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
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升效率效益的措施分析
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升效率效益的措施分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面临着提高效率和提高效益的双重挑战。
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国有企业需要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提升自身的效率和效益。
首先，国有企业需要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组织效率。
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着更加复杂和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和竞争压力，因此需要建立更加高效的内部管理机制。
同时，国有企业应加强员工培训，提升员工的专业技能和工作效率，同时优化组织结构，减少冗余岗位和人员，提升企业整体的管理效率。
其次，国有企业应加强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
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和市场竞争，因此需要积极引进和消化吸收先进的技术，不断推进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同时，国有企业还应加强与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合作，共同开展科技研发活动，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第三，国有企业需要积极开拓市场，提高经营效益。
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提高销售额和利润水平。
为此，国有企业需要加强市场调研，深入了解市场需求和竞争态势，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和销售策略，提高市场竞争力。
此外，国有企业还应加强与供应商和分销商的合作，优化供应链，降低成本，提高经营效益。
第四，国有企业应加强财务管理，提高资金效益。
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合理配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为此，国有企业需要加强财务管理，规范会计核算和报表披露，提高财务透明度，加强资金监管。
同时，国有企业还应加强资本运作，优化资本结构，提高资本利用效率，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最后，国有企业应加强员工激励，提高工作积极性和效率。
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激励员工积极进取，提高工作效率。
为此，国有企业可以采取一系列激励措施，如提供竞争性薪酬制度、优秀员工奖励机制、培训机会等，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能力，提高工作效率和综合绩效。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升效率效益的措施包括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组织效率；加强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积极开拓市场，提高经营效益；加强财务管理，提高资金效益；加强员工激励，提高工作效率。
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及其深层次的解释
一、前言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状况是一个“悖论”，即从微观财务角度来看国有企业不断恶化，是非效率的，但全要素生产率（TFP）却一直处于正增长状态，是有效率的；从微观竞争和经济比重的变化来看是没有效率的，但从宏观经济影响来看却是有效率的；从生存竞争指标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宏观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来看却是有效率的。
中国国有企业的这种效率状况被世界银行称为“效率悖论”。
许多学者对这种效率状况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一是世界银行的早期解释，认为是中国市场竞争的加强促使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正增长，而产权的残缺和相应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了国有企业财务效率的恶化；二是李培林等人的解释，认为是国有企业过高的社会成本导致了这种效率状况；三是《中国工业发展报告（1999）》、诺顿、江小涓、卢获和陈鸿文、张军对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进行的解释，认为是规模经济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导致了国有企业财务状况的恶化（卢获，2000）；四是YoshioWada的解释，认为“管理成本和融资成本的过高侵蚀了国有企业的赢利能力，从而导致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与财务效率的背离”（YoshioWada，1998）。
上述四种解释都存在着问题。
第一种解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竞争既然可以通过压力改变市场主体的行为，使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正增长，但是，竞争的效率为什么没有反映在财务状况的改善上呢？产权的残缺使资源配置无法达到最优，但为什么产权残缺的资源配置效应只体现在财务绩效的恶化上，而没有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上呢？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与财务效率的改善为什么没有直接的关系呢？第二种解释可以利用社会成本过高来解释国有企业财务恶化的原因，却无法解释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正增长的原因。
因为社会成本过高并不能构成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原因。
第三种解释有它的新颖之处，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否能够完全归结于国有企业的规模经济？宏观经济的恶化是否是国有企业财务恶化的直接原因？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研究
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研究一、本文概述《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研究》一文旨在深入探讨国有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所面临的双重效率损失问题。
双重效率损失，一方面表现为国有企业的体制性效率损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管理性效率损失。
这两种效率损失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动力，对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和效益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将首先回顾国有企业的历史沿革和发展现状，分析国有企业体制性效率损失的原因和表现形式。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决策过程、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研究，揭示管理性效率损失的根源和影响因素。
本文还将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双重效率损失进行量化评估，以更直观地展现其对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负面影响。
