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编审制度的变迁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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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心态史”研究的根基、目的与内容

“出版心态史”研究的根基、目的与内容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近代(主要指晚清民国时期,不包含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时期)从事出版行业的人群,主要由出版企业家群体、编辑群体和印刷工人群体组成。

出版心态史主要就是指上述人群的心态及其演变过程的历史。

出版企业家、编辑与印刷工人,这三个群体之间以及各自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心态既有共性之处,也有个性化之处。

个性化之处由阶层、教育经历、经济状况、生理状况等诸多因素共同塑造,共性之处则由文化传统、生活世界和时代精神所塑造。

其生活世界是出版人心态的共同背景,其心态形成于生活世界之中,正是基于同一生活世界背景,出版人之间才能相互理解与对话(当然也有冲突,譬如印刷工人的罢工运动)。

一、生活世界:出版心态史的研究根基“生活世界”是胡塞尔现象学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后经梅洛-庞蒂、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人进一步阐述,其影响逐步扩散到现象学之外的其他学科领域。

生活世界是一个共同世界,是社群的世界,它本质上带有“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和“历史性”(historicity)的标志。

“作为‘奠基性的论题’,生活世界是始终在底部承载着科学的东西,是科学赖以生存和成长的土壤。

” 出版心态史研究所寻觅的,正是出版人在总体生活世界中所表达的心态,出版人的生活世界因之成为出版心态史研究的根基。

虽然我们无法亲历晚清民国时期出版人的生活,但相关史料将其清楚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再依据当下的理解视域去融合异时空中出版人的理解视域,从而使得出版心态史研究具有自觉的现实关怀意识。

晚清民国时期的出版人作为一个整体,其心态迥然有别于当下出版人的心态,根本原因正是两者的总体生活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

笔者近年来对晚清民国时期出版人的生活“出版心态史”研究的根基、目的与内容欧阳敏内容摘要:出版心态史既指近代出版人基于文化传统、生活世界和时代背景所形塑的共性心理状态,也指近代出版人基于个体差异所形塑的个性化心理状态。

生活世界是出版心态史的研究根基。

商务印书馆学术研究略述

商务印书馆学术研究略述

商务印书馆学术研究略述高硕;范继忠【摘要】时逢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年,本文立足于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现代出版版图中的綦重地位,通过搜集、整理从民国到当代关于商务印书馆的主要学术研究成果,按时间及重要程度进行分类梳理分析,为学界和出版行业深度理解、继续研究商务印书馆提供较为全面的文献参考.综述内容主要涉及出版活动、史实考证、人物评述、文化理念、经营管理等商务印书馆研究领域.%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for 120 years,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heavy position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which published in Chinese modern landscape.Through the collection and sorting from the contemporary business library on the main academic research results, we put it into different parts according to the times and find out the important analysis.It will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for the academic and publishing industry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also have a new manner to study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the history.The contents of the review mainly related to publishing activities, historical facts research, character review, cultural ideas,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other commercial library research field.【期刊名称】《北京印刷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25)003【总页数】7页(P9-14,27)【关键词】商务印书馆;学术研究;文献综述【作者】高硕;范继忠【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北京 102600;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北京 1026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2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的上海,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合资创办。

清末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无锡人

清末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无锡人

2021/2清末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无锡人◎郁有满(江苏无锡214001)商务印书馆,1897年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创设于上海,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

“在近百年思想文化和学术史上,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是两大重镇,是中西思想文化的两大汇聚点,它们一南一北,齐寿并峙,相互呼应,成为中国20世纪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

”[1]这个清末崛起的颇具影响力的现代出版机构,不仅拥有全国一流的编译阵容、一流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且拥有庞大健全的发行网络,是中国近现代最大的文化出版企业。

从清末开始,无锡人至上海创业从业的人络绎不绝。

其中从事文化事业的人不在少数。

如文明书局、中华书局、北新书局、泰东书局、商务印书馆等,都有一批无锡人。

在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历史上,无锡人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令人瞩目。

创下多项第一的孙毓修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有两个人善骈体,一是孙毓修,一是王西神,两人都是无锡人[2]。

