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安史之乱 杜甫可能就是个二流诗人
安史之乱与杜甫诗作的关系议论文
安史之乱与杜甫诗作的关系有人说，如果把杜甫中年至他死去时的诗作全部读完，就是一部记录整个“安史之乱”的史书。
如果把杜甫一生的诗作全部读完，就是一部见证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
这种说法毫不夸张，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
他的诗对当时历史现象的记录，往往比官方的唐史更加详细，更加真实。
杜甫的写作成就于安史之乱，没有安史之乱，他可能也就是个二流诗人。
杜甫被迫走进安史之乱，将周身的感觉器官全部打开，记录下自己的颠沛经验，将自己的文字提升到日月精华的程度，同时解除了王维式的语言洁癖，靠近、接触、包纳万有。
要读懂唐朝，先要读懂安史之乱。
这场战乱，结束了盛唐的神话，百年帝国从此走上下坡路，一去不回头。
往昔的繁华，成为回忆;战争的创伤，成为唐人难以治愈的心灵之痛。
公元752年，四十岁的杜甫写了一系列军事题材的诗歌：《前出塞》，总计九首。
这个时期还是大唐王朝的生长期，伴随着生长期的，是大唐王朝在军事上的扩张期，大家的预估大多是乐观的。
杜甫却对唐玄宗的军事路线不太认同，《前出塞》第六首表达自己的军事观点，这是一篇能超越唐朝当下，甚至超越几个世纪的军事论文。
结果并未得到唐玄宗的重视，三年之后，安史之乱大爆发。
唐朝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
当时国家承平日久，民不知战，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逃或降。
天宝十五年占领长安、洛阳，进入安史之乱的最高峰。
当时的长安在叛军的野蛮蹂躏之下，繁华不再，他因此写下了《哀江头》、《春望》等伤心至极的诗篇。
《春望》是杜甫登高望远的作品，诗人先用远望的视角，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国破”、“草木深”的场景。
经历战争后的唐朝国土，如同垂危的老者一般，已经失去了生机与活力，作者以“草木深”三个字，刻画了人烟稀少，百姓流离失所的场景。
看诗人杜甫如何记录“安史之乱”所带来的苦难
看诗人杜甫如何记录“安史之乱”所带来的苦难杜甫是和李白齐名的中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他一生的传奇色彩和曲折荣辱，是大唐帝国的盛极而衰的真实写照。
他少年时期，曾发出“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就如同兴盛的大唐王朝一样怀揣着巅峰盛世的梦想。
他幸运地亲眼见证了整个大唐的开元盛世，又不幸地经历了盛极而衰的天旋地转。
他一生颠沛流离，饱受盛世之中仕途功名的艰难和乱世之中国破家亡的痛苦。
在盛世，他没有升斗小民的自豪与幸福。
在乱世，他也没有治乱兴亡的仕途与道路。
但是却留下了上千首见证历史的诗篇，被后人称为“诗圣”。
有人说，如果把杜甫中年至他死去时的诗作全部读完，就是一部记录整个“安史之乱”的史书。
如果把杜甫一生的诗作全部读完，就是一部见证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
这种说法毫不夸张，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
他的诗对当时历史现象的记录，往往比官方的唐史更加详细，更加真实。
一、命途多舛，亲身经历盛世的衰落公元755年，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从此以后，大唐盛世一去不返。
这场叛乱由羯人安禄山、史思明发起，以奚、契丹族游民为主力。
公元756年6月，叛军攻破潼关，守关将军、唐军副元帅哥舒翰被捉后投降了安禄山。
大军压境，长安完全失去最后一道屏障，唐玄宗匆忙向蜀地逃亡，太子李亨（唐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县)即位。
当时，正在鄜州羌村(在今陕西富县南)的杜甫闻知后即刻启程，试图北上延州(今陕西延安)，经芦子关奔赴灵武，投效唐肃宗。
杜甫先是5月间带家人从奉先出发，想逃到白水，临行之前，他的小儿子饿死了。
他伤心欲绝，追忆长安十年的感受和儿子饿死期间的沿途见闻，写下了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
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大诗人杜甫与安史之乱的对应分析
Introduction大诗人杜甫是唐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他的诗歌以其悲情和对社会不公正的关注而闻名。
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上一个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事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分析杜甫的诗歌与安史之乱之间的对应关系，并探讨他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反应和观点。