本文将提出一系列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旨在优化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降低双重效率损失，促进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
这些建议包括完善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优化决策机制、加强内部管理和监督、推动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
通过实施这些措施，有望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做出更大贡献。
二、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的概念界定在探讨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问题时，首先需要对“双重效率损失”这一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
双重效率损失，顾名思义，指的是在国有企业运营过程中，由于体制、机制以及管理制度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的效率降低和资源浪费现象。
这种损失不仅体现在经济效率上，还体现在社会效率上，因此称之为“双重效率损失”。
经济效率损失主要指的是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由于体制僵化、决策迟缓、资源配置不合理等原因，导致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市场竞争力减弱。
这种损失表现为企业成本高昂、产出不足、创新能力差等方面。
国有企业在体制和管理制度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使得其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从而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
社会效率损失则是指国有企业在运营过程中，由于忽视社会责任、缺乏公平竞争意识等原因，导致社会效益的下降和资源的浪费。
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形成机制和运行效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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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论坛
【 摘要】 目 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对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前，
企 业 集 团 的 内部 资 本 市 场 问 题 已 经进 行 了研 究 。 这 些 研 究 表
明， 由于 面 临特 殊 的 转 轨 经 济 环 境 ， 国 企 业 集 团 内部 资 本 市 我
行分配 ； 另一方面 ， 由于集 团内部 各企业 具有独 立的法人资格 和行为能力 ， 也弱化 了集 团因规模过大可能 导致 的管理失效 。
二、 国国有企业集 团内部资本市场的形成机制 我
场 同 时 具 有 效 率 改进 与 效 率损 耗 的 双 重 特 征 ， 国 国有 企 业 集 我 团 内部 资本 市场 的 形 成 具 有独 特 的 历 史 背景 与 内在 机 理 。文 章 从 三 个 方 面研 究 了我 国 国 有 企 业 内部 资 本 市场 形 成 机 制 ． 就 并
、
内部资本市场（Ｃ 理论概述 １Ｍ）
内部资本市场即使资金在 企业 内部流动与配置 的市场。由
于企业 内不 同的业务部门拥有 不同的投 资机 会及现 金流 ， 了 为
追 求企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 企业总部可以根据不 同部门 的投
由于放权让利改革后的企业逐渐拥有了 自身 的逐 利需求 ， 求 追
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成 为企业实施集 团扩张 的内在 动力 ； 是 三
资机会 ， 金流配置 到最 具盈利性 的部门 ， 将现 这就形成 了企业
的内部资本 业面 临的国际竞争压力 日 企 趋 上升。 ０ ２ 世纪 ９ 年代初期以后 ， Ｏ 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竞争 的 要求 ， 增强竞争力 ， 成为我国企业集 团发展的重要动 因。
２ 企业发展战略与集 团内部 资本 市场形成 、
行政垄断视角下人力资本错配的成因及其解释
２０１９年第５期双月刊总第２３６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J O U R N A LO FZ H O N G N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O FE C O N OM I C SA N DL AWɴ．５．２０１９B i m o n t h l y S e r i a lɴ．２３６行政垄断视角下人力资本错配的成因及其解释葛㊀晶１㊀李㊀勇２(１．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１;２．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１２７)摘要:在中国经济发展逐步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期,如何有效配置创新资源,成为中国新常态下经济可持续增长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从行政垄断视角分析了中国人力资本错配的成因:行政垄断行业长期享有政府补贴㊁信贷资源等隐形补贴和保护,却未将这部分 超额利润 转化为创新产出.但在 产权模糊 所有者缺位 的影响下,行政垄断行业内部具有 工资溢价 ,从而吸引人力资本进入形成人力资本错配.进一步地,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验证了上述推断,行政垄断行业的人力资本错配程度比非行政垄断行业平均高出约０．７１１９.研究结果表明打破行政垄断对于矫正人力资本错配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行政垄断;创新效率;工资溢价;人力资本错配中图分类号:F ４２７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Ｇ５２３０(２０１９)０５Ｇ００４３Ｇ１０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Ｇ０３Ｇ２７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行政垄断下人力资本错配对企业创新效率损失的影响研究(７１７０４１４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行政垄断背景下中国人力资本配置扭曲影响自主创新的内生机理研究 (１７Y J C ７９００８４)作者简介:葛㊀晶(１９９１ ),男,安徽淮北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院博士后;李㊀勇(１９８４ ),男,四川南充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通讯作者.一㊁引言新古典增长理论在技术外生的假定下解释了资本和劳动力的长期动态关系,但却无法解释各个快速增长国家间存在的增长率差异.对此,J o n e s 和R o m e r 通过构建新卡尔多事实 强调了人力资本积累所引发的全要素生产率(T F P)提升对突破增长减速的决定性作用[１].就中国实际情况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近３０年里,中国保持了年均１０％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的 奇迹 .随着近年来经济增长回归中高速,如何突破增长减速这一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的人力资本尽管完成了快速的扩张和积累①,但却对技术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这也是长期以来全要素生产率(T F P)在低水平波动㊁制约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原因[２].对于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B a u m o l 较早地提出了人力资本配置形成增长差距假设,其放松了熊彼特模型中关于人力资本一定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假定,认为各国之间虽然存在着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差距,但人力资本配置引发的创新水平差异才是增长差距形成的根本性原因[３].H e i s h 和K l e n o w 创新性地提出要素错配与T F P 的分析框架,将要素错配定义为由于要素价格扭曲３４引发的T F P损失[４].