孙毓修(1871—1922),无锡城郊孙巷人,秀才,在清末南菁书院攻八股制艺,又从缪荃孙学版本目录。

1902年随美国女牧师学英文,还写了《中英文字比较论》一卷,可见英文水平很高。

1907年,孙毓修的同乡、银行家沈缦云给商务馆写信推荐孙,并附寄了孙翻译的《地理读本》,该书曾交给广智、图书、乐群等出版社,“皆不纳”。

张元济读了该书序言部分,很快回信,表示“极愿延聘”,孙毓修遂入馆,被聘为国文部和英文部主任。

1908年,孙参照西欧童话传说,编译《无猫园》《大拇指》等儿童读物。

自1908年11月至1923年9月,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由孙毓修编译、编撰的“童话”丛书,共3集计102种作品。

除第三集4种由郑振铎编译外,其余都由孙主编。

这些读物成为中国最早出版的童话,使儿童文学成为独立的图书、文学类目[3],哺育了一代作家,并使文学注入新气象,孙毓修因此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开山祖师”。

1910年始,孙毓修先后主编出版《少年杂志》“少年”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的出版平台晚清民国时期文学出版情况统计与分析

中国现代文学的出版平台晚清民国时期文学出版情况统计与分析

中国现代文学的出版平台晚清民国时期文学出版情况统计与分析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中国文化与社会变革的时期。

在这段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出版遇到了一系列的挑战和机遇,对于推动文学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下面将对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平台进行统计与分析。

一、晚清时期文学出版情况统计1.书籍发行突破传统限制:晚清时期是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之一,书籍的发行数量和种类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文学类书籍涉及诗、词、小说、散文等多个领域,其中以小说和散文较为流行。

2.出版平台多样化:晚清时期的文学出版平台多样,既包括官方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也包括民间出版社和私人出版机构。

此外,一些文人学者也自负盈亏地开办了自己的出版机构。

3.文学期刊的兴起:晚清时期是中国文学期刊的鼎盛时期,许多重要的文学刊物应运而生。

这些期刊不仅提供了一个展示文学才华和交流学术的平台,也促进了现代文学的形成和传播。

知名的文学期刊包括《新小说》、《新青年》、《晨钟》等。

二、晚清时期文学出版情况分析1.文化变革的背景: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政治、社会、思想等多方面的变革,文化逐渐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

这种背景为文学创作和出版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机会。

2.出版的启蒙功能:晚清时期的文学出版平台在推动文化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出版平台不仅提供了一个让知识分子进行思想交流和探索的平台,也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与时俱进的思想和文化的培养。

3.著名作家的崛起:晚清民国时期有许多重要的现代文学作家涌现出来。

他们在不同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也为这些出版平台带来了更多的读者和声誉。

4.文学刊物的影响力:晚清时期的文学刊物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些刊物代表了新文化新思潮,与政治和社会紧密相连,不仅引导了文学创作方向,也对于时代精神的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出版制度的不完善:虽然晚清时期的文学出版平台多样且丰富,但是由于当时的出版制度尚不完善,版权保护机制不健全,导致了文学作品的抄袭和盗版现象普遍存在。

浅谈清末民国图书的版本鉴定

浅谈清末民国图书的版本鉴定
如上海的就有扫叶山房鸿宝斋书局文瑞楼鸿文书局图书集成局校经山房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广益书局神州国光社锦章书局文明书局国学扶轮社国学社蒙学书报局蒙学书局群益书社会文学社会文堂书局后改为会文堂新记书局有正书局群学社群学书社彪蒙书室集成图书公司中国图书公司上海石印书局上海书局时中书局章福记书庄等机构
21 O 0年 4 月
献记载等。
[ 键 词]版 本 鉴 定 ;难 点 ;清 末 民 国 关
[ 图 分 类 号] G2 6 2 中 5.2 [ 献 标 识 码 ]A [ 文 文章 编 号 ]1 0 — 1 6 ( 0 0 0 —0 7 —0 02 17 21) 2 15 2
书籍 在 中 国出 现 以 后 ,在 现 实 功 用 之 外 ,还 具 备 了 收 藏 价 值 ,并 由 此 产 生 了 一 门 独 特 的 学 科 — — 古 书 版 本 学 。 随着 时 代 的发 展 和 前 人 的 着 力 探 究 ,对 于 宋 元 、翻 刻 、 稿 抄 等 版 本 的鉴 定 ,经 验 日丰 ,问 题 渐 少 。而 一 些 晚 清 及 民 国 出版 物 的 版 本 鉴 定 却 成 了 新 问题 ,亟待 探 讨 和研 究 。
图 书馆 论 坛
Li a y Trb n br r i u e
Ap , 2 0 r 01
第3 O卷 第 2期
V0 . O NO 2 13 .
浅 谈 清 末 民 国 图 书 的 版 本 鉴 定
郑 晓 霞
( 东师 范 大 学 图 书 馆 , 上 海 2 0 6 ) 华 0 0 2
界栏 、鱼 尾 ,采 用 竖 排 、线 装 。 ( ) 在 社 会 规 范 层 面 :一 3
样 或那 样 的 问题 , 概 括 而 言 主 要 有 以 下 方 面 :

