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桃源情结的文化根源
中国古代文人恋乡情结成因的理解
中国古代文人恋乡情结成因的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恋乡情结，是他们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和难以割舍的情感。
这种情结的形成，既有历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人心理和情感因素的作用。
首先，中国古代文人的恋乡情结源于对乡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他们从小在故乡的土壤中成长，故乡的山水、风土人情、邻里关系等都是他们最熟悉、最亲切的生活元素。
故乡不仅提供了他们生活的物质基础，更塑造了他们的精神世界，成为了他们心灵的寄托。
这种深深的归属感使得他们对故乡的情感变得极为深厚和执着。
其次，中国古代文人的恋乡情结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强调孝道、仁爱、忠义等价值观，故乡是他们实现这些价值观的重要场所。
他们通过在故乡的成长和奋斗，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责任，这种成就感使得他们对故乡产生了更深的情感依赖。
此外，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环境也对其恋乡情结产生了影响。
他们常常远离都市的喧嚣和繁华，生活在乡村或小城，这种与自然和社会的紧密联系使得他们对故乡产生了深厚的情感。
同时，他们也常常通过诗歌、散文等文学形式，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和眷恋，这种情感的表达和传递也加深了他们对故乡的情感认同。
最后，个人心理和情感因素也是恋乡情结的重要成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情感体验，故乡是他们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在远离故乡后，他们常常会怀念故乡的人、事、物，这种怀念和思念成为了他们情感的重要寄托。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人的恋乡情结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它源于对乡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个人心理和情感因素有关。
这种情结不仅体现了他们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也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情感的珍视。
桃花源记的文化传承
桃花源记的文化传承《桃花源记》的文化传承《桃花源记》是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由东晋时期的文学家陶渊明所撰写。
故事讲述了一个渔夫在寻找桃花源时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山谷，那里风景优美，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风气纯朴和谐。
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对理想社会的憧憬，更深层意义上反映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清净世界的向往。
桃花源的传统文化元素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对理想社会的探索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诗意表达。
在现今社会，桃花源记依然在文化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是因为这部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内涵和文学艺术价值，在历史上被广泛传颂并深受喜爱。
