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被告方的证明责任

证据法结课论文【摘要】：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是诉讼证明理论中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刑事实体法规范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

长期以来，我国立法及诉讼理论均强调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及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物品罪以外，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都应由控方承担，辩方不承担任何证明责任。

这体现了对被告人方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却对事实真相的发现及诉讼效率的提高注意不够，使实体与程序难以结合。

那么如何在保障被告人方获得充分的辩护的同时，也能符合常理的完成控诉任务？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全盘考虑，在刑事诉讼证明责任方面合理的分配，让被告人方也有所承担不失为一重要的解决途径，这是基于更多因素，如公平、效率以及常理的考虑，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

【关键词】：刑事诉讼被告证明责任一、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方的证明责任负担的考察（一）、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定义分析关于证明责任的定义目前我国诉讼法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这主要是因为“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两者是一个概念还是不同的范畴，我国法学界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论。

一种观念认为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可以相互混用。

陈一云教授主编的《证据学》（第二版）认为：“根据我国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我国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可界定为司法机关应当收集证据证明其所认定的案件事实，某些当事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其认定与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的责任。

其中，当事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其认定与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的责任，又称举证责任。

”也有学者认为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前后关系。

为方便起见,笔者在此采纳第一种观点,并结合本文认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是指诉讼当事人为了主张并证明某种诉求而向法庭提供证据的责任,控诉方对自己的指控要承担说服的责任,否则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

（二）、在不同诉讼模式中刑事诉讼被告人方的证明责任负担一般而言，证明责任主要由控诉方承担，但在某些情况下，被告人方也负有证明责任。

罗马法还明确的提出了证明责任的原则：证明的责任由积极主张的人负担，不是由消极否定的人承担。

即：每一方当事人对其陈述中所主张的事实，有提出证据证明的义务，否认的一方没有证明的责任，双方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都提不出足够的证据，负证明责任的一方败诉。

在纠问式诉讼中，犯罪不必由被害人提起控诉，司法机关可以主动进行追究。

原告方有举证责任，被告人方更有举证责任。

由于当时实行的是法定证据制度，而被告人方的坦白被认为是“证据之王”，据此就可以定罪。

因此刑讯逼供就被认为是最可靠的证明方法，对被告人方广泛采用刑讯。

到了近现代，在刑事诉讼证明责任问题上，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态度不完全相同：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主要由控诉方承担，但在一定条件下转到被告人方身上；大陆法系国家奉行职权主义原则，大多数刑事案件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起诉，检察官应当证明自己的控诉，但也必须顾及被告人方无罪或罪轻的情况，法院根据职权积极主动地收集，调查证据，不受检察官或被告人方举证的限制。

从证明责任的历史沿革中可以发现，被告人方承担证明责任自有诉讼以来就一直存在，区别仅在于其在诉讼证明中的地位不同。

近现代诉讼，由于受人权、民主思想的影响，司法的文明、人道以及民主成为近现代诉讼的主要标志，进而被告人方的地位逐步得以提升，为了使被告人方不至于在诉讼中过于弱势，维护司法公正与文明，法律专门规定有罪推定原则、沉默权以及反对自我归罪等特权。

即便如此，考虑到诸多类犯罪难以侦破，存在很多被告人独知的事实以及举证的公平等因素，法律并没有完全取消被告人方的证明责任，这也让我们认识到司法的天平不仅追求当事者之间的平衡，也在更高的层面追求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之间的平衡。

中性的司法恰如社会的平衡器，理应不会偏私地成为任何一方的利用工具。

二、我国刑事诉讼被告人方分担证明责任的合理性我国上述的证明责任分配方式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有利于充分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不加区别地规定刑事案件的事实都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虽有利于保护被告人方的权利，却不利于发现案件事实和处罚犯罪者。

首先，证明责任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项义务。

因为“刑事诉讼过程不过是凭借案件遗留在时空中的痕迹（即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进而做出裁决的过程。

为保证这一过程的顺利展开，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法律设定了举证责任，要求诉讼当事方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或认定的案件事实，因而举证责任是法律为诉讼当事方设定的义务。

另一方面，诉讼当事方获得胜诉的关键，也恰恰在于有效地实现举证责任。

因为在诉讼中，谁能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谁就有胜诉的可能。

于是，举证责任又具有权利的属性。

总而言之，举证责任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权利和义务本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理解证明者在诉讼中的地位。

