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儒学的和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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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儒学

宋明儒学


张横渠,名张载,横渠是 他的号,1020-1077年。 著有《正蒙》一书,最著 名的主张是“气论”,并 把气论运用于人性论。先 把人性区分为“天地之性” 和“气质之性”。他说: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 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 (《正蒙· 诚明篇》)

程颢,字伯淳,生于公元 1032年(宋仁宗明道元 年),死于公元1085年 (宋神宗元丰八年),河 南伊川人。他作过几任地 方官吏,后到中央政府供 职,任监察御史里行,曾 经表示赞成王安石变法, 但不久即提出反对意见, 成为反对新法的主要人物 之一。后人称为程明道。
张横渠与胡五峰的看法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 性存焉。”(张横渠) “尽心成性”(胡五峰)
四、宋明儒学的哲学主题
先看几个前提
第一,从总体上看,宋明思想家的基本旨趣 和目的是一致的。 第二,宋明之儒学与孔孟之儒学存在一定距 离。 第三,宋明儒学与孔孟儒学的距离,根源在 于各所依据的经典。
第十四讲:宋明儒学

鲁四老爷手中的书 作者:朱熹
本讲内容
一. 二.
三.
四.
宋明儒学的兴起 宋明儒学的分支 宋明儒学的几个重要概念 宋明儒学的哲学主题
一. 宋明儒学的兴起

宋元儒学在外来印度佛教文化与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下, 创造性地阐释了儒学经典,不仅使传统儒学以心性义理为 核心的伦理道德、价值理想建构在形上学本体论之上,复 活了先秦需学的形上智慧,为人们解决生命价值的问题、 存在意义问题、道德完善与人格增进的问题开启了新的思 路,而且对先秦儒家、汉唐儒家的外王之学作了新的发展, 通过几代大儒的实践、失败、再实践,怀抱希望进入到具 体的历史进程中去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在政 治的价值、制度的意义、规范的创立和政制的改革方面提 供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中华民族近千年来“人心政 俗之变”的新起点。宋元儒学不仅蕴藏着丰富深邃的形上 智慧,而且包涵有博大精深的政治智慧。从总体上说,在 继承与创造的关系上,创造之功多于继承之功,启下的意 义多于承上的意义。因此,宋元儒学是中国儒学史上一个 新的阶段、新的时期。

宋明理学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

宋明理学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

宋明理学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重要流派之一,其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不可忽视。

宋明理学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本文将从宋明理学的基本概念、主要思想、影响范围等方面展开探讨,以揭示其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

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种哲学思想体系,主要代表人物有程颢、程颐、朱熹等。

宋明理学强调“理”与“性”的关系,认为“理”是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而“性”则是人的本性。

通过修身养性,实现“性”与“理”的统一,达到道德境界的完美。

宋明理学强调“格物致知”,主张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和思考来认识世界,追求真理和道德的境界。

宋明理学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思想传承宋明理学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继承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发扬了儒家传统,并吸收了道家、佛家等其他思想的长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

宋明理学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国文化的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教育体系宋明理学对中国的教育体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设立了许多书院,培养了大批学子,推动了中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明代推崇程朱理学,将其作为官方哲学,影响了当时的教育体制和学术研究。

宋明理学的思想理念贯穿于中国古代的教育教学中,对后世的教育思想和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文化传统宋明理学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它强调儒家经典的阐释和传承,注重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提倡“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价值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明理学的思想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社会风气宋明理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风气和道德伦理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提倡“格物致知”、“致良知”,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倡导仁爱之道,主张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观念,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风尚和社会伦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论宋明理学对传统儒学中“仁”的重构

论宋明理学对传统儒学中“仁”的重构

论宋明理学对传统儒学中“仁”的重构【摘要】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重要流派之一,其对传统儒学中“仁”的重新诠释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探讨了宋明理学对仁义与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仁爱与敬重他人的重要性的强调、对仁慈与忠诚的要义、对仁者无敌的道德规范以及对仁智与学问之间的关联。

这些论述揭示了宋明理学对“仁”的新理解,为传统儒学中的道德观念带来了新的启示。

结论部分分析了宋明理学对传统儒学中“仁”的重构的意义,对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启示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通过这篇文章的探讨,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宋明理学对传统儒学中“仁”的重要性及价值,为我们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提供新的参考和启示。

