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人才思想简论
德帅才资———司马光的人才观
德帅才资———司马光的人才观作者：暂无来源：《领导文萃》 2020年第6期姜鹏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等。
第一等人，德才兼备，而且两方面都非常出色，那就是“圣人”。
第二等人，德行很好，才华相对弱些，这类人属于“君子”。
第三等人，才华很优秀，但德行欠缺，这类人属于“小人”。
第四等人，既无德行，也无才华，那是“愚人”。
智果在分析荀瑶不适合领导岗位的时候，特别强调荀瑶的不仁之心将使他所有的长处变成破坏力。
这一点在后来事情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荀瑶仗着自己有能力也有实力，处处表现得非常无理。
不仅羞辱其他家族的领袖，使得别人颜面受损，而且还强行索要土地，使别人蒙受实际损失。
尤其是他对赵氏家族的态度，已经把赵氏家族逼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
最后，受他欺压的几个家族因同病相怜而联手作战，使得战争形势翻天逆转，消灭了智氏家族。
从《资治通鉴》的记载来看，荀瑶如果稍微能收敛些，懂得点自我反省，他至少有两次机会可以避免彻底覆亡的命运。
第一次机会出现在他羞辱韩康子之后。
当时有人批评他，如此无礼的行为可能会招致别人的怨恨和报复。
荀瑶听完之后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更没有好好反省自己在行为上的失当之处。
第二次机会出现在围攻晋阳城的时候。
荀瑶的手下絺疵已经察觉到韩康子和魏桓子心怀异志。
韩康子和魏桓子迫于荀瑶的淫威，不得不跟随他讨伐赵氏，其实心里面对荀瑶既有畏惧也有愤恨，更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担忧。
这种心理反映在面部表情上，被絺疵洞察无遗。
而当絺疵把这个情况告诉荀瑶的时候，荀瑶不仅不做防备，还直接把絺疵的观察结果告诉了韩康子和魏桓子。
这都是荀瑶平时自高自大，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一心态在行为举止、处事决断上的直接反映。
这样一个到处树敌，却根本不认真对待敌人的人，怎么可能不失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荀瑶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评论。
司马光说：“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
”这里的智伯，指的就是荀瑶。
荀瑶虽然有才能，但少德行，这是他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司马光的这个观点，和智果基本上是一致的。
从司马光的人才观和用人哲学谈起
圣人君子愚人小人——从司马光的人才观和用人哲学谈起一、案例文本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
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
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
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
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
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
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摘自[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二、思考讨论题1、结合本案例，请谈谈司马光的人才观对你成人成才的启迪。
2、当代大学生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三、案例解析在这段文章中，司马光首先论述了德与才的关系。
指出，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世俗的人往往分辨不清楚，一概称之为贤明，这是看错人、用错人的原因。
其实，聪明、明察、坚强、果毅叫做才，正直、公道、平和待人叫做德。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
其次，司马光用“云梦之竹”、“棠溪之金”作比喻，说明德才不是天生的，需要后天的修养和努力。
“云梦之竹”之所以能“入坚”，作为利剑穿透坚物，是“矫揉”、“羽括”的结果；“棠溪之金”之所以能“击强”，作为兵器击穿硬甲，是“熔范”、“砥砺”的结果。
没有后天的矫正、塑造、磨炼、打造，不可能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
论《资治通鉴》史论中司马光的治国思想
综上所述，通过对《三国志》、《晋书》和《资治通鉴》中对司马懿的描述 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司马懿的形象具有多面性。在不同的历史文献中，他展 现出了不同的才能和智慧。然而，无论是哪种形象，司马懿都是一位非常出色的 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他的聪明才智、领导才能和军事才能都为后世留下了 深远的影响。
他的权谋手段也是为了应对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政治局面而产生的。因此，我 们应该全面客观地看待司马懿的形象，并从中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智慧。
