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派
桐城文派
摘要：桐城文派因其始祖方苞、刘大櫆、姚鼐同出于安徽桐城而得名；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集中国古典散文、文论之大成，并占有突出地位的文学流派。
桐城文派为什么会产生桐城？桐城文派有哪些成就……。
桐城文派在具体文化的各个领域也曾一度领时代之先，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
但因其自身的局限，对古文言与封建伦理道德的固守，与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主流相背离，成为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直接对象，受到学术界的长期批判。
关键词：桐城文派成就局限
“桐城文派”，旧称“桐城派”,指的是以“古文”写作为主的一种艺术流派。
什么是“桐城派”？它的渊源如何？过去讲的人很多，吴孟复认为吴敏树说最为得当。
吴敏树说：今之所谓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望溪先生之门人刘海峰。
又海峰。
又以望溪接续明人归震川（有光），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直以归、方续八家，刘氏嗣之。
为什么这段话最得当？吴孟复在这里作了些分析。
（1）吴敏树认为“桐城文派”是一个“文派”。
按孟吴复的理解，它是一种文艺散文的流派，而不是一个学派。
因此，就不存在什么“义理、考据、词章”的问题。
戴震在给姚鼐的信中，提出了“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这个名论。
戴震讲的本指治学方法而言; 姚鼐将其解成宋学、汉学、文学，已非戴震原意；曾国藩说姚鼐“一篇之中唯此尤竞竞”，把“桐城文学”讲成“桐城学派”,不仅不合事实，也混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造成研究上的困难。
（2）吴敏树认为：“桐城文”是韩欧等“八家”的“古文”的延续。
吴孟复认为“桐城文派”对韩、柳的继承，主要是继承他们反对浮华的骈文，力求用白描的、简洁的语言来抒情达意；同时，也继承了韩、柳的有继承、有革新的精神。
（3）吴敏树认为“桐城文派”的直接渊源是归有光。
这比把归与王慎之、唐顺之、茅坤混为一谈的见解高出一筹。
因为归有光并不是简单地模唐仿宋，其真正源泉在于吸收了评话、小说的描写方法，而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散文。
（4）吴敏树还认为“桐城文派”始于方苞，盛于姚鼐。
他们尊奉程朱理学为道统，以承继秦汉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统相传；方苞倡导的“义法”、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等理论不仅为桐城派古文创作的指导性思想，对其他流派的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经道咸，文人学士争相归附，弟子遍及各地，直到五四前后，共延续了二百多年才逐渐衰落。
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作家之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故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赞誉。
近代桐城文派指清代中后期以曾国藩等为代表的桐城派，其理论与创作是在继承先辈思想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发展，融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对现代文学的产生深远影响，具有不可替代的史学意义。
从理论角度考察，近代桐城文派的代表人物，像梅增亮、曾国藩、姚莹等人，提出了“文章莫大乎因时”的文学发展观，主张文学要反映现实，经世致用；并且，注意文学的“真”和表现作家的艺术个性；最重要的是，在散文艺术和美学风格上打破了桐城三祖的许多清规戒律，主张散文的气势宏伟，骈散皆用和珠圆玉润，在美学风格上提倡雄奇、昂扬的壮美。
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和林纾的《春觉斋论文》，系统地总结了有关散文创作的艺术经验，大大地丰富了散文艺术的理论宝库。
从创作角度考察，近代桐城派散文中出现许多表现反帝爱国思想的作品，如梅曾亮的《崔
与陆立夫书》、《上某公书》、姚莹的《再与方植之书》、《上邓制府请造战船状》等；其次，近代桐城文派作家比较注意而向现实，写了一些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
像反映贫民开山种田问题的《书棚民事》、赞扬刚正不可、不惧权贵的《谢御史》，其中还有一些散文对于旧社会还具有很强的揭露力量，比如梅曾亮的《炙蒋念亭家传》，就是一篇饱含着血泪的记叙文。
第三，近代桐城文派作家还写了很多游记，文字优美、意象明丽，状物写景，很见功力，许多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如梅曾亮的《钵山余霞阁记》，吴敏树的《君山月夜泛舟记》，张裕钊的《游虞山记》等，均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第四，语言方面，近代桐城文派散文主张骈散相间，从而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增强了音韵美。
