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言中商人形象

论“三言”中商人形象【摘要】“三言”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之作，是市民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品中涌现了大量的商人形象，反映了明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思潮，商人多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是当时社会风气下商人形象的典型的代表，但与此同时，又不可忽视冯梦龙作为封建知识分子在作品中流露出的不足，本文从正反两个角度来探究“三言”中出现的商人形象的特点。

【关键词】“三言”商人形象进步性与局限性一、绪论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耳犹、子犹，别号龙子犹、墨憨斋,墨憨斋一别号，系因其居题为“墨憨斋”而得,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冯梦龙自少有才气，但生活放荡不羁。

崇祯三年，57岁时方考取贡生。

61岁时，任福建寿宁知县，颇有政名。

65岁时，离任返乡。

明亡后，忧国而死，卒年73岁。

冯梦龙的一生颇不得志，但这却促成了他在文学上的更大的成就。

他把一生的精力，主要从事通俗文学的研究、整理与创作，成就卓著，为古代文人中所罕见。

他曾改编长篇小说《三遂平妖传》、《新列国志》，推动书商购印《金瓶梅词话》，刊行民间歌曲集《挂枝儿》、《山歌》，编印《笑府》、《古今谈概》、《情史类略》，编辑有散曲集《太霞新奏》，也曾写作传奇剧本，并刻印了《墨憨斋传奇定本》十种。

而最重要的成就，是编著“三言”。

[1]（章培恒文学史）“三言”，指的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三言是宋元明话本的选集。

所谓的“话本”即是“说话人”使用的一种文学底本；而主“说话”本是一种口头艺术，“口说古今惊听之事”，在民间由来已久。

至两宋，伴随汴梁（今开封）和临安（今杭州）等大都市的繁荣，杂剧场中“说话”形成专门。

这是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文人诗文，也不同于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的新的文体，鲁迅在《是中国小说史略》里提到“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

”话本小说也被称为“俗文学”，兴起于唐末五代，发达在两宋，繁荣则是在晚明，当时晚明有一股思想解放的思潮，对俗文学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冯梦龙正是在这种新的思潮的影响下，从事俗文学的研究，编纂了三言，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三言”作为拟话本短篇小说集，题材十分地广泛，它能覆盖各个社会阶层，能比较全面地反映晚明社会思潮的变化，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但在这些形象中描写量最大，最富有新的时代特点的是关于商人的描写。

商人自古以来就是倍受争议的群体。

商人的出现和商业的兴起经历了一段过程。

自周武王灭商后，商朝的遗民为了维持生计，东奔西跑地作买卖，日子一长，便形成一个固定的职业。

周人就称他们为“商人”，称他们的职业为“商业”。

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商周时，商业由官府控制；而春秋战国时，出现许多商品市场和商人，是商人阶级的成长阶段；秦统一货币、度量衡，修建驰道，又大大地促进商业的发展，汉朝是商人的成长阶段，中外贸易发展起来，出现商业中心；隋唐时期、宋元以及明清时期商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明清尤以徽商与晋商闻名天下。

战国时期商鞅、荀况首提“重农抑商”的思想，孟子提出惠商论而韩非子反视“工商之民”为五蠹之一，文学作品对商人描写多侧重其惟利是图一面的描写，如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塑造了“商人重利轻别离”的经典形象；而司马迁却为商贾立传，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肯定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列叙了范蠡、子贡、白圭、猗顿等人的事迹；但到了明代，商人地位有了突破性的提高，王阳明在《节庵方公墓表》提了“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

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

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

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尤其工与农也。

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

”[2]（4）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

因此，在文学史上对商人的褒贬不一。

三言中刻画了众多的商人形象，冯梦龙对宋元明话本在主题、情节、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重新赋予了小说新的价值和意义，在文学史上有了突破性地进展，比起以往的文学作品关于商人的描写，更加旗帜鲜明。

三言中出现关于主要的商人形象的描写，大致如以下的归纳。

不能大致，要完整归纳出来，所有关于商人的形象必须罗列出来。

１、《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蒋兴哥第四卷闲云庵阮三偿冤债阮员外阮大郞阮二郞第十二卷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刘员外孙员外第二十一卷临安城里钱婆留发迹顾三郞第十八卷杨八老越国奇逢杨八老第二十六卷沈小官一鸟害七命沈昱李吉贺客朱客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黄老实黄善聪李秀卿第三十九卷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汪信之２、《警世通言》第五卷吕大郞还金完骨肉吕大郞第六卷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吕玉陈朝奉第十五卷金令史美婢酬年少矫公第二十二卷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宋金第二十三卷乐小舍拚生觅偶乐美善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难逢夫沈洪第二十五卷桂员外穷途忏悔桂富五第三十二卷杜十郞怒沉百宝箱孙富第三十三卷乔彦杰一妾破家乔俊3、《醒世恒言》第三卷卖油郞独占花魁朱老十、秦重第七卷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高赞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刘德、刘奇、刘方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施复、朱恩第二十卷张廷秀逃生救父张权第三十五卷徐老仆义愤成家阿寄第三十六卷蔡瑞虹忍辱报仇卞福二、特点本文就文中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的描写为例来探讨“三言”中商人形象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其进步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外兼备，重点突出商人身上的优秀品质,重义轻利，乐善好施。

