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山文化之淳朴风情

梅山文化之淳朴风情

古代文化

1020 1653

梅山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湘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湖南考古发现，约在九千年前，围绕洞庭湖这湘、资、沅、澧四水流域生活的先民们，已经以原始农业为基础，形成了农耕文化的雏型。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归入楚国，中原文化融合当地文化，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湘楚文化。至秦，湘楚文化同各地的文化进一步交流，使湘楚文化发展得更加辉煌灿烂。

“梅山峒蛮……其地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澧，而梅山居其中”（宋史）。新化属梅山要地，古称上梅山。据出土文物推测，新化一带的人类活动史，至少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1978年，新化在槎溪雷公凼、洋溪河谷附地，发现第四纪东方剑齿象牙化石；1980年，又在圳上甘家村、圳上河谷第二阶地，发现磨制石斧，并采集有豆、碗等器物。同时在此两地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陶片—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可见梅山文化渊远流长，积淀深厚。狞猎文化色彩浓郁。

在漫长岁月中，聚居在这里的“梅山峒”人，凭借雪峰山和资水的险阻地势，自为生理，“旧不与中国通”。直到北宋开发梅山置县之后，汉文化不断注入，徭、苗、汉民族逐渐融合，当地的梅山文化涌透外来的中原文化、湘楚文化，不断形成自己的地方特色，为灿烂的中华文化增添了光彩。

一、上古之神

距今约四千年前的中国上古时代，中华大地曾居住多个不同祖先的民族和部落，其中较大的部落集团，有住居陕西渭河一带的炎帝部落（即神家氏），住居黄河中下游流域的黄帝部落（即轩辕氏），住居江淮一带以蚩尤为首领的和黎部落。传说蚩尤好兵善战，常作刀戟大弩以征战。与先进中原的炎帝所属共工部族战，蚩尤胜，“夺天隅无遗”。从此蚩尤部落日益强大，继续向四周扩展。蚩尤作乱不服帝命，作兵伐黄帝，并作大雾攻之，黄帝族以指南车县战，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大破之，遂擒杀蚩尤。这是《史记·五帝本纪》上的记载，说明了蚩尤死于涿鹿（今河北涿鹿县。）但蚩尤生于何地，史料均无记载。查新化县的大熊山上，早有“蚩尤坪”、“蚩尤屋场”的地名记载，并在残存的一块墓碑上发现，民国十六年（1927），当地人显聪墓碑中云：“公讳显聪，礼照其字也，也以清同治丁卯殁，葬蚩尤屋场之蝻蛇。”查当地李姓、陈姓、杨隆导民之族谱，也都有二百多年前“迁居蚩尤屋场附近”的记载。传说在蚩尤屋场故址上，以前还有一座蚩尤亩，供有蚩尤神像，解放后才被拆毁。此外，山上还有蚩尤点将台、蚩尤拒敌关卡等传说。蚩尤屋场附近高山环绕，地势险峻，而中间土地平旷，有水田百余亩，俨然世外桃源，传说这是蚩尤最早的大本营。

《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载：“黄学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驽，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这里描绘蚩尤的形象是：以兽皮为衣饰或纹身作兽形以威慑敌方；身体健壮如“铜筋铁骨”，有“吃得下砂子，屙得出刀子”的英雄气慨；并掌握了先进的铁制兵器；赋有正义感，对无道者心狠手辣，“不仁慈”。因此蚩尤能在当时“威振天下”。

“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弭服。”可蚩尤虽死，其影响和八十一兄弟部落中的残部仍在，战败后不得已南逃返回老根据地梅山，故《史记·五帝本纪》有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之说。新化亦有黄帝南巡，被一只大熊引来此山的世代传说，说明黄帝确实来过大熊山（大神山），并与蚩尤残部战斗过。因此，大熊山上曾有“蚩尤点将台”、“蚩尤拒敌关卡”等遗址。今熊山古寺残留的碑文上，尚未有“轩辕黄帝登此山”的文字记载。也许是黄帝见大熊山地势太险要了，蚩尤部落太顽抗了，不得已只好班师回北。留下的蚩尤残部与散居湘沅之间的南方诸蛮势力重新组合，形成“三苗”部落集团，建国在长少，曾与炎黄华夏族联盟多次发生战争。后“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准南子·修务训》）（苍梧即今湖南宁远县境内的九嶷山）。可见苗徭民族当时的主要活动地在湖南，湘中梅山以是“三苗”的活动中心。

