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的史学思想

从《汉书·五行志》看班固的史学思想

内容摘要：《汉书·五行志》是当时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首先是为自然科技史研究提供大量有价值的原始材料;其次是为汉代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五行志》所创立的编撰体例和方法对后世文献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反映了班固主观唯心的思想

关键词：五行志、历史价值、后人评价、班固史学思想

《汉书》以史家之笔，记录西汉一代的历史，对汉代统治集团的昏庸残暴，对上层社会的炎凉冷暖，对社会危机和民生疾苦，对有功于社会的仁人志士，均有比较客观真实的反映，其中也寄寓着作者的爱憎和批判。《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

一、《五行志》思想构建及门类划分

班氏创建《五行志》也不是偶然的。就时代的大背景而言，汉代的学术复兴激发了人文空气的活跃。而以董仲舒为发端的汉儒思想体系日臻完善，其基本方法无非是从经书入手，以再现与考证为表，以阐释与经世为用，正所谓“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由此，经过变异的儒学由“独尊天下”而神圣化；更加极端的谶纬之学也迅速地泛滥起来，其中以天文占、五行占与史事谶最具影响力。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中，《五行志》的诞生就有了丰富的土壤。纵观二十四史中的《五行志》，虽然篇目内容增增删删，基本上都没有跳出班氏给出的思想框架。

《汉书·五行志》将“灾异”分为六类，即木不曲直、金不从革、水不润下、火不炎上、稼穑不成、皇之不极。在每一个门类之下，又定义着相关的灾异。相关内容：木不曲直：貌不恭，淫雨，服妖，鸡祸，青眚，屋自坏；

金不从革：言不从，讹言，旱，谣，狼食人；

火不炎上：视不明，灾火，草妖，羽虫孽，羊祸；

水不润下：听不聪，大水，水变色，大寒，雹，冬雷，山鸣，鱼孽，蝗；

稼穑不成：思不容，地震，山崩，地陷，大风拔树，螟，牛疫；

皇之不极：射妖，龙蛇孽，马祸，人痾，人化，死复生，疫，投蜺。

以上例说，只是包括了部分例子。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其一，在“五行占”的逻辑链条中，这些例子有时是事件发生的“原因”，有时又会成为事件发展的“结果”。例如，一次地震发生了，它既可能是“太后摄政，外戚专权”的结果，又可能是未来将发生叛乱的先兆。其二，其中的许多注说都是有争议的，像《汉书·五行志》记载：“庶征之恒雨，刘歆以为《春秋》大雨也，刘向以为大水。”大水与大雨有什么不同？当然不同。你看上面的类分，淫雨属于木，大水属于水；它们昭示的结果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欧阳修说：天道远。其三，《汉书·五行志》还记有天象的变异，包括日食、两月重见、日色青白、日出赤、恒星不见、陨石雨、星孛入于北斗等。另外，《五行志》并非包括所有的异象，像“梦”就不属于五行占的范畴。

二、《五行志》与司马迁无涉

人们知道，在《汉书》的“十志”中，有六志脱胎于司马迁的八书，像《律历志》本于《律书》、《历书》，《礼乐志》本于《礼书》、《乐书》等等；而《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却是班氏增加的。

虽然《史记》之中没有《五行志》，但两者之间也不是没有联系。在《汉书·五行志》中，就有大量的记事援引自《史记》，此类例说的特点是，在段落的开头加“史记”二字，诸如：“史记成公十六年，……”，“史记秦始皇第三十六年，……”等等。颜师古注道：“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也。”此类例子多达十六处。而没有署名“史记”二字，依然可以在《史记》中找到出处的例子就更多了。

不过，这并不能说明《五行志》的源头就在《史记》之中。首先，颜师古的注说就是有争议的，钱大昕就说：“古者列国之史，具称史记。”（《廿二史考异》）

其次，作为一部断代史，《汉书》的绝大部分篇章都没有超出汉代的范畴；只有《史记》未能言及的事情，才突破“断代”的限定。《五行志》正是处于这样的地位，正如清章学诚所言：“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地理》始《禹贡》，《五行》合《春秋》，补司马迁之阙略，不必以汉为断也。”（《文史通义·释通》）

另外，班固撰写《五行志》有一个特点，即他在引证汉代以前的事例时，经常要注明出处，其中以《春秋》、《左氏传》最多，“史记”只是与它们并列的“被引证者”之一。尤其是稍加对照不难发现，这些所谓“司马迁所撰”的文字并不全是司马迁所言，班固像对待其他事例一样，也加入了“五行灾异”的断语。例如，他在引述《史记》记载的秦始皇三十六年发生的故事时，就在“天落陨石，上面刻有字迹…始皇死而地分?”这段话的后面写道：“此皆白祥，炕阳暴虐，号令不从，孤阳独治，群阴不附之所致也。一曰，石，阴类也，阴持高节，臣将危