晚清民国文献编目中的若干问题

晚清民国文献编目中的若干问题

名与责任者项”、“版本项”、“文献特殊细节项”、“出 版发行项”、“载体形态项”、“丛书项”、“附注项”和
“标准书号及有关记载项”、“提要项”、“排检项”等
臣镰足、大庭修。书名《瀛寰志略》(“寰”通“环”)、 《贼情集纂》(“集”通“汇”)、《沈思集》(“沈”通“沉”)
等亦最好不改。
十大项;古籍著录规则也有“书名与著者项”、“版本 项”、“文献特殊细节项”、“出版发行项”、“载体形态 项”、“丛书项”、“附注项”、“装订与获得方式项”、 “提要项”和“排检项”等十大项。二者款目大同小 异,惟具体著录方法有些差别。我馆是晚清民国文 献的主要收藏单位,目前我馆对晚清民国文献的编
目采用了自定的一套规则,具体著录款目依次为排 检号、书名、著者、出版发行项、交替书名、载体形
2.2年代(日期)的换算
清民之际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纪年,除公元纪年
外,还有年号纪年、干支纪年、黄帝纪年、孔子纪年、
天运纪年、共和纪年、亡明纪年、日本纪年、民国纪 年、韵目代日等等。其中多数纪月纪日是使用阴历。
因此在换算时需仔细分辨。笔者主张,非公元纪年
书馆(伪维新政府)、教育部资料室等等。此外,还
黄”,杨毓麟撰《新湖南》署“三户愤民”。又如《曾文 正公家书》,曾文正公即曾国藩。《康南海传》,康南 海即康有为。《贾副主任升降旗讲话》,贾副主任即 贾景德。有时同一个指代还需分辨。如福建省政府 秘书处编,1938年印《陈主席抗战言论集》,陈主席
指陈仪。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编,1940年印《陈主席政 治言论选辑》,陈主席指陈诚。
换成公元纪年时,应以大写汉字表示阴历,以阿拉 伯数字表示阳历。一是因为阴、阳历之间的对应日
态、存卷、残缺配补、图表、分类、书名依据、著者依 据、版本依据、版式、丛书名、丛书版本、丛书依据、 各家著录、收藏源流、书品、等级、复本、待考问题、 备注、提要项等25项。从详简级次看,该著录属详 细著录。本文不打算讨论具体著录款目,只分析编 目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著录 内容方面。笔者认为:较之著录形式,著录内容更为 重要,其存在的问题也更普遍、更有代表性,因而值

晚清四部丛刊目录

晚清四部丛刊目录(全六编720册,敬文图书馆藏纸本)《四部丛刊》为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所完成的大型丛书,全书分三编,《初编》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开始辑印,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全部出版,共收书二百二十三种。

《续编》收书七十五种,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出版。

《三编》收书七十种,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出版。

《四部丛刊》的出版工作,经历十七年的岁月终于完成,这可说是民国时期古籍整理的大事。

文听阁图书公司于完成《民国学术丛刊》六种,即《民国时期经学丛书》(林庆彰主编)、《民国文集丛刊》(林庆彰主编)、《民国时期语言文字学丛书》(许锬挥主编)、《民国诗集丛刊》(王伟勇主编)、《民国时期哲学思想丛书》(林庆彰主编)、《民国小说丛刊》(吴福助主编)等丛书的编印时,发现跨清末民国时期的作者相当多,入民国时期的著作,大都已收入民国时期的六种丛书中,读者可以很方便的使用。

清末以前的著作,大部分都可以在现有的丛书中找到,至于晚清学者的著作,现有的丛书收录都太少,不太能反映晚清学术思想的真正面貌。

专以晚清著作为收录范围的丛书,尚未见到,要检索利用只能找一般的丛书。

综合性的丛书有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二○○二年)、《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丛书集成续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一九九一年)、《丛书集成三编》(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

经部的著作可以查王先谦编《皇清经解续编》。

史部著作可查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县:文海出版社,一九六六-二○○六年)。

子部著作徐德明、吴平主编《清代学术笔记丛刊》(北京:学苑出版社,二○○五年)。

集部著作可查文清阁编《稀见清人别集百种》(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二○○七年)。