古文语言中开始出现新事物、新名词，如“化学”、“光学”、“舞会”、“议政院”、“马力”、“煤气”等。
这种新名词的嵌入，使桐城派古文的语言逐渐发生了变化。
由此我们也看到了以介入新名词为特征的新体散文的源头。
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桐城文派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文学运动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
它的产生，与桐城文派的盛衰密不可分。
桐城文派对新文学运动的发生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这样评价桐城派“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文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
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
”1首先，桐城文派诸人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改革，以古文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确实对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的过渡作出了一定贡献，对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桐城文派虽然在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这一目标上完全与时代背道而驰，但并未完全与时代脱节，黎庶昌、郭嵩焘等人在以桐城文派古文向国人介绍西方政教风俗、生活方式的同时，还将大量西方新名词引入古文，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文体的变革。
新名词、新事物，使桐城文派古文的语言呈现出新的色彩，他们的努力也为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的窗口。
同时桐城文派对西方作品的翻译介绍西学著作的广泛译介与传播，是促使近代中国文学观念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原因。
桐城文派对西方作品的翻译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其中以吴汝纶的理论建设、严复、林纾的翻译实践最为引人注目。
总的来说，桐城文派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变革与翻译西方文学两个方面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作出了一定贡献，为新文学运动的展开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从文学理论、创作实践及对现代文学的影响等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代桐城文派的成就和贡献，这些我们是应当肯定的，但桐城派也有一些明显的局限。
桐城文派作家固守卫道立场，他们重视“文统”，往往主张文学的目的在宣传教化，“正人心”，坚持程朱理学，具有较浓重的封建色彩，且在创作上具有较大的保守性。
在社会思潮领域，维新派要求变革封建专制政治的主张，使惯于载道的桐城文派古文渐渐失去了魅力。
吴汝纶作为这一时期的桐城文派领袖，为了避开新思潮的冲击，对桐城文派古文理论作了稍许变通。
他首先削弱了桐城文派古文的政治色彩，在文章内容上回避程朱义理，明确表示不宜将“义理施之文章”，2但在文章形式上仍然强调古文语言的“醇厚”。
3他同时主张以古文译介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种西学著作，使桐城派古文在绍介西学的浪潮中仍能占有一席之地。
吴汝纶的努力使晚清桐城派在维新变法思潮中还有所作为，使其勉强渡过了维新思潮的
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吴汝纶：《答姚叔节》，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年版
3吴汝纶：《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吴汝纶全集》（一），2002年版
冲击。
维新运动失败后，革命民主主义思潮走向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反对封建伦理纲常。
革命派还大量创办白话报刊，以通俗的白话文宣传革命。
桐城文派所坚守的程朱“义理”成为革命派猛烈抨击的对象，文言文受到“俗语文体”、文学革命更猛烈的冲击。
革命派与“旧学界”判然两立的姿态，使晚清桐城文派不可能在革命民主思潮中有所作为。
当社会思潮的发展危及到桐城文派存在的时候，桐城文派末流失去了变革的勇气，他们关上晚清桐城文派“因时而变”的大门，表现出强化古文文体与程朱“义理”的倾向，使晚清桐城派改造桐城文派古文文体，以及为迎合新思潮的不懈努力付诸东流。
桐城文派末流由于对桐城文派文统、道统的重新强化而与时代失拍，逐渐走向新思潮的对立面。
辛亥革命后，以文坛正宗自居的桐城派仍抱着封建思想不放，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
历史是不容倒退的，文学也必然顺应时代潮流而向前发展。
在新文化运动的滚滚浪涛中，桐城文派逐渐销声匿迹了。
参考文献：