从故事情节到人物性格，从意象象征到情感表达，桃花源记的文学价值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部作品通过对理想社会的描绘，激发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反思与幻想，唤起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同时，桃花源记也呼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价值观，强调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
在当代社会，桃花源记的文化传承得到了更广泛的展示和传播。
不仅仅有读者通过各种形式的阅读活动来深入理解与体验这部作品，也有更多的文艺作品、电影、舞台剧等艺术形式将其精神内涵发扬光大。
同时，桃花源记中提倡的朴素、淳厚、清爽的生活态度也为当代人们所推崇，引领着人们走向一种平和、宁静的生活方式。
总的来说，《桃花源记》的文化传承是一个不断延续与创新的过程。
这部作品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承下来，并在当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光芒。
桃花源记所传达的理想与信念，不断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行，追求更为美好的人生之路。
中国文人的情结研究
中国⽂⼈的情结研究2019-06-17摘要: 中国古代⽂⼈在长期的⽂化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些共同的⼼理习惯,包括思维习惯、情感习惯、审美习惯及价值取向等。
这些共同的⼼理习惯不仅在古代⽂⼈⾝上有经常的表现,⽽且在现代⽂⼈⾝上得到了继承。
本⽂作者把这些共同的⼼理习惯概括为中国⽂⼈的五种情结,即漂泊情结、归隐情结、诗酒情结、乡⼟情结和悲秋情结。
关键词: 中国⽂⼈情结⾃⾝理想价值中国⽂⼈的“情结”是指⽂⼈在个⼈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的共同作⽤下,在历经⼏千年的⾐钵传承后形成的⼀种共同的⼼理习惯,包括思维习惯、情感习惯、审美习惯与价值取向等。
由于中国⽂⼈的⽂化情节有对前⼈的继承,不同⽂⼈之间也表现出相似性,因此在他们⾝上产⽣作⽤的可能更多的是集体潜意识。
“集体潜意识”是⼈格结构最底层的⽆意识,包括祖先在内的世世代代的活动⽅式和经验库存在⼈脑中的遗传痕迹。
就是说⼀个⼈在不断地学习、积累中国传统⽂化的过程中,就逐步形成了相似的⼼理习惯,并逐渐成为个⼈的潜意识,当具有这种潜意识的群体在时空上不断扩⼤时,也就形成了集体潜意识。
在这种潜意识的共同作⽤下,加上相似的⼈⽣境遇,中国⽂⼈往往采取相似的⼼态、⼿段、⽅式去应对⼈⽣,这就是中国⽂⼈的情结。
综观整个中国⽂学史,中国⽂⼈在⽂化传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较⼀致的⽂化情结。
当同⼀种⼈⽣境遇、同⼀种审美情境在历史上不断地重现,这些东西便逐渐沉淀下来,成为后世⽂⼈⼼灵上的情结。
这些情结⼀旦遭遇合适的情境,便⼜在这些⽂⼈⾝上重现出来。
因笔者才识所限,本⽂仅举其现象,举例说明也不分古今先后。
⾄于各种情结的源流,则有待⼤⽅之家的深⼊研究。
⼀、漂泊情结:胸怀⼤志的豪情和功业难成的痛楚曹⽂轩在《前⽅》⼀⽂中写道:“⼈有克制不住的离家的欲望。
”在曹⽂轩看来,离家的欲望是在⼈类早期的迁徙中逐渐形成并遗留下来的⼀种习性。
他说:“当⼈类还未有家的意识与家的形式之前,祖先们是在⼏乎⽆休⽌的迁徙中⽣活的……任何阻拦与艰险,也不能阻挡这声势浩⼤、撼动⼈⼼的迁徙。
论唐传奇集盛期文人之桃源情结
论唐传奇集盛期文人之桃源情结陈际斌（ 凯里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凯里 556000 ）摘要：唐传奇集盛期之胜境描绘折射着文人的桃源情结，对壶中天地的追寻即是为了寻求另一理想天地，对桃源胜境之向往即是对无奈现实之否定。
桃源仙境是可遇不可求的，第二次寻找时总是无路而返，亦可看作是文人希望的破灭。
关键词： 唐传奇； 桃源胜境； 文人群体； 避世心态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18) 01-0019-05“唐传奇中期”指大和二年至乾符末（828—879年），凡52年，为唐传奇发展第三阶段①。
相对其它三个阶段②，此期传奇集兴盛，表现在传奇集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③。
而一些有影响的文学史，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唐传奇分成发轫期、兴盛期、衰落期，只提到《续玄怪录》《甘泽谣》等几部传奇集[1]424，并贬低其内容和艺术成就[1]424，将它们归入衰落期。
学界虽然对同时期的诗歌中的文人心态研究较多，如李贺、李商隐所反映的厌世思想、神怪倾向，但是对中期唐传奇中的文人心态研究较少。