“三言”中描写的商人多是中小商人，他们多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作品中对商人的美好品质和道德进行赞颂和肯定，摆脱了以住作品中大数对商人的打压和偏见。

“三言”中商人再也不是传统末业中的卑微角色，而是被当成一个重要的主体，同时作者也注入了更多的理性和情感。

这些商人大都是真诚守信，为人正直善良，重义轻利，有着商人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准则。

在《喻世明言》中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即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商人形象蒋兴哥，外貌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

行步端庄，言辞敏捷。

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

人人唤做粉孩儿，个个羡他无价宝”[3]，与生俱来的优越条件让蒋兴哥打小就显得与众不同，故事中的蒋兴哥与王三巧结成连理，为了生计，前往广东做生意，不得不与妻子分开，在这段时间，王三巧出轨与陈商发生了关系，作为丈夫的他不是将所有责任推到妻子王三巧的身上，而是马上进行反省，想起“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在妻子改嫁了，将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送到三巧那里当陪嫁，顾全妻子的面子，蒋兴哥身上的忠厚，大度，重感情的一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最终获得大团圆的美好结局。

《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里的商人施复的拾金不昧，能以一个生意人的角度换位为他人着想，“倘然是个小经纪，只有这些本钱，或是与我一般样苦挣过日，或卖了绸，或胶了丝，这两锭银乃是养命之根，不争失了，就如绝了咽喉之气。

一家良善，没甚过活，互相埋怨，必致鬻身卖子。

倘是个执性的，气恼不过，肮脏送了性命，也未可知。

我虽是拾得的，不十分罪过，但日常动念，使得也不安稳。

就是有了这银子，未必真个便营运发积起来。

一向没这东西时，依原将就过了日子。

不如原往那所在，等失主来寻，还了他去，到得安乐。

”[4]一连串细腻的心理描写，把施复身上重利轻义，拾金不昧的道德情操和当时明朝社会里存在某些不良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更突显了施复这个商人形象的特别。

《醒世恒言》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中也塑造了一个忠厚老实，乐善好施的商人形象刘德。

“刘德夫妇两口，年纪六十有余，并无弟兄子女。

自己有几间房屋，数十亩田地，门首又开一个小酒店儿。

刘公平昔好善，极肯周济人的缓急。

凡来吃酒的，偶然身边缺钱缺少，他也不十分计较。

或有人多把与他，他便勾自己价钱，余下的定然退还，分毫不肯苟取”， [5]正因为他做人公平讲信用，镇里的人都十分敬重佩服他，都叫他为“刘长者”，这是对以往商人出现过的尖酸刻薄，唯利是图的丑陋嘴脸的颠覆。

(二)、敢于向世俗挑战，追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体现在女性商人形象的塑造上。

“三言”里公正公平地评价商人的崛起，肯定商人在经商过程的智慧，冲击了当时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由于统治阶级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商人的地位一直不高，明代社会的商业气氛越来越浓厚，商人敢于正视自身的需求，大胆创新，突破原来的束缚，在社会上谋求自已的一席之地，男商人的处境已是十分艰难，更何况是作为女性的商人，“三言”中的女子不仅加入了商人的行列，更在经商的过程中尽量坚守商人作为人应有的人格平等。

在《喻世明言》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的黄善聪“眉目生成清气，资性那更伶俐。

若还伯道相逢，十个九个过继”，在父亲黄老实去世之后，以张胜的假名与李秀卿结为异姓兄弟，在庐州合伙做生理。

而《醒世恒言》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刘方，自父亲过世之后，认刘公为父，“自此帮家过活，奉侍刘公妇，极其尽礼孝敬。

老夫妇也把他如亲生一般看待。

”这两个故事里都是女扮男装的商人，她们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商业社会里小有成就，做到节孝兼全。

她们可以坚守自己的信念，洁身自好懂得如何在男权的社会中巧妙地保护自己，既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更好地展现女性商人特有细心与智慧，这是对商人形象的新的领域的开拓，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亮点，丰富了商人的形象。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商人阶层的壮大,大胆追求自身的发展,肯定自我价值,个人意识觉醒,追求人的权利自由。

提高社会地位，肯定个人价值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提到的“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也许是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唤醒了人的觉醒，“这一思潮使传统的思想观念受到冲击，使传统观念压制的商人的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最突出的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对人道主义的张扬。

他们由幻想而付诸行动，为改变自身处境，追求人的尊严，提高社会地位而奋斗，同时为了洗刷‘无商不奸’的恶谥，他们以新兴商人的姿态出现在商品交换中”[6]2经商无尊卑之分，无所谓的阶级门槛，只要有胆识有智慧就可以加入商人的大潮中，萌发与上层阶级相抗衡的竞争意识。

《喻世明言》第十八卷《杨八老越国奇逢》中的杨八老，“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决定改行经商，其妻也不以读书科考为唯一出路，劝夫“不必迟疑”。

后虽经千难万险，终也“安享荣华，寿登耆耋”。

摒弃以前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想法，将经商看作是一种正当的职业，隐隐也可以看出当时商人的地位在当时有了提高，人们不再以经商为不正当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