【关键词】宋明理学、传统儒学、仁、仁义、天人合一、仁爱、敬重、仁慈、忠诚、道德规范、仁者无敌、仁智、学问、重构、意义、社会道德建设、启示、发展方向。

1. 引言1.1 宋明理学的兴起宋明理学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儒学思想在宋明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这一时期,宋明理学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

宋明理学强调了“心性”、“理气”等概念,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人性论和宇宙观,对传统儒学中的“仁”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诠释和扩展。

通过对经典文献的研究和理论思考,宋明理学家们不断拓展和深化对“仁”的理解,使其具有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内涵。

他们认为,仁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和行为准则。

宋明理学对“仁”的重新诠释不仅在理论上有所突破,而且在实践上也对人们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当代社会中,我们也可以从宋明理学对“仁”的重新诠释中汲取启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建设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

1.2 传统儒学中“仁”的内涵传统儒学中的“仁”一直被视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其内涵也体现了儒家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视。

在传统儒学中,“仁”被解释为一种道德修养和为人处世的准则,其涵义包括了仁爱、仁慈、仁义、仁智等多种方面。

宋明理学精神内核分析

宋明理学精神内核分析

宋明理学精神内核分析本文旨在探讨宋明理学的精神内核,通过对该思想体系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涵和价值。

宋明理学是指北宋至明末这一时期盛行的儒家思想体系,它强调理性、道德和人性的内在超越性。

宋明理学的精神内核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天人合一的观念宋明理学家强调天人合一的观念,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这种观念源于先秦时期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共处。

宋明理学家通过强调“理”和“道德”,将这种思想进一步发展为道德性的天人合一观念,即人应该通过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二、理学的本体论宋明理学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本体,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

这种“理”体现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成为宇宙万物的主宰和规律。

同时,“理”也是道德的基石,人应该通过体认“理”,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自我完善。

三、知行合一的实践观宋明理学强调知行合一的实践观,即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理学家们认为,只有将所学知识付诸实践,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

同时,他们还强调“慎独”和“自省”,即要通过反思和审视自己的行为,不断修正错误,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

四、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宋明理学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倡社会责任感和群体意识。

理学家们认为,个人应该始终将社会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为社会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

同时,他们还强调家庭、国家和天下的整体观念,主张通过实现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

五、终极信仰的缺失与先秦儒家思想相比,宋明理学没有为人们提供一种终极信仰。

虽然理学家们强调道德修养和人性完善,但并未构建起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理念体系。

这使得宋明理学的传承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综上所述,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核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的观念、理学的本体论、知行合一的实践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终极信仰的缺失等方面。

宋明新儒学是如何发生的?请谈谈早期新儒学的代表性人物及其思想。

宋明新儒学是如何发生的?请谈谈早期新儒学的代表性人物及其思想。

宋明新儒学是如何发生的?请谈谈早期新儒学的代表性人物及其思想。

到了宋明时代,儒家知识分子面对着儒门淡薄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是受到了佛道两教兼容并包的思想的冲击,“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二是其理论受到了佛教的批判和奚落,“云虚无混沌一气等。

名为元始。

不知空界已前早经千千万万遍成住坏空终而复始。

故知佛教法中小乘浅浅之教。

已超外典深深之说”,批判其天命观的粗糙。

之后,儒家学者开始了奋勇的反抗。

儒家学者对外采取了攻乎异端的方式,指的是抨击导致儒学中衰的外部根源,包括排佛道、斥时文两个手段。

斥佛道,也就是对佛道两家进行批评,大致经历了早中晚三个阶段,早期采取简答粗暴的方式,中期受孟子“辟异端”方法的启示,采取“修其本以胜之”的原则,晚期则主要从理论高度进行辩驳。

陈善在《扪虱新话》中说:“退之《原道》辟佛老,欲‘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于是儒者咸宗其语,及欧阳公作《本论》,谓‘莫若修其本以胜之’,又何必‘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也哉?’此语一出, 而《原道》之语几废。

”由此可见,欧阳修“修其本以胜”佛老的观念极大地促进了宋代学人辟佛方法的转变。

斥时文,则是以韩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反对当时华而不实的骈文之风,化骈为散,回到“六经”的朴实文风中,并提倡文以载道,于是出现了我们所熟知的唐宋八大家。