[1]桐城文派述论[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2]吴汝纶：《答姚叔节》，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
年版
[3]吴汝纶：《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吴汝纶全集》（一），2002年版
[4]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桐城派
兴盛时期（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 ）
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乾隆四十二， 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正式亮 出了桐城派的旗号。此文中，他引用吏部 主事程晋芳、编修周永年所云：“为文者 有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 逾前古千百，独士能治古文者未广。昔有 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 城乎?”此文还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 鼐之间的理论继承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 成派系的端绪。此后桐城派之名遂显于世。
文章特点
桐城派文风是由程朱的理学思想，韩欧的文章法度，八股时 文的影响三种要素相互交融而形成的。主张学习《左传》、 《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 坚持写实、追求平淡自然地艺术风格，强调为文章者“有所 变而后大”颇可贵。代表作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 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主张，对当时宋儒、汉学两派 的对立有所缓和，有利于扩大古文家的门户，对桐城派能够 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作家集团起了很大的作用。
“阳刚、阴柔”说
姚鼐对“义法”与“神气”说的重要发展，表现在他 注意并阐发了古文作为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融合方 苞“义法”说与刘大櫆的“神气”说，提出了“神、 理、气、味”与“格、律、声、色”相统一的观点。 他在《古文辞类纂序》中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 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 色。来自“义理、考据、辞章”说
姚鼐提出 “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和“以能兼长者 为贵”的主张。他在《述庵文钞序》中说：“余尝谓学问之 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 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
桐城派代表人物述评(权威)
安徽是古文化大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学术界有人以区域划分，把安徽省分为三个文化圈，即淮河文化、黄山文化和桐城文化。
从文化内涵上说，淮河文化和黄山文化内容繁富，门类诸多，淮河文化有以老子为代表的先秦哲学，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华佗为代表的中华医药文化，以刘伶为代表的魏晋酒文化，还有淮北梆子戏、凤阳花鼓等；黄山文化有以戴震为代表的朴学（皖学），有黄宾虹为代表的新安画派，有底蕴深厚的徽商文化，还有徽派建筑、雕刻、园林艺术、徽剧等，更有人文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山水文化。
我们把这两个文化圈称为泛文化。
桐城文化与之相比，内容比较单一，主要表现为文学艺术，其代表者为桐城派。
桐城派是统称，它包含有桐城文派、桐城学派、桐城诗派和桐城书画派，还有丰厚的桐城民间文学。
我们把桐城文化称之为精致文化或精品文化。
今天我就桐城文派谈一点个人浅见。
一.与桐城学派、诗派相比，从时间上来说，桐城文派兴起稍晚，但声誉最高，影响最大。
桐城文派起于清康熙，衰微于清末民初，延续二百三十余年。
其流行地域之广，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大部分地区，北至京畿，南达岭外，东抵江左，西至云贵，都有桐城派作家的身影，其作家人数多达1200余人，著述二千余种，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播，桐城文派在海外也有很高的声誉，因此，不论从绵延的久远，还是从影响的深广来看，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一个文学流派能与之比肩的。
曾国藩誉桐城派为清代文坛盟主不无道理。
桐城文派对中国古典散文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它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我想从桐城派文论思想和创作实践两方面来谈。
首先，桐城派作家在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创立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散文创作理论。