李宗为的《唐人传奇》认为唐传奇中期作品更多地“用以叙志，用以反映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人生哲理”，“对黑暗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作出了越来越深刻的讽刺和抨击”[2]164，但没有将桃源情结与黑暗现实进行对比。
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认为“《续玄怪录》较多地表现出佛、道思想”[3]111、112。
卞孝萱《唐传奇新探》分析了22篇传奇的现实影射性，仅《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和《纂异记·喷玉泉幽魂》两篇属于唐传奇中期，且与桃源情结无涉[4]105-111、140-162。
程国赋《论唐五代士子文化心态的嬗变及其在小说中的体现》一文以《玄怪录·裴谌》为例论述了中晚唐士子的归隐心态，但论述过简[5]121-124。
拙文主要通过唐传奇中期的文本分析此期的文人心态，并以诗文、史料佐证。
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桃”意象的审美意蕴
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桃”意象的审美意蕴含蓄敏感的中国古人善于用感性思维捕捉客观物象,在文学创作时常以景写情、以象易物,在对客观外物的描写中寄寓生命的感动和心灵的慨叹,创造了丰富的审美意象,桃意象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历来对桃有着深厚的感情,桃树原产地即中国,有着悠久的种植、栽培、使用、食用历史。
在人们的认识中,桃木可驱邪避祸,桃花极具观赏性,桃果被称为五果之首,桃核可制成手串,其根、叶、花、仁皆可入药,可谓浑身是宝。
在这个寻常景物中,人们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情感,创造出了桃意象丰富的意蕴。
在不同朝代、不同地域,桃意象的指代性表现出一脉相承、融会贯通的特点,但有时其象征意义也会大相径庭。
从这些文化现象中,我们可大概窥探出古代文人复杂的创作情感,以及社会文化背景和民族审美观念的更迭变换。
一、诉说季节物语,映射爱情婚姻桃意象是春天的象征。
早春时节,桃花荑萼满枝,微红初泛,用一抹明丽的红色打破了春的宁静。
宋代黄升《重叠金除日立春》云: 一笑绕花身。
小桃先报春。
桃花于阳春三月盛开,姿色娇媚,一树繁英,秾丽夺眼。
诗词中常以桃花歌颂春天,如宋代陈亮《采桑子》: 桃花已作东风笑,小蕊嫣然,春色喧妍。
东风本就是春天到来的象征,桃花与东风并举,歌咏生命蓬勃、郁郁而发的春天,共同昭示世人春的脚步悄然临近。
桃和爱情的关联,首先因为桃花盛开在爱情发生的时节,是婚爱时令的典型景物。
《周礼地官媒氏》: 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
春天被认为是情爱、婚嫁的法定时节,侍春而发的桃花成为美好的背景和点缀。
《诗经桃夭》中描述美丽女子的爱情和嫁娶,开篇即以桃花起兴。
其次,桃花常用来隐喻爱情的主人公,即年轻美貌的女子,上文已有论述。
今日人们所说桃花运桃花劫等,都和女子、爱情相关。
爱情出现裂痕或有所损失时,如同美好的桃花最终飘落成泥,令人怜惜叹惋。
陆游与唐婉无奈分手后,见桃花而感伤,写下了著名词作《钗头凤》: 春如旧,人空瘦。
桃源主题的仙化及其对文人园林的影响
东晋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并诗》中描绘了一个远离尘世、自耕自食、怡然自得、静谧和谐的桃源世界。
桃花源寄托了陶渊明的社会理想，为后世文人留下了美好而永恒的遐想空间。
桃源理想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在困顿中苦苦追寻的精神家园，“桃源”也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唐代文人对于桃源有着一种既向往又迷茫的情绪，因此，他们在不断追寻：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
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追寻的结果有两种，一是立足于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的思想内蕴，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心路历程、生命感悟，对“桃花源”加以阐发、演绎，将桃源变成仙境。
