预序、顺叙及倒叙三方面作简要分析。
预叙是在情节发展中对将来发生的事预先描述出来的叙述方法。
在《左传》中，多以梦境或占卜的形式预先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
如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中，晋侯梦中与楚王搏斗，楚王伏在他身上吸食脑浆，晋侯惧怕。
子犯曰：“吉。
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这正是通过梦境来预见事件的结果。
再如僖公三十二年，晋文公出殡时枢有声如牛。
于是进行占卜以预测战争的胜负。
在《左传》中，除预叙外，最常用的叙述手法当属顺时记叙。
顺序是行文记事的一种重要的排列方式，是指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先后次序进行叙述。
这种传统的定义被普遍应用于文学创作中，在《左传》这部极具史学色彩的著作中，其顺序需按照史实对其真实再现。
因此，在《左传》中，顺序是指依循历史时间顺序，对各个阶段的史实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加以排列的方式。
《左传》中的顺时次序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此书中对十二国君的叙事主要是从“元年”至“某年”的形式，如僖公，《左传》依次从“僖公元年”一直叙至“僖公三十三年”，这一叙述顺序是严格依照历史时间的；其次，《左传》中的时间都是按照年、季、月的形式进行叙述，如“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
夏，会于葵丘……秋，齐侯盟诸侯与葵丘。
九月，晋献公卒……冬十月，里克杀奚齐于次。
”由此可看到，僖公九年所发生的事件都是严格按照年、季、月的形式所记载。
在《左传》中，对于一些事件的记载还需采取倒叙的方式，如对“晋公子重耳之亡”這一事件的叙述。
论述左传的叙事艺术
论述左传的叙事艺术
《左传》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史书之一，它记录了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同时也是一部文学经典。
其叙事艺术是其文学价值的重要方面，下面就来详细论述一下。
1. 全景叙事法
《左传》采用的叙事方式多用全景叙事法，即把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全面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种写法既强调了历史事件发生的时空背景和人物的社会地位，又使读者能够全面了解事件的经过和人物所表现的性格特点。
例如《左传》中记述的齐国太公望和荀罗期借道乐成之计，不仅叙述了他们的计谋，同时也详细描写了这个历史事件所产生的影响，使读者对整个事件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2. 勾连叙事法
《左传》常常采用勾连叙事法，即通过联系前后事件，让历史事件呈现出更加连贯的情节。
这种叙述方式既能让读者更加清晰地认识历史事件的经过，也能制造出一种紧张的史事气氛。
例如《左传》中所记述的楚庄王纠结于襄王百无禁忌的错误决策，从而导致襄王的平定，就是通过勾连两个事件使得整个历史事件更加连贯和有序。
3. 对话叙事法
《左传》采用的还有对话叙事法，即通过对话的方式，让历史人物进行思想交流和意见碰撞。
这种写法既能直接展示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又能扩大历史事件的背景和意义，增强整个事件的说服力。
例如《左传》中所记述的齐桓公和管仲的对话，不
仅展示了管仲的智慧和胆略，也展现了他们之间的忠诚和友谊，引发了读者深思。
综上所述，《左传》的叙事艺术是多元化和集大成的，不仅使读者得以全面认识历史事件和人物，而且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的背景和发展。
同时，它的叙事方式也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让读者不仅能够品味到历史的文化价值，也能够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启示。
《左传》三种叙事视角的运用及影响——以《左传僖公》为例
《左传》三种叙事视角的运用及影响——以《左传僖公》为例一、叙事视角叙事视角也称叙述聚焦，是讲述者在叙述故事时对事件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
“作者必须创造性地运用叙事规范和谋略，使用某种语言的透视镜、某种文字的过滤网，把动态的立体化的世界点化（或幻化），为以语言文字凝固化了的线性的人事行为序列。
这里所谓的语言的透视镜、某种文字的过滤网，就是视角。