君，赵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戒自省，反夷灭其旁民，而燔烧其石。是岁始皇死，后三年而秦灭。”类似地，在其他的“史记事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相应的定义性的判断，像“凡此属，皆貌不恭之咎云。”“ 凡此属，皆言不从之咎云。”等等。显然，这不是司马迁的语言，他也说不出这样的话，因为其中许多概念都是后出的。

尤其是《五行志》叙事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班固在作“五行灾异”的判断时，也会给出一些五行家的言论或典籍的出处，像董仲舒、刘向、刘歆、京房以及《洪范五行传》、《京房易传》等等，这里也决然见不到司马迁的痕迹。

三、班固的史学思想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五行志》是班固在《史记》编撰体例基础上的创新，后世之正史多效仿而设“五行”、“符瑞”等志。《五行志》是据汉代的社会实际而特创的史书编纂体例，编纂上也颇有章法，因此它在古文献学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其记述之中杂陈异说、广泛征引的记事、治史方法，一方面为后世的学者从更广泛的范围上认识、研究当时的社会风俗、社会思想、社会风貌提供了一些不可或缺的原始材料，另一方面其记事方法对后世文献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班固在《五行志》中用了大量当时人们还无法解释的种种灾异、怪异，来阐发他的“天人感应”“天垂昭示”等主观唯心的谶纬思想，以期引起统治者们对天下安危的警觉。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为我们后人留下了那么多珍贵而有趣的古代科技资料。班固笃信阴阳灾异,但他的阴阳灾异思想中有"圣王之道"与"小数"的区分,谈论灾异重视的是一般原则,不拘泥于具体的解说。他创立《五行志》的目的是要遵循《洪范》大法、《春秋》大义,以此来彰显王道。

四、结束语

《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

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

参考书目：

[1] 吴从祥. 从《汉书·五行志》看刘歆的灾异观[J]. 殷都学刊, 2007, (01) .

[2]《汉书》研究文献汇编(全十册)[J]. 文献, 2008, (02) .

[3] 朱凤祥. “断代为史”与“通古今”——论班固《汉书》的撰述旨趣[J]. 贵州社会科学,

2007, (06) .

[4] 曾小霞. 明清《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综述[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02) .

[5] 陈业新. 两《汉书》“五行志”关于自然灾害的记载与认识[J]. 史学史研究, 2002, (03) .

[6] 王华宝. 《汉书·五行志》考论[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05) .

[7] 向燕南. 论匡正汉主是班固撰述《汉书·五行志》的政治目的[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01) .

简述刘知几的史学思想

简述刘知几《史通》中的史学思想刘知几（661-721），彭城人（今江苏徐州），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一生著作颇丰，但除《史通》外，其余皆亡佚。刘知几生活在武后、玄宗时代，供职史馆多年，虽然自身才气勃发，却因为官职卑微，修史时处处仰承监修旨意，郁郁不得志，因而后来退出使馆，私自编撰了一部史书《史通》。这部史书与唐代以前的作品有所不同，即他并非描写某一时代的人物史实，而是对之前的各种史学作品作出评论，是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这可以说是时代的需要，因为此时正处唐朝全盛时期，此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史学作品，时代的发展需要对此做出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因此《史通》应运而生。《史通》集中体现了刘知几的史学思想。由于刘知几除《史通》以外的各种作品都已流失了，因此，要想研究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只能从《史通》和新旧《唐书》去寻找材料。但是新旧《唐书》成书于后代，因此《史通》更能直接客观的反映出他的史学思想。《史通》文字简约，全书不过数万字，这跟中国古代史书动辄数十万数百万比起来，算是不折不扣额的小部头了。不过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小觑。这部书提出了许多关于史学的观点，其中最为后人称道的则是关于史学家素养的“史才三长”理论，即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应该具备三种才

能，史才、史学、史识。这是刘知几对中国以往史学优点的深刻总结，对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史才，是指一个史学家必备的能力，包括掌握和运用文献史料的能力，运用体裁体例的能力，进行文字表述的能力。简略言之，既是一个史学家必须学会博采史料，集腋成裘，这是史书编著的基础；同时他还必须学会恰当的运用题材体例，善于剪裁纷繁复杂的史料，以使史书条理分明，便于读者去了解当时的史实；最后，一个史学家还必须善于进行文字表述，原则是真实（秉笔直书）和简洁。史学，是指一个史学家必须具备丰富的学问，因为史书编撰的基础是史料，因此史学家最重要的学问就是鉴别史料的真伪。这种鉴别要求将一些夸大不实或者根本就是虚构的史料剔除，否则就会影响作品整体的真实性。史识，是指一个史学家的历史见识，对历史的分析评价能力，这是刘知几认为的史学家最重要的素养。史学家作为人，总是会将自己的主观观点或多或少的加入作品中去，而史实本身却是客观的。因此刘知几要求一个史学家应该“兼善”、“忘私”，“兼善”是指博采各家之所长，不要厚此薄彼；“忘私”是指排除自己的主观看法，抛弃个人好恶，完全根据客观事实描述。 “史学三长”论是刘知几《史通》提出的关于史学的重要观点，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后世的史家们，都