著名学者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
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派发生关系。
在桐城派未立以前的古文家，大都可视为‘桐城派’的前驱；在‘桐城派’方立或既立的时候，一般不入宗派或别立宗派的古文家，又都是桐城派之羽翼与支流。
桐城派的文学理论与创作特色
桐城派的文学理论与创作特色桐城派是清代散文的一个流派，因为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后人名之曰桐城派。
桐城派之得名，往往追溯到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一文中所引程鱼门、周书昌的话：“天下文章岂在桐城乎！”此文作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时姚鼐于扬州主讲梅花书院。
考姚鼐行迹，他于乾隆三十九年冬离开北京南返，而在京时程、周二人与他同为四库全书编修官，四库馆开于乾隆三十八年，故可知上述程、周之言应为乾隆三十八年、三十九年间（1773——1774）语，可见乾隆中期桐城派之文章已为世人所重。
然桐城派散文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声势煊赫的文学流派，是因为姚鼐晚年以讲学为业，其门下弟子众多，因而一般认为桐城文至姚鼐而堂庑始大，蔚然成派。
桐城派历时长久，作家众多，故各家文风也不尽相同，但作为一个流派，还是有其共同特点的。
这些特点可由桐城三祖——方、刘、姚的理论与创作中去探寻。
方苞首标“义法”，作为文章纲领。
其言曰：“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
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
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又书货殖列传后》）可见义即文章的思想内容，法即指表现形式，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即指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但方氏所重者在法，具体地说，即要求文章取舍详略精当、结构布局合理以及语言文字的雅洁。
方苞以为《左传》深于义法，因其能识“详略之义”，他在《书〈汉书·霍光传〉后》中云：“《春秋》之义，常事不书”，“其详略虚实，措注各有义法。
”这种对于剪材详略的强调，意在力求文章的内容精练，材料具有代表性。
如方苞的《孙征君传》、《田间先生墓表》、《陈驭虚墓志铭》等文，无论是写一代大儒、明朝遗老，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都择取了最能表现人物生平大节和性格特征的事迹，撇开了一般细枝末节的描写，颇能体现作者剪裁的匠心。
其后姚鼐的《朱竹君先生家传》、《袁随园君墓志铭序》等也都用了同类的手法。
名词解释桐城派
名词解释桐城派桐城派又名安庆派，因其世居桐城而得名。
是清代前中期散文流派，属桐城文派，因多以“桐城”冠名集子，故名。
其创始人为方苞、刘大櫆、姚鼐，集中有名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等。
有“中国散文八大家”之称。
晚清散文中最有影响的散文流派之一。
桐城派是对桐城文派的简称。
桐城派主张为文应讲求声律，“义法”，并以义理、考据、词章合为创作宗旨。
重视文章的“义法”，认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缺一不可，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结合起来。
其理论基础是程朱理学，但又与姚鼐、刘大櫆、曾国藩等人的学说相近。
因此桐城派又被称为“姚刘曾方”。
桐城派虽然是地域性很强的文学流派，但由于它成员之间的学术观点比较一致，所以又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方苞，字灵皋，安徽桐城人。
生于公元1707年(康熙四十一年)，卒于1742年(乾隆六年)享年69岁。
先后担任过编修、御史等职。
在礼部尚书任内，还专程到北京，向皇帝上了一篇《天变论》，提出了“畏天命”，“慎刑法”等改革意见。
他的这些主张，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
在散文创作上，方苞受桐城派的直接影响，他反对明清小品空虚无物的文风，主张“雅洁”、“有法度”的散文。
他提倡“义理”和“考据”，反对“辞章之学”。
他的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气势充沛，语言质朴自然，都继承发展了桐城派古文传统。
方苞散文的特点： 1.能够把握题材的社会价值，选择有现实意义的事件入手; 2.善于描写景物，使笔下的山川草木、亭台楼阁皆有情态;3.叙述议论，抒情写景，两者配合适宜，互相渗透，形成完美的艺术整体。
方苞的著作有《周官集注》、《左传集解》、《春秋集解》、《孟子注》、《论文偶记》、《古文约选》、《诗集》、《尺牍》、《书集》、《左氏释》、《庄子释》、《离骚经解》、《史记评》及杂剧8种共38卷外加未刻定稿10余万宇；另纂录历次乡试正、副榜文字若干则附刊末尾(《试院冰渊录序例略存·跋韩柳诸集>条载各省优贡举业详晰甚备矣!)或亦足供采掇云尔！”(《赠孙雨林侍郎序>)(摘引）汪辉祖（ 1736-1802）清代散文家，字才甫，号瞿庵，别号恕斋，晚年自号茶山老农，江苏常熟人。
现代化背景下桐城派文化在高校的传承与创新