根据这一思路,一些学者研究了人力资本错配和T F P的关系.V o l l r a t h收集了１４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体工资数据,基于M i n c e r工资方程估算了人力资本价格扭曲对于经济体T F P损失的影响,结果显示,若消除人力资本价格扭曲,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产出将增长５％左右[５].赖德胜和纪雯雯通过构建人力资本三部门配置模型在宏观层面上利用中国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３０个省市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市场部门集中的人力资本对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而政府和垄断部门的人力资本对创新具有阻碍作用.相对报酬的差异导致人力资本在市场部门和政府(以及垄断部门)之间的错配,并进一步引起创新规模和效率的差异[６].部分学者针对性地测算了人力资本职业错配引发的经济后果.李静和楠玉指出在如同中国这类转型期国家中,高等教育在人力资本培养上需兼顾市场需求和长远利益两个方面,这意味着人力资本市场可能出现所受教育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他们利用２０１１年㊁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这４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相关数据,发现我国人才市场的供需错配问题不断恶化,其中,历史学㊁法学和医学的错配程度最低而工学和管理学最高[７].部分学者则关注到人力资本在行业间的错配问题.李世刚和尹恒利用异质性个体的O L G模型研究发现职位寻租导致人力资本大量流向政府等非生产性部门,在非货币吸引力较为正常的区域内,职位寻租所导致的人力资本错配引发了大约１０％~２０％的产出损失[８].纪雯雯和赖德胜构建出 人力资本沉淀系数 以考察人力资本在行业间的沉淀状态,研究发现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样本窗口期内,人力资本在部门间的配置效率低下,主要源于公共部门和垄断部门存在严重的人力资本冗余[９].马颖等则从微观层面测算了我国人力资本在行业间的错配程度.他们基于M i n c e r工资方程,利用中国家庭收入研究项目(C H I P)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３年数据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生活性㊁公共性服务业的人力资本供给相对过剩,而第二产业人力资本供给相对短缺,并导致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３年我国实际总产出分别损失了１．７９％和１．６３％[１０].上述研究为我们认识我国人力资本错配程度提供了一个框架,但研究缺乏对人力资本错配的形成机制㊁根本性原因探讨.对此,纪雯雯和赖德胜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中相对报酬差异使得体制内到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呈现逐渐减少的垂直化特征,而国有企业在政府干预下人力资本的创新绩效较低,这种劳动力市场和生产过程的共同作用导致社会创新绩效损失[１１].李静等在全社会信息共享和知识传递的人力资本匹配效应的视角下,发现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人力资本市场可能会出现失灵,从而导致人力资本在技术密集部门和最终产品部门间的错配,进而切断人力资本外溢渠道,导致社会整体创新动力不足[１２].部分学者则认为所有制本身是导致人力资本错配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天然缺陷导致其短视化现象严重.与非国有企业的经理人相比,国有企业面临着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的双重损失,且创新效率损失大于生产效率损失[１３];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非国有企业的工资主要由市场因素决定,国有企业在产权模糊和所有者缺位等因素的影响下,其工资水平还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干扰.因此,所有制分割决定了国有部门劳动力在教育㊁人力资本㊁经验以及技能回报率存在着溢价,这是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工资差距大的重要原因[１４].诚然,所有制为理解人力资本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错配提供了很好的思考方向,但值得关注的是,既然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偏低,国有企业用以支付工资溢价的利润从何而来?本文认为国有产权和政府权力的结合 行政垄断,是导致人力资本错配的重要原因,这主要是因为:(１)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天然缺陷导致国有企业经理人的目标更加多元化,创新效率较低;(２)尽管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较低,但行政垄断保证了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行业壁垒㊁信贷所有制歧视和政府补贴等渠道享有超额利润,这不仅挤出了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和利润,使得非国有部门的人力资本回报率较低,同时还导致国有企业可以利用超额利润来支付人力资本溢价,以确保其人力资本优势.为了证实以上推断,本文在分析行政垄断影响人力资本错配机制的基础上,对行政垄断与人力资本错配之间的关系及其内生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的相关数据构建了相关指标,从行政垄断视角剖析４４了中国人力资本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错配的成因;第二,H e i s h和K l e n o w的错配测算框架中以美国的要素生产弹性为唯一标准[４],忽略了各个国家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本文采用L e v i n s o h nＧP e t r i n(简称L P)半参数估计方法对中国１６４个三位数工业行业的生产弹性分别进行估算②,在此基础上计算人力资本在所有制间的错配程度,尽可能避免了行业特性差异对测算结果带来的影响.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理论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了本文的实证模型㊁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第四部分进行实证检验;第五部分是结论及建议.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当市场处于完全竞争时,企业最优产出条件要求各要素的边际产出与边际成本相一致.但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市场分割㊁政策扭曲等多种因素下,要素的边际产出和边际成本往往表现出不一致,从而产生要素错配.本文认为,行政垄断是引起中国的人力资本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出现错配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在:人力资本错配的第一个表现是国有企业面临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的双重损失,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较低.国有企业从其产生之初便面临着产权界定不清㊁所有者缺位㊁软预算约束以及政策性负担等问题,这使得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面临严重的代理成本,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绩效较差[１５].