关于陈寅恪的精神及治学思想

反刍清华大学王观堂（王国维）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半个多世纪前为陈垣《燉煌劫余录》作的序：“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的批语中谈到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窃疑中国自今日后,即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等于玄奘的唯识论,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的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2000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王靜安先生既歿，羅雪堂先生刊其遺書四集。後五年，先生之門人趙斐雲教授，複采輯編校其前後已刊未刊之作，共為若干卷，刊行於世。先生之弟哲安教授，命寅恪為之序。寅恪雖不足以知先生之學，亦嘗讀先生之書，故受命不辭。謹以所見質正於天下後世之同讀先生之書者。自昔大師鉅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繼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寶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相互補正。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相互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著以軌則。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範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此先生之書所以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今先生之書，流布于世，世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于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論。寅恪以謂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然則先生之志事，多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論者，又何足怪耶？嘗綜攬吾國三十年來，人世之巨變至異，等量而齊觀之，誠莊生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則彼此終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於一時間一地

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

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Ξ □　白　云摘　要　《史通》和《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理论著作,集中体现了刘知几、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二书对各种史书体裁、体例的流变和得失都有详尽的论述,较完整地反映了两人对历史编纂学的认识,对今天的历史编纂学研究与实践仍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关键词　刘知几;章学诚;《史通》;《文史通义》;历史编纂学;思想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128(2002)05-0020-06 唐代刘知几和清代章学诚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史通》和《文史通义》集中体现了两人的史学理论成就,刘知几《史通》注重“史法”(史书形式和内容)的探讨,而章学诚《文史通义》侧重“史意”(史学思想和功能)的阐发,但二书对各种史书体裁、体例的流变和得失都有详尽的论述,集中反映了两人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本文即以二书为中心对刘知己、章学诚的历史编纂学思想略作探讨比较,以期有助于理解和借鉴两位大师的史学理论成就。一　“六家二体”与“记注撰述”:刘知几、章学诚关于古代史籍的划分史书的体裁和体例是历史编纂学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刘知几和章学诚对它们的认识是建立在对古代史籍的划分之上的。“六家二体”,是刘知几对古代史籍的划分,侧重于史书形式和内容的把握,其《史通》即以《六家》、《二体》开篇,总括古代史籍。《六家》篇云:“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1](六家)认为古代史学是发展变化的,史书体裁是不断演进的,他把古代史籍分为记言体(《尚书》家)、记事体(《春秋》家)、编年体(《左传》家)、国别体(《国语》家)、通代纪传体(《史记》家)、断代纪传体(《汉书》家)六家,并一一考镜其源流发展、宗旨意趣和利弊得失,认为“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六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1](六家)于是专门设《二体》篇,对二体(编年、纪传)衡长论短,认为二体“互有得失”、“各有其美”,“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当“并行于世”。[1](二体)刘知几把二体看作正史,视为古代史学之大宗,“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1](二体)另外,又在《杂述》篇中列了偏记、小说等十种,①一一阐明其源流和史学价值。“六家二体”(含《杂述》)基本括尽了古代史籍,浦起龙说“《六家》举史体之大全,《二体》定史家之正用”[2](二体),后世学者如张孟伦、苏渊雷、张振佩等均赞同此说。但不少学者多讥刘氏的史籍分类或过于琐细、或标准不一、或未括尽古代史籍等,②有些苛刻刘知几。 “六家二体”论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一是刘知几以发展的眼光来考察史书体裁体例的发展变化,对隋唐以前的史书体裁、体例进行了全面总结,贯穿着“通识”观念,是《史通》一书的基本精神;二是刘知几用“区分类聚”、 “考辨源流”的方法,把“类”与“流”结合起来,从史体流别上去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的主流大势,抓住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本质和特征;三是刘知几对古代史学的把握从史籍分类入手,并以探讨史书体裁体例为重点,由“六家”而“二体”,由“二体”而“纪传体”,在《史通》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详细探讨了史书体裁和史书编纂,尤其　第4卷　第5期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V ol.4　N o.5 　2002年10月 Journal of Mengzi T eachers’C ollege Oct.2002 Ξ收稿日期:2002-05-30 作者简介:白　云(1965-),男(彝族),云南建水人,云南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宣传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研究。云南蒙自661100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程念祺王永兴先生指出，陈寅恪先生“‘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其根柢亦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吸收外来之学，要有自由之思想；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应有独立精神。可见‘吸收’与‘不忘’两方面正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体现”。此为先生论述陈寅恪先生史学思想的精义所在。王永兴先生去世了。父亲生前不多的几个老友，均情同手足，如今大多已不在人世。十多年前，我读过王永兴伯伯写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印象深刻。现在，为了纪念他，我又重读此书。这对于逝者，应该是最好的纪念。以下，是我学习《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的几点认识。一、陈寅恪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的根本区别作为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兴先生在《陈寅恪先生史