儒家学者对内则采取了拨乱反正,即从儒学内部进行调整,包括对传统经学内容和研究方式的调整,以及儒学理论上的整合创新。

前者涉及从“五经”系统转向“四书”系统,以及从训诂之学转向义理之学;后者则指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对儒学进行了哲学论证。

这两个方面其实指向一件事,即对先秦儒学思孟一系的重新发掘,有学者将这个发掘的过程称之为“孟子升格运动”。

为了应对新的挑战,人们需要从儒学内部寻找一种思想资源和方法,于是人们在先秦留下的资料中发现了孟子。

新儒学结合了宋明理学和道学,早期的代表人物是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后来演变为心学和理学,分别以朱熹和王阳明为代表。

论宋明理学对传统儒学中“仁”的重构

论宋明理学对传统儒学中“仁”的重构

论宋明理学对传统儒学中“仁”的重构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儒学一直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儒家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仁”。

而在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对传统儒学中“仁”的重新审视和重构也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将从宋明理学对传统儒学中“仁”的重构进行探讨,分析其意义和影响。

我们需要了解传统儒学中“仁”的内涵。

在儒家经典《论语》中,“仁”的含义主要是指对他人的爱和善的品质,是一种对他人的关怀和照顾。

在儒家思想中,“仁”被认为是人类心灵中最高尚的品质,也是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根本。

在宋明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许多变革和动荡,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价值观也面临着挑战和质疑。

对传统儒学中“仁”的重新审视和重构成为了一项迫切的任务。

宋明理学家们对传统儒学中“仁”的重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他们强调“仁”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品质,更是一种天赋的本性。

程颢在《理气集》中提出了“天理人性”的观点,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善良和仁爱的,而不是后天道德修养的结果。

这一观点对于传统儒学中“仁”的理解提出了挑战,使得“仁”不再是一种需要通过修养和教育才能获得的品质,而是人类天生就具有的本性。

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儒学中对于人性善恶的理解不足,为“仁”的重新定义提供了新的思路。

宋明理学家们对“仁”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提出了“仁者爱人”的观点,强调“仁”不仅是对他人的爱和善,更是一种内在的修养和修炼。

他认为,要想真正具备“仁”的品质,就需要通过不断的修行和修炼来培养自己内心的爱和善之情。

这种对“仁”内涵的深化和拓展,使得“仁”的含义更加丰富和深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儒学中对“仁”的理解局限,为“仁”的重构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与此宋明理学家们还从理论层面对传统儒学中“仁”的重构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提出了“道蕴仁”、“仁蕴礼”的观点,强调“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道德和礼仪体系的源泉。

这种观点不仅从理论上推动了对传统儒学中“仁”的重新理解,也为“仁”的地位和作用在儒家思想中找到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论宋明理学对传统儒学中“仁”的重构

论宋明理学对传统儒学中“仁”的重构

论宋明理学对传统儒学中“仁”的重构儒家思想始终以“仁”为核心,儒家先贤将人的道德品质的最高理想归结为“仁”。

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流派,对传统儒学中的“仁”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重构。

其核心观点是通过仁义礼智信等性格特质的培养来实现人的最高理想,旨在促使社会和个体的和谐发展。

宋明理学对“仁”的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梳理。

传统儒学中的“仁”主要解释为人对他人的关心、关爱和友爱之情,宋明理学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概括了“仁”的三大要素,即爱人、亲人和恩人。

爱人是指对人无差别的仁爱之心,不论他人的身份、地位和关系如何,都应以人本性的相通为基础,对待每一个人都要充满爱心。

亲人是指对自己的家庭成员的关心和照顾,家庭是人与人最基本的关系单位,在家庭中的仁爱关怀是构建社会和谐的基石。

恩人是指对那些对自己有恩的人的回报和感恩之情,人的生活中少不了互相帮助和相互依赖,感恩之心是人与人之间维系亲密关系的重要纽带。

宋明理学提出了培养“仁”的方法和途径。

传统儒学认为,“仁”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而宋明理学则强调通过后天的修养和教育来培养和发展人的“仁”。

宋明学者主张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来塑造人的品德。

修身是指个体必须时刻保持良好的品行和修养,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

齐家是指在家庭中的角色和责任履行中,要以仁道为指导,营造和谐稳定的家庭氛围。

治国是指在社会角色中,以仁义为准则,恪尽职守,为社会的良性发展做出贡献。

平天下则是指个体要关心社会的公共利益,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宋明理学对“仁”的实践意义进行了强调。