改制虽然部分缓解了生产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矛盾,却无法实现创新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匹配,从而导致国有企业面临着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的双重损失,且创新效率损失较大.这种固有缺陷使得国有企业经理人行为短视化现象较为严重,价值目标更加多元化,其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增加控制权收益㊁在职消费和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中,而对一般经营和创新活动的兴趣较小[１６].与之相对应的是,非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利润约束则更强(更多受市场因素影响),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也较高.因此,与非国有企业相比较,国有企业面临着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损失,与之相关的人力资本边际产出也较小.人力资本错配的第二个表现是国有企业内部出现 租金分享 ,形成人力资本优势.这便不得不考虑中国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独特的生存环境 行政垄断.单纯的垄断(自然垄断)是建立在市场竞争机制下,由技术进步㊁规模效应等导致.虽然垄断部门享有超额利润,但也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因而人力资本错配有限.而我国的垄断行业主要是国有企业与政府行为相结合的产物,表现出强烈的行政垄断特征[１７],这主要源于中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工业企业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和技术都是与当时中国经济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相违背的,这类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下缺乏自生能力,只能通过人为压低利率㊁原材料价格等以降低重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通过设置行业壁垒确保其垄断地位提高产品价格[１８]:一方面,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下,行政垄断领域内的企业从产业分布来看主要分布于生产周期长㊁投资风险高的行业或者能源㊁资本和技术较为密集的行业,这些行业通常与中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相违背,其配套设施㊁人力资本等方面往往都不足以支撑其进行大规模技术创新,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或升级的难度本身较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了以市场为主导的产品定价机制,行政垄断企业在市场中无法盈性的问题由隐性转为显性,即战略性负担[１９],政府为补偿战略性负担所造成的损失给予了相关企业多种形式的隐性保护和补贴,但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企业实际所得的超额利润与承担的战略性负担无法匹配,在 所有者缺位 等因素的影响下,企业内部出现 租金分享 [２０],最终形成人力资本错配.综上所述,所有制仅仅可以解释人力资本边际产出较低,却无法解释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本优势及其溢价,而离开了所有制,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所导致的自然垄断对人力资本错配的影响也很有限,事实上,国有企业与政府权力相结合产生的行政垄断可能是人力资本错配的根本原因:(１)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天然缺陷导致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较低;(２)凭借行政垄断特权,我国国有企业获得了非国有企业所无法匹配的特殊竞争优势,使其可以在创新效率较低和经济效益较差的情况下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进一步,在产权模糊和所有者缺位等条件下转化为 高工资㊁高福利 ,吸引人力资本进入,结果导致人力资本错配.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５４假设１:行政垄断对人力资本错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具有行政垄断特征,能够凭借其行政垄断特权获取超额利润,主要获取的手段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行业壁垒.作为政府战略的具体执行者,国有企业从其诞生之初便与地方政府来往密切,关系错综复杂.改制以来,尽管国有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时至今日,国有企业的生产决策仍然受到地方政府或多或少压力的影响.地方政府出于就业㊁税收和其他非经济目标的考虑也往往通过行政命令方式设置行业壁垒,限制其他企业进入相应的行业和领域,进一步维持其垄断地位和超额利润[２１].二是信贷竞争优势.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仍然是以银行业为主导,银行的信贷构成了当前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然而,由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中国的信贷市场仍然是政府㊁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共同主导的信贷市场结构.在这种环境下,信贷市场存在着 所有制歧视 ,即国有企业虽然生产效率低,绩效较差,但仍然可以获得低于市场价格的廉价信贷资源,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则面临着融资约束.新近的研究文献对于信贷所有制歧视重新进行了解释:白俊和连立帅认为我国的信贷市场并不存在人为的干预和影响,现阶段我国信贷资源的配置主要受企业规模㊁盈利状况等因素决定,当前信贷资源对于国有企业的偏好仍然是由银行信贷自身的属性和市场因素决定[２２].景麟德等也认为,银行对于国有企业的信贷偏好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具有信息优势,即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具有更低的风险偏好,市场的信息也更加真实,这导致国有企业在银行信贷决策中具有预期损失更低㊁交易成本更节约㊁隐形合约收益更大等特点[２３].但本文认为,国有企业的自身禀赋优势正是由于其国有身份所决定,并进一步转化成为信贷资源竞争优势.不仅如此,这种优势不仅使得国有企业的资本规模可以无限制扩大,还在边际技术替代率为０和人力资本溢价的条件下导致人力资本规模同步提高,从而强化了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本优势③.三是政府补贴.地方官员在过去的经济增长中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具有 晋升锦标赛 特征.在 锦标赛 模式下,相较研发补贴这种总量小㊁时效性差的补贴方式,地方官员更偏好向大型国有企业提供税收和出口补贴[２４].在政府补贴的保护下,相对于中小企业,国有企业的信贷风险更小,金融机构也倾向于向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服务,这同样确保了国有企业的超额利润,进一步加剧了人力资本错配程度.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假设２:行政垄断通过行业壁垒㊁政府补贴和信贷偏好三个方面提高了人力资本错配程度.三㊁研究设计㊁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一)模型建立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行政垄断对人力资本错配的影响作用和影响机制,回归方程如式(１)和式(２)所示:T F P l o s_H s t＝α０＋α１s t a t e s t＋α２m o n s t＋α３n X n,s t＋εs＋λt(１)式(１)中,s表示第s个行业,t表示第t年,T F P l o s_H表示所有制间的人力资本错配程度,s t a t e 表示国有成分比重,m o n表示是否属于行政垄断行业(是＝１),X n为第n个控制变量,ε和λ分别为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若α２＞０,且达到统计意义上显著,则假设１得证.T F P l o s_H s t＝β０＋β１n s p r o n,s t∗m o n s t＋β２n s p r o n,s t＋β３m o n s t＋α３n X n,s t＋εs＋λt(２)式(２)中,s p r o n表示行政垄断行业的第n个超额利润来源,包括行业壁垒㊁政府补贴和信贷偏好三个方面,若β１n＞０,且达到统计意义上显著,则假设２得证.