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一】唐诗宋词比较
诗词的题材内容有很大差异。

诗在题材上比较偏重政治主题，以国家兴亡、民生疾苦、胸怀抱负、宦海浮沉等为主要内容，抒发的主要是社会性的群体所共有的情感；而词在题材内容上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以描写男欢女爱、相思离别为主，抒发的大多是作者个人的自我情感。

外部形式的差异表现在句式、句法、韵律、对仗等方面。

首先从句式上看，诗格律诗句式整齐划一，古诗长短随意；词的句式则参差不齐，但是词的唱段不齐也是由格律规定的；其次，诗词的句法也有很大不同，格律诗句法相对固定，二三、二二三节奏；词的句法却灵活多样，一字逗念去去千里烟波；再次，诗词的押韵规则也不一样，格律诗只用平声韵，一韵到底，隔句压韵，首句可压可不压；词平仄通压，中间可以换韵，韵脚疏密不定，但由格律规定；最后，诗词的对仗规定也很不相同，格律诗第二、第三两联必须对仗，而词的对仗却灵活得多，没有统一的要求。

如鼎足对，可对可不对。

唐宋诗风颇有不同，自宋以后直到近代，我国古典诗歌的风格，一般都没有超出过唐、宋诗这两大类的范围。

《诗词散论·宋诗》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

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

”这番话说的便是唐、宋诗各自的特色。

如像李白《望庐山瀑布》，四句均写景，并无特别深意，然其中洒脱高远，读者自能体会；其美全在情辞。

这便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讲的“不涉理路，不落言诠”。

而同是写庐山，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便不尽相同，前两句还是写景，但后两句却是议论，不过正因有此议论，更能让人充分领略到庐山的峰回路转。

清人赵翼评论道：“庐山名作如林，若再实做，断难出色。

坡公想落天外，巧于以偏师取胜。

”的确，本诗与李白诗相比，意思较为深刻，以气骨见长；但情辞之丰腴则有所不如了。

苏轼此诗的意义还不仅于此，读者还可从中领悟到深刻的哲理；而这也是宋诗的特色之一，即富于理趣。

唐、宋诗的孰优孰劣历来纷争不止，褒贬取舍因人而异。

宋诗的长处在于技法上较唐诗有所进步，以及题材的扩大，不过文学技巧越是进步，天籁自然越失，难免露出斧凿之痕，失却雍容浑厚之美，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而与此同时，若一味求新求变、求深求险，一但无新意所得，只好留意于字句之间，舍本逐末，便有损诗境，因辞害意。

而宋诗不及唐诗之处也正在于此。

就文学的发展而言，贵独创而不贵拘泥，宋诗人在唐诗已然兴盛至斯的情况下，难以为继；穷则思变，于是开辟新境，涉足唐人未到之处，另创一格与唐诗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元明之后，诗尽管也有所变化，却均越不出这两大派的藩篱。

【二】唐宋文化异同
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据，以朝气蓬勃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唐文化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无所畏惧、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

在文化政策上，唐太宗与以魏征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在文艺创作上积极鼓励创作道路的多样性，在意识形态上实行三教并行政策，绝不推行文化偏至主义。

对待文化人，唐王朝也采取较为宽容的姿态，儒生可以被嘲笑，诗人
作诗也少有忌讳。

唐文化还以博大的胸襟吸取外域文化，长安是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成为了一个具有盛大气象的世界性都市。

由此可见，唐文化的开放性氛围。

唐代是在经过魏晋南北朝多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之后建立起来的胡汉一体的大一统王朝，由于受少数民族风气的影响，唐人“大有胡气”，尚武豪放，“出将入相”、才兼文武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

受此风气的影响，唐代文人知识分子普遍具有一股劲健豪侠之气，他们突破了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纷纷投笔从戎，希望通过建功立业来实现平生的理想与抱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便喊出了这一时期一代文人的心声。

另外，由于唐代文网的宽疏和文禁的松弛，使唐代士人普遍具有一股傲岸自负的狂妄气质。

这种气质使得唐代士人充满了文化创造的活力，他们积极探索创作道路的多样性，在文化创作时往往能够直抒胸臆，毫无扭捏猥琐之态，他们的文化创作因而充满着自然真挚的美与清新纯真的气息。

宋代是在经过唐末五代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统治者鉴于藩镇割据与军人跋扈的历史教训，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在分割军权、压抑武人政治地位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和科举制度，广泛吸收文人知识分子参加政权，逐步确立起了文人当政的文官制度。

文人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重文轻武”逐渐成为社会风尚。

宋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追求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诱惑，整个社会普遍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认识，走科举入仕成为宋代文人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理想；而武人的政治、社会地位则越来越低，以致后来出现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好女不嫁当兵郎”这样的民谚。

如此的时代文化氛围，使得宋代与前代相比，文人意识更为自觉，他们的文化创造活动，也因此渗透着更为强烈的文人气息，他们创造出来的宋代主流文化（如理学、诗、词、文、赋、书、画甚至文人生活等）呈现出浓郁的精致、高雅、含蓄、内省的审美趋势。

所谓宋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理学的建构。

两宋理学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

为指明自觉认识天理的途径，朱熹提出了“格物”、“致知”说，其实质就是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欲求。

就诗学而言，理学精神建立了“以理为主”的批判标准；“诗法意识”的自觉成熟，阻碍了诗歌创作；“以文为诗”成为宋代的大观；诗人热衷于对创作的经验、方法与规律进行理论探索,诗论著述空前繁荣。

【三】唐宋文化转型的社会原因
唐朝建立之后，国家制定了削弱世族的政策，个人的家族束缚就逐渐消解了。

唐太宗时期按照当前的居官品第来确定姓氏的等级，到武则天时，武则天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打击和削弱一贯反对自己的士族官僚集团，扶植和依靠新兴的庶族地主阶级，世族之势渐衰。

世族为主体的文化是个人的外部自由与家族的内部稳定相统一的。

因为家族约束力的削弱，民风渐渐发生转变，百姓们往往离开原来居住的地域而四处迁移。

家族的约束力与吸引力大减，家族文化逐渐解体，个人精神逐渐得到释放。

唐代文化的发展取决于政权稳定的程度，“安史之乱”的爆发大大削弱了中央集权，从此拉开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反映到文化上来，则是国家对文化的发展失去了控制力。

原来具有控制力的家族在此时已失去作用，作为承载文化发展的个体，在面对国家衰落之时实际上
也对国家失去了向往。

控制国家舆论导向的文人们违背“大一统”的诉求，转而对割据的统治者歌功颂德。

唐代文化的瓦解使得其文化模式必须改变。

于是宋人针对世族消亡的事实和个人活动能力的膨胀，他们企图激发个人的伦理道德意识，希望实现内心深处的“自律”而不是国家和家族的“他律”，直至形成完备的程朱理学体系。

从此中国文化的发展走进了以具备“自律”能力的个人为主体的轨道。

唐宋文化转型实际上是社会大转型的表现，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一些海外学者才提出了“唐宋变革说”，即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已经进入了“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