因此被告人也可以运用证据进行辩护说明，更可以运用证据进行证明自己无罪或者轻罪或者减轻、免除处罚等。

其次，被告人方分担证明责任符合现代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制度的国际化潮流。

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方分担证明责任都加以规定，不论是明确的规定还是司法实践所形成的不成文的规则，该项原则已经为各国诉讼所遵循。

我国当然也不能例外。

随着WTO 的加入，国际全球化趋势步伐的加快，我们有必要在法律制度建设上加快全球化的步伐，以更好的和国际法律接轨。

再次，符合刑事诉讼效益。

刑事证明活动的价值是多元的，它不仅要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也要讲究效益和效率。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某些案件中某些事实和情节的证明，公安、检察机关可能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耗时多日，倒不如被告人轻易地提供一个证据。

由于被告人对某些证据享有证据信息优势，由被告人提供这些证据可以节省司法成本和资源，有利于迅速及时地查明案情。

同时，证明的难易也有不同，如某些被告人独知的事实，被告人不提出的话，有可能使得法庭无法知道事实，不能形成争议和抗辩，增加查明案件的难度和时间，也增加错判的可能，从而损害被告人的权益。

最后，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并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强调的是被告人也应拥有正常人的权利、强调定罪的法定性。

被告人仅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是基于自己的利益，仅是对自己无罪的一种证明，查明事实真相的需要，有罪证明必须有控诉方来承担。

三、完善刑事诉讼中被告的证明责任的制度。

（一）、明确规定被告人方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低于控讼方。

刑事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法律规定的程度。

也就是说，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所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确认待证事实的真伪，从而卸除其证明责任。

当诉讼主体提供的证据达到了证明标准，这就意味着完成了证明责任，其证明的事实成立；当诉讼主体提供的证据未能达到证明标准，这就意味着其未完成证明责任，其证明的事实也就不能成立。

刑事诉讼关涉到国家刑罚权的实现及被告人方的生命、自由等根本性权利，控方拥有雄厚的诉讼资源和广泛的诉讼手段，因而控方证明标准一般要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对于疑难案件采取“疑罪从无”原则。

即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在质和量的方面证据都要确实充分，当用以证明的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或对于被告人犯罪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时作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

它要求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方承担，控方履行证明责任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或者不存在合理怀疑的程度，如果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或证明达不到法律的要求，则应判定被告人无罪。

具体指达到以下标准：（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

而被告人方所拥有的诉讼资源和诉讼手段都很有限，且受到无罪推定和不得强迫自我归罪原则双重保护，因而我认为其证明标准在现阶段只需达到“盖然性占优势”或“合理怀疑的证据优势”，即对于形成争议的案件事实，被告人只需对控诉方的指控提出证据来确立可能的优势或能够形成对指控的合理怀疑，即视为达到法定标准，证明责任已履行完毕。

控方要想推翻这一认定，其证明标准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否则即使其证明标准超过被告人方的证明标准也不能认定其反证成立，而必须推定被告人方辩护理由成立。

另外，要强化被告人方的调查取证能力。

证明是以调查取证为前提的，要求被告人方承担一定范围的证明责任就必须赋予其相应的调查取证能力。

（二）、要完善刑事实体法的立法技术。

对部分犯罪的某些构成要件明确规定由被告人方承担证明责任。

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是互为表里、互相关联的，只有互相配合，才更有利于发挥其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功能。

而我国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在立法时是绝然分开的，程序法的立法只考虑犯罪的查证而不考虑待查证的犯罪要件的不同，实体法的立法只考虑犯罪要件的设立不考虑不同的要件在查证上特别是在证明责任分配上有何不同。

这导致了我国几乎所有犯罪的要素必须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方的证明能力未得到充分调动，从而不仅损害了国家对犯罪的控制，还损害了被告人方的合法权益。

因此有必要对一些特殊的犯罪，立法时就明确规定被告人方对某些要件必须承担证明责任，从而有效调动控辩双方的举证积极性，更准确、更有效地查清犯罪事实。

注释：[1] 陈永生,论刑事诉讼中控方举证责任之例外.2010.09.[2] 诉讼法大辞典,四川人民出版,1982.[3] 陈一云,证据学.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11.[4] 谭世贵,刑事诉讼原理与改革.法律出版社2002.02.[5] 樊崇义,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6] 宋英辉,刑事证据的一般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09.[7] 罗本琦,刑事被告人举证责任范围.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