另外一种结果是将桃源外化为园林别业，对唐代以后的文人园林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桃源主题的仙化生活于苦难中的人们常常会向往一种快乐的生活，而这种向往很多时候是不能够实现的，于是便有了“乌托邦”一词。
《山海经》、《穆天子传》中的“悬圃”、“瑶池”是传说中的乐园。
《诗经》向往的“乐土”、“乐郊”是奴隶向往的乐园。
秦汉以来的蓬莱仙山则已经完全是仙境了。
“乐园”追求是“桃源”主题的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中国古人把仙境看成“乐园”的最高境界。
叶舒宪在《苏美尔神话的原型意义》一文中曾经说过：“永生乐园或黄金时代的神话对后世的文学想象影响极大，在思想史上则为一切乌托邦或桃花源式的幻想追求奠定了原型模式。
”陶渊明《桃花源诗并记》本身就产生于神仙思想流行的魏晋六朝时期，研究者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1927年日本学者桥川时雄在北京创办的学术文化刊物《文字同盟》出版的郑文焯注、日本桥川时雄校补的《陶集郑批录》一书中就说：“《桃花源记》一篇，诸家之解，或以神仙说，或以寓意说，或以实事实处说，未见一定也。
考六朝时，士君子颇有喜异闻之风，桃花源亦是当时喧传之异闻，而陶公聆此，乃为记录之。
取其合自家隐逸之理想，故谓为寓意亦可，注者以为托避秦以叙避宋意，是也。
”《桃花源记》问世之后，人们便据文章所述，于武陵沅水诸溪之间追寻世外桃源之所在。
元杂剧中的“桃源”情结
元杂剧中的“桃源”情结金莲安徽师范大学摘要：古代文学中的“桃源”情结主要来源于陶渊明的“武陵避秦”与刘义庆的“天台遇仙”，对其情结的表现历代各有不同。
在元代主要表现为文人“被迫式”的寻求现实的避世之所；超越生命的求仙之念；病态发泄的情爱之乐，丰富了“桃源”的情感与思想意蕴。
关键词：桃源；避世；求仙；情爱元杂剧中“桃源”意象较多，其中戏剧作品有尚仲贤《陶渊明归去来兮》、王子一《刘晨阮肇误入桃源》等等以及大量的在戏剧唱词中为表现作家内在理想的“桃源”意象与典故。
原典意义的“桃源”这是“凝聚着一些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大致按照相同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的欢乐与悲伤的残留物。
”[1]“武陵避秦”和“天台遇仙”两种都是表现作者的隐逸思想，但二者之间的隐逸思想又有所不同的，一是表现避世之思的隐，另一个则是求道修仙。
另外从“天台遇仙”中又引出了男女情欲的情色意蕴。
本文从作家思想情感出发，深入分析元代文人内心深处的“桃源”情结，以下将依次论述。
一、避世之思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它对汉民族一直是占据掠夺式的统治。
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儒士的地位与出路达到前所未有的低谷。
宋，金亡国之际，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身膏草野”的境地，目之所及的是“人相食”、“莩死风雪”的社会。
而在社会稳定后，悲惨的情况却未得到改善，儒士精神上的依靠——科举之路的断绝使他们“干禄无阶，入世无路”。
长期在儒士心中“兼济天下”的信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元代知识分子为得到精神上的解脱，“桃源”式的避世之思就成了士子的精神追求。
南北朝如《奉报赵王惠酒诗》“梁王修竹园，冠盖风尘喧。
行人忽枉道，直进桃花源”[3]这里的“桃花源”就是对陶渊明所描述的“桃源”风景的直接指涉，表现的是宁静致远的隐居者之所。
而唐代与宋代“桃源”多是具有深沉的历史感慨，当然这与当时文人对时局的参与，文人士大夫有史以来的历史责任感。
中国人的“桃花源情结”
中国人的“桃花源情结”作者：陈志华来源：《传奇故事(下半月)》2008年第08期我们一到楠溪江(位于浙江省永嘉县境内)上游古村落，对它们的历史、社会、文化和生活还一无所知时，便被它们吸引住了，有些朋友简直欣喜若狂。
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我们对楠溪江上游偏僻而又荒凉、建筑类型十分贫乏的小山村的喜爱的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它们能填补几种聚落类型，或者是喜爱那里的田园诗和山水画的悠远意境，迷恋那里的淳厚朴实的民俗文化?都好像沾一点儿边，但都不是决定性的，其实答案就在嘴边：吸引我们的，是一种“情结”，一种深深扎根在我们民族精神里的文化情结——“桃花源情结”。
这正是一千多年来中国读书人朝暮渴望的田园。
中国有一个非常漫长的纯农耕文明时代，先民们过的是一种自然式的生活。
这种生活培育了先民们对大自然的依赖，造成了对世界的不求甚解和心理上的无所作为。