”①《左传》长于记述战争，又善于刻画人物，微言大义，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高超的叙事技巧。
《左传》的叙事视角分为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第三人称限知叙事视角和纯客观性的史官叙事视角三种。
二、叙事视角在《左传》中的运用（一）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的运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就是“没有固定的观察位置，上帝般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者可以从任何角度、任何时空来叙事，既可高高在上地鸟瞰概貌，也可看到在其他地方同时发生的一切，对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了如指掌，也可任意透视人物的内心。
”②也就是说作者对发生的历史事件全知全能。
《左传》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需详尽地记叙发生在鲁国以及诸侯之间的重大事件，这必然需要全知视角来进行描述。
作者在叙述时，会交代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掌握人物的现在、过去和未来，以及鲜为人知的细节和各类隐秘之事。
因此，《左传》在整体上呈现出大量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运用。
1.全面呈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情状如僖公二十八年的“晋楚城濮之战”是春秋四大战役之一，也是描写战争场面的名篇。
作者详细交代了战争的起因、经过、结局及影响，更写出了交战双方的指挥者、参战者的计谋和心理活动。
作者先从晋国写起，“二十八年春，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
”接着记叙了中军元帅先轸为晋文公出谋划策的一段话。
接下来作者又将叙事的视角转向了楚国，楚国君臣离心，将帅骄横，“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
通过对晋、楚交战双方全知性的叙述，提前预示了战争的结局。
最终晋打败了楚国，“楚右师溃”，继而“楚左师溃”“楚师败绩”。
《左传》叙事艺术简论
《左传》叙事艺术简论《左传》主要记述了春秋时期周王朝和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和社会生活。
全书文字优美，语言生动，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富于艺术魅力。
其独到之处在于对事件经过和细节描写的真实记录，以及作者“求实”的叙事态度，即作品所反映的历史都是经过考证核实的，并非完全出于“虚构”。
这种叙事精神使得《左传》成为一部信史。
其叙事中也可见古代历史著作“叙事至详”的特点。
本文将对《左传》的叙事艺术做一些粗浅的分析。
《左传》的叙事艺术有鲜明的特色，其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叙事简洁。
它们所叙述的历史事件不是繁琐而冗长的，而是非常集中、短小精悍。
这与它采取章回体结构和简明扼要的文风有关。
《左传》通篇都以短句为主，很少长句。
全书中的句子几乎没有一个长句，长短搭配十分合理。
其次，它们在遣词造句方面，做到了简洁、典雅，既生动又传神。
比如说：楚子期遇晋灵公，后者乘高而视，未下车，闻其言而识之曰：“子，季氏之守也。
子何辱焉？”赵盾斥，曰：“孰谓孟庄？吾从而嫁之。
”公问陈于尹曰：“何谓患不若乱乎？”对曰：“礼，父不能制子。
”这里“季氏之守”四个字便用了三个“季氏”。
再比如说：秦伯任好帅车二百乘伐晋，次于戚，虞师败绩。
赵穿以中军奉乘，见赵朔于戚。
见秦伯曰：“公之视瞻不如妾。
”朔曰：“臣愿得请。
”赵朔曰：“君安得战，百姓何罪？”及晋师败绩，反走，至于宫，宫之奇以乘逆而从之。
公曰：“必如是，则吾为不德矣。
”乃使归。
《左传》通过简单的记事，就能把整个历史事件叙述得清晰完整。
其中许多经典故事都被后世的作家演绎出新的含义，甚至衍生出不少民间传说。
比如：郑子家大叔和康叔争田，晋人使郑伯逆大叔。
大叔与子家期日中。
及其期，子家不来。
郑伯怒，将伐之，三献辞焉。
大叔。
与子家盟于浊泽，曰：“我之及期，不失信，则子家助我。
”不然，将肆诸市朝。
”将发之夕，谓子家：“及日中不来，则必杀女。
”子家许诺。
日中，郑伯御而往，过日中不至，还，将杀女，女大叔救之，曰：“亡人无以为宝。
《左传》的叙事特点分析
《左传》的叙事特点分析
《左传》的故事多是以人物间对话的方式展开，通过人物间的对话展开事件，并不大量描写战争场面，而是着重记叙和分析策士的谋略规划。
比如《烛之武退秦师》中，通过烛之武与郑伯之间的对话展开事件，着重记叙了烛之武与秦伯的对话内容，条理清晰，逻辑性强。