蚩尤是南方各民族部落的共同领袖，又是中华民族“威慑天下”的“战神”。秦始皇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时，曾把战神蚩尤列为八神中的第三位，即天、地、蚩尤。刘邦起兵时，亦行军祭之礼，“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汉代曾在长安、太原为蚩尤立祠，还有祠蚩尤于寿良的记载。现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还藏有造形生动的蚩尤辟兵钩；河北石家庄亦出土过同类器物。可见蚩尤作为主兵之神，在汉代社会有相当广泛的影响。新化大熊山（古人又称大神山）是蚩尤的故里，具有迷人的人文旅游价值。

二、南巡之帝

史载清·乾隆皇帝曾六次巡游江南。《清通鉴》中记述他第三次南巡（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中说道：“三月十三日，（农历，以下同），自杭州回銮。二十九日过长江。四月初十日帝命庄亲王允禄奉皇太后由水路回銮，帝自顺河集登陆，取道徐州、阅河。五月初四日，帝结束南巡。”这里说明乾隆自三月十三日从杭州回銮，至二十九日过长江，四月初十日才自顺河集登陆，其中有二十七天行程没有具体记载。可想这位素喜江南风光的皇帝，不有不利用身临长江的机去，去微服巡游中下游的一些名胜，自然忘不了具有历史鬼力的“黄帝登熊湘”的大熊山。

传说乾隆到过大熊山于建于明成化年间的贞仙寺（今熊山古寺），并御笔书写过“山水清音”的匾额和“十晨屏开，独标清胜；熊峰鼎峙，半吐精华

‘的对联。还诗兴大作，咏题过“翻一岭来过一弯，双眸凝视万重山。步步留连情末尽，再次回头不忍还”的诗句。回京后，又派专人给古寺送来一尊金菩萨、一颗夜明珠、一只金香炉、一副金跋和一面金锣。这些传说中的赐品至至今已不存在，但现存古寺石柱上的楹联仍历历在目。据学者将此楹联的笔迹，

同已出版的乾隆书法手迹对照，认为其风韵、结构、用笔、点划完全相同，不可能是伪造。同时乾隆极重文字，曾经大搞“文字狱”，新化先民也不敢伪造。可见乾隆南巡到过大熊山毋庸置疑。至于为何不见于正史与方志，至今还是个谜，也给大熊山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三、剽恒之蛮

楷山地带的早期居民，是以徭苗为主的少数民族，被历代统治者视之为“梅山蛮”。前代史学家称，“梅山蛮强悍，反抗性强，而“叛服无常”，由此而引发兵事不已。见于正兄弟的长沙蛮“即（梅山蛮）“寇边”纪事，从东汉醒帝开始（见《后汉书·南蛮传》，历三国、晋及隋、唐至北宋开梅山的900余年间，较大的兵戎事件就有20余次。历代王朝为统一版图，要求“四方臣服”，奕无可非议。但动辄用武，视“征伐”、“杀戮”为治蛮之策，则不能不说是一种“误政”。

“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梅山人在长期的刀光剑影和残酷的血胜统治之中，磨砺出一种刚烈坚忍、宁死不屈的剽悍尚义精神，史称亦性剽悍，历不服中土，愈杀愈不服，不服则反抗，则“寇边”，则“叛服无常”。所以，每当王朝执政者有所醒悟，调整统一策略，采取“文治武功”时，则可取得梅山地域一段历史的它害。直至北宋政权，由抚威并举到主施怀柔之策，最终才使梅山归服，“王化一新”。所以，有识之士认为，“蛮”非“横蛮”、“野蛮”之意，而是“蛮”、“通”等义，“勇”字当头；“蛮”、“义”薄云天；“蛮”、“智”和谐，“蛮”中有“智”；“蛮”、“勤”互彰，以勤补拙。这是对梅山人固有性格和内在精神的的辩证认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积极入世、刚毅进取、艰苦奋斗的有机细胞。

