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百年间词之功能的推移——宋代文化构建中的宋词(一)

宋初百年间词之功能的推移——宋代文化构建中的宋词(一)

【内容提要】

词作为一种颇有“亡国之音”嫌疑的娱乐性文体，由五代入宋。但是它在宋初文化重建的背景下，经过百余年的演进，逐渐具备了多种功能:成为词谶，成为品鉴人物的手段，成为士大夫重要的交际娱乐方式和显示学养的途径。词最终成为宋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和宋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词的这一功能推移过程也不失为我们考察宋代文化构建的另一个窗口。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晚唐诗词之间的兴衰变化，陆游曾经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晓者。”①但是不知他注意到没有，宋朝建国之初的50年间，词并没有继续它在唐末五代的盛况。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作品数量的统计比较加以说明:整个五代五十余年间，今存词的数量达800余首②;宋代最初五十年间，只存有约50余首词。而再过五十年，词作已达1300余首③。由此可见，最初五十年词的创作呈现间歇的状态，此后才再度兴盛，并终于成为有宋一代的代表文体④。细究词的这一发展态势，实与其生存环境，即五代动乱及宋初文化重建这个大背景密切相关。唐宋易代，以五代为桥梁，这其间，唐代文化与宋代文化也随之发生更替。建隆二年（961）七月，宋太祖酒席之上释石守信等人兵权时所说的一番话，已开始奠定日后宋代文化崇乐尚文的基

调:“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⑤至建隆三年（962）二月，太祖又对近臣发愿:“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⑥稍后的宋初诸帝似乎都喜欢音乐，尤其是教坊乐，并且长于制曲作词，其作品甚至很流行，如太宗、真宗、仁宗的作品，《宋史·乐志》皆有收录，且数量颇丰。当然，宋时乐非古时乐，其时乐曲由雅趋俗，充满了世俗的魅力，这从某些反面评价中也可以看出，如天圣（1023—1031）中，仁宗尝问宰臣王曾以古今乐之异同，王曾对曰:“古乐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鬼神，而听者莫不和悦。今乐则不然，徒虞人耳目而荡人心志。自昔人君流连荒亡者，莫不繇此。”⑦历史往往在矛盾中发展，宋人追求享乐，但却并不忽视士大夫人格的塑造，如从宋初史家范质、欧阳修到司马光，对五代政坛不倒翁冯道的评价由赞美到逐渐否定，范质尚赞其“厚德稽古，宏才伟量”，欧阳修则开始斥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司马光则已经确立了“贞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的标准，为冯道作了定论:“大节已亏”，“虽有小善，庸足称乎!”⑧这显示出新王朝对五代人格的驳正和对新型士人的要求。而宋初儒林有名的三先生孙复（992-1057）、胡瑗（993-1057）、石介（1005-1045）的行迹，亦可显示出当时士人人格重塑的轨迹。他们三人都是成长于宋代的士人，巧的是，他们的出仕方式也具有相当的代

表性:孙复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之阳，治《春秋》，鲁多学者;胡瑗以经术教授吴中，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仁宗景初以布衣召;石介尝讲学徂徕山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三人都是影响极大的学者和师长，欧阳修《胡先生墓表》称:“自景佑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胡瑗）暨泰山孙明复（复）、石守道（介）三人。”三人的影响，由地方而到京师，都在国子监讲过学，而且大受欢迎，三人言传身教，门徒盛极一时，隐呈崇理尚节、端方不苟的宋儒风范，如孙复有名山东，自石介而下皆以先生事之，其“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胡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庆历中建太学于京师，有司即下湖州，取胡瑗之法以为太学法，胡瑗居太学，“学者自远而至，太学不能容，取旁官署以为学舍。礼部贡举岁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当时，或取甲科居显仕;其余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其学者相语称‘先生’，不问可知为胡公也”。石介更是“笃学有志尚，乐善疾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为国子监直讲，“学者从之甚众，太学繇此益盛”，并作《庆历圣德诗》，指点当朝忠佞⑨。三人肇始之下的宋代士风，影响之巨，《四库全书总目·徂徕集提要》曾如此评道:“厥后欧阳修、司马光朋党之祸屡兴，苏轼、黄庭坚文字之狱迭起，实（石）介有以先导其波。

又若太学诸生挟持朝局，北宋之末，或至于脔割中使;南宋之末，或至于驱逐宰执，由来者渐，亦介有以倡之。”

前述宋初百余年词的变化态势，正是发生在这一矛盾复杂的文化建构背景下（当然，宋初文化建构的情形还要复杂得多，我们在后文的具体论述中还会不断提及）。纵览宋代史乘笔记、尤其是屡次被禁的私人笔记，我们可以发现，宋初百余年中——尤其是前半期，词的创作与传播势头也许不如五代，但是它潜在生存空间却是空前地扩大了。因为宋初人们在讴唱之余，更把词不自觉地推广到日常生活多个领域，使之兼具了多种功能。在那个时候，宋人尚未完全确定自己文化的走向，宋代文化更谈不上定型，词在某种程度上为宋代文化建设发挥了作用，宋人自己当时恐怕也未觉察到。

大致说来，宋初人们对于词这一带有几分“亡国之音”性质的文学样式所抱的复杂感情以及多样的功能期待，促使词的生存呈现出一种多维、复杂的不稳定状态。因此，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宋初百余年间词的生存状态及其功能的推移，这无疑是观察宋代文化构建的一个重要窗口。

二、词成为谶语——词谶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易纬坤灵图提要》云:“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谶纬之风，自东汉起因为可以证明刘秀政权的合法性而得到提倡以后，每至易代之际，往往成为新朝启兴的舆论工具。但是谶纬本身却既可以因证明新朝的合法性而得到提倡，又常常因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启动乱之源而被严禁，

所以其所受待遇往往大起大落。即如北朝时鲜卑族拓跋氏之北魏，也曾因为谶纬之弊而先后两次下诏禁之，在太和九年（485）更下诏“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历观唐末五代，诸朝更替之际，谶纬之语更是流播人间，泛滥不止。到了赵宋立国，有鉴于此，则索性屡次颁行禁书令，尤其禁天文、图谶、术数之书，以期在大乱之后建立思想统一、长治久安的王朝，这是北宋早期的一个重要文化举措。这一点从《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北宋前四帝部分不难看出，自太祖始，历太宗、真宗直至仁宗，对此政策一直勤抓不懈，虽然效果如何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从严厉禁止政策的背后，我们不难了解到当时谶语一类东西在当时的流行程度以及人们对这种预示命运的文字的浓厚兴趣。

事实上，谶纬之风作为流行已久的习俗，行政命令的禁止，也许会收到一定效果，但是也常常促使它以别的形式表现出来。宋代禁谶纬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汉唐之际，谶语在形式上一般表现为句式比较整齐的歌谣类的文字;至晚唐五代，曲子词大行于花间尊前，它似乎也没有表现出预言人生吉凶祸福的功能;入宋以后，在禁图谶、术数的大背景下，从王公贵族到贩夫走卒，都有人不自觉在绕开禁令，逐渐从这种承袭于前代的、伴随乐舞而唱出的曲词中发现了人生走向的某些秘密，使曲子词这一流行娱乐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谶纬性质的内涵。

首先，言为心声，在宋人看来，词客谱写、唱出的曲词能够昭示着未来命运的信息。对此，许多人深信不疑。比如，钱惟演在仁宗明道二年（1033）为御史中丞范讽弹劾，罢平章事、以崇德节度使知随州（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