又比如《曹刿论战》中，全篇多是曹刿与鲁庄公的对话，通过对话表现出曹刿作为策士的谋略，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曹刿论战》中，第一段简单介绍了曹刿请谏的背景，并通过“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从侧面表现了士人的家国责任感，以及自身的优越感。
第二段是战前曹刿与鲁庄公之间的对话，对话之间并未使用形容词汇，通过简练，缜密的语言来展开事件，对话中表现了民本思想，在提及神灵的同时也表现了百姓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体现了《左传》进步的历史观。
第三，四段中，是对战争的描写以及鲁国取得战争的胜利的原因分析，于简洁中展示了曹刿的高超谋略和不凡见地。
这篇文章着重表现了策士的谋略智慧以及对于国家的责任感，而诸侯有些是作为陪衬而存在。
在《烛之武退秦师》中，战前晋伯与烛之武的对话也表现了诸侯对于士人的重视，士人地位的提升。
而大篇幅对于烛之武会见秦伯时谈话的介绍，表现了策士的辩才和智慧。
《左传》中通过大量的人物间的对话推动事件的发展，有明确的事件原因，经过和结果，逻辑性强，重点介绍了策士的辩才和谋略，这些策士或是追求个人名利富贵，或是追求国家的富强壮大，但都在
客观上推动了战争的爆发或结束，体现了策士们卓越的口才和智慧。
《左传》叙事艺术三题
《左传》叙事艺术三题《左传》是先秦著名历史著作，它是中国历史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经典之作，以记录春秋时期先秦国家的历史而闻名于世。
它的叙事艺术是《左传》的精髓，确立了其文学的独特魅力。
《左传》的叙事特点，首先表现在文体特征上。
《左传》是异文体杂记。
它有关记录，有丰富的叙事及评论文体，有着层次分明的文体结构，形式火候良好，叙事流畅，语句活泼，有些短小精悍，有些简洁明快，有些恢弘壮阔，有些生动形象。
其次，《左传》也具有良好的情节构造和叙事结构。
它将叙事片段按照时间先后排列，使叙事片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史实体系，得以实现叙事的密集表现。
同时，它还着重描写春秋时期社会文化的变迁，如礼乐制度的改革、社会结构的分化、官僚制的发展等，使历史叙事充满生机活力，叙事形象极其真实。
最后，《左传》采用典型状物化手法，以典型人物为主线，将政治、社会、文化变迁，以及先秦国家纷争等历史事件叙事化，使《左传》叙事模式更具可读性，更能够唤起读者的共鸣和回响，从而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学叙事的发展。
二、《左传》的叙事技巧《左传》的叙事技巧也是其独特的特点之一。
首先是丰富的叙事手法，《左传》采用了“自然记忆”，即以叙事来展现具体的历史情景，并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对历史做出重要的概述、梳理和归纳，使历史叙事充满了生动性和趣味性。
同时，《左传》还采用了“语言记忆”，即用生动的状物化语言把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叙述出来，以符号的形式传递历史信息，使历史叙事更具有分析性、评论性和认识性。
此外，《左传》的叙事技巧还体现在它的叙事节奏和叙事记叙方式上。
《左传》采用长叙短注的叙事方式，既有简明紧凑的叙事，也有细腻充实的叙事，使叙事在波澜起伏的节奏中自然而然地展开，叙事铺垫极其自然且灵活，增强了文本的叙事质量。
三、《左传》对中国民族叙事的影响作为中国文明的精神象征，《左传》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著作，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尤其是叙事类文学。
浅谈《左传》叙事艺术的特点
浅谈《左传》叙事艺术的特点作者：张馨尹来源：《参花（下）》2019年第02期摘要：《左传》长于叙事、善于写人、工于记言，它在中国古代文学叙事艺术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多样化的叙述手法；精彩的细节描写；虚实相间的叙事艺术。
这些特点使《左传》叙事具有小说化特点，曲折多变，摇曳多姿。
关键词：《左传》叙事艺术细节描写《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通史，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巨著，代表了先秦叙事散文的最高成就。
《左传》长于叙事、善于写人、工于记言，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左传》的叙事历来被奉为叙事文学之典范，杜预在《春秋序》里称赞道：“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
