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囚徒困境案例

第四卷囚徒困境案例“囚徒困境”案例说的是两个囚犯的故事。

这两个囚徒一起做坏事，结果被警察发现抓了起来，分别关在两个独立的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进行审讯。

在这种情形下，两个囚犯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或者供出他的同伙(即与警察合作，从而背叛他的同伙)，或者保持沉默(也就是与他的同伙合作，而不是与警察合作)。

这两个囚犯都知道，如果他俩都能保持沉默的话，就都会被释放，因为只要他们拒不承认，警方无法给他们定罪。

但警方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就给了这两个囚犯一点儿刺激：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背叛，即告发他的同伙，那么他就可以被无罪释放，同时还可以得到一笔奖金。

而他的同伙就会被按照最重的罪来判决，并且为了加重惩罚，还要对他施以罚款，作为对告发者的奖赏。

当然，如果这两个囚犯互相背叛的话，两个人都会被按照最重的罪来判决，谁也不会得到奖赏。

1在博弈论中有一个经典的广泛流传的案例--囚徒困境案例，这个博弈案例非常耐人寻味。

“囚徒困境”案例说的是两个囚犯的故事。

这两个囚徒一起做坏事，结果被警察发现抓了起来，分别关在两个独立的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进行审讯。

在这种情形下，两个囚犯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或者供出他的同伙(即与警察合作，从而背叛他的同伙)，或者保持沉默(也就是与他的同伙合作，而不是与警察合作)。

这两个囚犯都知道，如果他俩都能保持沉默的话，就都会被释放，因为只要他们拒不承认，警方无法给他们定罪。

但警方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就给了这两个囚犯一点儿刺激：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背叛，即告发他的同伙，那么他就可以被无罪释放，同时还可以得到一笔奖金。

而他的同伙就会被按照最重的罪来判决，并且为了加重惩罚，还要对他施以罚款，作为对告发者的奖赏。

当然，如果这两个囚犯互相背叛的话，两个人都会被按照最重的罪来判决，谁也不会得到奖赏。

那么，这两个囚犯该怎么办呢？是选择互相合作还是互相背叛？从表面上看，他们应该互相合作，保持沉默，因为这样他们俩都能得到最好的结果：自由。

但他们不得不仔细考虑对方可能采取什么选择。

现在有两个囚犯，他们分别是A和B,囚犯A不是个傻子，他马上意识到，他根本无法相信他的同伙B不会向警方提供对他不利的证据，然后带着一笔丰厚的奖赏出狱而去，让他独自坐牢。

这种想法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但囚犯B也意识到，他的同伙A也不是傻子，也会这样来设想他。

所以两个囚犯的结论是，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背叛同伙，把一切都告诉警方，因为如果他的同伙笨得只会保持沉默，那么他就会是那个带奖出狱的幸运者了。

而如果他的同伙也根据这个逻辑向警方交代了，那么，囚犯A反正也得服刑，起码他不必在这之上再被罚款。

所以其结果就是，这两个囚犯按照不顾一切的逻辑得到了最糟糕的报应：坐牢。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像囚徒困境这样的事情，这时，面对两难的处境，该如何做出选择，这就要求我们很好的掌握并运用博弈知识，目的是突破囚徒困境。

2这是一个“开源”与“节流”的囚徒困境案例。

在经济危机之下，人们一方面不得不节制各种不必要的消费支出项目，而另一方面则希冀于能尽早“开源”，重返那个追求更好、更多的产品服务以及不再拘泥于经济收入的那份自由气息的美好时代。

但是，往往是那些越美好的愿景背后越会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悖论。

也正是这种超脱于经济自由的氛围，会孕育出那些更多始料未及的创新理念，以服务于不断增长的人类潜在需求。

有意思的是，这种经济自由的氛围还必须有赖于人们在市场上持续的经济预期以及保持旺盛的消费需求，而以上这些前提在节流意识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该从何谈起呢？不走出“节流”的狭隘意识，就不可能会有“开源”的日子；但实体经济中显现不出实质性的“开源”迹象，也不可能会有让人主动放弃“节流”的束缚。