经过一些在特定社会状态下的知识精英的美化，依赖变成了爱恋，不求甚解变成了超脱，无所作为变成了清心寡欲、怡然自得的情操。
这样的精神价值被陶渊明在其《桃花源记》里形象地返还给了自然的生活方式。
之后，一千多年来，我们民族的文化里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桃花源情结”，不但在诗文里反复渲染抒发，还有许许多多闭塞落后但山水风光还能差强人意的小山村，被人们称作“世外桃源”，真真假假地当作理想的栖身之地。
“桃花源情结”存在了这么长久，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精英们的社会地位不稳定。
在险恶的政治权力斗争中，他们的升降沉浮没有定数，但无论如何，他们大多数人总有一个最后的、最可靠的归宿，那便是退隐田园。
即使一时飞黄腾达的人，也要做好归田的心理准备，因此他们对田园生活多少怀有一种聊以自慰的感情，而且赋予它高尚的道德价值。
现代的中国走出农耕文明还不久，我们或我们的父辈大多与乡村有过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尤其在受过民族传统文化熏陶比较深的人们的精神世界里，还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残留着一个“桃花源情结”。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浅谈中国文人桃源情结的文化根源摘要：桃源情结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远古阶段，那时生产力非常落后，食与住是人类最重要的物质需求，人对物质环境的依赖性显得十分突出，自然物质环境决定着人们的食物获取方式，决定着人们居住习俗，原始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关键词：中国文人；桃源情结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015-02从“原始乐园”到“乐土乐国”，从“大同世界”到“世外桃源”，这些只有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才能存在的完美境界，体现出人类对已经逝去的美好时光的无限眷恋和对未来世界里理想情境的乐观憧憬。
这两种看上去完全相反的心理趋向，实际上源自于一个情结——生活的美好与精神的自由。
一、向往自然——桃源情结形成的内驱力桃源情结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远古阶段，那时生产力非常落后，食与住是人类最重要的物质需求，人对物质环境的依赖性显得十分突出，自然物质环境决定着人们的食物获取方式，决定着人们居住习俗，原始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中国社会传统的农耕文明的恬然自得的生活情境给人们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记忆。
他们不仅向往一个宁静富足、天人和谐、延年益寿的自然环境，甚至不断地将这种生存环境的理想提升为一种社会理想。
但是这种愿望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面对匮乏的物质资源和困苦的生存环境，这种愿望只能变成一种精神安慰，最终沉淀于人们的记忆深处，成为后世文人内心深处不断呼唤的一个呓语。
田园栖居的美好境界虽然带有梦幻色彩，但是这种寻梦的心态却是成了桃源意识形成的内在动因。
在中国的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融洽和谐的，天地人常合为完美的一体。
而山水是大自然的缩影，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壤。
人们崇尚自然，投身自然，山水自然成为人认识欣赏、投注情感的对象。
人们在自然山水中得到了美的享受，并获得了精神的慰籍和解脱。
山水是构筑桃源理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观赏青山绿水产生的欣然快感，是人们不断寻找、追求宁静悠远的“桃源”境界的心理动力。
二、尊重生命——桃源情结形成的自然力中国历代文人都有一种普遍的生命关怀，有一种普遍的宇宙关怀。
他们对于自然界的万物充满了爱，因为万物与自家生命是息息相关的。
文人喜爱桃源，是因为它体现了自然界的生命和谐。
正如孔子所说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这里所说的天，就是自然界。
历代文人之所以将尧舜时期的社会视为乐土乐国，就在于他们法天而行，“唯天为大”（《论语泰伯篇》）。
亲近自然，与大自然同在，在大自然中享受生活，这才是最大的快乐，也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志趣。