(二)变量选取本文回归中所涉及变量主要有:１．人力资本错配程度(T F P l o s_H).本文在B r a n d t等的研究基础上[２５],测算中国１６４个三位数行业内所有制间的人力资本错配程度.首先,将企业生产函数拓展为:Y s i j＝T F P s i j Kαs s i j Lβs s i j Hγs s i j.其中, s表示第s个行业,i表示第i个部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j表示第j个企业,Y s i j㊁T F P s i j和K s i j分别表示企业的真实产出㊁全要素生产率㊁资本存量(利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衡量).L s i j和H s i j分６４别表示无技能劳动力规模(利用年平均职工人数衡量)和人力资本,衡量了企业的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αs㊁βs和γs为对应要素的生产弹性;其次,采用L P方法估算各行业的生产弹性αs㊁βs和γs④,以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变量,以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作为自由变量,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作为资本变量,中间品投入作为代理变量进行估算;再次,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τh s i j＝γs Y n o r s i jw h H s i jɖγs Y n o r s i jH s i j,其中,τh s i j表示人力资本价格扭曲程度,Y n o r s i j表示企业名义产出,w h表示人力资本价格;最后,与H e i s h和K l e n o w以及B r a n d t等的做法一致[４][２５],将人力资本错配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当存在人力资本价格扭曲τh s i j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为T F P s;当不存在要素错配的情况时(τh s i j＝１),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达到最优T F P∗s,则各行业内所有制间的人力资本错配可表达为:T F P l o s s＝T F P∗s/T F P s－１⑤.２．人力资本存量(h i j).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并没有完整地提供有关企业人力资本的信息(仅有２００４年数据具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关信息).本文借鉴M a b e e提出的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用劳动者所获得的实际工资除以基本工资表示该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２６].具体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２００４年度数据估算工业行业的M i n c e r工资方程,为尽可能避免由于行业㊁地区等经济环境的异质性对基本工资和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方程中对行业和地区特征进行了控制.参照巫强和葛玉好对工资方程的设定方法[２７],建立如下工资方程⑥:A v e_w a g e s i j＝α０＋α１e d u s i j＋βn X n,s i j＋γn X n,s i j∗e d u s i j＋λj＋εi j(３)式(３)中,s表示第s个省市,i表示第i个企业,j表示第j个行业,α为截距项,可认为是企业的最低工资保障,A v e_w a g e表示企业平均工资,e d u表示企业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⑦,X n,s i j为控制变量⑧,λj为行业固定效应,ε表示残差项.另外,考虑到控制变量也可能会影响到教育收益率,因此,本文在工资方程中引入了企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控制变量的交互项.则企业基本工资为:B a s i c_ w a g e＝α０＋βn X n,s i j＋λj＋εi j.据此可计算企业的人力资本存量:h i j＝A v e_w a g e i j/B a s i c_w a g e i j.３．行政垄断(m o n).目前,关于行政垄断的衡量方法中使用率较高的主要包括国有经济比重衡量法和指标体系法[２８][２９].由于国有经济比重衡量法过于单一,无法反映政府行为和市场环境的影响,而指标体系的量化结果易受到指标选取的主观性影响,鉴于此,本文借鉴聂海峰和岳希明㊁陈林对行政垄断的量化方法[３０][３１],在行政垄断企业主要分布在控制国有经济命脉的基本前提下,将行政垄断视为一个只具有 是 和 否 两个状态的取值空间.最终选取了３５个行政垄断行业,用m o n表示,当m o n＝１时为行政垄断行业,反之为非行政垄断行业.４．行业壁垒(h h i).行业壁垒是地方政府为了避免辖区企业受到外来企业竞争影响所采取的一种干预措施,往往通过对外地竞争性企业征收高昂的税收㊁设置行政性壁垒等对本地企业进行保护,本质上是由于辖区内企业效率低下,在市场竞争环境中不具有自生能力.本文以赫芬达尔指数HH I 衡量行业的竞争程度或进入壁垒,该指数越高表明行业竞争程度越低,进入壁垒越大:HH I i j t＝ðM j t i＝１(i n c o m e i j t/ðM j t i j t i n c o m e i j t)２(４)式(４)中,j表示第j个行业,t表示第t年,i代表第i个企业,M表示行业内企业个数,i n c o m e为产品销售收入,i n c o m e i j t/ðM j t i j t i n c o m e i j t表示第t年第j个行业的第i个企业的市场份额占有率.５．信贷偏好(f i n).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信贷资源向国有部门的倾斜和利率歧视是导致人力资本错配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采用行业利息费用支出占总负债的比重衡量该行业企业信贷利率水平,利用负债占增加值的比重衡量该行业企业的信贷资源获取水平,并采用信贷资源获取水平与信贷利率水平的比值来衡量金融机构信贷服务对该行业企业的偏好程度.６．政府补贴(g o v).刘瑞明和石磊认为,政府补贴在保护低生产效率企业的同时,挤占了生产效率相对较高的中小企业的资源,降低了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１５].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各企业的财政补贴加总,得到各行业的财政补贴总额,以补贴收入占行业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该行业对补贴收入的依赖程度.该指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得到.７４７．控制变量.包括行业资产收益率(行业利润除以行业资产规模,r o a)㊁行业规模(行业总资产规模的对数,s c a l e)和行业企业平均年龄(行业内企业的平均年龄,a g e).上述指标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得到.(三)数据来源和处理本文使用的是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⑨.该数据库由国家统计局提供,包括全部国有企业和主营业务收入大于５００万元的民营工业企业,覆盖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本文测算用到的指标包括工业总产值㊁工业增加产值㊁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㊁年度应付工资总额㊁年平均职工人数㊁注册类型㊁行业编码㊁县市编码等.