这便是个人理性在宏观经济危机中所折射出的“囚徒困境”。

在传统的两人“囚徒困境”中，人们可以通过一个信息交流的有效磋商机制来走出这一传统困境。

但是，要在宏观层面上达成多人的磋商机制，不仅非常昂贵，而且由于廉价的个人“搭便车行为”更使这种昂贵的磋商机制形同虚设。

当然，并不是没有走出这一宏观困局的任何机会。

最有名的思路是由凯恩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所提出的“赤字财政政策”：既然造成经济危机之困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个人有效需求不足与由此所积累下来的社会产能过剩矛盾，那个人理性决策的社会性经济危机似乎就是这一困局的纳什均衡解。

要想打破这一长期稳定的均衡之困，就必须由政府出面，不断加大对社会的财政支出，甚至不惜以政府赤字的巨大风险也在所不辞。

一向谨慎稳重的英国人，此时不担心这些巨额财政支出的投资去向，政府只要有敢于冒赤字风险的能力，就会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潭，而且赤字越红就可能越快走出危机。

但是，美国人并不信赖政府能够全知全能计算出所需的最佳财政投资规模，而且如何合理花费这笔钱，恰是那些美国人最为担心的一点。

如果把这笔从纳税人身上所缴纳的财政资金投向那些本来就不缺钱的大资本家手中，那无疑是拿那些没钱的穷人补贴那些有钱的主。

而把钱先集中在具有生产能力的人手中，走出经济危机，然后再通过其他渠道还富于民的逻辑，在人类历史上已有很多次不可实现性的教训。

而另一方面，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滞胀”之痛使得一整代美国人都苦不堪言。

他们因此反而更偏向于相信私人企业的重要性。

美国以公众企业为基础的强大股市支持这一市场力量的动员能力。

而且，美国人也认定那些毫无方向的财政投资不仅得不到回报，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同时，这些公共投资的高歌猛进很有可能会挤占出社会中大量的私人投资，大大减少本已稀少的投资活力。

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对半导体芯片行业的大规模投资失败案例。

当时的美国人都很担心会失去对半导体或芯片行业的绝对领先地位，尤其是会败给当时不可一世的日本人。

政府财政决定每年拿出1亿美元，发起成立一家名叫“半导体制造技术产业联盟”（Sematech）的研究机构，尝试以国内生产商的芯片来打开日本的市场。

结果呢？不仅没有达到当时市场领先地位的产业规模，而且有些公司在看到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Sematech）在做同样的事，就把原本投入到基础研究中的资金全部撤回了。

最后，那场领导20世纪末期的新经济革命，还得归功于一家名叫INTEL的美国私人公司在美国政府放松管制之后才脱颖而出。

实际上，这里隐含的逻辑则是连接“节流”和“开源”之间更好的途径，可能还在于微观上的私人企业在寻找新的市场机会中的创新能力。

尽管这些投资的本质并没有政府那样有事先的正义性，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使得这些出于私心的创新投资变得更加可靠、更加强大。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拉塞尔·罗伯特早已提醒美国民众和政府注意，美国之所以能保持第一流强国地位，根基就在于保持自由贸易的开放心态下所形成的压力和创新精神。

3囚徒困境案例在商业上无处不在，两家聪明的企业，在竞争中经常难免上演两败俱伤的“蠢事”。

价格战和广告战是典型的例子。

许多企业和对手争先恐后降价，并抱着钱往电视台、报社跑，广告“轰炸”得消费者找不着北，结果往往是双方打个平手，市场占有率毫无变化，两家企业双输，真正的赢家是消费者和各个媒体。

商业不相信誓言──蒙牛输在哪里，这个瞬间，值得玩味。

2005年12月28日晚7点，北京饭店，“2005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的直播现场。