本书的第二部分将兵家与法家合著为“孙老韩”合说。兵家脱胎于古代频繁 的战争之中，因此兵家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理性。兵家一切以现实利害为考虑依据， 反对用任何喜怒哀乐和“天意”来代替理性的判断。这种以现实为依据的思想与 法家的法治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法家强调以法治国，反对儒家的德治，认为只 有严明的法律才能约束人的行为，达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本书的第一部分从孔子评议开始，深入探讨了孔子的核心价值观“仁”。在 李泽厚看来，“仁”不仅是一种道德追求，更是对个体和社会的一种实践理性。 孔子身处分封制度分崩离析的时刻，他希望捍卫旧时代氏族社会所残留下来的仁 爱、人道、道德、民主，因此提出了“仁”的概念。这一理念在历史上有着深远 的影响，它维护了礼，使得构成宗教的三要素观念、情感和仪式融入在世俗伦理 和日常心理的统一体之中。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通过深入剖析各个思想流派的核心价值和特点，展现 了中国古代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其中贯穿始终的儒家精神，更是凸显了其 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李泽厚先生的这部作品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思想提供 了宝贵的视角，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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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光的历史观中，人性的复杂性是其主要特点。他认为，历史上的英雄 人物和统治者并非都是圣贤或恶魔，而是有着各种优点和缺点的人。他们的行为 和决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个人利益、环境压力等。
司马光的“德才观”
司马光的“德才观”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山西夏县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为官四朝，主持编纂了中国第一部通史《资治通鉴》，他是儒学教化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司马光看来，据人的才德情况，大概可划分为：才德兼备的叫做“圣人”，才德全无的叫做“愚人”，德行胜过才能的叫做“君子”，才能胜过德行的叫做“小人”。
在选人用人时，司马光观点是必须重用圣人、君子，倘若无圣人、君子，宁可用“愚人”也不用“小人”。
究其原因，司马光认为，由于君子拥有才能可以行善，而小人拥有才能，会用以作恶。
愚人想作恶，但由于才智不全不能得逞，而小人智谋足以实现他们的奸诈，勇力足以达成行暴，等于虎添双翼，它们危害之大无与伦比啊！
司马光进一步阐述道，有德行的人被人尊敬，有才能的人被众人喜爱。
然而尊敬的容易疏远，而喜爱的却容易亲近。
所以作为考察者，大多被人的才能所蒙蔽，而忽视了他们的德行。
自古以来，国中的昏君、奸臣、家庭的败子，大多是才华有余而德行不足，以至于造成国破家亡的太多了。
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殷纣王、周幽王、隋炀帝等都是有才无德、祸国殃民的小人。
特别是殷纣王，资质聪颖，见闻广博，勇力超常，能够空手与猛兽格斗，但是他却文过饰非，拒绝纳谏，怠慢天神。
自我炫耀，认为整个天下所有人的本领都在自己之下。
因此他残忍凶暴，炮烙忠良，剖腹验胎，敲骨检髓，活摘其叔心肝。
结果四方诸侯和民众都背弃他了，终于被周武王伐灭，国亡身焚，为天下笑。
由此司马光一再重申，选君用臣，必须将德行置于首位。
据《宋史--司马光传》编译。
四朝元老司马光的才德论阐述了怎样的思想-
四朝元老司马光的才德论阐述了怎样的思想?本文导读：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治通鉴》一书是由司马光主持编撰的，一共耗费了他十九年的心血。
而《才德论》更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篇副论。
司马光在《才德论》中写了一个例子来证明才与德的辩证关系，那就是“智伯之亡”。
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有个叫智宣子的国卿，他在国中的地位很高。
智宣子一共有两个儿子，分别是智瑶和智宵。
智宣子需要在两个儿子中选择一人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但智宣子一直以来都是偏爱大儿子智瑶的，所以他想立大儿子智瑶为继承人。
智氏一族中，有一个叫智果的人，听到智宣子想传位给智瑶的消息后，很是惶恐。
他跟智宣子讲，如果一定要立智瑶的话，就应该将以后会发生的事情给考虑清楚，好好想一想是不是一定要立智瑶为继承人。
智果认为智瑶有相貌、有才华、做事很有气魄、遇到事情也能够很好的解决，但智瑶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他没有“德”。
智宣子最后还是立智瑶为自己的继承人，结果智瑶继位后导致了智氏一族的灭亡。
司马光的《才德论》告诉我们，才与德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
只有才德皆备者，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司马光是什么家司马光生于公元1019年即真宗天禧三年，是陕州夏县人，被后人尊为一代贤臣。
司马光一共辅佐过四任皇帝，是名副其实的四朝元老，他为北宋这一王朝呕心沥血，做出了极大地贡献。