学述略稿》中，首揭“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这一问题。先生引用陈寅恪先生对清代史学的评价：“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后退休之时，始以余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之具。当时史学地位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至史学之不振也。”由此即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与清代的史学并无渊源关系。那么，陈寅恪先生对清代经学的看法又如何呢？王永兴先生认为，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断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缺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断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缺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责。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以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一途。”

论傅斯年

论傅斯年王戎笙【专题名称】历史学【专题号】K1 【复印期号】1995年02期【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1994年04期第154-161页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我国史学界兴起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因其主张“考史而不著史”，故有人称之为考据学派；又由于其考据方法不同于乾嘉，有人称之为新考据学派；由于其主张“史学本是史科学”，故有人称之为史料学派；又由于其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故有人称之为科学派；还因为他们主张历史学就是搜求史事，又有人称之为史事搜求派。这个学派的领袖是傅斯年，学派的中心是傅斯年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简便起见，本文称之为史料学派。一、傅斯年的学生时代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3月26日（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生。少年时代，在私塾攻读《四书》、《五经》。1905年春，入东昌府立小学堂。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夏毕业，升入中国文学系本科国文门。1918年1月，傅斯年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一文，提出了他对文学革命的主张。他说：“中国今日革君主而共和，则昔日文学中与君主政体有关系之点，若颂扬铺陈之类，理宜废除。中国今日除闭关而取开放，欧洲文化输入东土，则欧洲文化中优点为中土所无者，理宜采纳。”1918年秋，约集同学罗家伦等发起成立新潮社。在酝酿过程中，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长李大钊等的支持。参加该社的还有杨振声、俞平伯、汪敬熙、冯友兰、段锡朋、孙伏园、何思源、高尚德、张嵩年、顾颉刚、朱自清、周作人等等。他们“抱着一股热情，要为文学革命而奋斗”，为此仿效《新青年》筹备发行一种杂志，蔡元培还从北大每月四万元的经费中拨出两千元支持他们。杂志定名为《新潮》，以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作为它的英文译名。创刊号于1919年1月1日出版。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说：“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物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新潮》月刊是继《新青年》之后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又一刊物，在青年中很有影响，其发行量常在1万份以上，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刊物。《新潮》初创时，李大钊、鲁迅等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五四运动前，反对纲常名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五四运动后，开始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及西方文化。1922年3月因经费困难停刊，共出版三卷。《新潮》社还出版过几种丛书，其中有《蔡孑民言行录》、郭沫若的《女神》、鲁迅的《呐喊》、冰心的《春水》、胡适的《尝试集》等等。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傅斯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他是此次运动的北大学生代表之一。五月四日那天，他曾带领一群同学冲进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1919年夏，傅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同年秋，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旅欧留学生活。 1920年夏，进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及生