”《左传》在叙事上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多样化的叙述手法清人刘熙载说：“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
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
”《左传》虽沿用了《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编年记事方式，但叙事方法有很多创新，清人章学诚将《左传》的叙事手法分为顺叙、逆叙、类叙、次叙、牵连叙、断续叙等23种，清代李骅更分为30多种。
多样化的叙述手法使《左传》的行文平实中见生动，收到摇曳多姿的艺术效果。
限于篇幅，这里仅以倒叙与预叙为例。
全书倒叙之处约有一二百处，如襄公七年传：“郑僖公之为太子也，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不礼焉。
又与子丰适楚，亦不礼焉。
及其元年，朝于晋，子丰欲诉诸晋而废之，子罕止之。
及将会于鄢，子驷相，又不礼焉。
侍者谏，不听，又谏，杀之。
及鄵，子驷使贼夜弑僖公。
”寥寥几句倒叙把郑僖公内外都不得人心的情况交代清楚，读者自会得出他难以久居君位的结论。
倒叙这种打破常规的叙述不仅弥补了顺时叙述的不足，也体现出作者叙述历史的主体性：对历史素材的不同剪裁、布局、谋篇，都会使读者得出不一样的结论，作者的褒贬、臧否、好恶也存在于其中。
再如预叙。
预叙的基本特征是时间上的前置。
作者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于情伪，熟于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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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卷 第4期 天 中 学 刊 V ol ．19 No ．42004年8月 Journal of Tianzhong Aug ．2004收稿日期：2004-01-20作者简介：朱占青（1965− ），男，河南上蔡人，驻马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
论《左传》的客观叙事特征朱占青（驻马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驻马店 463000）摘 要：《左传》在叙事上的成就非常突出，可以说是中国早期叙事作品的典范之作。
《左传》同时采取了客观叙事和干预叙事两种不同的叙述模式，即为了确保历史叙述的客观性，叙述者在故事中极力“隐身”。
为了实现价值引导和叙述客观性的统一，《左传》又采取了叙述与评论分离的策略。
关键词：叙事；叙事者；叙事动机 作为中国早期叙事作品的典范，《左传》以其叙事成就在文学和史学两个领域同时赢得了声誉。
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说》云：“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
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
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
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1]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亦云：“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得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
”[2] 前人对《左传》的叙事艺术倍加赞赏，亦做过不少细致的研究，但总以评点式、印象式的批评居多，带有很强的正统观念和主观色彩。
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不足之处是往往造成对文本的过度阐释。
本文试图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现代叙事学理论，从叙述者方面来研究《左传》的叙事笔法和审美用意。
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云：“中国叙事文学可以追溯到《尚书》，至少可以说大盛于《左传》。
”作为我国第一部长于叙事的编年史，《左传》不仅蕴含了中华民族后世文化的基本因子，对后世史家和文学家的创作也起到了典范作用。
因此，选择叙述者角度进行研究，对于弘扬中国古典文化，应该可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历史叙事的目的之一，在于实现对已逝事件的认知。
既然已逝事件具有不以人们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实在性，忠实地把它们记录下来便是史家神圣的职责。