现代化背景下桐城派文化在高校的传承与创新桐城派作为自有清以来人数最多、流传甚广、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伴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改革，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文化处于不断交流与融合的进程之中，桐城派的文化传统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本文主要着重于如何让桐城古文派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以及如何让高校教育成为桐城派传承与创新的主动脉两大方面。
目的在于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推陈出新，让桐城古文派在新时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影响力。
标签：桐城派;传承与创新;高校教育一、桐城派：以教育维系文化传承[1]桐城派文化能够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兴学”的理论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成为桐城派文化传承的源头活水。
纵观桐城派的发展历程，方苞、姚鼐、刘大櫆三人系师徒，在学习和继承师父的理论基础上加以创新，最终形成桐城古文创作理论体系的雏形。
而其三人作为桐城派的开山始祖都热衷于教育事业，乐为人师，大力办学，重视书院教育。
“惜抱先生”姚鼐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
姚鼐一生痴迷于三尺讲堂，倾心培养后进，使得桐城派在清道光、咸丰年间迅速传播各地。
桐城派文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向东影响了江苏的阳湖学派;向西北影响了青海、新疆的文学发展，如吴汝纶在莲池书院讲学，而姚莹根据其见闻写作了《康輶纪行》;向南影响了湘乡派、岭西五大家的文风，极大地加深了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和教育史上的影响力[2]。
为了配合书院教育，桐城派大家更是编选了一系列适合书院教育的教材，如方苞编选的《古文约选》，后来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
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亦成为最能体现桐城派文论特点的经典范本。
桐城派学者理论结构体系的完整构建，构成了清朝一系列标准的教育体系，为桐城派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对桐城派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伴随着历史的发展，桐城派在重视书院教育的同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风格。
桐城派的书院教育首先体现在以义法为传课授业的中心，并与时代内容相结合，将理学应用于“经世”，使桐城派文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召力，体现了桐城派文人兼济天下的博大胸怀。
桐城文派，天下文章
桐城文派，天下文章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是我国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
它崛起于清康熙年间，衰微于民国初年，前后绵延200余年，麋集作家1200余人，创立了系统丰富的散文理论，留下了汗牛充栋的传世作品。
规模世所罕见，影响及于海内外。
因为它的创派始祖和主要代表人物大多是安徽桐城人，所以世人将他们和追随他们的作家群统称为“桐城派”。
桐城派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开宗立派、集成光大和式微落幕三个阶段。
下面，笔者不揣浅陋，就从这三个阶段入手，谈谈桐城派的发展源流以及形成的原因，以就教于方家时贤。
01开宗立派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大约从康熙年间到乾隆中期。
主要代表人物为桐城的戴名世、方苞、刘大櫆。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号南山，死后世称宋潜虚先生。
早年不乐仕清，以教书卖文为生，热衷于搜集南明史料，准备修编明史。
晚年眼见清人统治日益巩固，社会逐渐安定，抵触情绪渐消，参与科举考试，中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第二名（俗称榜眼），官翰林院编修。
两年后，《南山集》案发，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其“恃才放荡”“语多狂悖”，刑部上奏时上升到“悖乱”，最后定案竟成了“大逆”，层层加码。
两年后被斩，牵连300余人。
《南山集》是戴名世的散文集。
50岁时，门人尤云鹗为其编辑刊行，本是学生给老师贺寿，没想到却将老师送上了断头台。
戴名世论文主张“言有物”“修辞立其诚”，提倡道、法、辞并重，精、气、神合一，首开了桐城派的先河。
方苞（1668—1749），字凤九，号灵皋，晚号望溪。
寄籍江宁。
少有文名，20岁中秀才，次年到京师，大学士李光地见其文认为是“韩欧复出”，39岁应礼部试，中进士第四名，但因母病急归，放弃了殿试。
方苞与戴名世是表弟兄，他们的关系亦师亦友亦亲戚。
方苞曾为《南山集》作序，44岁时《南山集》案发，被牵连下狱。