BodyH1: 安史之乱的背景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安史之乱的背景，以便更好地理解杜甫对这一事件的回应。
安史之乱发生在唐朝中期，由安禄山和史思明领导的叛乱所引起。
这次叛乱造成了长达八年的动荡和战乱，对唐朝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安禄山和史思明叛乱的原因复杂多样，包括官僚腐败、民众不满和地方军阀割据，但总的来说，叛乱是因为中央政府失去了对这些地方势力的控制，导致形势失衡和社会动荡。
H2: 杜甫的生活经历为了更好地理解杜甫对安史之乱的回应，我们需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
杜甫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他亲眼目睹了社会的不公正和苦难。
他曾经做过官员，但因为他的直言不讳和对腐败现象的批评而多次遭到贬谪。
在安史之乱期间，杜甫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民的困苦，这些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创作。
H3: 杜甫的诗歌风格在分析杜甫的对应关系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他的诗歌风格。
杜甫的诗歌以其悲情和对社会现实的反思而闻名。
他关注社会底层人民的疾苦和命运，并通过描绘他们的生活和遭遇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他的诗歌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对社会不公正的愤怒。
杜甫的诗歌语言简洁明快，表达了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和观察。
H4: 杜甫对安史之乱的反应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杜甫对安史之乱的反应。
在这段动荡的时期里，杜甫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他的作品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他对这场叛乱的观点和感受。
他的诗歌中，他经常表达了对战争的痛苦和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例如，在他的《丽人行》中，他写道：“江儿辗转垂涕腥，断肠人计物皆惊。
千里共婵娟，难言此夜情。
”这首诗表达了他对战乱带来的痛苦和对人民命运的关注。
H3: 安史之乱在杜甫的诗歌中的影响杜甫的诗歌中经常可以看到对安史之乱的影响。
穿越到安史之乱与杜甫的作文
穿越到安史之乱与杜甫的作文哎呀妈呀，这可真是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时代啊！我这不是刚穿越到唐朝嘛，就赶上了安史之乱。
这可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啊，那可是把整个唐朝都给搅得天翻地覆的。
那时候，长安城里可是人山人海，热闹得不得了。
不过，这场战乱也让很多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我就在一家客栈里住着，旁边就是一片废墟，到处都是断壁残垣。
客栈老板是个老头子，看他那颓废的样子，就知道这场战乱给他造成了多大的打击。
有一天，我在街头闲逛，突然听到一阵哭声。
我顺着声音找去，发现一个年轻人正坐在路边抹泪。
我走过去问他怎么了，他说他叫杜甫，是个诗人。
这场战乱让他失去了家园，现在无家可归，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心想，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我可是现代人，学过很多诗词歌赋，说不定能帮上他的忙呢。
于是，我上前安慰他：“小伙子，别哭了，你看我这么强壮，说不定能帮你找到新家呢。
”杜甫听了我的话，眼睛一亮：“真的吗？那太好了！我可是写了好多诗呢，你要不要听听？”我说：“好啊好啊，我可是很期待你的大作呢！”于是，我们就坐在路边，杜甫开始给我念他的诗。
他的诗可是妙笔生花，句句都是经典之作。
我听得如痴如醉，直夸他是个天才。
杜甫听了我的夸奖，更是得意洋洋，说：“那当然啦，我可是李白、白居易他们的老师哦！”就这样，我在杜甫的陪伴下，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
我们一起游山玩水，领略大唐盛世的风光；我们一起吟诗作对，感受古人的智慧与才情。
虽然我不能改变历史的车轮，但我能陪着杜甫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也算是一种幸福吧。
好景不长。