宋明理学家认为,仁道的实践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

只有通过实践和行动,才能真正体验到仁的道德境界和行为表现,从而逐渐提升自己的道德素质。

宋明理学家也强调仁道与其他人性特质如义、礼、智、信的紧密联系。

仁是其他品德的基石,而其他品德也是仁的外在表现。

只有具备了仁和其他品德,个体才能真正达到儒家所追求的完美人格。

古代中国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

古代中国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

古代中国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古代中国儒家文化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

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包括仁爱、中庸、礼治、忠诚、智慧、学习等多个方面,下面逐一分析。

仁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

仁爱的基本内涵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

儒家文化认为,人的最高境界是人道,仁者爱人,以仁爱为中心,强调人性善良,提倡以人道为准则的思想,塑造了中国人重视人伦关系的传统。

中庸是儒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内涵。

中庸强调适度、稳定、均衡,主张在各个方面保持稳定的状态。

儒家文化认为,人生应该追求的是中庸之道,即不偏向极端,而是在各个方面寻求适当的平衡,这样才能保持一个稳定而和谐的社会。

礼治是儒家文化的又一个重要内涵。

儒家文化认为,礼是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礼治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礼治强调对社会规范的遵守和尊重,要求人们在生活中遵守各种规范,形成互相尊重、互相合作的社会风尚和道德规范。

忠诚也是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之一。

忠诚是指对上级或权威人物的绝对信任与支持,指对事业的坚定信仰和献身精神,是古代中国儒家文化中的重要品质。

儒家文化认为,忠诚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维护社会的稳定,让人们相互扶持,形成一种稳定而和谐的社会环境。

智慧是儒家文化的又一个重要内涵。

智慧是指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人生,能够根据自己的悟性和认识能力来处理问题。

儒家文化认为,要求人们尽力发挥自己的智慧,慎思明辨,遵循恰当的道德与伦理准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探索和反思,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思考能力。

学习是儒家文化的最后一个重要内涵。

学习是指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使自己的行为更具有价值。

儒学认为:学问的价值在于先行身、后行言、悟道德、成才器。

儒家文化推崇勤学,重视知识的积累,倡导持续不断地学习,以追求人生的完美和升华。

总而言之,古代中国儒家文化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主张仁爱、中庸、礼治、忠诚、智慧和学习等多个方面,塑造了中国人重视人伦关系、崇尚和谐与平衡、注重知识积累和持续学习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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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儒学的和善意蕴摘要:儒家和善思想源远流长。

宋明诸子上承孔孟,兼采佛道,创立理学思想,建立了以本体论、人性论、工夫论、伦理政治理想诸说为核心的规模宏大的思想体系,将儒家和善思想之意蕴发扬光大。

宋明诸儒以形而上的本体作为宇宙和社会和善的根本保障,以人性和工夫的和善推动内圣的实现,进而以伦理政治的和善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目的。

关键词:宋明儒学;和善作者简介:陈代湘,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湘潭411105)周接兵,湘潭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湖南湘潭411105)儒家和善思想源远流长。

春秋时期孔子删述六经,创立儒家道统,其说以“仁”为核心,以“正名”、“安百姓”“中庸”诸说为辅,推崇仁爱和谐;孟子揭性善、倡仁政,辅之以天命心性之说,构成一气度恢弘之思想体系,儒家和善之意蕴乃确然挺立。

及宋明诸子兴起,创立理学思想,建立了以本体论、人性论、工夫论、伦理政治理想诸说为核心的规模宏大的思想体系,将儒家和善思想之意蕴发扬光大。

宋明诸儒以形而上的本体作为宇宙和社会和善的根本保障,以人性和工夫的和善推动内圣的实现,进而以伦理政治的和善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目的。

研究宋明诸儒所构建的以“本体―人性―工夫―伦理政治”为逻辑结构的博大精深的和善论思想体系,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可为我们今天的和善文化以及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参照系。

一、本体之和善宋儒之前,儒家罕言天命本体,或语焉不详。

孔子论仁论义,但于六合之外,则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孔子之后儒家历代思想家言仁义礼智,纲常名教虽详,但何以必须如此,则缺少一本体保障,宋儒深知先儒之弊,于是援释道入儒,建立一本体,作为天地万物、物理人伦之善的最高保证。

