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确运用批准逮捕权的思考

关于正确运用批准逮捕权的思考作者：周雪霏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08期摘要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权在刑事诉讼中占据重要地位。

正确运用批准逮捕权，可以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错误的批捕决定则会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

本文拟结合当前检察工作实际，在探讨检察机关运用批准逮捕权时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从把握逮捕条件和建立合理制度的角度进行思考，寻找正确运用批准逮捕权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逮捕权刑事诉讼批捕决定作者简介：周雪霏，华南师范大学法学学士，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书记员。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3-126-02批准逮捕权，是指检察机关审查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侦查部门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批准逮捕的权力。

批准逮捕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可以保护被害人的人权，有效地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发生社会危险性，可以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但是，批准逮捕措施的适用也存在着风险，错误的批准逮捕决定必然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这一公民最基本的权利。

由于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在运用批准逮捕权的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因此，笔者拟结合当前检察机关的审查批准逮捕工作实际，对如何正确、高效地行使批准逮捕权，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构想。

一、当前我国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部分司法人员对批准逮捕的条件把握不准，偏离了法律对逮捕措施规定的立法目的1．人为提高“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标准，将其等同于起诉标准刑诉法规定逮捕的条件之一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而起诉条件表述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这说明逮捕的条件与起诉的条件是有差别的，逮捕所要求的证据标准要低于起诉标准。

但是，司法实践中，往往把这两种标准等同起来，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主观方面看，由于当前对批捕工作质量考核的指标主要看捕后不诉率和捕后无罪率，这就导致司法人员在审查批捕工作中有所顾虑，担心自己批捕的案件达不到起诉标准而被起诉部门作不起诉处理或被法院判决无罪，豍从“求稳怕错”的思想出发，将批捕标准与起诉标准等同起来，对认为可能不能起诉的案件，轻易地作出了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第二，从客观上看，所谓的“有证据证明”法律没有详细、具体、可操作的规定，所以要做出明确判断是比较困难的。

因此，办案人员不愿冒错捕的风险，只要证据不是“确实、充分”，一般会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这造成一些刑事案件降格处理或流失，不利于打击犯罪。

2．人为降低对刑罚条件和逮捕必要性的审查，实践中表现为构罪即捕第一，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工作中，也很少考虑甚至根本不考虑嫌疑人实际上可能判处的刑罚以及逮捕的必要性，“有罪逮捕即不错”成为批准逮捕案件承办人的一般心态。

第二，法律对“无逮捕必要”规定不明确具体，没有客观标准可以遵循，在实际运用中需要借助检察官的主观判断和自由裁量。

因为担心在作出“无逮捕必要”决定后发生犯罪嫌疑人外逃、串供、毁灭证据或再次危害社会等情形，检察官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使用自由裁量权，不愿意作出“无逮捕必要”的决定。

（二）无逮捕必要案件的后续监督管理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对无必要逮捕案件后续如何监管。

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实际上构成犯罪的，只是因为没有逮捕的必要，才不予批准逮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审判。

然而，司法实践中，对于“无逮捕必要”不批捕案件，在很多情况下，公安机关干脆把“无逮捕必要”變成了“无起诉必要”，没有按照刑诉法的规定在侦查结束后将犯罪嫌疑人直接移送审查起诉，甚至是在“无逮捕必要”不批捕后都不继续侦查，就作了劳教或其他行政处罚等降格处理，或“取保而不候审”，豎这些做法直接导致“有罪无罚（刑事处罚）”，有损于法律的尊严。

正因为这样，检察机关不愿意也不敢轻易适用“无逮捕必要”，害怕出现犯罪嫌疑人逃脱、无法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等不利后果。

(三)审查批准逮捕期限过于僵化，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司法实践我国刑诉法将审查逮捕的期限一律规定为7天。

该规定过于死板、僵硬，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况。

对于很多基层检察院来说，人少案多的矛盾非常突出，而且，基层公安机关办案水平比较有限、质量不高，很多案件的有罪或无罪的关键证据都没有在侦查过程中搜集，该类案件移送到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后，承办检察官必须在七天（5个工作日）之内，指导公安机关补充搜集证据、对证据综合分析评价、讯问犯罪嫌疑人、制作审查意见书并进行层层审批。

这对于基层检察机关来说，难度非常大，难以保质保量地完成每一个案件。

因此，很多案件本来能够查清有罪或无罪事实的，但因为期限太短，没时间去查清疑点，仅仅根据现有证据对嫌疑人作出批捕或不批捕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们往往感到非常无奈，大家均都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有些案件因为认定有罪的关键证据不足或者现有证据无法排除合理怀疑而不得不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从而可能放纵犯罪；有些案件因查不清其无罪的关键证据而轻易作出批捕处理，从而损害对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使嫌疑人实际羁押的期限更久。

二、正确运用批准逮捕权的根本途经——准确把握批准逮捕的条件笔者认为，出现滥用批准逮捕权的根本原因是对批准逮捕的条件把握不准。

因此，如何正确掌握逮捕条件，充分运用审查逮捕职能同犯罪作斗争，是审查逮捕部门直接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第六十条规定了逮捕的三个条件。

只有三个条件全面把握、整体衡量，才能保证逮捕措施的正确运用。

（一）“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我国司法实践中，把逮捕标准与起诉标准等同起来的做法是不合适的。