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了，但是这场战争留下的创伤却是无法弥补的。
杜甫也因为战乱而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他离去的那一天，他对我说：“谢谢你陪我度过了这段美好的时光，我会永远记住我们的友谊。
”我含泪告别了他，心里却充满了感慨。
我想，这就是命运吧。
有些人注定要相遇，有些人注定要离别。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珍惜每一次相遇，珍惜每一段友谊。
回到现实中，我依然是那个普通的现代人。
安史之乱与杜甫的关系
安史之乱与杜甫的关系
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的一场剧变，它发生在公元755年，是唐朝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政治危机。
唐中宗为了争夺皇位，依赖外族宦官，于是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位宦官乘机发动了叛乱，导致了长达8年的动荡和战乱。
大批士兵和平民因此而丧生。
与杜甫的关系在于，杜甫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和反应者。
杜甫是唐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在安史之乱期间，四处逃难，亲眼目睹了动荡的局面、人民的苦难和官员的腐败。
他在此时创作了不少反映战争和民众悲苦的诗篇，包括《战城南》、《草应寺作》、《慈乌夜啼》，表现了他对祖国与人民生死存亡的担忧和忧虑。
其中《战城南》的开头两句“战国古来多祸胜，汉家天下亦多难。
”反映了他对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中的观察和感受。
杜甫做为唐代文学巨匠，在安史之乱期间的诗歌反应，对后来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
他的作品以现实主义的风格展示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和场景描写。
他追求文学艺术的真实性，感性地表现了诗人对真实历史的关注和探究。
因此，安史之乱也成为杜甫重要的
文学素材之一，对于后来的文学创作和历史记录都有一定的影响。
安史之乱对杜甫的影响
安史之乱对杜甫的影响
安史之乱是中国唐朝时期发生的一场重大政治动乱，对杜甫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安史之乱的战火和苦难深深地刻印在杜甫的心灵中，激发了他深情慷慨的创作热情。
他的许多作品都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民众的疾苦，如《丽人行》、《战城南》等。
其次，安史之乱的动乱局势也使得杜甫的创作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他的一些作品因为反映了社会现实、批判了当权者，而被当局视为危险的文学作品，被禁止传播。
这种压抑和限制，激发了杜甫更加坚韧和敢于探索的精神。
最后，安史之乱对杜甫的创作也带来了一定的历史意义。
他的许多作品成为了反映唐代历史和社会风貌的珍贵文献，被后人传诵、研究和欣赏。
总之，安史之乱对于杜甫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他的诗歌作品更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学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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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杜甫真的就只是个小号吗
在唐代杜甫真的就只是个小号吗在唐代杜甫真的就只是个小号吗1有意思的是，当时文人互相唱和非常普遍，互相夸几句很常见，但杜甫的那些大V偶像们没有片言只字表扬他的诗，连客套性的表扬都没有。
李白对杜甫其实也不错，偶尔也给他回个贴，但他从来没有对杜甫的作文夸过一个字、点过一个赞。
高适和李白一样，都拿杜甫当朋友，但却从来没注意过杜甫的诗。
在他们的眼里，杜甫真的只是个小号。
所引第一段，做了一个三段论。
确实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仔细看，无非在说：大前提：文人互相夸几句很常见小前提：大V都没有表扬杜甫的诗歌艺术∴大V没有把杜甫当文人或同等水平的文人看。
莫名其妙！大前提在说互相夸几句，可以是人品，可以是功业，甚至是富贵、别墅买得好、岳父攀得妙。
换到小前提，就只剩下表扬他的诗。
二者能一样吗？这个三段论根本就不成立。
在这里，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那时文人日常性的互相夸赞中，是否包括表扬诗歌艺术在内。