【全国百强校】河北省衡水中学2018届高三下学期第9周周考文综-历史试题

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文科综合能力测试9 24. 夏、商、周三代更替的事实，使周人不得不怀疑“天命”的永恒，对此，《尚书》记载：“天命糜常”、“惟德是辅”。这说明 A．孔子继承了夏商周的主流文化思想B．《尚书》是研究此历史的唯一证据 C．西周确立的宗法分封制具有优越性D．周人认为天命、道德是治乱的关键 25. 西汉中期的《史记》记载人物籍贯以封国国名为主，县名次之，绝少以郡命名；东汉成书的《汉书》以封国命名籍贯的数量骤减，且在记述司马迁以后的人物籍贯时，在县名前加上郡名成为主流。由此可推知 A．宗法制已完全退出两汉政治构架B．朝廷对地方的管理与控制渐趋强化 C．以县为主导的区域观念逐渐形成D．封国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占主导地位 26. “中土医书，方论浩繁。每论一病，必浮举阴阳五行，缠绕不休；每用一药，必为色香形味，分配脏腑。更或高谈脉理，妄事神巫。”这说明中医 A．具有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B．诊断和治疗带有迷信色彩 C．不受重视，医生地位低下D．发展受到阻扰，作用较少 27. 下表为明清时期进士的出身情况统计资料：据此可知时期平民家庭出身低级官员家庭出身中高级官员家庭出身明代46．7%2．8%50．5% 清代19．2%18．4%62．4%明清平均值31．1%11．6%57．3% A．科举促进社会公平但作用有限B．科举制主要为士族子弟服务 C．家庭背景与科举成就毫无关联D．寒门向上层流动的难度降低 28.1861 年，奕?上书：“今捻叛燃势于北而太平于南，使我军耗资疲怠。蛮夷趁虚而入以图制我，……为势所迫交友（蛮夷）求和，实为攻防之策。”材料反映的主旨是 A．攘外必先安内 B．两只拳头出击 C．远交近攻 D．和平外交 29.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首开总统宣誓之先河：“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这一宣誓的主要价值是 A．激发革命党人的斗志B．号召实行责任内阁制 C．树立民主信仰，凝聚共和力量D．彰显神圣感和宣誓者的使命感 30. 下表是某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笔记提纲，这主要反映出这一时期毛泽东 A. 解决了革命领导权、同盟军等问题 B. 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 C. 将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到新的阶段 D. 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31.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大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原则； 1982 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当时这两部宪法的颁布和修订 A．都适应了当时经济建设的需要B．分别标志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C．都改变了国家的基本法律架构D．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 32. 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公民大会通过的决议一经颁布便成为法律。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规定，如果公民大会上有人对任何法律提出异议，公民大会则要对有关法律进行讨论，并选举一个立法委员会进行裁决。这反映了 A．立法规则受到破坏B．民主政治逐步建立C．公民大会权力强化 D．法律权威得到提高33. 加尔文派教徒卡拉斯的儿子安东尼原来信奉新教，据说后来打算改信天主教。1761 年安东尼自杀。在天主教修士的煽动下，信奉天主教的民众群情激奋，纷纷指控卡拉斯一家，法院无证据宣判卡拉斯有罪。伏尔泰为卡拉斯案的平反辩护。这说明伏尔泰 A．维护人权，追求公平B．是虔诚的加尔文教徒 C．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D．具有人文主义宗教观 34. 1881 年11 月，德皇威廉一世发表的《黄金诏书》宣称：“社会弊病的医治，一定不能仅仅依靠对社会民主党过火行为进行镇压，同时要积极促进工人阶级的福利”；他认为社会保险是“一种消灭革命的投资”。这反映出 A．德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B．工人运动催生社会保障制度发展 C．工业革命消弥了德国的社会矛盾D．政党斗争制约了德国的统一进程 35. 右图为创作于1951 年的苏联一幅漫画。该漫画主旨是舒曼对阿登纳说：“我很荣幸和愉快把管理权交给你。让我们鞭策这匹马前进吧……” A．欧洲联合进程启动B．西欧经济艰难复兴 C．美国推动法德和解D．西欧沦为美国附庸 4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 分）材料一牛李党争是中国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也称“朋党之争”。“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他们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两党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还牵扯进个人的恩怨。双方结怨甚深，一旦大权在握，就排挤打击对方。斗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持续时间将近40 年，最终以牛党获胜结束。以致唐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 ——摘编自《新唐书》材料二驴象之争代指美国政治竞选，也是美国两党制的喻词。“驴子”是民主党的党徽，“大象”是共和党的党徽。2016 年美国“驴象之争”在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与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之间展开。胶着的选情在金融市场掀起风浪，股市倾跌、债市下滑，而黄金等避险资产又重新获得青睐。出乎绝大多数人意料，尽管美国主流媒体和选前的各种民调明显看好希拉里，但选民用选票表达了不同的声音。不靠谱的特朗普击败希拉里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欧洲政治精英和学者担心，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会助长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韩国前外长金星焕曾对记者说，如果特朗普当了美国总统，对韩国将是难以想象的“灾难”。 ——摘编自搜狐网时政新闻（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牛李党争、驴象之争的特点及它们出现的背景。

历史趣谈：寡人有疾细数中国历史上的十大病号皇帝们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寡人有疾细数中国历史上的十大病号皇帝们导语：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莫过于皇帝了，因为他们是专制社会的最高统治人。其的作用大于任何名臣良相。有明确记载以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的皇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莫过于皇帝了，因为他们是专制社会的最高统治人。其的作用大于任何名臣良相。有明确记载以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的皇帝史，没有哪个时代没有皇帝。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起，到1911年宣统帝退位止，在2131年的时间内，共产生了230位皇帝。在这些皇帝中有很多是杰出皇帝，其中是有始有终的好皇帝，当然也会有许多差皇帝。而今天我们要来盘点的就是十大病号皇帝。 NO.10 眇目-------梁元帝萧绎萧绎一定想不到他费尽心思得到帝王之位，又写了无数文学作品和评论，到头来名气还比不上他放荡的妻子--------随成语半老徐娘留名青史的徐昭佩;而且后人提到萧绎大多没有好话，无非是这么三件事情。第一，见死不救，借叛贼侯景之手杀死父兄，等父亲兄弟都死完了，自己当皇帝;第二，自伤读书万卷仍不免身死国亡，就把海量藏书烧个干净，来一场文化浩劫。典型的拉不出屎怨茅坑，还把茅坑一把火烧了。最后一件就是眇目，瞎了一只眼，佛教传说他是独眼神僧转世。没有当皇帝前独眼龙萧绎是湘东王，那时他常常受人嘲笑。兄弟笑话他。六哥萧纶赋诗――湘东有一病，非哑复非聋。相思下只泪，望直有全功。老婆笑话他。如果兄弟用的是诗歌这种传统艺术，那么，萧绎老婆徐昭佩用的就是新潮的行为艺术。萧绎去老婆房间，徐昭佩化妆就化了半面，奇酷无比，萧绎见了，知道这是取笑自己一只眼，大怒而出。生活常识分享

