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说创作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创作特色赵树理在实现文艺大众化，创造“新鲜活泼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归纳其创作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民族精神的精心描绘。

文学作品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的生活题材有关系。

赵树理身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都描写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通农民的生活与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时代精神，这种题材本身就必然透露出中国历史的特点和民族特色。

不过，仅仅有了民族的生活题材，也还不能使作品成为真正民族的东西。

果戈理说得好：“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作家的创作要表现民族性格的特征。

赵树理写小二黑和小芹，写李有才和小顺、小保、小明、小福，写铁锁，以至于写二诸葛、三仙姑、老秦，福贵等等，都写了他们的心灵和我们这个民族的民族性的活生生的血肉联系。

即使是金旺兄弟、阎恒元一伙、李如珍等恶霸地主，也都打上了民族的印记。

这些人物理解事物的方式，对待生活的态度，评价社会的价值观念，他们所依循的伦理法则和道德规范，他们的全部言行，所有的作为，虽然表现了不同阶级的阶级特征，却又有其共同之处，即：既带有中国革命的那个阶段的特点，又都是纯粹的中华民族的，都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

当然，除了描绘这种民族精神，赵树理小说的民族风格也还借助了民俗细节的描写，其中包括中国农村风物习俗的描写。

(二)把“情节”和“性格”融为一体的小说体式。

我们说过，小说的成败主要系于是否创造出不朽的人物，而那万千的世事，尽管转眼即逝，虽新颖亦必归于陈腐，却仍是小说作家们不可忽视的一个要素。

鲁迅改变了中国传统小说以情节故事为主的素质，受外国小说影响，开始了以描写人物为主的现代潮流，诚然推动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进步。

但是，有些作家偏执一端，不注意情节故事，而终于不合乎中国人的文学欣赏的民族传统，难以获得众多的读者。

这所谓的民族传统，就是我们民族多年养成的欣赏习惯，特别是我们民族中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即：喜欢故事性强一些，情节引人入胜一些。

从理论上讲，这个问题应该能够妥善地解决。

就小说这种叙事性的文学样式而言，“故事”本来就是既简单而又最基本的一种因素。

举凡“故事”，又都少不了有那演绎成故事的“角色”。

由于“故事”中的“角色”通常是人，所以小说又不能不注重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了。

“故事”和“人物”，“情节”和“性格”，本来就不该绝对对立起来的。

在注重于人物性格的塑造的时候，本来是可以兼顾故事情节，而把小说写得故事性强、情节能够引人入胜的。

赵树理在这方面作了别开生面的有益尝试。

赵树理以为，“任何小说都要有故事”，所以，他写《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都注意在一些连贯的、不跳跃的情节中写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显得故事性很强。

比如《李有才板话》，圈绕着改选村政权和减租减息运动，阎家山的贫苦农民斗倒了阎恒元一伙。

赵树理写这个故事，有头有尾，一气相联。

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结果又怎样，小说都一一作了清楚的交代。

然而，这样注重故事情节，丝毫也不意味着赵树理的小说忽略人物形象的塑造。

还是拿《李有才板话》来说吧，赵树理的本领就在于，他在故事情节的进展中去刻画人物，又用一个一个的人物去表现故事情节的进展，以至于完成整个故事。

看上去，一个人物就构成一个小故事，赵树理也就用这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去写一个又一个的人物。

而这些小故事，又都是整个大故事中不可分割的各个组成部分。

这些人物，又共同表现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贫苦农民的斗争生活。

他就这样写出了把“情节”和“性格”、“故事”和“人物”融为一体的小说。

(三)作品结构的民族特色。

把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结合在一起，既注重于写人，又要顾及故事性强，这当然加大了结构小说的难度，要是再要求结构的民族特色，那就更不容易了。

赵树理小说的结构表明，他尽量照顾了群众的文学欣赏习惯，使当时的老百姓喜闻乐见了。

他攻克了这种小说结构艺术的难关。

总的说来，赵树理是继承了说书体即评书体小说单线发展的写法，绝少外国小说的“横断面”的结构形式，可又不因袭传统的章回体形式，而是在接受“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的形式的基础上，再加融会贯通，使小说的谋篇布局的结构艺术形成了鲜明而又新颖的民族特色。

这种小说结构艺术的民族特色，包含的东西相当丰富，可以写出相当规模的专论。

这里只简要地说明主要的几点。

一是单线结构。

为了使故事连贯到底，中国传统小说作家往往用贯穿于故事始终的某一事件作为情节发展的线索。

赵树理继承了这种手法。

比如，《小二黑结婚》不是用小二黑和小芹这两个人物来结构的，也不是用二诸葛和三仙姑这两个人物来结构的，而是用小二黑和小芹的恋爱结婚事件来结构作品的。

《李有才板话》似乎是用李有才这个人物来作绾结故事的线索，其实不然。

赵树理曾说：“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

”他显然不是为写李有才这个人物而写小说的。

他创造了李有才这个人物，用他的快板来褒贬这两种工作方法穿插着叙说各种事变，交代事变中各种人物的动向，实际上是在叙说阎家山贫苦农民在党领导下斗争阎恒元一伙的故事。

所以，结构《李有才板话》一条清清楚楚的线索，还是斗争阎恒元一伙的事件。

二是巧为安排，使单线结构不单调平板。

单线结构，线索清楚，并不等于单调平板。

赵树理继承“无巧不成书”的技法，在“巧”字上做文章，还利用保留故事中一些关节的传统手法，把故事情节尽量安排得变幻曲折，出人意料，像《小二黑结婚》，金旺兄弟策划开了斗争会，小二黑和小芹都不屈服，村长秉公给他们撑了腰，眼看这门亲事是合理合法的，却又碰巧让三仙姑许亲给搅了。