如果在那个时候，任何文人之间，都根本没有要去夸别人的诗，那不夸杜甫有什么奇怪？大家都说李白对孟浩然是真爱，李白赠孟浩然的几首诗里有夸过孟浩然的诗艺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这是夸人品、赞行事的风格。
朔雪落吴天，从风渡溟渤。
海树成阳春，江沙浩明月。
兴从剡溪起，思绕梁园发。
寄君郢中歌，曲罢心断绝。
有表扬孟浩然的诗才吗？《春日归山寄孟浩然》里又有吗？根本没有。
我们是不是也要说李白看不起孟浩然的诗呢？反过来，孟浩然别说表扬李白的诗，根本理都不理他。
怎么不说李白也是个小号呢？例子还有很多，王、裴辋川唱和里没有论诗的，是不是王维把裴迪当了诗歌的外行呢？李颀对王维、高适、崔颢、綦毋潜等诗人有赠诗，也没去夸他们的诗写得如何如何好，是不是李颀看不上诸位呢？我们在盛唐诗人的作品里，好像都找不到什么夸赞同时代人诗艺的作品。
是不是一切盛唐诗人眼里，都只有自己一个大V呢？事实上，以诗论诗的风气本来就是从杜甫开始的。
评价杜甫的一段话100字
评价杜甫的一段话100字《评价杜甫》篇一：评价杜甫杜甫啊，那可真是个超牛的大诗人。
他就像历史长河里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唐代诗歌的半边天。
你看他那些诗，什么“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感觉他就像个操心的大家长，想让天底下的穷苦读书人都过上好日子。
有时候我就想，杜甫是不是有点太理想主义了？在那个时候，想要实现这个，可能比登天还难。
我记得我第一次读杜甫的诗是在课本上，当时就觉得这人咋这么“苦哈哈”的呢。
他写的好多场景都是老百姓过得惨兮兮的，像《石壕吏》里的“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把那种战乱时期百姓的无奈和恐惧写得透透的。
他就像个拿着摄像机的记者，把真实的社会情况都记录下来。
不过呢，也有人说他太“丧”了，总是写这些悲惨的东西。
但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啊，他敢于把黑暗面揭露出来。
也许他也想写点轻松快乐的，可是当时的社会状况不允许啊。
他就像个执着的战士，用自己的笔当作武器，和社会的不公作斗争。
这杜甫啊，真的是让人又敬佩又心疼。
篇二：评价杜甫杜甫，这人可太有意思了。
说他是诗人界的“良心”一点也不为过。
他的诗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唐代由盛转衰的整个过程。
你想啊，他年轻的时候也想过要“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时候多意气风发，就像个刚踏入社会的小青年，满怀着理想和抱负。
可是呢，命运就像跟他开了个大玩笑。
他经历了安史之乱，这下可好了，生活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他开始写那些反映百姓疾苦的诗，什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比喻可太绝了，把贫富差距一下子就拉开了。
我就琢磨，他当时写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气愤啊？感觉就像要把那些达官贵人的丑恶嘴脸给扒下来一样。
有人说杜甫的诗读起来太压抑了。
嘿，我觉得这是不懂他。
他那是真情实感啊，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要是还能写出欢快的诗来，那才怪呢。
他就像一只受伤的鸟儿，在风雨中颤抖着歌唱，虽然歌声有些悲戚，但却充满了力量。
我有时候会想，要是我生活在他那个时代，可能早就被那些困难给打倒了，哪还能像他一样写出这么多伟大的诗呢？杜甫，他就是个传奇，不管别人怎么说，在我心里，他就是诗歌界的一座大山，谁也撼动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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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杜甫可能就是个二流诗人来源：观察者网作者：西川和尚们都是非历史化思维，他们超然于历史之上，就像今天一些号称有思想的人全是哲学化思维，而不屑于历史化地看待世界和我们的生活。
但唐代的主流诗人们，王昌龄、张巡、王维、储光羲、李华、李白、李颀、杜甫、高适、岑参、元结、冯著这些诗人，或得意或失意，或富有或贫穷，或拘谨或放达，一路走到了安史之乱（755-763）。
刘长卿、孟云卿、顾况、钱起、张继、卢纶、韩翃，这些诗人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时代。
韦应物早年任侠使气，放浪形骸，安史之乱后始“折节读书”。
安史之乱对于唐朝的影响，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影响都是至强至大的。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唐宋之际是中国古代和近世的交接点，因有“唐宋变革说”，也可以被称作“唐宋之变”；陈寅恪更明确提出安史之乱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水岭。