历史学即史料学再论

历史学即史料学再论摘要：?历史学即史料学?是傅斯年的主要学术主张，最初见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文中详细表述了史语所研究工作的标准和宗旨，包括扩充研究材料与工具、反对国故、反对疏通等学术思想。而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傅斯年的领导下，不仅在档案整理和考古发掘上取得重大成果，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国际知名学者。虽然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尚有缺陷，学术界对其赞赏和批评皆多纷论，但其对于现代史学的贡献和影响无疑是重大且深远的。关键词：傅斯年史料学学术思想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8年10月，傅斯年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为史语所所长，并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作为就职宣言，也是其治所大纲，在此提出了?历史学即史料学?的主张。史语所是纯粹的学术机关，在?整理国故?运动后成为史学界主流，在傅斯年的领导下成就辉煌，受到国际公认，开创了?集团研究?之先河，培养了一批知名学者。在史语所研究成就获得一定国际地位的同时，对于傅斯年?历史学即史料学?的史料派观点，各方学者众说纷纭，赞成与反对者都大有人在。总而言之，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及研究成就对现代史学影响重大且持续至今，而对时下学术风气也不乏借鉴意义。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1928年10月傅斯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一文中提出?历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其原文是?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①值得注意的是原文所提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因此不可仅从?历史学即史料学?这一句话来断章取义的理解，而因全面把握傅斯年的整个史学思想体系。?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完整阐述主要是《史学方法导论》一书。?该书不仅是傅斯年系统阐述其史学观念的主要体现，也是其一生教学讲授的基本教材。据傅斯年所拟目录，这份讲义共分七讲，依次为：第一讲，论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论史学在‘叙述科学’中之位臵；论历史的知识与艺术的手段。第二讲，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第三讲，统计方法与史学。第四讲，史料略 ①傅斯年 .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 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

从《史通》略论刘知几之史学思想

中正歷史學刊民國92年第六期，頁143-151 從《史通?書志》略論劉知幾之史學思想黃俊文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博士班摘要劉知幾《史通》是中國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專書，劉氏撰寫《史通》是闡明其史學思想，〈書志〉是討論紀傳史中書志問題。本文即根據〈書志〉內容為基礎，略論劉氏的史學思想；從正文中可以歸納為一、客觀實證的精神；二、編著精省的態度；三、經世致用的觀念等三大內容。從文中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劉氏史學思想有繼承傳統的一面，也有開創新見的發展，對後世的史學發展有其重要地位與貢獻。關鍵詞：劉知幾、《史通》、〈書志〉、客觀實證、編著精省、經世致用

144 中正歷史學刊第六期一、前言：劉知幾(661~721A.D.)所著《史通》總結唐初以前史籍撰述及史學理論，被視為中國首部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專書。《史通》按照先秦、漢、晉撰寫子書的傳統習慣，分為內、外篇。內篇原有三十九篇，其中〈體統〉、〈紕繆〉、〈弛張〉三篇早已亡佚。內文與目錄共有四十九篇。今日所見《史通》即據以此四十九篇輯成的。第一部分〈內篇〉共有十卷，三十六篇，泛論歷來歷史著述評論史書的結構形成(例如六家、二體、載言、本紀等)，第二部分〈外篇〉共有十卷，十三篇，表達歷史見識的論述，兼及歷史編纂與歷史文學等，根據學者的研究《史通》並非一時之作，而是長時間的撰寫，似乎還是沒有十分的充裕。而《史通》的完成是劉氏對於古代史書批評，探尋正確史書理想的記錄；也是劉氏對當時史書編纂方法與史家態度給予激烈批判的著作。1 劉知幾寫《史通》，當然是要闡明史學，同時，他也像司馬遷寫《史記》一樣，「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以他在〈自叙〉篇中說：「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2這是一簡要的自我評價，《史通》雖然本史學著作，對於史書編撰原則、體裁綱要等有所論述，但內容卻貫通「王道。人倫」，涵括各種社會現象。書中所表達的意見，所討論的問題、所闡明的論點也很多。在書中非議前代哲人、前人的錯誤，得罪於當代社會是固然的。在本書中呈現強烈批判的精神。 1邱添生，〈劉知幾的史通與史學〉，《師大歷史學報》，9期(1982年6月)，頁56-57。2劉知幾原著，姚松、姚恒夫譯，《史通》(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卷十〈自敍〉，頁619-620。

史学概论复习资料

绪论（概要）一、名词解释历史观：又称社会历史观，是人类对历史的根本观点，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世界观和历史观互相影响，相互制约。二、论述历史学的学科结构 ①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时间（上古史、中古史、古代史、近现代史）空间（美国史、中东史、欧洲史）内容（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综合（秦汉专题史） ②以特定对象和特定方法为轴心的综合研究科目（历史文献学、器物学、考据学、历史地理学、年代学）第一章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发展一、名词解释意谓书中所论及的都是为匡时救国被迫非说不可的问题。