为此，追求叙事的客观性成为《左传》的一大特点。
同样是追求叙事的客观效果，东西方的叙事笔法有着迥然不同的旨趣。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与《左传》的写作年代大致相当，下面将两者加以对比说明。
《历史》第一卷卷首便有这样一段文字：“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
”[3]这段简短的文字清楚地点明了《历史》的作者和创作宗旨，颇有点“文责自负”的意思。
但类似这样的声明在《左传》里是没有的。
《左传》的文本既无署名的叙述者，连叙述者本身也要尽量隐匿。
它说明自己的宗旨采用的是一种迂回方式：“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成公十四年）叙述者借用君子之口极力称赞《春秋》书法，表达对先人功绩的仰慕之时，效法之情溢然而出。
我们不妨再援引一些《历史》的片断，以便观察其中常见的叙事方式：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261(2004)04－0052－04“根据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最初引起争端的是腓尼基人。
他们说，以前住在红海沿岸的这些人，在迁移到我们的海这边来并在这些人现在还居住着的地方定居下来以后，立刻便开始走上远途的航程。
……”[3]“和希腊人的说法不同，根据波斯人的说法，伊奥就是这样地来到了埃及，而从这件事开始，也就惹下了祸端。
他们说，在后来，又有些希腊人在腓尼基的推罗登陆并把国王的女儿欧罗巴劫了去。
在我看来，这些人多半是克里地人。
”[3]作为对照，我们把《左传》的第一篇叙事抄录如下：“初，郑武公娶于申，曰姜武，生庄公及共叔段。
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
爱共叔段，欲立之。
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
”（隐公元年）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两部史书的叙事者大不相同。
《历史》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文本中有一个和主名作者相同的叙事主体“我”，“我”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不仅在叙事开始自报姓名和题旨，而且在叙事过程中也常常出面发表自己的看法。
可以说，《历史》所采用的叙事方式在《左传》中几乎是见不到的。
《左传》的叙事中找不到自报家门的叙述者，叙述者隐身于文本当中，既不讲述也极少评论，更不介绍材料的来源和取舍的原由。
它采取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叙事方式，尽量让事件以其本身的状态呈现。
作者的判断也以定论的形式出现。
《左传》的叙述者似乎告诉人们：他并不是在讲述。
因为讲述必然沾带主观情绪，让人怀疑内容的真实性。
他只是在描写历史的原貌，努力为我们再现出一个真实的过去。
一切容易导致读者怀疑的问题，在进入文本之前就应该把它们解决掉。
像《历史》中对同一事件的那么多“说法”，而且还互相矛盾，在《左传》中是不能容忍的。
由于叙事者对材料来源进行公开的探讨，允许彼此相矛盾的解释存在，使得《历史》的叙事呈现出开放的格局。
读者既可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其认为合理的解释，也可以对叙述者提供的材料进行考证。
总之，文本的意义尚未完结，后人可以对之不断地补充、阐释、批判，它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建构之中。
彼此矛盾的材料有助于人们了解历史的各个侧面。
在辩证中寻求真理——古希腊精神在它们的历史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因此我们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虽然表面上看有主观倾向之嫌，但《历史》叙述者的开放策略仍然使之达到了客观的效果。
与此不同的是伴随着《左传》文本的完成，文本的意义也就走到了尽头。
自圆其说的陈述方式，不动声色的叙述口吻意味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即使叙事当中有一些强拉硬配的因果关系，读者也只能接受。
因为《左传》既不提供第二种解释，也不出示材料的出处，后人更不可能杜撰一个出来。
历史编篡者的目的总是尽量想让自己笔下言说的历史符合历史发生的真相，可以经受来自当事人、目击者、文献档案、乃至考古学、地质学上的验证，尽管这些材料有的彼此矛盾、有的湮没无闻、有的缺乏旁证、有的毁于战火、有的则在被记载的同时也被窜改……甄别材料的真伪并将之按照事件发生的原样叙述出来，绝非易事。
这不仅有赖于文献的可靠和齐全，更有赖于编纂者的学识和水平、眼力和胆气。