安史之乱之前是青春、慧敏、统一、安定、富足、高歌的唐土，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元气大伤，艰辛、危机、动荡接踵而至，党争、宦官政治、藩镇割据的局面形成；不过与此同时，唐朝却并没有像汉朝分成西汉、东汉，像晋朝分成西晋、东晋，像宋朝分成北宋、南宋，于此也见出了唐王朝生命力的顽强。
对唐朝的诗歌写作和更广义的文学创作而言，安史之乱同样起到了重大的转悷作用。
它废掉了一些人的写作武功，淘汰了一些人的写作成果。
如果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如安史之乱的出现，不能在淘汰与报废的意义上影响到诗人作家们的创作，那它基本上就是被浪费掉了。
而安史之乱居然为中国推出了最伟大的诗人，杜甫。
这是安禄山、史思明没有想到的，这是王维、李白、肃宗皇帝没有想到的，这也是杜甫自己没有想到的。
杜甫的写作成就于安史之乱，没有安史之乱，他可能也就是个二流诗人。
他被迫走进了安史之乱，将周身的感觉器官全部打开，记录下自己的颠沛经验，接通了一己“天地一沙鸥”的存在与当下历史、古圣先贤的坎坷，将自己的文字提升到日月精华的程度，同时解除了王维式的语言洁癖，靠近、接触、包纳万有。
在杜甫面前，王维所代表的前安史之乱的长安诗歌趣味，就作废了。
王维经历了安史之乱，但是他已然固定下来的文学趣味和他被迫充任安禄山大燕朝廷伪职的道德麻烦，使之无能处理这一重大而突然同时又过分真实的历史变局。
这真是老天弄人。
其经历、处境令人联想到才高掩古、俊雅造极，却丢了江山的宋徽宗。
王维的语言写山水、田园和边塞都可以，他可以将山水、田园和边塞统统作为风景来处理，以景寓情，借景抒情（借用中学语文老师们的话），但要处理安史之乱，他需要向他的写作引入时间维度，同时破除他的语言洁癖，朝向反趣味的书写。
这对王维来说是不可能的工作。
所以安史之乱塑造的唯一一位大诗人是杜甫。
杜甫在安史之乱中发展出一种王维身上没有的东西：当代性。
杜甫的诗歌很多在处理当下，他创造性地以诗歌书写介入了唐宋之变。
古往今来，一般人都会认为当下没有诗意，而比如月亮、秋天、林木、溪水、山峦、寺宇、客栈、家乡，甚至贫穷、蛮荒、虎啸猿啼，由于过去被反复书写过无数遍，便被积累为诗意符号，会顺理成章地呈现于语言，但在当下，忽然哪天化工厂爆炸，石油泄漏，地下水污染，股市崩盘，你写诗试试，你写不了，因为你那来自他人的、属于农业文化和进士文化审美趣味的、模式化了的、优美的、书写心灵的所谓“文学语言”，处理不了这类事，因为你在语言上不事发明。
杜甫的当代性是与他复杂的时间观并生在一起的。
他让三种时间交叠：历史时间、自然时间、个人时间。
而如果说王维的风景也贯穿着时间之纬的话，那么那只是一种绝对的时间。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王维是一个二流诗人。
钱钟书判断王维就是个二流诗人，但却是二流诗人里最好的一个，他说：“中唐以后，众望所归的大诗人一直是杜甫。
……王维和杜甫相比，只能算‘小的大诗人’。
”李白也卷入了安史之乱，他吟咏着“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加入了永王李璘的勤王军队。
一个人自大到国难当头依然这么自大，而且是将文学自大转化成了政治自大，这也算是奇观了！李白没想到肃宗登基后，永王就成了叛军，在老朋友高适的镇压下，他走上了流放夜郎之途。
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的各类课本里都没能讲清楚安史之乱究竟是怎么回事。
因为一般我们都是从唐朝这样一个正统王朝的角度，从所谓“正史”的角度来看待安史之乱的。
很少有人真正地研究安禄山。
好在近年来此一情况有所改观。
据历史学家荣新江教授《安禄山的种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乱基础》一文，安禄山是杂种胡人，粟特人和突厥人的混血。
粟特人历史上由于生活区域和丝绸之路的缘故，多从事跨民族的商贸活动，这就练成了安禄山和同样是粟特人的史思明的牙郎（翻译）本领。
据说安、史皆能说六种语言，至少达到了同样据说是“通十余种语言”的学术泰斗季羡林的一半水平！安禄山和史思明都信奉来自波斯高原的琐罗亚斯德教，就是我们说的祆教。
所以他们应该都熟悉该教圣典《阿维斯塔经》——这也是后世德国人尼采所熟悉的圣典。
安禄山的名字“禄山”实为粟特语Rox？an的音译，本意“光明”。
而史思明的名字是唐玄宗所赐，“明”——琐罗亚斯德教崇拜光明。
看来玄宗皇帝对于琐罗亚斯德教并非一无所知。
从安禄山的角度讨论安史之乱，许多问题就豁然开朗：安禄山手下军队十五六万（一说二十万），族属粟特、同罗（回纥一部）、汉、奚（亦称库莫奚）、契丹、室韦等，他能够起事，是因为他扮演起琐罗亚斯德教光明神的角色。
但能否从安、史的角度把这场变乱理解为信仰之战呢？目前还没有人能够给出回答。
要说起来，少数民族在唐代被重用，还得追溯到那个得罪了士子们的、年轻时斗鸡走马、擅长音律的画家又是奸相的李林甫（听起来像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呵呵）。
李林甫拜相以后为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打压进士出身的官僚，扳倒贤相张九龄，与此同时，他启用藩将或曰非汉族武将担任各地节度使，既要让各少数民族将领之间相互制约，又挡住了汉族官员的晋身之途。