二、列举 1.修史制度论（1）君举必书----慎言行（2）人君不观史（3）设官修史，唐代开始（4）整体修史制度 2.新史学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史学观点或着作（1）梁启超三阶段：1901----1905年：服膺进化史观批判传统史 1912----1920年：中西结合，因果关系，“据事直书” 1920年以后着作：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新史学》 1901年《中国史叙论》（2）章太炎史学观点：历史是“人群和社会的进化”进化论，生存竟争解读历史；评历史人物；

将人类学运用于历史研究中。着作：《訄书》论文集（3）夏曾佑史学观点：天演论，历史进化论；历史功能论；历史阶段思想着作：《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4）陈黼宸着作：《独史》、《史地原理》、《中国通史》、《诸子通义》和《读史总论》3.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三个层次（1）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2）异族之故书与吾国旧籍互相补证（3）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考证 4.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及其相关代表作品 A、史学思想：“求真实，供借鉴”精义 B、学术信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广博的知识，严谨的学术（2）重视制度史，社会阶层的分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

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一）如我们的标题所示，我们写作本文的意图是想对中西史学思想作一比较研究。但这里有一个双重的困难，即如何从史学史的角度，界定西方的历史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儒学思想。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在西方史学史中，找到这样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同理，我们也是否能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中，发现一个同样历史悠久的传统。在本文的写作中，我的好朋友王晴佳将主要负责中国史学思想的部分。但我们所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即能否把“西方”和“中国”加以“同质化”(es sentialize)和对立化。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但是一个源远流长、而且也是多重层面的文化传统。譬如在中国，单以儒家的传统为例，就可明显地看出古典的儒学与产生于宋代以后的理学之间的差别。在西方的史学传统里，我将着重其历史哲学的方面，以求找出一个模式来与其它史学思想传统作比较。无论是我们把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文化传统作同质化的处理，都是同样不妥和危险的。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中国的情形。尽管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倾向于把儒学视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代表，但我们非常清楚这些大而化之的概括存在不少不足之处。如所周知，在公元前五世纪，孔子开始传授其学说思想的时候，他有不少竞争者。事实上，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被人称之为一个哲学家的时代。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我们还能找到那些学派残存的、但又清晰的痕迹。有些学派，如道家和法家，曾在某些历史时期对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另一些不太著名的学派则被融和与吸收在中国的主流文化里面。儒家地位的上升，是在公元前一世纪；汉朝的儒家董仲舒(约前179-114)获取了汉武帝（前141-87）的信任，得以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家成了官方的意识型态。儒家的著作也就成了经典。汉武帝决定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独尊儒术，主要是出于一种政治的需要，因此儒学的影响在当时也主要局限在政治的领域。这种情形到了宋代，特别是十一与十二世纪以后，才有改变。理学的兴起使得儒学开始对社会道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佛教的影响，理学所关心的问题，又与古典的儒学有所不同。这在下面还要讨论。其次，儒学本身也决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相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它就像一个开放的、但又高度竞争的活动空间，为不同的诠释学派所使用，记录下它们的活动与声音。就在儒家被奉为经典不久的公元一世纪，汉代的学者在孔子旧居中发现了一些以不同字体记载的典籍，因此就面临了一个如何鉴定其真伪的问题。从此以后，儒家便在大致上分为两派，分别是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属于今文学派的儒家信奉汉代一般通行的版本，而古文学派的学者则相信那些新发现的版本；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古文经”是因为其采用的字体到了汉代已经不再为人所用。但是，这两派之间的真正区别并不仅仅是所用版本的不同，而是反映了他们对儒家经典诠释的不同。到了三世纪，汉代灭亡，儒家遭遇到更严重的挑战。他们不但要寻求内部的统一，同时还要对付外部的挑战者-佛教。理学在十一与十二世纪的兴起，自然可以视为儒家成功的复兴。但其实这一成功，正是以理学的折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1953年12月1日）【说明】这封信是关于中国科学院邀请陈寅恪担任一所所长一职的答复，于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口述，由其弟子汪篯记录。195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准备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这三个所以及所长的名单为，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不谈学术研究。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上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行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埋没。”