像《春秋》这样采用标题新闻方式来记录史实的史书，其编纂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客观，杜绝编者的臆断，宁可牺牲“大义”。
其结果，却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
因为它所承载的信息量实在太少了。
《史记集解》引张晏曰“《春秋》万八千字”，这是曹魏时候的数字，实际上传到清代，其中又脱漏了1400余字。
不可想象242年的历史用“万八千字”就能说得清道得明。
仅就此而言，《左传》的存在就功不可没。
任何一位史家都会承认，如果没有《左传》，关于春秋时代的研究将会处于多么困窘的局面。
可以说，《左传》的客观叙事是“史书”这一特殊文体对于作者的基本要求，也是史家的基本职责。
如果一部史书的出发点是不顾史实的虚构，这部史书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
野史固然可以作为对官修历史的补充，但由于可信度的问题，它始终不能进入正史的行列。
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的民间身份和材料来源不甚可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野史大多采用的是见闻录的叙述方式，使得读者容易怀疑其中掺杂了叙述者个人的态度，描述史实会有失公正。
我们认为，《左传》的客观叙事的第一个特征是书中对白的大量采用。
这是叙述者隐匿的重要标志。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云，苏格拉底把言语划分为陈述与模仿两种方式。
间接引语和概述属于“陈述”，因为陈述带有叙事者存在的明显痕迹。
而对话、独白等直接引语则多属于“模仿”，在模仿状态中，事情的真相是自然显示，直接呈现的，虽然对白、独白也是出于叙事者的一手安排，但他的声音并不在场景中出现，因而便制造出不是他说话的幻觉：后子见赵孟。
赵孟曰：“吾子其曷归？”对曰：“鍼惧选于寡君，是以在此，将待嗣君。
”赵孟曰：“秦君如何？”对曰：“无道。
”赵孟曰：“亡乎？”对曰：“何为？一世无道，国末艾也。
国于天地，有与立焉。
不数世淫，弗能毙也。
”赵孟曰：“天乎？”对曰：“有焉。
”赵孟曰：“其几何？”对曰：“鍼闻之，国无道而年谷和熟，天赞之也。
鲜不五稔。
”赵孟视荫，曰：“朝夕不相及，谁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赵孟将死矣。
主民，玩岁而愒日，其与几何？”（昭公元年）这是《左传》常见的对白，除了廖廖几处对人物行为的描写，如“后子见赵孟”、“赵孟视荫”、“后子出而告曰”外，全部是两个人物的对话，而且对话的内容很短，最短的只有两个字。
如果用叙述者转述，篇幅会短得多，至少可以省去六个“赵孟曰”和五个“对曰”。
可是如果采用叙述者现身转述，场景的作用就消失了。
场景的作用就在于提供一个“正在进行”的环境，让人物在其中行动和对话，读者的目光也仿佛从赵孟移到后子，又从后子移到赵孟，产生一种身临其境、謦欬亲闻的“在场感”。
《左传》不仅完整地记述人物的对白，在对白中出现的突然停顿和打断，它也照记不误。
这里有两个例子，一是襄公四年魏绛劝晋侯和戎。
晋侯好田猎，魏绛使用后羿的故事劝谏：……《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另一则是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庆封与晏子合盟：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
以上两则对白的中断固然大有其深意，但仅就叙事层面而言，仍是对现场对话的一种如实模仿，日常对话原本充满了插语和中断，出口成章的外交辞令毕竟是少数。
这种对白固然用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却仍然保持着事件发生的原生状态，并无刻意补充或修饰的痕迹，《左传》大量采用对白的做法，无疑是要再现春秋漫长岁月中精彩的政治生活片断。
对白作为反映人物思想的重要窗口，采取直接引语和叙述者隐身的方式，显然是为了增强文体的客观效果，使人读之更觉逼真。
我们不能说《左传》中的对白全部是作者的虚构。
因为中国很早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统，可能这些对白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记言”的文献，又有一部分来自各种传说，我们不能说传说的内容全不可信。
可是，这些对白中有虚构的成分却是事实。
钱钟书《管锥编・左传正义》云：“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馨欬？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慨叹，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