因《南山集》中提到桐城方孝标的《滇黔纪闻》，方苞又为《南山集》作序，康熙十分恼怒，见折下令：“案内方姓人俱是恶乱之辈，方光琛投顺吴三桂，曾为伪相，方孝标亦曾为吴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处也。
论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的桐城派书写及学术反思
论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的桐城派书写及学术反思◎邓心强内容提要 桐城派在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迅疾进入民国各类文学理论批评史书写中，为民国学者高度关注和研究，这是桐城派作为古文流派再次走向经典的重要途径之一。
民国主要文论家聚焦桐城派，在书写内容、书写角度、书写方法等方面皆有创获，并染上了浓厚的时代印记。
他们重视清代学术思潮、文学作品和桐城派批评之间的关联，初步奠定了桐城派书写的内容与框架。
在学科开创之初，民国学者格外注重对桐城派材料的搜集与整理，能娴熟运用比较法、文本细读法展开论析，具有鲜明的书写特点和治学特色。
在个性追求、语体使用、延续传统、重视整体感悟、不断修订从而打造精品等方面，独具风貌、自成特色，值得今人重新审视并弘扬。
当下对其进行学术反思有助于深入把握桐城派发展和演进的范式脉络，管窥众多名家书写桐城派的学理逻辑。
关键词 民国 桐城派 文学理论批评史 书写特色 当代启迪〔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２）０９－０１０３－０９ 一百年前，桐城派遭受风雨激变。
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学术争鸣浪潮的到来，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严词抨击桐城派，斥它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百年来，桐城派从被否定、斥责、打倒一直到新时期重新“站立”起来①、受到各界的高度重视并再次成为学术经典，经历了多个阶段，与多种复杂因素有关。
其中，既有新文化运动对承载旧有道统的古文流派之打击，也有新时期地域文化资源开掘与复兴的追求。
②我们认为，民国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界对其早期研究，初步奠定了其经典化的格局。
在它被激烈批判后的数十年间，以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为代表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在各自的文论著作中是怎样书写桐城派的？他们在学科发展的早期阶段是如何看待、评价桐城派的？又以怎样的角度和方法书写桐城派？其批评观点和治学方式又有着怎样的特点与风貌？这对当下学人之研究又有着怎样的启发？这些问题从现有文献看，少有涉及，值得深入探究。
第二节康,雍,乾,嘉时期的桐城文派
第二节 康、雍、乾、嘉时期的桐城文派这一时期，桐城文派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形成乃至大盛的阶段，其代表人物是方苞、刘大、姚鼐，而稍早於方苞，于桐城文派的产生有重要贡献的犹有戴名世。
一、桐城文派早期大家戴名世桐城文学以明之齐之鸾为先导，其后，代有文士。
然明代，桐城士大夫皆崇风节，娴・・112吟咏，而文罕成家；至钱田间渐就博大，盖由深于《诗》、《易》、《庄》、《屈》，又务经济，尚气节，故其议论文多实际，记事文多奇气，而未尽雅洁。
田间以后，则有戴名世崛起，以其文论与创作成就，为文坛树一高峰。
戴名世（1653～1713年），字田有，一字褐夫。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康熙五十年，坐《南山集》案论死，康熙五十二年伏刑。
其一生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间，卖文为活，搜求遗逸，讨论掌故，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有《南山集》等行世。
戴氏文论主要包括两方面：一为道、法、辞。
其论曰：在昔选文行世之远者，莫盛于东乡艾氏，余尝侧闻其绪言曰：“立言之要，贵合乎道与法。
而制举业者，文章之属也，非独兼夫道与法而已，又将兼有辞焉。
”是故，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
（《己卯行书小题序》）。
以道、法、辞三者为文章不可一缺的基本要素。
道指文章的立意和主旨；法指文章法律，即写作规则；辞指文章的语言。
他主张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做到“我之为我”，要“修辞立诚”，“择焉而精”，反对浮华与摹拟。
戴氏道、法、辞的理论准确地把握了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相统一的原则。
二为精、气、神。
其论曰：余昔尝读道家之书矣，凡养生之徒从事神仙之术，灭虑绝欲，吐纳以为生，咀嚼以为养，盖其说有三，曰精，曰气，曰神。
此三者炼之，凝之，而浑于一，于是外形骸，凌云气，入水不濡，入火不，飘飘乎御风而行，遗世而远举，其言云尔。
余尝欲学其术而不知所从，乃窃以其术而用之于文章。
鸣呼，其无以加于此矣。
桐城派
“义法”是方苞论文的中心，并且成为后来的“桐城派”的体 义法”是方苞论文的中心，并且成为后来的“桐城派” 系的基础。概括而言，就是要求在内容上“文以载道” 系的基础。概括而言，就是要求在内容上“文以载道”，在 形式上讲究结构条理、语言技巧等。 形式上讲究结构条理、语言技巧等。刘大櫆补充了方苞的 理论，认为“义理、书卷、经济者”是"行文之实 ，是“匠人 行文之实"， 理论，认为“义理、书卷、经济者” 行文之实 之材料”，而“神、气、音节者”是“匠人之能事”。而姚鼐首 之材料” 音节者” 匠人之能事” 次将义理、考证、 次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结合起来作为古文理论的整体 原则提出来，是对桐城派文论的发展与贡献。 原则提出来，是对桐城派文论的发展与贡献。