理由有：(1)逮捕就其本质而言,是强制措施的一种,它不是实体上的处分或裁决,而是作出实体处分或裁决的程序性保障手段。

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它的适用不须具备实体处分所必须具备的严苛的前提条件;(2)就逮捕措施的适用阶段而言,逮捕适用于侦查阶段,且往往是适用于侦查初期,即初步掌握嫌疑人涉嫌犯罪,需要通过羁押嫌疑人以进一步查明其主要犯罪事实豏，如果审查逮捕时就达到起诉标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则没有继续侦查的必要，可以侦查终结、直接起诉了，这就削弱了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价值。

因此，笔者认为，逮捕的标准应该达到“案件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构成犯罪或基本构成犯罪，并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当然，要充分考虑到《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即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等六种法定不追诉情形。

（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是逮捕的刑罚条件，由于没有明确“可能”的涵义，操作性不强，因此司法实务部门对这个条件基本上不加以考虑，导致逮捕的刑罚条件形同虚设。

笔者认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作为逮捕的前提性条件之一，对于保障人权与防止滥用批准逮捕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豐对逮捕的刑罚条件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界定：第一，这里的“刑罚”指法院将要判处的宣告刑，要综合考虑到从重从轻等量刑情节、数罪并罚、犯罪的危害后果、主观恶性以及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等因素。

第二，对于“可能”的理解，根据批准逮捕时的证据和案情，批捕的检察官应当达到内心确信对犯罪嫌疑人应当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

（三）“有逮捕必要”逮捕标准中第三个条件是必要性条件。

对于这一条件的正确把握，有助于正确运用逮捕措施。

笔者认为，对“有无逮捕必要”的把握，可以遵从罪刑法定、教育挽救、保证诉讼、化解矛盾四个原则，具体通过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性质、犯罪手段、犯罪情节、主观恶性、认罪态度等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但始终要把握一个原则，即保障诉讼的原则。

主要考虑犯罪嫌疑人有无固定住所；有无亲友担保；能否参加诉讼、接受审判；有无自杀、逃跑、串供、毁灭证据等妨碍侦查行为的可能性等。

三、正确运用批准逮捕权的制度保障——对审查批准逮捕工作的构想（一）构建科学、有效的审查逮捕案件跟踪监督制度當前，对“无逮捕必要”不批捕案件监督不力，主要原因是缺乏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

因此，应构建一套完善的跟踪监督制度体系。

笔者认为，具体做法可以有以下几点：一是完善不捕案件说明理由制度。

在审查批捕环节推行“不捕说理”工作机制，可以强化侦查监督的综合效果，有利于定纷止争、理顺被害人情绪，也有利于对公安机关正确执法办案进行引导。

二是建立与公安、法院的刑事案件信息档案共享机制，保证检察官能够及时了解案件在不同诉讼阶段的进展情况，为检察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一机制的建立，还可以跟踪掌握公安机关对案件的执行情况，加强侦查监督力度，如监督公安机关对不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否依法采取了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对不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否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对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及时移送审查起诉等。

(二)构建科学合理的案件评价机制，正确适用逮捕措施改革现行考评机制最重要的就是通过设置合理的考评标准，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检察工作考评机制。

首先，要改变只注重立案数、逮捕数等数字指标的管理模式，改变不适当地控制不捕率的做法，确立正确的执法导向，把对“量”的注重变为对“质”的评价。

其次，要正确认定“错捕”案件。

第一，因为逮捕标准比起诉、判决有罪的标准低，因此，对于符合逮捕条件，但达不到起诉、判决条件的，不应作为错捕案件处理。

第二，在审查批捕阶段，只要是根据现有的证据，经过全面审查，符合逮捕条件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应该认为是正确的；后来由于发现新证据等导致证据状况发生变化，而导致撤案、不诉或无罪的，不宜作为错捕案件看待。

（三）构建科学合理的审查批捕期限制度，保证逮捕案件的质量笔者认为，审查批捕期限不宜规定的如此僵化，这对能否正确行使批准逮捕权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因此，应构建科学合理的审查批捕期限制度。

笔者认为，具体做法可有以下几点：一是建立批捕环节退查制度。

目前，对于公安机关呈捕案件，检察机关只有两种处理结果：批捕和不（予）批捕。

但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因公安机关未将案件的有罪证据或无罪证据全面、及时地搜集完毕，而无法作出批捕或不（予）批捕的决定，因此，为了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应该允许检察机关将案件退回给公安机关，进一步补充侦查搜集证据，补充侦查完毕再重新呈捕。

但这个时间应严格控制，不宜过长。

笔者认为，遇有这种特殊情况，经检察长批准，可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补充侦查期限不超过五个工作日为宜，重新呈捕后，审查批捕期限应与之前的审查期限连续计算。

虽然这种做法可能延长了犯罪嫌疑人被拘留的时间，似乎对犯罪嫌疑人不利，但侦查监督部门有了更多的时间审查案件，听取犯罪嫌疑人辩解或律师意见，指导公安机关在审查逮捕期间补充证据，从而有利于保证批准逮捕案件的质量，使无辜的人或没有必要被逮捕的嫌疑人不被逮捕，反而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