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本体论：“科学观”与“艺术观”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翻译的本体论：“科学观”与“艺术观”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翻译的本体论研究——翻译研究的第三条道路、主体间性与人的元翻译构成》评析刘云虹一翻译活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过程，其间涉及的众多因素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矛盾，翻译研究因而长期囿于诸如形与神、直译与意译、忠实与叛逆、归化与异化等种种经验主义的二元对立中，而翻译的“科学观”与“艺术观”更是近十多年来引起翻译界激烈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这种矛盾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峙局面已经大大妨碍了翻译研究的发展，不少学者和翻译家开始对此产生质疑，并力图消解这种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探寻两难困境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蔡新乐教授的新著《翻译的本体论研究——翻译研究的第三条道路、主体间性与人的元翻译构成》正是一部以为徘徊于“科学观”与“艺术观”所含有的工具论与艺术论两极之间的翻译研究开辟出新途径为主旨的力作。

通过对当前翻译研究的科学观与艺术观中含有的工具论倾向的批判及对其不可避免的缺失的分析，作者明确指出翻译的本体论应是翻译学研究的可靠出路。

二《翻译的本体论研究》全书近33万字，共分前言、后记及七个篇章，除第七章外，每章的最后一节均为“本章小结”，对整章论述加以简要的概括。

第一章“走向第三条道路”，以德里达对待翻译的态度为切入点，开门见山地提出“走向第三条道路”的问题；第二章“什么是第三条道路——翻译学的本体论问题”，通过分析当前翻译研究的两条路线——翻译的科学观，“或者说科学主义的、理性主义的翻译理论思想”，与翻译的艺术观，“即坚持翻译的艺术特性，主张从艺术的角度探讨翻译，并且强调艺术原本就是理论的核心问题或者说本质的研究路线”（蔡新乐，2005：35）——所面临的困境，批判两者所显露的工具论倾向，明确指出，与其固守“落后于时代”、僵化的译论科学观和译论艺术观，倒不如以“既坚持理性的反思精神”，“同时又不忽略翻译学作为人文学科中的一员应有的艺术作用与意义”（蔡新乐，2005：38）这一辨证统一思想，走翻译研究的第三条道路——翻译的本体论，即“对‘存在’中的人与翻译的关系问题的形而上理论反思以及人在‘翻译’之中的存在表现等问题的理论探讨”（蔡新乐，2005：39）；第三章“语言起源的倒塌与翻译的无源之始”，通过对德里达和奈达的翻译思想的反思与批判，探寻建构西方“理性主义”以外的翻译思想的可能性；第四章“翻译的历史表现及其教训——从明末清初耶稣会来华传教士的一些作为看‘对等’的结构建制”，以明末清初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的几种“解释实践”为例，对所谓的“一体化”和“全球化”提出质疑，强调翻译与人的关系问题，即人在翻译之中所起的作用，是翻译的跨文化交流当中不应被忽视的重要方面，因为翻译是人的文化或跨文化活动，它的一切表现都是人在其文化创造和构成中所必须面对的，并在此基础上引出对翻译的“主体间性”问题的探讨；第五章“‘间’的本体论意义及其对翻译理论建构的作用——从中华文化之中的‘间’到跨文化翻译之中的主体间性”，把“主体间性”这一概念中的“间”作为阐释的关键，借助中华文化的思想资源中有关“间”的论述，着重探讨语内和语际翻译中的主体间性问题以及“间”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第六章“翻译与人的主体性的关系——元翻译构成”，就主体本身与翻译的关系进行探讨，对人与翻译的关系的最基本可能性加以必要的说明或描述，指出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等外在翻译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本身就是翻译所必需的根基，在这一根基之内蕴藏着翻译的可能性”（蔡新乐，2005：10），即元翻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的问题不能被理解为单纯的技术性或实用性的工具论问题，而应被视为一个与人的本质密切相关的本体论问题；第七章“余论：相关的几个问题——翻译的‘言语’的本性、翻译的人及其他”，引入“通化翻译”的概念，通过对海德格尔的“历史化”翻译观、弗洛伊德的“心理化”翻译观、维特根斯坦的“语法化”翻译观、释义学的“跨文化化”翻译观、本雅明的“神圣化”翻译观以及德里达的“解构化”翻译观的辨析，强调无论就思想现实、研究视角或翻译本身的目的而论，翻译都显示出根本的多元化特征。

三《翻译的本体论研究》是张柏然、许钧教授主编的《译学新论丛书》中的一部，两位编者在总序中明确指出，入选的课题应符合“丛书”的三方面追求：一是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详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精神，力求有所创新。

而概括而论，作为一部探索翻译研究新途径的理论著作，《翻译的本体论研究》就其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而言，正体现出批判性、系统性及原创性这三大特点。

1.强烈的批判精神。

自从八十年代初我国译界开始关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自从卡特福德、奈达、乔治·穆南、巴尔胡达罗夫、图里等一批语言学派的推动者和捍卫者的理论成果逐步占据我国译界的理论研究视野起，翻译研究的“科学观”与“艺术观”之间的争论便愈演愈烈，并最终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翻译研究究竟应立足于系统性理论的建构，或立足于重在实践的艺术阐发，这恐怕也是中西译论的根本相异性的体现，“中国译论传统中的悟性思维倾向是较为明显的”，而相比之下，“西方译论发展中则存在着较明显的理性思维、而非悟性思维的倾向”（谭载喜，2000：26-27）。