这些丛书都不是为了晚清这时段所编,收录晚清的著作并不完备,且需要某一类别的书,却分散在各种丛书中,使起来也不太方便。

民国司法检验的制度转型及其司法实践

特征。 二、民国司法检验实践中的利益冲突: 法医的边缘化
28
12 5 1l 147

4 291 3 268 18 706
如果说在法医极为匮乏的情形下,民国许多 基层司法检验仍不得不倚靠检验吏乃是出于现实 的无奈,那么,在那些已设法医的地区,司法检 验是否就进行得较为理想呢?答案其实也不尽 人意。 相较于旧式检验人员,法医可谓鹤立鸡群, 其知识储备、检验技术无疑都更胜一筹。不过, 正是这种“卓尔不群”使得法医不可避免地陷入
5055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民国医患关系的演进与医疗行政体制的转型——以医事纠纷为中心
的讨论”(09FZS009)
[作者简介)龙伟,西南科技大学文学院副专嫩,四川绵阳621010。
-173・
万方数据
经费不足等,却对与司法公正干系重大的司法检 验缺乏足够的认识。①本文不揣浅陋,拟据相关 史料,重新审视司法检验近代转型过程中的挫败 与困顿,于前人研究忽略处探微抉隐,冀望能为 近代司法研究提供新的认识视角。
一、民国司法检验人员的新旧过渡
措只是在医、药学课程上增设法医学的相关课程, 所培养的学生也非以做“法医”为目标,“法医 学”并没有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学科。② 20世纪20年代,培植法医的呼声日益高涨,
然而要真正落到实处仍是困难重重。1928年,安
早在清末,时人已注意到旧式检验的不足, 进而有改良之举,开启了近代司法检验改良的大 幕。民国建立后,司法、卫生部门更试图以法医 取代检验吏,革新旧有司法检验体系。概而言之, 民国司法检验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培植人才、建立 机构、完善制度三个方面。无论是在观念还是制 度层面,民国司法检验较之以往都有较大突破。 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确立的以法医为核心的 司法检验体系,彻底摆脱了以《洗冤录》为基础 的传统检验的窠臼,从而为现代法医体系的建立 奠定了基础,这些成绩皆为学界所肯定。但若对 该制度的地方实践稍加留意,当不难发现民国司 法检验改良成绩多停留在制度层面,司法检验实 践多是一仍其旧,并无明显改观。这种制度“表 达”与“实践”问的落差是研究民国司法转型不 容忽视的问题。民国时期推进法医制度的呼声甚 高,然而究竟培植了多少法医,法医的地位、待 遇、检验效果若何?这些问题大多隐而不彰,掩 盖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之下。 近代法医事业的推进,关键体现在对法医人 才的造就和养成上。传统的司法检验之所以不尽 人意,其饱受批评之处即在司法检验操之于素养 不足的检验吏之手,因此欲求司法之公正,首当 其冲的问题便是要培植科学法医取代检验吏。虽 早在民初,时人就意识到“裁判医学”的重要 性,并在医学教育中引入相关课程。然而这些举

清末民初时期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策略

清末民初时期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策略作者:于江波来源:《新闻世界》2012年第02期【摘要】清末民初,大大小小的印刷所、书局林立,但大多没多久就成为了过眼云烟。

唯独像商务、中华这样少数几家发展壮大起来,这说明它们的经营策略及管理方式等有其独到之处。

【关键词】商务印书馆经营策略文化建设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能够在那动荡的年代里屹立不倒,发展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在乱世中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

不过商务之所以成功首先还要归功于当时的环境。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旧的封建制度摇摇欲坠,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大量涌入。

面对形势的变化,当局无力建立相应的配套设施,这就为民营机构创造了机会。

例如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施行新学制,却没有能力建立中小学校,出版相应的教科书。

商务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建立编译所,由印刷厂变成了出版机构。

此后教科书一直是商务的经济命脉。

当然外部环境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商务成功的主要原因。

现对商务的经营策略进行简要分析。

一、不和政治相抵触与时事政治保持一致,不论时事政治是前进还是倒退,这就叫“趋时”。

①商务印书馆作为一家民营出版机构,它要盈利要为社会文化建设服务,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它不得不“趋时”,至少保证不与政治相冲突,不触犯当局。

商务历来坚持这一原则,具体表现有:1、只办杂志不办报纸商务印书馆不仅出版书籍还创办杂志,《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都是商务的招牌杂志。