在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人力资本测算前,需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１)为消除２００３年国家统计局对四位数行业代码调整所产生的影响,对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行业代码进行调整,并选取三位数行业代码对各年企业样本进行分类和匹配;(２)以１９９１年为基期,利用C P I对企业年度应付工资总额进行平减,利用原材料㊁燃料㊁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对中间品投入进行平减,利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进行平减;(３)参照C a i和L i u的处理方法[３２],剔除样本中的异常值:删除工业总产值㊁工业增加值㊁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㊁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㊁流动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㊁全年营业收入㊁主营业务收入㊁资产总计为负的样本;删除年平均从业人员人数８以下的样本;删除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小于资产总计㊁流动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小于资产总计㊁全年营业收入小于主营业务收入的样本;(４)剔除企业T F P前后０．５％企业,最终保留约１７４万个样本,涉及约５６万个企业,１６４个行业,并根据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将其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表１为各变量的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行政垄断行业在人力资本存量㊁人力资本错配程度㊁行业壁垒㊁信贷偏好㊁政府补贴㊁行业规模㊁行业企业平均年龄方面都要高于非行政垄断行业,尤其是政府补贴和信贷偏好,要远高于非行政垄断行业,但行政垄断行业的资产收益率却与非行政垄断行业存在较大差距,这同样反映出我国社会生产资源存在着较严重的错配问题.㊀表１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变量样本符号样本量总样本均值方差行政垄断行业均值方差非行政垄断行业均值方差人力资本存量(万)h i j１７４１．２４４０．８３１１．３５３１．０２２１．２２２０．７８８人力资本错配T F P l o s_H１４７６０．３２１０．０４１０．３７００．０９１０．３３２０．０５２行政垄断m o n１４７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１３０．１６８行业壁垒h h i１４７６０．０２４０．００２０．０２５０．００１０．０２４０．００２信贷偏好f i n１４７６１１５６８０１２０８３１１８４１３５１３４２９政府补贴g o v１４７６０．００９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０．００２０．０１３０．００１行业资产收益率r o a１４７６０．１５２０．００７０．１１４０．００７０．１４４０．００７行业规模s c a l e１４７６１５．２４３２．１４１１６．５０２１．７７７１５．５１２２．３２９行业企业平均年龄a g e１４７６１１．０５８１９．０７９１４．１２５３６．３２３１１．７１３２４．３１７四、回归结果分析(一)人力资本错配程度测算结果本文首先计算了人力资本(所有制)错配,表２为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各年度要素错配的计算结果(行业均值).通过计算结果可以发现,如果各生产要素在国有企业㊁非国有企业间实现有效配置,行业T F P将在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７年分别提升１００．１４％和７４．３７％;如果仅仅人力资本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实现有效配置,行业T F P将在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７年分别提升３６．６７％和２９．５１％,说明与物质资本错配(T F P l o s_K)和劳动力错配(T F P l o s_L)相比较,人力资本错配的程度更为严重.从时间趋势来看,１９９８年以来,总体资源错配和各生产要素错配程度逐年下降(与１９９８年相比较,２００７年总体资源错配程度下降了３４．６５％,物质资本㊁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错配分别下降了１３．８８％㊁３５．９２％和２４．２６％).８４。
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3年度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通知
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3年度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通知
文章属性
•【制定机关】陕西省教育厅
•【公布日期】2013.05.22
•【字号】陕教技[2013]10号
•【施行日期】2013.05.22
•【效力等级】地方规范性文件
•【时效性】现行有效
•【主题分类】教育综合规定
正文
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3年度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的通知
（陕教技〔2013〕10号）
各高等学校：
2013年度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评奖工作业已完成。
按照省教育厅《陕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励办法》，经过各高校推荐、专家认真评选、面向社会公示和评审委员会审核通过，共有396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64项、二等奖128项、三等奖203项、成果普及奖1项。
现将2013年度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获奖名单（详见附件）予以公布。
省教育厅将给获奖项目主要完成人颁发证书和奖金，奖金发放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2013年度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获奖名单
陕西省教育厅
2013年5月22日附件
2013年度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获奖名单。
试析国企双重职能与深化国企改革
．
（ 任 编 辑 ：夏 明芳 ） 责
５８．
能 ，是 我们 进 一步推 进 国有企 业 深化 改革必 须解 决
的一个 问题 。
一
生存 和发 展 ，更好 地 实现 其社 会功 能 。特别 是对 于
一
些 处 于竞 争性领 域 的 国有企 业来 说 ，更需 要一 定
通上 ，四纵 四横 路 网已经 构 成 ，并 与省 会 槐 安路 、
裕 华路 等道 路实 现 了对 接 ，正在 建设 的工 业大街 南 延 及槐 安路 、扬 子路 东延 工程将 开发 区与 化工 园 区
连为 一 体 ，拉 开 了发 展新 框 架 ，铁 路用 线 、供水 、 供 电 、供气 、污 水处 理等 ‘ 通一 平”配 套设 施 已 八 覆盖 １平方 公 里 。２０ 年 ，该 开发 区筹 集资 金 １ ２ ０９ 亿
兼顾 经济 目标 和社 会 目标 。一方 面 ，市场 的缺 陷使
定》 ，更是提出了 ‘ 分离企业办社会 的职能 ，切实
２ １ｉ １月 ０ １－ ｆ 第 ４ ６期 ８ 第 ０ 期 １
经 济 论 坛
Ｅｃ ｎ ｍ ｉ Ｆ ｒ ｍ ｏｏ ｃ ｏｕ
Ｊ ｎ ０１ ａ ．２ １
Ｇｅ ． ８ Ｎ ． ｎ ４ ６ ｏ ０１
试析 国企双重职能与深化 国企改革
文／ 丹 蒙
【 摘 要 】 深化 国企改革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 国有企业的职能和 目 。理论 和 实践都证 明了国有企业是兼 标
昂 的社会 成本 对企 业 的经 营发 展产 生 了严重 的阻 碍 作 用 。 同 时 ， 由于 企业 不 以 经 济 利 益 为 其 主要 目 标 ，不 了解市 场需 要 ，不关 心盈 亏状 况 ，从 厂长 到
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提升策略
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提升策略我国市场化进程推进加快，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承担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和责任，面临着外部环境和内部体制的双重挑战。
因此，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提升的策略。
一、创新发展对国有企业而言，创新是推动经济效益提升的重要因素。