周敦颐本《易》、《庸》之说,援道入儒,创立太极图,作为天地万物之生成图式,也是世道人伦的最终依据。

周敦颐《太极图说》曰:无极而太极。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

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五气顺布,四时行焉……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无欲故静),立人极焉。

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男女―万物,构成一幅美妙和谐的宇宙生成图。

太极静善,感而遂动,乃分善恶,而太极本体未尝不全善。

圣人秉太极之全善,故有中正仁义之性,中就是中和,正就是善,合而言之,就是和善之性。

圣人如果以这种中正仁义之性与太极合道,将天道之阴阳,地道之柔刚,人道之仁义统一到太极之中,就能达到“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的天人合一的和善境界。

这样,太极图不仅是对宇宙生成的和谐描绘,更是从本然之全体上为儒家伦理道德之和善建立一个哲学本体依据。

张载拒斥佛道虚无之说,立“气”为实有之本体,倡“太虚即气”之说。

在他看来,天地万物生成的来源是由气之聚散决定,气聚而为万物,万物散而为太虚,气聚散于太虚,其性则为“太和”、“?s?”,他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沈、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s?、相荡、胜负、屈伸之始。

{1}太和即阴阳二气未分的虚空和气,其性质纯一无缺,至善无杂,既和且善,故为和善。

而所谓“?s?”乃是阴阳已分之后,二气互动,表现出升降浮沉,相磨相荡的状态,拥有动静屈伸终始的能力,万物因之而滋生,善恶因之而分野。

二气相感,于是生万物之万殊,万殊不同类,而且杂有善恶,于是相斗,相斗不能长久,必然归于和解,他说:气本之虚则湛一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2}矛盾之二气之所以最终“和而解”是因为气有聚散,气既然聚为万殊,必将又散为太虚。

换言之,万物由和善的太虚太和之气而生,形成善恶混杂的大千世界,但终究又会回归到太虚和善之气。

这是对儒家“和为贵”思想的最恰当的注解。

张载又由太虚之气进而推导出性命人伦之理,他说: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

{3}天道心性,源于虚空之气,它的至善之性,也由太虚纯然之气来保障。

又气生万物,不能没有秩序,“生有先后,所以为天序;小大、高下相并而相形焉,是谓天秩。

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

”{4}“天序”、“天秩”就是太虚和善之气所保障的宇宙的秩序。

宇宙万物既然有序而生,人伦物理也应当和谐有序。

圣人应当体察此意,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和善胸襟。

为建立合符太虚,合符天秩天序的伦理政治秩序而努力。

二程则自家体贴出“天理”,赋之以形而上之性,作为天地万物的最高根据。

在二程那里,理为实有,是万物所以然和必然之则,其性质是至善的。

万物皆有所以然和必然之则,此为“分殊”,而分殊又指向于和统一于至善之“天理”,此即“理一分殊”。

二程的“理一分殊”既是宇宙法则,又道出了人伦道德的宇宙自然依据,特别是解释了道德秩序及其理想的形而上根据问题,为人伦日用的趋善性奠定了形而上天道之依据。

陆王销理入心,以“本心”,“良知”为最高本体,心具万理,心包宇宙,“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5}。

此心此理,我所固有,非由外铄。

此吾之本心也。

所谓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谓广居、正位、大道者,此也。

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实。

{6} 心既然为安宅、正路、正位、大道,又包含仁义礼智四端,具有能知善恶,能辨是非的认知体认能力,亦即具有善的本性,无需外铄。

因此通过发明本心的工夫,就可以实现个人人格的完善,若人人都能发明本心,则可以实现人际的和善和天人之际的和善。

王阳明立“良知”为本体,具有与“天理”等同的地位,也是至善的。

同时也具有知善知恶的认识体认功能。

他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7}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

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

{8} 良知乃是一种先验的道德意识观念,它为人人所具有,充塞宇宙间,而且亘古不变。

它不仅是人的本质本性、道德本原和标准,而且是宇宙的本体;它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也在于为伦理道德提供形上本体根据。