那么，司马光一生取得过什么样的称号呢?图片来源于网络司马光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司马光之所以被称为政治家，是因为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北宋这一王朝，视北宋的兴亡为己任。
司马光于公元1038年即仁宗宝元元年高中进士，从此踏入了仕途。
司马光曾多次被皇帝重用，为了不辜负皇帝对他的信任，他多次上书皇帝，提了许多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建议。
等到宋神宗时期，神宗赵顼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开始实施新法。
而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于是一气之下司马光辞官回家著书。
等到宋神宗逝世，年仅十岁的宋哲宗继位，朝政被皇太后所把持。
皇太后也是新政的反对者，于是她召已经六十七岁高龄的司马光回朝主持大局。
《资治通鉴》司马光用人术
《资治通鉴》司马光用人术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挟才以为善者，恶亦无不至矣。
——司马光《资治通鉴》是宋代的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的著作，在《资治通鉴》中，他对如何选拔人才给出了定义。
正如上述所说：“德是靠才来发挥的，才是靠德来统帅的。
德是才能发挥的前提，而德又常常在才能中表现出来。
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
但凡是选拔人才的标准，如果找不到圣人，可以让君子来委任；如果没有君子，与其选择小人，还不如选择愚人。
为什么呢？因为君子如果有才干会用在善良的事情上，而小人如果有才干会用来做恶。
有才干做善事，能处处行善。
而借着才干去做恶，那危害性要比愚人大得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司马光这个选人的标准是从何而来。
“食果去皮”智伯索要土地公元前453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个事件标志着我国古代从春秋正式过渡到战国，这个事件就是——韩、赵、魏三家分晋。
司马光将“三家分晋”这个故事放在《资治通鉴》的开篇，足以看出他对这个事件的重视程度。
在三家分晋前，晋国有国君，但是朝政大权由当时的四大卿大夫家族（韩、赵、魏、智）来把持，而其中一家便是智氏一族。
当时智氏家族在四卿当中一家独大。
强大到可以吞并另外三家，独立统治晋国的地步。
智氏一族原本有一手好牌，但由于智氏一族的长老们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选择了以才能出众却德行缺失的智伯作为族长，最后导致整个家族的灭亡。
而才华横溢的智氏族长智伯，不仅没能成为一代英雄，反而成为其他三家分晋的垫脚石。
智伯到底是怎么失败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个故事：智伯在四卿里权势最大，在晋国国君的权势渐渐衰落的情况下，智伯就想自己做晋国的国君。
做晋国的国君就需要打压或消灭其他韩、赵、魏三大家族。
资治通鉴对人才的看法
资治通鉴对人才的看法引言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记录了中国自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的历史事件。
在这部巨著中，作者司马光不仅仅是简单地记录了历史事件的发生，更是对人才的选拔和运用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来探讨《资治通鉴》对人才的看法，并分析其在历史上的影响。
一、资治通鉴的编纂背景1.1 编纂目的《资治通鉴》的编纂目的是为了总结历代的治乱得失，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和教训。
作者希望通过记录历史，为当今的统治者提供经验和教训，以使国家能够得到改善和提升。
1.2 编纂原则《资治通鉴》遵循了一系列的编纂原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对人才的关注和评价。
作者在编纂过程中，特别注重人物的才华和能力，并进行客观的评价。
二、《资治通鉴》中对人才的评价2.1 才德并重作者司马光认为，一个合格的人才必须具备一定的德行和才能。
他认为，纯粹的才能或纯粹的德行都是不完全的，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才能真正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
2.2 以德为先《资治通鉴》中强调了德行在人才选拔中的重要性。
作者认为，德行是一个人品行和思想道德的体现，只有德行过关的人才才能在治理国家、辅助君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3 重视才能的发掘和培养作者在书中对历代君主的选人之道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他提出要善于发掘和培养人才，使其发挥其所长，为国家服务。
2.4 重视实绩和能力在《资治通鉴》中，作者经常对那些有出色实绩和能力的人才给予高度评价，如赞扬贾充“过于二千石者”，肯定“王戎临危制变之才”，强调实际表现对人才的重要性。
三、《资治通鉴》对人才的影响3.1 启迪当代治理《资治通鉴》对历次政治斗争、兴衰得失进行了全面记录和分析，为当代的统治者和管理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这使得《资治通鉴》成为了一部关于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书。