在如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里，企业需要通过技术革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形式开展创新活动，才能不断引领市场，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由于国有企业体制分层架构多、决策效率低、管理模式僵化，因此创新发展是必要的。
为了实现创新，必须在企业内部创新体系建设，拥有新技术、新产品和服务的研发团队，推动创新观念的普及。
同时，多与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结合科技成果实现创意转化，使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更具竞争力。
二、内部改革内部改革是国有企业提升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这包括政策和机制改革，以及内部管理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改革应立足于整个企业敏感、灵活的服务性价比等方面，发扬企业独特的技术市场和人才优势，优化企业的运营流程，提升运行效率以及吸纳社会资源等。
改革的目标是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创造市场优势和发展动力。
在改革过程中，企业需要理清内部结构，优化企业内部流程，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效率。
三、加强员工培养对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员工的培训与能力提升同样重要。
员工培训的重点应放在技术能力、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等方面。
企业需要制定完善的职业发展规划，完善培训体系，加强组织管理，建立完善的考核制度，引导员工在企业内部晋升和发展，激励员工为实现企业目标不断刻苦努力。
只有企业的员工具备先进的专业知识和核心能力，才能为企业的发展和经济效益提升提供有力的支持。
四、优化资源配置企业要想提高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首先，要实现“资本充裕，投资高效”的目标，通过CBR（成本收益比）分析来判断投资回报和风险，科学合理地调整资金的使用；其次，布局上要精准，适时投入更有解决力的领域，做出更有针对性的决策；然后，要优化资源和资产的配置，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门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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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3刘瑞明 石 磊 内容提要: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应该包含两种:一是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率损失,二是由这种效率损失进一步带来的其他效率损失。
传统观点强调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率损失而忽略了第二种效率损失。
本文针对国有企业的生存困境,提出国有企业的“增长拖累”这一概念,重新认识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
所发展的观点是,国有企业不仅本身存在效率损失,而且由于软预算约束的存在,拖累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进度,从而对整个经济体构成“增长拖累”。
利用中国1985—2004年29个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本文验证了这一思想。
因此,就效率层面而言,推进国企改革是一条必然之路。
关键词:国有企业效率 生存困境 政府保护 软预算约束 增长拖累3 刘瑞明、石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200433,电子信箱:lrm jj @ 。
作者感谢高帆、寇宗来、马小勇、孙圣民、王贤彬和汤向俊等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本文的早期版本也曾在北京大学第六届经济发展研讨会和复旦大学博士生论坛汇报过,与会学者龚强、范子英、詹宇波、李剑、肖弋舟、易声宇、陈斌开、张三峰、许政等都提供了详细的修改建议,在此一并感谢。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一、导 言在国有企业改革30年后的今天来重新评述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已不再是什么新颖的题目。
而且,人们似乎已经找到了国有企业效率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这应归功于30年中不断探索的理论工作者们。
但是,当我们重新梳理国有企业效率的文献时,一个令人遗憾的发现是,迄今的国有企业效率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对经济增长的拖累,而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率上。
对国有企业本身效率的关注无可非议,但是忽略这种效率低下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使人们不能进一步深入理解无效率的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危害,也无法说明为什么国有企业必须改革。
本文意图针对国有企业的生存困境(Survive predicament ),提出国有企业的“增长拖累”(Economic growth cumbrance )这一概念,重新认识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
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回答近年来争论不断的“国退民进”还是“民退国进”的问题。
虽然对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多有争议,但是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实证文献证实了这一点(林青松、李实,1996;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1995;姚洋,1998;姚洋、章奇,2001;刘小玄,2000;等)。
相当一部分的国有企业处在亏损状态,即使有少数盈利的国有企业,也是由于其特殊的垄断地位。
总体的情景是,国有企业处在生存困境之中,不仅自身效率低下,而且需要通过政府的保护和救助才能存活。
在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当中,一个企业的存亡取决于其是否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将迫使企业不断创新以维持生存并获取利润。
而国有企业却可以依赖另外两条途径(林毅夫、李志 ,2004):一是依靠政府补贴来救助亏损的国有企业,这也就是科尔奈(K ornai ,1986)提出的软预算约束(S oft Budget C onstraint ,S BC )现象;二是维护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限制市场进入以获取垄断利润。
林毅夫、李志 (2004)进一步指出,从一种更广义的概念来讲,维护国企的垄断地位实际也是一种补贴,是以损失社会效率为代价向国有企业提供的一种隐性补贴。
这种补贴的形式大体有三类(樊纲,2000):一是财政支出的企业亏损补贴;二721是国有企业向银行借钱形成的“坏账”,由于这些坏账的最终买单者是政府或全体人民,所以最终导致“准财政赤字”;三是直接融资情况下发生的“坏股”。
这些由非国有部门向国有部门的转移支付构成了事实上的“额外综合赋税”。
依据如上认识,在本文中,我们将这两种途径通称为软预算约束,它是亏损的国有企业能够存活的重要支撑。
这种软预算约束至少存在如下几种弊端:第一,软预算约束使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受到保护,损害市场竞争。
第二,软预算约束诱发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一旦预期到软预算约束,国有企业就会选择一个低的努力水平,效率低下,带来效率损失。
第三,软预算约束资金来自于政府的转移支付,而在国有企业普遍亏损的情况下,转移支付只能来自税收中民营企业的纳税部分,这使得民营企业的积累不足并可能挤出政府公共服务,从而影响其发展。
以上三点构成了国有企业效率损失的主要途径。