另有胡宏之性本论。

在胡宏看来,“性不可以善恶辨,不可以是非分”,这个性,是超越的“中”,中,也就是中和,不偏不倚,发而中节。

他说:“中者,性之道乎!”{9}他将性确定为存在的依据,终极的存在,天地万物的根源,是“天下之大本”。

总之,宋明诸儒都意图建立一个本体作为人伦物理、政治制度的最终依据,而且都具有和善性质。

二、人性之和善宋儒既立本体,又以本体的和善论人性的和善。

宋明诸儒论性,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以中和论性,以周敦颐、胡宏为代表;一是以天命气质论性,以张载、程朱、王船山为代表,以下分述之。

周敦颐认为人本太极而生,为五行之秀、万物之灵,所以人性本善。

人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五常之性无有不善,但五性常常受外物诱惑,于是便有善恶之分,“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周子全书》卷二)。

除了五常之性以外,周敦颐又分性为五类,他说: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

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

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自至其中而止矣。

{10}在周敦颐看来,刚柔善恶均为“不达”,只有得其中才是至善,所以圣人立教,定之以中正仁义之性,人必须通过修养工夫“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

以中和论性的又有胡宏。

胡宏立“性”为天下之大本,其地位与周敦颐的“太极”,程朱的“天理”相等同。

在人性论问题上,胡宏反对以善恶论性,他说:“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恶乎哉!”{11}。

为何不能以善恶言性呢,胡宏认为圣人也有情欲,此与众人不异,都是天命所赐,圣人之所以能成之为圣是因为圣人能使情欲趋于中和而众人做不到,他说:圣人发而中节,而众人不中节也,中节者为是,不中节者为非……正者为善,邪者为恶。

而世儒以善恶言性,邈乎辽哉!{12}未发之中,胡宏把它视为性之体,无善无恶;已发之和,则是心之用,始分善恶,而善恶的区分则以是否中节为判断标准。

又因为君子小人都有好恶之情,好恶之情是心之用的体现,也以是否中节为判别标准。

胡宏以已发未发中和论性,虽备遭朱子等人非议,但其说较之董仲舒、韩愈三品之说以及李翱灭尽情欲以复性之说为合理。

中和论性虽善,但善恶何所从来,周、胡都没有作出合理说明,能详尽说明善恶来源的,是张载、程朱诸子。

张载从其气本论出发,“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于是分性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太虚之气,阴阳未分,?s?未形,此为太虚本性,太虚本性纯一无缺,其性至善,也是善之来源,是为“天地之性”;太虚本体“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焉。

”{13}就是说,太虚本体在凝聚为万物的过程中同时也诞生了“气质之性”,在张载看来,人禀阴阳之气而生,而“气有刚柔、缓速、清浊之气也{14},人禀这种“缓速、清浊”之气有多少厚薄之别,于是就有善恶之性的区分,是为杂有善恶的“气质之性”。

气质之性君子为何有“弗性”,就是因为它具有了恶的成分。

但是,如前所述,万物皆源于和善的太虚之气,最终又要回归到太虚之气,人性亦然,所以君子要通过变化气质、养气反本、穷理尽性来去除气质之性,复归至善纯粹的天地之性,他说: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

天本参合不偏。

养其气,反之本而不偏,则尽性而天矣。

故????而继善者斯为善矣。

{15}自张载区分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人性善恶来源问题才得到较为完满的解决。

二程承袭张载之说,也以“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论性,但内容有异。

张载以“气”(太虚)为本体,天地之性出于“气”(太虚);二程以“理”为本体,本体之理赋于人则为“天命之性”。

而“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所以天命之性乃人人具有之善性;人性之恶源于与理相对之“气”、“气禀”。

二程说:“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元中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

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

”{16}人性善恶,是因为气禀不同,禀得“清气”即善,禀得“浊气”即恶。

二程以至善的天命之性为圣人所具有,清气为贤人所具有,浊气则为愚人所具有。

二程的这种观点粗看起来与性三品略同,但是,在二程那里,愚人并不是不可移易,愚人通过格物致知,穷理尽性工夫可以去除浊气而成为君子贤人,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反映在人性论上,就是变化气质之性,回归至善的天命之性。

二程此说相对于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可移”之说和性三品说乃是一大改进。

经过张、程对人性的发挥与解说,人性论具备了更加完善的理论形态。

朱熹盛赞张、程之说,称其天命气质之说“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

{17}朱熹集各家之长,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观,他说: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与禽兽、草木之生,莫不具此理……但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见其为仁;物得其偏,故虽具此理而不自知而无以见其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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