3.2 彰显人才价值《资治通鉴》中对人物的深度分析和客观评价，不仅仅记录了历史，也凸显了人才的重要性与价值。
资治通鉴唐纪八关于人才问题的看法300字
资治通鉴唐纪八关于人才问题的看法300字
《资治通鉴》是唐代史学家司马光创作的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事件。
其中，唐纪第八卷涵盖了唐太宗时期的历史，对于人才问题的看法也有所体现。
在唐纪第八卷中，司马光强调了太宗时期对人才的重视。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以人才为核心的政策，如重用贤能、选拔人才、优待士人等。
司马光认为，唐太宗重视人才，将其视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并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激励和保护人才。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详细记载了唐太宗的人才政策。
他指出，太宗推行了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官员，不论贫富皆有机会，使得人才得以充分发挥和提升。
同时，太宗还注重培养和奖励文学士、历史学家等士人，提供给他们官职和禄位，以鼓励他们为国家撰写史书和文化著作。
这一举措不仅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也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
司马光通过对唐太宗的人才政策的描述，表达了他对人才问题的看法。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持和推动。
唐太宗的人才政策，充分发挥了人才的作用，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司马光肯定了太宗对人才的重视，认为这是一个明智和
正确的决策。
总之，唐纪第八卷中，司马光对人才问题的看法主要体现在对唐太宗的人才政策的赞扬和肯定上。
他认为，唐太宗通过重视和保护人才，提升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文化水平，为唐朝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观点对于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强调了人才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呼吁各级政府和组织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为国家的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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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人才思想简论谢继忠司马光，字君实，陕西夏县（今陕西夏县）人。
他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又是北宋中叶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
目前学术界对司马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思想、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等方面，而对其人才思想却有所忽视，偶有所论，也很简略。
①我们认为，司马光对历史兴衰治乱历史的研究，并结合自己长期的做官实践活动和体验，提出了独到精辟的人才的参考思想。
在今天仍具有一定意义。
司马光的人才思想主要贯穿在《资治通鉴》及大量的上疏和对应之辞中。
本文以拟缘着上述两条线索对司马光的人才思想作以初步探讨。
治国之道，在于用人北宋时期，冗官充斥朝廷，冗兵为患，封建官僚集团腐败不堪，国势益贫益弱，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爆发。
司马光深知国家危机深重，在洞悉历代兴衰治乱和用人得失的基础上，面对现实，大声疾呼选用贤才，这对北宋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声警钟。
在多次上疏中指出：“为政得人则治。
”“为政之要，在于用人，赏罚善恶而已。
”③从三个方面提出最高统治者“人君”的职责，首要的一点就是“量才而授官。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向英宗上疏，提出宜“选用英俊，循名择实，赏功罚罪”，若能“虚心从善”，④行以至诚。
就能达到治国的目的。
治平思念，上疏提出治国的三要决，即“得人”，“信赏”，“必罚”。
而且不无感叹的提出：“臣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以。
”⑤由此可见，作为一代人主，能否使国家达到至治，关键在于选用贤才，这是治国的根本。
在《资治通鉴》及其附论中，司马光特别强调选用贤才对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并把历史发展源泉和封建王朝成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能否用人。