本文的写作思路正是沿着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和软预算约束的角度展开。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指出软预算约束下的国有企业不仅自身效率低下,而且构成了对民营企业的拖累,从而拖累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这是传统观点所忽视的。
二、文献综述由于本文关注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率以及软预算约束带来的进一步的效率损失,所以本文的文献综述围绕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生存困境与软预算约束的成因和后果展开。
(一)国有企业的效率与生存困境关于国有企业的效率,大量的文献对其进行了研究。
这些文献所取得的一个共同认识是,相对于其他所有制企业而言,国有企业效率十分低下,往往是各种所有制中表现最差的。
改制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绩效。
从所有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角度出发,刘小玄(2000,2003)两次利用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数据比较发现,在不同的所有制结构中,私营个体企业的效率最高,三资企业其次,股份和集体企业再次,国有企业效率最低。
并且,国有产权结构变量对于产业绩效具有明显的负效应,国有企业通常是与垄断、缺乏竞争的市场结构密切相关,而可竞争的市场结构与非国有产权或民营产权结构密切相关。
夏立军、方轶强(2005)、Xu&Wang(1999)、Sun&T ong(2003)、姚洋(1998)、姚洋、章奇(2001)的研究也表明,国家股或国有股确实对公司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比较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中,也得到了基本一致的认识。
林青松、李实(1996)、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1995)的实证研究都发现,在多种产权形式的企业中,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最低。
考察国有企业效率的另外一个重要视角是代理成本,实证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高昂,是众多所有制中最高的(平新乔等,2003;李寿喜,2007)。
就为什么国有企业会效率低下而言,国内理论界存在三种重要认识。
第一种认识被称为“产权论”,认为国有企业低效根源于国家所有制下引发的一系列委托代理问题和效率损失(张维迎, 1999);第二种认识认为在国家赶超战略实施中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政策性负担,从而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和软预算约束,导致效率低下(林毅夫等,1997)。
第三种认识从国家和国有企业的隐性契约出发,认为国家不能做到退出该合约关系,从而无法约束国有企业,导致国企选择低效率并迫使国家无法放弃低效的国有企业(张军,1994)。
这三种理论是互补的,都为理解国有企业低效提供了重要思路,而且,从政策含义上讲,它们导出的基本政策指向是一致的,都是改革国有企业,提高经济绩效,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
从实施结果看,这也得到了实证文献的支持,一些文献考察了企业改制前后效率的对比,基本的结论是企业的改制大大提高了企业效率和盈利能力、降低了代理成本和管理费用,而且在获得这些收益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大规模的失业问题和社会成本。
总体来说,中国的民营化是富有成效的(白重恩等,2006;郝大明,2006;胡一帆等,2006)。
(二)软预算约束的成因与后果821当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一旦发生亏损或面临破产时,国有企业的经理会预期得到国家财政支持,而国家或政府常常通过追加投资、减税、提供补贴等方式,以保证其生存下去。
这就是通常所指的软预算约束现象。
软预算约束的提出者科尔奈(K ornai,1986)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类比为一种父子关系,他将软预算约束划分为程度不同的5个等级,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父爱主义”(Paternalism)是预算约束软化的重要原因。
Dewatripont&Maskin(1995)阐述了这样一个逻辑:在非对称信息下,由于企业拥有项目是否赢利的信息,而银行只能在投资一期后获知此信息,在企业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时,企业和银行的利益不一致性便会导致出现企业的逆向选择,当银行在一期后发现项目的赢利性时,沉淀成本已经形成。
在存在沉淀成本的条件下,银行继续投资的边际收益大于废弃该项目的边际成本,当银行被迫向坏项目继续投资时,软预算约束便产生了。
简言之,预算约束软化是时间动态非一致性下银企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博弈结果。
林毅夫及其合作者(1999,2004a,2004b)提出了政策性负担假说。
他们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经济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承担着大量的战略性和社会性政策负担,与那些没有负担的企业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不具有自生能力。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策性负担和政策性亏损有可能加重企业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问题,导致更多的企业亏损和补贴,而这构成了软预算约束的源泉。
Shleifer&Vishny (1994)分析了政治家控制下的软预算约束,认为政治家为获得政治资本希望增加就业水平,而作为对企业雇用过剩员工的补偿,财政补贴就会产生,从而产生软预算约束。
钱颖一、罗兰(Qian and R oland,1998)从经济联邦角度,分析了财政分权和货币集权对软预算约束的形成和硬化的影响。
他们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财政分权和货币集权有助于预算约束的硬化。
注重于考察官僚体制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白重恩、王一江(1998)在一个官僚控制和监督的框架下分析了软预算约束的产生,认为资本所有权的集中化,以政府官员代理人监督资本投向的问题是软预算约束的重要原因。
软预算约束带来了大量的效率损失。
其诱发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导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创新不足,还使得短缺经济持续进行(钱颖一,1994;林毅夫、李志 ,2004;柳建华, 2006)。
除此之外,软预算约束还是过高的银行呆坏账、风险资产组合和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黄海洲、许成钢,1999)。
虽然随着改革的进展,软预算约束的症结不断得到遏制,但正如郑江淮(2001)指出的那样,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体制根源没有改变,国有银行既没有更大的动力监督国有企业贷款使用,也没有能力阻止国有企业不良贷款继续攀升和停止增加对国有企业贷款。
软预算约束依然是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大顽疾。
三、模 型本文的建模思路受到企业救助模型的启发,①但本文对企业救助模型作了如下拓展:第一,我们考虑的经济是一个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政府的三部门模型,这更接近于现实状况;第二,模型中,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被赋予不同的效率参数,从而可以观察到效率参数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运行;第三,我们特别强调政府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模型中政府不仅可以向企业强制性征税,而且可以将税收配置在自身消费、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三种用途上,通过将政府公共服务包含在企业生产函数中,我们将这三个参数与经济效率联系起来,来观测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