然而作为二十世纪两大文化阵地之一的商务却从来没有正式地出过一种报纸。

《外交部》或许是商务出过的唯一一份旬刊。

但名义上是与商务分开的,由上海外交报馆编辑,普通学书室发行。

这其中除了张元济这些曾经的士大夫瞧不起办报以外,最主要的是清政府和北洋军阀对言论控制相当严格。

相关的法律有“大清印刷物专律”“大清报律”“中华民国报纸条例”等等。

办报人动辄得咎,稍有过激言论便遭到严刑峻法的处置。

据统计,从1898年到1911年,全国有53家报刊遭查封、暂停等处分,受害报人有20人。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编辑述略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二○一八年第五期教育学视界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编辑述略吴洪成,周楠(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河北保定071002)收稿日期:圆园18原07原02作者简介:吴洪成,男,浙江金华人,河北大学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史与教育学原理研究;周楠,女,河北秦皇岛人,河北大学教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研究。

摘要: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出版机构。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适应时代潮流,及时调整出版策略,依据学制课程及教学计划要求,出版了一系列形式多样、质量优良的学校教科书,在民国中小学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以学制的革新为视角,通过对辛亥革命以后至五四运动期间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编辑活动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化近代中国教学论史的认识,而且对现阶段教科书的实验与改革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教科书;“1922年新学制”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450(2018)05-0089-08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取得胜利,各省纷纷宣布光复独立。

次年1月1日,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成立南京临时政府。

1月9日,任命蔡元培为第一任教育局长,并依据共和体制的社会性质及工商业振兴对人才的需求,对教育体制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从此,掀开了近代教育的崭新一页。

教育改革的势头持续到后继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1922年学制颁布,并达到高潮,虽然经历了1914—1916年两年多时间的封建复古主义教育思潮的扭曲,但始终未偏离教育现代化路径的航向,只是在教育的模式或制度上由日本转向美国,发生了系列变动。

其中的教育政策及制度有关规程条文提出了教科书的门类及体例编排等方面的要求。

创办于清末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一家新型出版机构,积极投身于教科书编辑出版的事业中,对近代教科书的进程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为近代教科书的进步与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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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3 年 ,商务开始编撰 《 最新教 科书 》,编 本”的考量。1 9 1 2 年6 月的股东年会上 ,有股东建议商务 逐一确定。1
改变这种编著一体的编辑制度 ,转而向社会人士组稿 , 稿 。因历年求售各稿绝少佳者 ,退 回时有很多为难处 ,
撰之 前先开会 商讨编 撰原则 ,参会者有 张元济 、高梦 略似圆桌会议 ,参会者 各抒己见 ,集思广益而成有价值