很快，2005年第一位年度经济人物揭晓了。

伊利集团的新帅潘刚戴着眼镜，迈着儒雅的步子向领奖台走来。

此时，主持人介绍，“伊利把很多精彩留在了2005年，这一年，伊利的销售突破了100亿元，而且伊利成为了2008年奥运会乳制品业的惟一赞助商。

”这显然是个让潘刚很感兴趣的话题，潘刚满怀激情接着讲：“从现在开始，所有的运动员都要喝伊利牛奶。

牵手奥运是伊利一小步，但它是中国奶制品企业的一大步！”刹那间，摄影师把镜头对准了伊利的“冤家”——此时正作为嘉宾而坐在台下的蒙牛总裁牛根生，给了牛根生一个大大的面部特写，纤毫毕现。

于是，全国的观众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牛根生黝黑、粗犷的脸上，足足10多秒内毫无表情。

没有人知道，这位竞标北京奥运会乳制品赞助商的失意者，面对在台上慷慨陈词的对手，如何任凭内心江河倒灌，五味杂陈，脸上却波澜不兴，不露声色。

这背后，还有段刚发生的故事。

同在呼和浩特，伊利和蒙牛，历来都是冤家。

不是冤家不聚头，这次，他们又相遇了——他们都想借赞助奥运，提升品牌，打压对手。

其实，早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伊利雪糕就作为奥运特许产品，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体育营销。

但更富有戏剧性的是，那次伊利的功臣，如今都在蒙牛，一个是牛根生，另一个是蒙牛副总裁孙先红，孙在2005年借赞助“超级女声”，又为蒙牛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今，奥运会来到了北京，对两家来说，自然都是不容错过的机会。

2004年，蒙牛为每一位国家队运动员都配置了“牛奶套餐”，开始为竞标做热身运动。

2005年9月1日，蒙牛宣布，从当天起，北京市民每购买一袋蒙牛牛奶，蒙牛就捐赠一分钱，用于北京奥运会公益活动志愿者的选拔和培训。

而之前，蒙牛就曾给北京申奥捐款1000万元。

蒙牛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伊利也没有闲着。

2005年11月初，伊利出资3000万元支持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文化、体育事业建设，其中，500万元用于为参加北京奥运会和下届全运会的内蒙古籍运动员提供补贴、奖励。

伊利和蒙牛比着花钱，二者均欲罢不能，显然，他们正一步步陷入囚徒困境。

此时，无疑是蒙牛在声势上占据着上风。

2005年10月9日，对蒙牛和伊利来说，是个分水岭。

这天上午，呼和浩特市政府召开市长办公会议。

鉴于呼和浩特市几十万奶农通过奶协向政府反映，蒙牛与伊利在竞争成为奥运赞助商过程中，花钱太多，代价太大，将来不是变相增加农民负担，便是间接波及奶农生计；又鉴于乳品行业原料涨价、产品降价，已经进入微利时代——为此，市委市政府认为同城伙伴，不宜过分相争，建议两家一起退出北京奥运赞助商的申请活动。

在市政府的斡旋下，当天，牛根生与潘刚共同在《关于退出北京奥运合作伙伴申请活动的函》上签上了大名。

此函是写给北京奥组委的，核心内容为：根据呼和浩特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精神，蒙牛与伊利“思之再三，决定共同退出此次奥运合作伙伴申请活动”。

双方当面将此退出申请函发送给了奥组委，而且还发了两遍。

然而，蒙牛没想到，事情还是节外生枝了。

奥组委在收到两家的退出申请函之后，又收到了伊利再次申请成为赞助商的函件。

没有了竞争对手，伊利没有不赢的道理。

此时，我们终于可以多少揣摩出，电视上牛根生看着潘刚慷慨陈词时的万般感受。

蒙牛输在哪儿？就输在它违背了囚徒困境。

在竞标中，坚持下去，无论对伊利还是蒙牛，都是占优策略。

谁放弃，便会让对手捡大便宜，就像瘦贼拒绝向警局坦白，结果自己获罪5年，眼睁睁看着坦白的胖贼卸掉镣铐，扬长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