同时指出，不但要善于任用本国人才，而且要善于任用敌国人才，并举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的例子，来说明“彼敌国之才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⑥的道理。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大写特写刘邦君臣议论秦朝覆灭，项羽败亡和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讨论如何治国，如何用人的生动故事，通过汉、唐这两个“治世”典型的剖析，来进一步述评用人对朝代兴衰的直接影响，以表达、论证自己的观点和用人主张。
在《资治通鉴》卷239又着意引用了柳宗元的《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来警喻宰相和郡守、县令在用人与处理政务时，都必须遵守自然的法则，不能随心所欲。
且说：“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胡三省进一步阐明其引用录的根本原因，即“以其有资于治道也。
”总之，通过历代用人经验的总结，为北宋统治者提供“史鉴”，这是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根本目的。
诚如他自己所说“辰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是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⑦在《资治通鉴》附论中，同样贯彻了上述基本思想。
司马光在评述汉武帝时指出：“天下信未尝无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知意。
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
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辙应之，诚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兴商、周之治，其无三代之臣乎！”⑧这说明只要君主爱好并善于招揽人才，就会出现人才云集的局面，君主才能充分施展其包负。
着也正是君主开明与昏暗的区别所在。
在评论汉光武帝时指出，光武帝即位之初，群雄竟逐，四海鼎沸，而光武帝仍能扫平宇内，重建一统，就在于“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菜之中，置诸群公之首”，“所知先后而得其本源”。
⑨认为把用人放在第一位，这是光武帝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在评论刘邵作百官考课法时指出：“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儿女之道，圣贤所难也。
”⑩统治者必须以“至公至明”的态度选贤用人，才能治理好国家。
德才兼备，以“德”帅才在古今人才思想中，衡量人才最基本的标准就是德才标准。
由于历史时代的不同特点，存在着对德才标准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要求。
其中德与才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等的，不能等量齐观。
曹操在选人时只注重“才”，而不问其德行。
司马光则坚持了人才思想史上德才兼备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标准，认为“德”是衡量人才的根本标准，“才”只是第二位的标准。
在《资治通鉴》的第一篇附论“才德论”中，司马光精辟阐述了这一基本思想。
“臣光曰：志伯之亡也，才胜德也。
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
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娇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
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镕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
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皆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
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
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而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饿之足患哉？”⑾这里提出了“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的命题，和前人相比，他更全面，更正却地阐述了才与德的辨证关系。
这是人才思想史上对德才关系最精辟的论述，对现代社会中的德才关系仍有启示。
司马光主张“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
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
”⑿怎样考察德呢？司马光认为，不但要看当时的德行，还要看其过去的德行，引《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⒀虽然司马光所强调的“德”是封建士大夫之“德”，即是对封建统治阶级尽忠尽诚，尽职尽责。
所谓“才”，是维护“德”的表现形式的见解，在今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才”的标准，司马光认为：“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备！故孔门以四课论士，汉室以数路得人。
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指任，则世无可弃之士。