编著一体时期 ( 1 9 0 2 -1 9 2 1 )
工具书是商务的核心出版物 ,王云五对此有深刻认知 : “ 商务印书馆最初之 出版物 ,主要为中小学教科书 ,次
1 9 世纪末2 O 世纪初是 中国社会 由传 统向现代过渡 的
“ 鸿蒙 ”时期 ,而新式出版业正是 “ 开辟鸿蒙”的重要 则编印参考用的工具书 ,如辞源 ,新字典等 ,稍后更影 2 教科书、工具书与一般图书 参与者。商务印书馆就诞生于此一时期 ,其 出版物生产 印古籍之四部丛刊等 。”L
【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华中师大2 0 1 5 年度专项资金项 目 “ 中国近代 出版企业制度研究” ( C C N U 1 5 A 0 6 1 4 3 ) 【 作者信息 】 欧 阳敏 ( 1 9 8 7 一 ),男 ,湖北监利人 ,文学博士,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 员,主要研 究方 向:民国 出版史、出版营销管理。
1 0 0 I 编 辑 之友 ・ E d i m r i a l F r i e m t 2 0 1 7 1 』 史 料
名教育家一 生数+年教育经验之硕果”。【 4 J 一般而言 ,
物为教科书和工具书 ,这两类出版物主要 由该馆编辑人
如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这样的大型 出版企业因实 力雄 员编撰 ,鲜向馆外人士组稿。这样一种编 、著一体的编 厚 ,拥有专业的教科书编写队伍 ;而中小型出版企业 由 辑 制度 虽有 其合理性 ,且 在较长一 段时间 内有着很 高 于规模较小 、资本有限 ,既无力组建专职队伍 ,也不具 的运行效率 ,带给商务 的经济效益也较为显著 ;但也有 备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基础 ,故而教 科书稿件多采取外包 其不合理之处 ,商务作为一家企业过多承担了文化机关 形式 ,如贵阳文通 书局、儿童 书局等 。【 b 由编辑部 门生 ( 主要是大学和研究所 )的职责 ,编辑 ( 有较大一部分 产教科书与教科书稿件外包 ,这两种制度孰优孰劣 ,不 是学者 ) 既要 “ 编”又要 “ 著” ,但企业 的经营性质又 应简单评判 ,而应结合具体的情境 。在教育业与出版业 不可能 让他们从事较 为高深 的学 术性著述活 动。实际 比较成熟的情境下 ,采取稿件外包制度更能促进教 育业 上 ,张元济 、高梦旦、胡适等人都深知此制度只是 “ 权 和 出版业的创新 ;而在教 育业与 出版业 落后的情境下 , 宜之 计”,改革需等待 时机 ,新文化运动即商务编译所 由编辑部 门生产教科书更 能促进教育和出版资源的优化 的改 革 时机 。
【 关键词 】 晚清民国 商务 印书馆
编审制度
张元济
王云五
【 中国分类号 】 G2 3 9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 0 0 3 — 6 6 8 7( 2 0 1 7)1 —1 0 0 — 0 4
【 DOI 】1 0 . 1 3 7 8 6 / j . c n k i . c n 1 4 —1 0 6 6 / g 2 . 2 0 1 7 . 0 1 . 0 1 9
编 、著一体的编辑制度 ,关键在 于较为独立 的著作人市 度与 当时欧美 国家的教 科书编辑制度有着较大区别 ,欧 场 尚未成熟 ,向社会人士组稿所花费的成本远远高于聘 美国家的教科书 “ 多半是富有教育经验的专家 ,拟就初 请 编辑编撰出版物所费。商务靠教科书起家 ,教科书 、
稿 ,经过多次试用 ,而后出而 问世的。有些教科书 ,是
商务的守旧与其第一代编辑群体的文化背景有很大关系编译所的主要人物如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等大多是具有新知识的旧学人士在把握新文化思潮走向方面显得颇为吃力难能可贵的是张元济高梦旦对此有着清醒认知他们开始满怀热忱地寻找理想的新人来执掌编译所他们的理想人选是胡适但其并无意愿转而举荐了王云五时为1921年
与管理 制度最大特征是 “ 编 、著一体”。所谓编 、著一 的不同之处在于 ,前者系统性 、计划性更为突 出,需集
体 ,指编辑的职责既包括编撰教科书 、编纂工具书等 , 出版物的编校者 ,又是生产者 ,这与 当代的编辑制度有
着较大差别 。
合众人之 力来完成 ,在著作人 市场 尚不发达时代 ,由馆
也包括选题 、组稿 、稿件加工等 。此时商务的编辑 既是 内编辑从事内容生产显然更为经济。 那么 ,这套 制度是怎样运转 的呢?以教科书的生产 与管理制度为例可一窥究竟。商务的每种教科书在编撰
为什 么会形 成这样 一种制度 ?主要 基于 “ 交 易成 之前 ,都要先 由编译所 同人开会商讨具体的编撰原则 ,
l 栏





晚清 民国时期 商务 印书馆编审制度的变迁述论
◎ 欧 阳敏
( 武汉大学 信 息管理 学院 ,湖北 武汉 4 3 0 0 7 2 )
【 摘要 】 晚清 民 国时期 ,商务 印 书馆 的 编 审制度 经 历 了由 “ 编 著 一体 ” 向 “ 编 著分 离”的 变 迁过 程 。编 审制 度 变 迁 之 目的在 于规 范编 辑职 业 ,增 强其存 在 的合 理性 ,同 时通 过制 度 变迁提 高企 业绩 效。
华丽” ;会议 的形式 张 元济表示 反对 ,并说 明个 中缘 由 : “ 本公 司原有 收 旦 、蒋维乔 、庄俞等 ,阵容可谓 “ 故近来对于外稿收购不太注重。待人才稍多 ,有能胜任 之编撰原则 ,有时为确定一条原则竟至讨论半 日乃至一 时 由编译所与人商办。”[ ’ 】 ( ’ 可见 ,其之所以坚持这种 日。 商务教科 书的生产与管理制度大抵 内编辑编纂 ,
二 、编著分离时期 ( 1 9 2 1 —1 9 4 9 )
但也有少量教科书和工具书由馆方采取 外包形式获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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