新化是梅山文化的发祥地，库区和周边地区，历史上有过许多梅山精神的闪光点，涌现过不少叱咤风云英雄人物，上述蚩尤便是一个代表。此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南宋年间，新化人张虎、周龙为首抗元，相继收复新化、安化、益阳、宁乡、湘乡县；明代，新化人李再万子孙三代聚众反抗暴政，前后持续70余年；南明，新化民众支助李自成部将转战县境，历时常年；清代，新化民众支助太平军攻占县境内的牛山卡；清同治年间，新化民众积极配合唐洪山起义军鏖战县境的太平桥。梅山人剽悍之“蛮”，在中古时期谱写了历史的壮烈篇章。

四、爱国之忱

新化人承袭中华民族爱国的优良传统，光大梅山文化剽悍仗义之民性，无论在历史的危险关头或昇平盛世，其爱国之赤诚，如火如荼。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新化的英雄儿女，为推翻清朝廷专制统治、护法讨袁、攻打北洋军阀、抗击日寇侵略、倒蒋、建立新中国等重大历史斗争中，浴血奋斗，屡建功勋。

宋代，新化人即有“勤王”之举。史载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侵，沿途劫掠，逼近京城汴京，朝廷诏全国勤王。当时，新化县民数百人“荷戈裹粮，拥知县杨勋北上，昼夜疾驰赴汴”。

清末，清廷内政腐败，“非变法不足以图治”。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辛亥革命前后10年间内，新化青年学子出国留学者上百人，不少人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抗敌御侮、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县人邹代钧在上海发起成立“强学会上海分会”，发行《强学报》，传播民主新思想，提倡变法图强。县人陈天华、谭人凤积极追随孙中山，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陈天华所著《猛回头》、《警世钟》，敲响了封建制度的丧钟。课人凤的杰出才能，促成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被黄兴称之为“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的伟人。当时举国上下风云变幻，新化有同盟会员40余人,被誉为全国同盟会员荟萃之乡,为推翻封建帝制立下了旷世功勋。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新化人面对国民政府的腐败和和日寇入侵，更加义愤填鹰，群情激昂。民国8年（1919），县人陈润霖在长沙同徐特立等革命家一起，组织“建学会”，以输入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为宗旨，毛泽东撰文称赞是“湖南思想界的创举。”“五四”运动后，新化的先进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推动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全县先后成立总工全、行业工会、雪耻会、抗毒会等组织，是湖南工人运动最富有朝气的地区之一。大革命时期，县内先后建立农民协会、清理逆产委员会、农民讲习所，全县各级农民协会发展到160多个，会员61000人。农运协执委委员、农民纠察总队队长邹序龙，面对劣绅的重金贿赂毅然表白：“我一不认亲，二不要钱，我要的是革命。”面对国民党的枪口，从容光焕发告慰亲人：“报仇事不应着急，将来自有成功之一日。”民国24年（1935）红军二、六军团1.7万余人，在贺龙、萧克率领下，途经新化，撒播了革命的火种。在抗日战争期间，新化数万名热血青年请缨杀敌，报名参加义勇总队者逾10万人。人民解放军名将、县人陈正湘，率部与日本侵略者激战上百次，英勇杀敌，并在河北黄土岭南击毙日军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钦誉世界。民国34年（1945），新化人在洋溪一带配合国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英勇献身者成千上万，留下了浩气长存的洋溪“万人坑”。

在长期残酷的斗争中，梅山文化哺育和造成了一批卓有贡献的风云人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成仿吾；两次留学日本，历任黄埔军校教育长、抗日第九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和平起义的功臣方鼎英；两次留学日本，曾任国民革命军33军副军长、湖南省政府代主席的曾继梧等等，就是梅山儿女的杰出代表。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富有爱国精神的新化人民，在共产党英明领导下，沐浴春风，继承和发扬梅山文化剽悍尚义的传统美德，爱国奉献，为国增光。先后几次建制调整，新化人胸怀全局，忍让大片膏腴之地；枯溪电站修建，新化人民以国家利益为重，10余万人背井离乡，无私奉献，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重建家园。抗美援朝运动中，新化人民踊跃参军，慷慨捐献。1950年冬至1952年，全县参加志愿军的青年达8200人，有380名战士在朝鲜战场上英勇牺牲。1951年抗美援朝捐献运动中，半年内献款达40.9亿元。新化籍战士罗盛教，在零下20多度的冰河中，舍身营救朝鲜少年，谱写了国际主义的时代篇章。新