在《翻译的本体论研究》的前言部分，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的撰写目的是“想以个人的思考所获，走出翻译的‘科学观’和‘艺术观’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峙局面”（蔡新乐，2005：1）。

但牢笼的破除和出路的探寻并非简单的一句“取两者之长、避两者之短”或“科学的艺术观”能够辩证统一地得以实现的，所以，作者在提出第三条道路之前首先以批判的眼光指出翻译理论建构中的种种悖论：一是，以始发语意义或价值观念为唯一中心或意义之源的翻译必将面临历史与“当代化”之间的悖论；二是，对翻译之源的追寻最终得到的只是对现实的某种形式的恢复、回归或复原，只是我们的思想在以它自身为源，而以自身思想所得为中心的探索难以成为一种有说服力和涵盖面的理论系统；三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理论建构具有普遍说服力，而理论本身却因为其个体化性质而难以摆脱偏见倾向，因为思想总是个体的思想；四是，理论的建构总是历史性的建构，因此，理论的历史意义决定它无法普遍有效；五是，翻译理论对历史的总结性的静态探索成果难以为动态的“现在”服务。

透过翻译研究中的这五种悖论，我们立即可以发现，《翻译的本体论研究》将以思辨的批判精神和历史眼光从翻译宏观理论研究的角度对当前翻译理论建构中凸显的问题与困惑进行回顾与反思，并义无返顾地对翻译的本质提出质疑，正如作者所言，“如何使翻译显示它的‘本来面目’，可能就是翻译研究的首要问题”（蔡新乐，2005：21）。

翻译究竟是什么？翻译的本质又如何确立？当代有代表性的主要翻译理论都从各自的理论基础、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对翻译进行了不同的定义，例如语言学译论认为“翻译是双语的语义转换”，文艺学译论认为“翻译是原文的艺术再现”，文化学译论把翻译定义为“再现原著文化的语言表现”，多元系统译论把翻译定义为“文学、社会多元系统的互联互动”，交际学译论则认为“翻译即交际”（胡庚申，2004：33-34）。

然而，在本书作者看来，“翻译，不仅仅是翻译自身的问题——不仅仅是翻译的可操作性、实践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或跨文化的作用与意义问题，它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以往的种种讨论，在出发点上根本就没有重视人对翻译的作用”（蔡新乐，2005：6）。

因此，翻译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技术性或实用性的工具论问题，而应被归结为一个与人的本质密切相关的本体论问题，正如书中所言，“翻译是人的精神对自由的追求的变化显现或表现，这样的表现总是空间性的、个体化的以及向在场融化的”（蔡新乐，2005：252）。

翻译始终是人的翻译，人没有理由被异化在所谓的理论中。

在时下的翻译研究背景下，这一立论无疑是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问题意识的。

2.以哲学为理据的系统性研究。

杨自检在《我国译学建设的形式与任务》中曾经指出，“虽然有许多文章都强调要重视从相关学科中吸收新的理论与方法，但大都只是提提而已，很少有人从哲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认知科学等学科中借来新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发现新的问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杨自检，2002：19）。

与这种忧虑相反，我们注意到，蔡新乐教授近几年以来一直以批评的精神致力于把哲学思想引入翻译研究中，通过批判性地接受和运用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中的基本思路和理论，系统探寻翻译研究的哲学途径。

这在他的一系列翻译理论文章中均有体现，如《翻译需要一种艺术哲学》（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第11期）、《翻译过程试探》（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比较》（载《外国语》2000年第1期）、《翻译研究的一个盲点：翻译哲学的形而上之维——从翻译学的方法论到本体论刍议》（载《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套套逻辑的必然——论翻译的非逻辑特质》（载《中国翻译》2005年第3期）等。

2001年出版的专著《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更是通过对中外哲学思想的兼收并用填补了翻译哲学方面的理论空白。

在这部著作中，蔡新乐教授系统地把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引入翻译学研究，在合理借鉴其现象学的某些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让翻译回归其本身的论点，主张翻译应首先被视为归属于自身的存在，并在本体论意义上把翻译与人的存在问题结合在一起。

而《翻译的本体论研究》这部新作，可以说是他对翻译理论研究的哲学途径的不懈探索的进一步深入和系统化。

这一点从本书的副标题“翻译研究的第三条道路、主体间性与人的元翻译构成”中便可见一斑，“本体论（即第三条道路）”、“主体间性”和“元翻译”可以说是全书整个论述中的三个关键词，作者也正是因循这样一种思路来展现其建构哲学翻译学的基本思想。

作者以质疑当前翻译研究中存在的工具论倾向为出发点，通过对海德格尔式现象学对翻译理论建构的意义以及“主体间性”这一胡塞尔晚年哲学的核心概念的剖析，揭示出翻译是两个主体、两种语言或文化的“间状态”，也是它最基本的形式，并强调所谓“之间”首先是以主体为根本前提的，即在肯定主体间性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应明确认识到主体性先于主体间性，并“比后者更能代表人的精神”。

因此，“主体的构成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本身的指向与表现”（蔡新乐，2005：197），在这一意义上，正是人本身的变化的可能性成就了翻译的可能性，而对人的元翻译构成的探寻便理应成为翻译研究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