这是因为自然界是本源性的，自然界山水与万物同人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只有回到自然界，才算真正回到了自己的“家”。
历代文人对桃源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尊敬和喜爱，就是因为人对自身生命意义的体悟。
他们认识到自然中有真和美，认识到繁华短暂，自然永存，人生有限，江山长在，在这人世与自然、有限与永恒的鲜明对比之中，选择和皈依了后者。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希望找到一个美好而自由的家园。
“桃源”则正是自然与自由的统一体，它是陶渊明馈赠给后人的最好的礼物。
在文人的“桃源”中可以尽情享受自由。
在桃源中，束缚文人的最大枷锁——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已经荡然无存。
他给予了主人最高贵的精神礼物——心灵的自由！现实中的桃源往往“烟涛微茫信难求”，而真正自由的天地只能存在于人的精神之中。
在生活中，绝对自由对于人类来说还是一种遥远的梦想，于是，人类就转向精神世界，通过精神的象征活动来表达人对绝对精神自由的渴望和向往。
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概念里，自由一方面是指人类生存活动中所获得的实际的创造力量，但更多的则是指通过精神性象征活动从想象世界中所获取的自由，这实际上是一种自由的乌托邦冲动。
因此，古代文人常常通过精神性的象征活动以形而下的自然物（乐土、乐园、桃源）来象征人类对自由的渴望。
三、适应社会——桃源情结形成的外动力对现实的躲避、对痛苦现实的否定、对失意情怀的排解，以及对“大同世界”的向往、使桃花源在人们心目中，成为国泰民安的“理想世界”。
（一）对“大同世界”的向往在幽缈的远古时代，先民们茹毛饮血，巢穴岩居。
然而，私有制的产生打破了原有蒙昧和谐的社会生活秩序，“真风告逝，世风浇薄”。
恩格斯说：“卑劣的情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第一日至今日的动力”。
这说明文明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裹挟着贪婪、疯狂和血腥，因而造成人类精神世界的危机与失范。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对“大同世界”的追求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无论是儒家的“三王之世”、“大同世界”，还是老庄的“小国寡民”、“至德之世”，无不述说着人类对和平安宁、自治自尚的理想国度的向往。
这种向往又是无时不在，无地不在的。
无论是乱世还是治世，人们都向往桃源境界：在乱世，人们渴望找到桃源以避世，“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是一年春”（宋·谢枋《庆全庵桃花》），明朝张岱也称：“欲寻深溪盘谷,可以避世如桃源”；在治世，人们歌赞盛世似桃源：“况兹太平世，尧舜方在御。
干戈久已戢，老幼乐含哺，田畴毕耕耨，努力勤艺树，毋为问迷津，躬探事高举。
”（赵孟頫《题桃源图》出自《松雪齐文集》卷二）这种理想“并不是真实世界即现实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写照，它并不存在于时间的一瞬或空间的一点上，而是一个‘非在’。
”但恰恰是这样的一个“非在”概念在历史的发展中证实了自己的力量。
歌德说过：“生活在理想世界，也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来对待。
”（《歌德全集》第四十七卷）历史上的那些政治家、改革家正是把不可能的事情当作可能的事情，一步一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他们心目中的“桃源”理想也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和变化的。
尽管他们所构想的“曩古之世”或有时代远近之分，或有道德理性取舍之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对圆满自足的上古社会的深情向往,对人与自然圆融无碍地合一境界的追求。
尤其是当文明社会愈来愈暴露出矛盾冲突的时候，就更是诗化这一原始情境。
作为个人与社会的理想境界的精神传统，积淀并渗透到陶渊明的思想情感结构中，构成其创作桃花源意象的丰厚思想养料。