这就有了新的波折。

不料，这还不算完，金旺兄弟又跟着闹出来“拿双”的把戏，突然闯进大窑，捆了小二黑和小芹，押送到了区里。

这时，赵树理保留了关节，系上一个“扣子”，并没有接下去说小二黑和小芹送到区里后怎么样了，笔锋一转，却说起二诸葛的神课来了。

读小说的人明明急于知道小二黑和小芹的结果，赵树理却让你先跟着二诸葛一起着一下急，然后再看看二诸葛请区长“恩典恩典”出的洋相，看看三仙姑羞愧得出了一脸热汗的窘态，最后才知道到底怎么了。

这里，在起伏跌宕中散发出诱人的艺术魅力来了。

当然，这又不是故弄玄虚。

赵树理认为：“中国的传奇小说，有的是为了奇而奇，为了巧而巧，我不主张这个。

”他的小说里，“巧”固然是偶然性的东西，却又反映了生活的必然。

偶然和必然，是比较完美地统一在一起的。

三是起头就开门见山。

赵树理知道，“按农村人们听书的习惯，一开始便想知道什么人在做什么事”，他写小说，就常常采用开门见山的写法。

比如《李有才板话》的开头，单刀直入，上来就把李有才的身份、家庭、职业、经济状况以及脾气、秉性都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李家庄的变迁》劈面就写龙王庙里春喜和铁锁的一场官司。

《福贵》也开门见山介绍福贵这个人。

这样写，不让读者猜谜，一开始就能吸引他们急着往下读，自有好处。

四是“从头说起，接上去说”。

赵树理知道，农村读者的习惯“是要求故事连贯到底，中间不要跳得接不上气”。

他写小说，注意照顾这种习惯，使故事情节按着时间的顺序，矛盾的线索，徐徐展开，直到结局。

这里没有那种外国小说的大幅度的跳跃。

无论是短篇的《小二黑结婚》，还是中长篇的《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都使人感到浑然一体，毫无断裂的痕迹。

其中，当然也是赵树理的衔接功夫起了作用的。

五是结尾。

一般地说，我们这个民族，审美观念和道德观念常常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美就善，善就美。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总是人们的一种希望，人们读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总愿意看到光明代替了黑暗，正义战胜了邪恶，所以，长期都很欣赏那种大团圆的结局。

“五四”以后的小说，盛行一种悲剧的结局，那自有其功用和效益。

不过，赵树理在农村题材的小说里，像《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那样，不再让那种悲凉阴郁的气氛压抑在读者的心里，既是继承了大团圆结局的写法，又用以惊醒人们，感奋人们，推动人们去改造现实，改造世界，也是很有意义的。

赵树理小说的结构艺术还涉及一个安排叙述和描写的关系的问题。

赵树理说过：“我们通常所见的小说，是把叙述故事融化在描写情景中的，而中国评书式的小说则是把描写情景融化在叙述故事中的。

”他创作小说，基本上用的是后一种方法。

《李有才板话》中描写阎家山村落的古怪布局，描写李有才窑里的情景，“打虎”会上的气氛，“丈地”现场的把戏，都是这样处理的。

(四)刻画人物的突出特点。

周扬写于1946年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对赵树理小说刻画人物的民族文学的传统特点曾有精辟的说明，我们仍可引来借鉴。

他归纳的特点有三：“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总是将他的人物安置在一定斗争的环境中，放在这斗争中的一定地位上，这样来展开人物的性格和发展。

每个人物的心理变化都决定于他在斗争中所处的地位的变化，以及他与其他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他没有在静止的状态上消极地来描写他的人物。

”“其次一个特点就是：他总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表现他们的思想情绪。

关于人物，他很少做长篇大论的叙述，很少以作者身份出面来介绍他们，也没有作多少添枝加叶的描写。

他还每个人物以本来面目。

他写的人物没有‘衣服是工农兵，面貌却是小资产阶级’；他写农民就像农民。

动作是农民的动作，语言是农民的语言。

一切都是自然的，简单明了的，没有一点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地方。

而且，只消几个动作，几句语言，就将农民的真实的情绪的面貌勾画出来了。

”“最后，作者在处理人物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明确地表示了作者自己和他的人物的一定的关系。

他没有站在斗争之外，而是站在斗争之中，站在斗争的一方面，农民的方面，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他没有以旁观者的态度，或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观察与描写农民。

农民的主人公的地位不只表现在通常文学的意义上，而是代表了作品的整个精神，整个思想。

因为农民是主体，所以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的时候，都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

他没有写超出农民生活或想像之外的事体；没有写他们所不感兴趣的问题……他把每个人物或事件在群众中的反映及所引起的效果，当做他观察描写这个人物或事件的主要角度……这是他创作上的群众观点。

有了这个观点，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现实主义的方法才能真正结合超来。

”(五)工农大众语言的活用。

作为文学的第一个要素，语言，往往也是民族形式的第一个标志。

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小说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表现在他作品的艺术语言上的。

赵树理常说：“说话各人有各人的习惯，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外国人有外国人的习惯”。

他写小说，深知“群众的语言最丰富”，而“能不能多用群众的语言来写东西”，又是“普及工作中的一个比较关键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