化人民，在一个设备简陋的镇办企业里，用自己的爱国热忱和智慧，为国家首次向太平洋发射的火箭，制造出高尖科技零件。新化儿女，发挥崇学尚武的梅山传统精神，体坛、武林高手辈出，在全国屡夺金牌，并冲向世界，捧回了女子60公斤级举重三项冠军。古老的梅山精神，有如一块质朴的宝玉，在时代的磨砺打造下，越来越光彩夺人。

五、崇学之才

梅山文化积极吸收融入外来文化，特别是北宋置县后受汉文化的猛烈碰撞和激荡，崇学实用精神更加光大，人文蔚起，史称“禁南望邑”。自宋至清，经科学会考试，有史可查的进士讲44人，将材22人，举人305人。特别是清嘉、道期间，新化籍著名学者、文献学家、古文家、诗人邓湘皋名噪全国，被梁启超誉为“湘学复兴导师”。他毕业献身湖湘文献事业，足迹遍华夏，纂著湖湘先哲文、史、诗、志共45咱、640余卷，字数逾千万。病故后，曾国藩为其撰写墓表，左宗棠派专使赴丧，挽联日：“著作甚勤，四海声名今北斗；风流顿尽，百年文献老南村”（指刀的故居《南村草堂》）。清道光年间，城关镇人黄宗宪钻研古今算书，先后撰写《求一术通解》、《白芙堂算学丛书》、《古琴古砚斋算率》等著作，堪称湖南近代最富有创造力的数学家。光绪二年（1876），随侍郎郭筠仙（嵩焘）出使泰西、英吉利、法兰西、西班牙等国，偶在伦敦博物院天学书中，觅得圆率真数158位，核对自己与曾纪鸿等昔日在国内所推得百位者一一吻合。无产阶级革命家、红色教育家成仿吾，自1929年至1976年，先后5次翻译和校正马、恩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中国最早用德文本翻译传播和最终校译终稿该书的语言大师。县人邹汉勋与父、母共同研究舆地学，对舆地、音韵、经学均造诣甚深，著述宏富。邹汉勋10岁即知衣冠轮舆古制及九州形势。16岁便助兄汉纪编著《春秋左氏地图说》、《博物随抄》等。18岁自编《六国春秋》。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五年，参与校刊《船山遗书》、纂修《宝庆府志》，独力撰写《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兴义府志》、《安顺府志》，时有西南方志大家之称。并在地图测绘上，担出以地图学为基础，以日影定经纬度的基本要领开中国近地学之先河。主要著作有《易象隐义》、《卦象推广》、《杂卦图说》、《说文谐声谱》、《广韵表》《五音表》、《五均论》、《六国春秋》等。新化北渡乡杨卓新（又名华一、祖谷、茂夏，）先后就读美国哈佛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斯大学、色拉格斯大学、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获多个博士学位，入诸多学会，造诣甚深。回国后参与筹建湖南大学，任代校长。1951年赴京参加全国高等学校理学院陆军长会议，与章士钊、徐特立等老友交往甚，直至1963年病逝。

新化籍袁吉六、罗元鲲，曾是毛泽东主度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教师、并器重和救助过毛泽东。毛泽东主度亦终生不忘师生情谊，常有书信往来。毛泽东主席曾与人言：“多亏袁大胡子（袁吉六），今天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1950年，原在一师执教的王季范将袁吉六遗孀戴常贞生活困难情况函告毛泽东主席，并附诗一首云：“袁胡教学有何奇，横扫千军笔一枝！一字千金何处报，其妻老病绝粮时。”毛主席即函嘱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予以照顾，使其夫人得以迁居长沙安度晚年。并于1952年亲笔为其墓题写“袁吉六先生之墓”。1956年，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宴请郭沫若、章士钊、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