（二）对痛苦现实的否定“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桃源人因避战乱而入桃花源，因憎恨魏晋之乱世，而云：“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至少在陶渊明看来，生活在魏晋这样一个乱世是一种不幸，不知魏晋，乃是一种幸福。
作为晋朝宦族子弟，对晋有如此态度，可见陶渊明对乱世之痛恨。
但却因无法逃避晋之乱世，陶渊明乃在作品中虚拟桃花源，以此作为自己精神的家园。
“桃源”理想既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超现实的幻想，同时也是对痛苦现实的否定。
或者说，正是由于现实生活的残酷，人们才以一种幻想中的意象来抚慰心灵。
“桃源”理想寄托着农耕民族丰衣足食、风调雨顺、人杰地灵、延年益寿的愿望，这往往是对匮乏和困苦的反动，就像饥者幻觉中的盛宴，寒士梦幻中的广厦一样，困乏已极的劳动者当然也会偶尔想象哪有不耕而食的“乐土”。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宗教是被压迫生活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桃源理想与所有的宗教一样，都在为那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们寻找更好的生存方式。
桃花源社会是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寻觅的社会，是对处于水深火热的人们的一种心理补偿。
陶渊明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理想社会的憧憬都倾注于笔端，以寻求一种心灵上的渲泄和补偿。
（三）对失意情怀的排解寄情山水田园是文人士大夫消解失意情怀的具体方式。
随着文人个体生命意识不断觉醒，他们逐渐减弱了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关注自我，走进自我的内在世界。
历代文人都把桃源看作隐逸的佳地，用寄情山水田园来张扬个性，反抗强权。
尽管他们已不再象桃源中人那样有着躬耕陇亩的生活体验，但桃源的单纯和谐和人伦情调却被保留在了他们园林生活中，园林生活的欣悦和活泼清新的生机，宛如“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
现实中有着桃源怡然自乐精神特质的园林对于那些渴望林泉烟霞而又饱受现实挫折的文人来说，实是一份心灵慰藉。
文人皆以此消解心中的块垒，彰显自身精神生活的至上境界，提升主观高蹈超世的情怀。
正是因为园林神似桃源的这一特质，所以历代文人以此为其逃遁的归宿。
王维《渭川田家》中农人那闲逸简朴的生活,不啻为桃源生活的折光,使诗人欣羡不已而心向往之，不由有“悠然策篱杖,归向武陵源”之念。
李白胸怀“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大志，希望“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
司空图更是直接表白心迹“将取一壶闲日月，长歌深入武陵溪”。
虽然政治风雨依然存在，但文人的主观世界早已构建了一片自足的桃源世界。
桃源一经产生，便迅速成为中国文人政治失意后休养所，是功成身退的避难所和保全天性的理想境地。
被尘世种种外物所困扰的文人在桃源中找到了一个与世无争的“高蹈世界”，“是因为在那里——个人的自由——绝对地被允许的缘故。
”像庄子那样一开始就选择自由的人很少，更多的文人是当“高处不胜寒”时，急流勇退，渴望一方自由的空间安放自己的一身傲骨和自由宁静的心灵。
欧阳修在《偶书》中感慨为官不自由。
苏轼一生命运坎坷，多次被贬，但他在《和桃花源诗并序》中依然坚信：“桃源信不远，藜杖可小憩”。
由于不同社会、不同经历、有过不同挫折的文人学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情结的指向点和契合点，从而产生一种共鸣感，正是这种共鸣感，使得歌咏桃源的诗文历经千年而不衰，其味日久而弥浓。
“世外桃源”也许是虚幻的，但它必须存在，因为它可以抚慰中国文人疲惫的心灵。
人不仅要有现实的人生还要有诗意的人生，这是生存困境中人的一种精神支柱。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今中外，文明人和野蛮人都有关于“桃源”的构想吧。
参考文献：[1]王瑶.读陶随录[a].中古文学史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85.[2]北大北师大中文系.陶渊明诗文汇评[m].北京:中华书局,1961：353.[3]北大北师大中文系.陶渊明资料汇编(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5,7：341，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