义理、考证、辞章” 姚鼐 — “义理、考证、辞章”说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是刘大櫆的学生。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是刘大櫆的学生。 他提倡文章要“义理” 考证"、 辞章” 他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 、“辞章”三者相互 为用。 为用。 “义理”就是程朱理学 义理” 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 “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 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 “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
桐城派散文理论
一、桐城派散文理论综述 方苞、刘大櫆、 二、桐城派三祖 —方苞、刘大櫆、姚鼐 三、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影响
桐城派是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散文流派， 桐城派是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散文流派， 其基本特征是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 其基本特征是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 以清王朝政权为服务目的， 以清王朝政权为服务目的， 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家的古文为楷模， 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家的古文为楷模， 在文章体制和作法上有细致规则的系统化的散文理论 戴名世主张为文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 是桐城派理论的雏形 是桐城派理论的雏形。 戴名世主张为文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是桐城派理论的雏形。 桐城派的文论，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 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
清.桐城派代表人物图鉴
清.桐城派代表人物图鉴“桐城派”文豪有哪些？曾国藩上榜2015-04-17 腾讯儒学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
桐城派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而闻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
(来自:腾讯儒学)“桐城派”在做学问上的发展一脉相承。
张泽国说，一祖方苞首创源于《易经》的“义法”说，强调“言有物”“言有序”，注重散文“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二祖刘大魁提出“神气”“音节”“字句”说，补充拓展了“义法”说；三祖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长相济说与“阳刚”“阴柔”并济的行文风格。
至此“桐城派”散文理论臻于完备。
张泽国介绍，“桐城派”的文章特点是“文从字顺、精严简洁”。
后来晚清以曾国藩、姚莹、薛福成、吴汝纶为代表的后辈，又提出文章要“经世致用”“立诚求真”等观点，大大丰富了“桐城派”散文艺术理论。
“桐城派”弘文重教的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临近文庙的桐城中学，至今高悬着晚清“桐城派”宗师吴汝纶撰写的一副对联，上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下联：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横匾的“勉成国器”也从此成为桐中校训。
据《桐城县志》记载：吴汝纶于1902年回乡创办桐城学堂，寄希望于桑梓教育。
百年兴衰，弦歌不辍。
该校正如当年吴汝纶所期望，培养出一批国器人才。
如美学大师朱光潜、两院院士陆大道、文学家舒芜等。
(补充文庙记载）此为桐城派主要作家师承膺服关系图。
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
(来自:腾讯儒学)戴名世是桐城派奠基人。
在散文方面，他提出“精”、“气”、“神”三主张，认为作文应“率其自然”，“修辞立其诚”，不仅要有变化，还应有“独知”。
后人多推他为桐城派开山祖之一。
(来自:腾讯儒学)方苞(1668～1749)，字风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派创始人。
治经以宋儒为宗，尤致力于《春秋》、《三礼》。
论文提倡“义法”，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