”⒁如果求全责备，那么朝廷就没有一个可用的人才；如果按才能之高下，量才而用，那么天下就没有被遗弃的人才。
内外诸官，若能“精择其人，使之各举其职”，⒂或者“各随器能，临时任使”⒃使人尽其才，治狱之士、才尽其用，那么天下便可得而治。
治经之士司马光还把人才分为治经之士、治狱之士、治兵之士、择言官等类型。
对这些人才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职责范围。
治经之士，必须做到“记览博洽，讲论精通”；经之士，必须做到“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治财之士，必须做到“仓库盈实，百姓富足”；治兵之士，必须做到“战胜攻取，敌人畏服”。
⒄谏官必须是“不爱富贵，重惜名节，晓知治体”。
⒅故百官都应有各自的具体要求和衡量的标准。
这种用不同的标准衡量不同的人才，择其长而用之的用人主张，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
精选慎荐，考察黜陟在选举人才的制度和措施问题上，司马光强烈抨击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向北宋统治者提出选荐、择用、考绩人才的具体办法和措施。
司马光认为九品中正制是魏晋选举制度的最大弊病，引沈约论曰：“魏武始立九品，兼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而都正（即州中正）俗士，随时俯仰，凭籍世资，用相凌驾，遂成为法。
周、汉之道，以智抑愚；魏、晋以来，以贵役贱；世庶之科较然有辨矣。
”⒆故九品中正制选人“唯论门户，不问贤能”，“所失弘多”，其结果是“官邪国败，不可纲纪。
”司马光尤觉言未尽意，更感叹地评论说：“选举之法，先门第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而历代相因，莫之能改也。
”⒇故九品中正制是压抑、埋没人才的制度，要真正选用贤才，必须革除这种弊政。
司马光提出的选举措施，基本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广泛荐举，层层择用司马光做宰相期间，向哲宗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选荐人才的办法，指出既不能只选熟识之人，又不能只选有资历之人，“若专引知识，则嫌于私；若止循资序，未必皆才。
莫若使在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协至公，则无遗贤矣。
”建议朝廷开十科取士。
凡职事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大夫等，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大中大夫等，带职官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等。
每年必须在十科之内举荐三人，而且要写荐状，交给朝廷的中书机构，制籍记载。
朝廷需要人才时，即按登记在籍的科类查询，选取被荐者处理一些事务。
经试用考察后，有政绩者再记录在籍。
待内外官有空阙时，再取试用合格的人才随科授职。
如果任官以后没有政绩，那么举荐者就要以谬举治罪。
这样才能“人人重慎，所得皆才。
”②哲宗因此下诏,让内外各级官吏举荐人才。
第二，主张试用制如上所述，司马光特别强调试用这一选举的重要环节，曾指出：“朝廷即令臣僚各级所知，必且试用，待其不职，然后罢黜，亦可并坐举者。
”①这就是说，各级官吏荐举的人才必须经过试用，考察其能否胜任。
对能胜任者加以晋升，同时对荐举者给以重赏；对不称职者，罢黜其职，同时对荐举者给以重罚或治罪。
这样就把荐举、试用和赏罚三个方面结合起来，使人们谨慎举荐真正的人才。
这是选拔人才的一项基本方法和一条重要措施。
第三，严格考试制度根据司马光的观点，举荐、试用和考核是选举制度的三个基本环节，缺一不可。
司马光很赞同古人“疑则勿任，任则勿疑”②的观点，认为人君治理天下，内外诸官数以万记，必须严格考核制度，即一定要“考察黜陟”，这些工作必须委任有司，不能一手独揽。
他说：“凡为人上者，不待人君而已。
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官属之上，三公居百执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烦劳之有哉！”③就是说严格考标制度以后，自上而下层层考察，有能力有政绩者加以任用，无才无绩者罢黜、淘汰，这样才能建立一支精明强干的官僚队伍。
司马光的这一关点极有见地。
总之，司马光的人才思想从历史和现实的制高点上，对人才的作用、德才标准、荐举和考绩的方法，以及赏罚原则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论述，提出了一系列独到深刻的见解。
这是我们今天可资借鉴的东西。
同时应当指出，司马光的人才思想及其实质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旨在维护封建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
因此，他只注重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把人才的范围仅仅局限于封建帝王和各级官吏这些政治和军事人才方面，鄙视科学技术人才、文化人才和农业、商业等方面的人才，从根本上蔑视广大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这即是古代人才思想的严重缺陷，也是历史和社会的局限所致。
注：①李树喜：《中国人才史稿》第142—14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续资治通鉴》卷79，哲宗元佑元年③同上，卷61，仁宗嘉佑八年④同上，卷63，英宗治平二年（下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