据说他是觉得只有这样，自己的位子才能坐得安稳。
安禄山在40岁上出任平卢军节度使这件事虽与李林甫无直接关系，但他后来的做大却是李林甫这一用人政策的结果。
安禄山在朝廷里唯一害怕的人就是李林甫。
《旧唐书.李林甫传》：“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
……秉钧二十年，朝野侧目，惮其威权。
”但李林甫于天宝十一年（752）病死，杨国忠出任右相，打压安禄山，使得安史之乱于755年爆发。
唐朝是一个国际化的朝代。
唐土上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和外国人。
唐朝廷任用非汉人做边将，受益的也不仅是安禄山，西突厥突骑施部首领哥舒翰也是受益者之一。
在安史之乱之初，因兵败与谗言被朝廷斩杀的大将高仙芝是高句丽王族。
在随驾玄宗皇帝避难蜀中的人员当中有一位汉名晁衡的日本人，本名阿倍仲麻吕。
安史之乱特别复杂：汉族、中国的正统王朝、少数民族、外国人、西域文化，还有宗教问题，都混在了一起。
由于安史之乱，回纥人进来，吐蕃人进来，中国一下就乱了套，中国历史来了一个跨越唐宋的大转折。
荣新江指出：“安史之乱后，唐朝境内出现了对胡人的攻击和对胡化的排斥。
特别是中唐时代思想界对于胡化的反弹，演变成韩愈等人发动的复古运动，这种一味以中华古典为上的思潮，最终导致了宋朝的内敛和懦弱。
”——宋朝人是否“懦弱”，韩愈究竟只是顺应了当时思想界的演变还是有其独特的作为，咱们都可以再讨论，但韩愈确实“做书诋佛讥君王”，反对宪宗迎佛骨，然后被贬潮州刺史。
在赴任的路上他写下“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
在韩愈看来，释迦牟尼也像安禄山一样是异种。
在其于元和十四年（819）所上《谏佛骨表》中，韩愈说：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尔。
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这样的反对理由以国际化的今人看来其实既肤浅又可笑，但对韩愈来说，这肤浅又可笑的理由却来自中原民族的切肤之痛。
所以韩愈在思想领域就必欲回归儒家道统，与此相应，他在文学领域搞古文运动（但古文运动的源头可追溯到《隋书》中记载的隋文帝“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或者更早。
初唐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言》中感叹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
”玄宗朝李华、萧颖士亦尝为古文。
但古文运动到韩愈、柳宗元手上得以确立，无疑是得到了安史之乱的推动）。
他在写诗上以文为诗，在趣味上扣住当下，甚至扣住当下世界非诗意的一面（对韩愈的诗歌，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其缺乏妙悟，不如他的好朋友孟郊。
但妙悟恰来自佛教禅宗。
而佛教，在韩愈看来，正是外国人的玩意儿，尽管禅宗是本土化的产物。
他也许对惠能大师不感兴趣，但不知他如何看待王梵志与寒山）。
拿韩愈和与之同朝为官的大诗人白居易做个简单比较，我们就能看出韩愈所推动的时代性思想转变、写作方式的转变其力量有多大：对白居易来说，安史之乱只是提供了他写作《长恨歌》的题材而已。
而且这题材还被约束在了贵妃杨玉环和玄宗皇帝李隆基的绵绵无绝期的爱情悲剧上。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
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浩然”二字来自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说：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
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
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
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
这是一段感人至深的表述。
由是，我们看出了苏轼本人与韩愈、孟子道统的相通——尽管苏轼更是一位儒释道兼通之人。
由是，我们也看出一般宋儒对于韩愈道统的认同与绳系。
宋儒由此倡孔孟，再往后，官员-文人-思想者们最终将宋化的儒学提升到国家哲学层面，这就是传道系统的延续。
唐以后这样的精神气度影响到每一位真正的有质量的文人、诗歌作者。
正是这样的精神气度严格区分了唐以来的中国古典诗歌与当下的所谓古体诗。
诗不诗的不仅在于语言是否精简，词汇是否优雅、古奥，诗意是否噬心，诗格是否快意恩仇或者嬉笑怒骂或者块垒独浇或者空阔寂灭，当代古体诗即使守平仄、押古韵，而没有士子精神、儒家道统、道释之心，那和中国古典诗歌也是差着十万八千里。
古人是无法冒充的。
咱们只能活出咱们自己的容纳古人、与古人气息相通的当下、今天、现在、此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