刘知几史学三长

1|、刘知几是盛唐时期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尤以史识最为重要。所谓才，是指史家应有的才具，即在考核史料、叙述史事编纂技巧方的能力。所谓学，是指史家志有的学问，即要掌握广博的史学知识及其它有关知识，掌握充分的史料。所谓识，是指史学应有的见识，即辨明是非，有正确的见识、观点，还包括疾恶扬善、秉笔直书的品德和胆识。在分析研究以往史书的基础上，提出了编写史书的一些原则。认为一部良好的史书“以实录直书为贵”，记载史实应该“善恶必书”，“不掩恶，不虚美”，不能“饰非文过”，“曲笔诬书”。内容只应记“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大事，不应记“州闾细事，委巷琐言”。人物要有选择，不能“愚智毕载，妍媸靡择”；要“区别流品”，给予正确的评价。体例要“详求厥义”，谨严合理，做得名实相符，不能“名实无准”。搜集史料，不仅要“徵求异说，采摭群言”，还要细心鉴别，“明其真伪”。叙述史实，应以“简要为主”，要“文约而事丰”，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记述人物的语言，要用“当世口语”，“从实而书”，不要“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对于符合这些原则的《左传》和不为一般人所重视的两部史书（宋孝王《关东风俗传》和王劭《齐志》）屡予表彰，备加赞誉，体现了他不同于流俗的“史识”。在《惑经》篇中批评《春秋》“巨细不均，繁省失中”，“真伪莫分，是非相乱”，指出《春秋》不过是一部“菁华久谢”的陈籍。《疑古》批评《尚书》和《论语》；指出《虞书》赞美尧“克明俊德”，能识别大才大德，是编造出来的“奇说”；尧、舜禅让的美谈，是捏造出来的“虚语”，总之，他认为。“远古之书，其妄甚矣”，不能轻信。对古书中所载的鬼神、祥瑞、迷信等等的批判，更是不遗余力。 2、才、学、识“史才三长论” “史才三长论”是刘知几在史学理论上的最大贡献之一。他认为：“史才须有三长”，“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旧唐书》卷一0二《刘子玄传》）不具备这“三长”，就不能算是优秀的史学家，不应担负史官的重任。实际上也是对研究历史的要求。孔、孟、班、范等人论史，都曾提出过“文”（指语言文字）、“事”（指史料史实）、“义”（或曰“意”，指思想观点）的概念，并论及其间的相互关系。刘知几则以史才、史学、史识对这三个方面作了概括，考察的内容也更全面、具体、充实。这在中国封建史学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创见。所谓史才，包括选择、组织史料的能力和书写记事的技巧。它要求做到“善择”、“辨疑”、“考伪”，认为“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应该“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叙事》）。《史通》中专有《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模拟》、《书事》、《核才》、《烦省》等篇论史传之文。所谓史学，包括考察问题时所征引的史料以及历史知识，它强调“采摭zhi群言”，主张把所有历史著述都作为取材的对象。《史通》中则有《采撰》、《补注》、《杂述》等篇论史学。所谓史识，包括分析历史事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态度。它重视辨善恶、明是非、寓褒贬。《史通》中的《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ze》、《人物》、《暗惑》等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史识。刘知几认为这是搞好历史必不可少的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但三者当中，他又最注意“史识”，认为史才、史学都离不开它。刘知几提出“史才三长论”，成为后世公认的名论。 3|、比如写一篇史学论文。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指出，史家要有才、学、识三长。史学工作者的才、识、学如何表现，它就是通过论文（论著）表现出来得。先看史识。所谓史识，就是对历史的见识、见解，或者如梁启超所说的“历史家的观察力”。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你能有所发现，这就说明你的见识高。一篇史学论文，反映了作者对这个历史问题的看法，这就是史识。史识高不高，眼界开阔不开阔，论文是最好的反映。再看史学。所谓史学，就是学问，你的学问精不精，知识面宽不宽，围绕这个问题上下左右

走近傅斯年(论文)

走近傅斯年【摘要】傅斯年，一个“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传奇人物，或许在众多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大家对傅斯年的印象大抵是出色的国学大师、教育家以及爱国者，但当我们真正了解他以后你将会认识到一个不一样的傅斯年，而我将会从他的生平、贡献、文化观点以及透过他人对傅斯年的评价让大家真正走进傅斯年的世界。关键词：傅斯年，五四运动领袖，一团矛盾一、生平经历傅斯年，字孟真，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祖籍江西永丰，先祖傅以渐生于山东聊城，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傅斯年幼年丧父，由祖父及母亲抚育成人。 1909年傅斯年在其父之学生侯延塽的资助下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而在两年之后就顺从家长与聊城乡绅丁理臣长女丁馥翠结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顺利升入文本科国文系。1918年春夏傅斯年受胡适与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与罗家伦、毛子水等20余人组织新潮社，仿效《新青年》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与北京大学国粹派论战，影响颇广。傅斯年也因此成为著名学生领袖。而就在五四运动的发展时期，傅斯年急流勇退，于1920年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1927年春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次年，其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在担任史语所所长期间，先后兼任北大教授、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及台湾大学校长等职。1948年春，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及立法委员。在他担任主持史语所22年间，所征聘及造就的研究人才，先后在所研究历史、语言、考古、人类诸学之学仁近百。而在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期间，曾在会上猛烈抨击孔、宋豪门，博得了“傅大炮”的美誉。但可惜的是，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在台北病逝，享年仅54岁，从此，学术界与教育界又丧失一位大师。二、文化观及史观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傅斯年的文化观，其实他的文化观并不是很明确，因此，在已有的研究上甚少有人提及傅斯年的文化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言行中窥得一点蛛丝马迹，用王汎森先生的话来讲，傅斯年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就是“一团矛盾”1。至于缘由何在，我们看以下几个时期傅斯年的变化自然不言而喻。第一阶段：五四运动前，他热爱中国传统学术。傅斯年从小就接受古典教育，进入北大学习后他更选择了文科，还被黄侃和刘师培看作最有前途的学生，将会 1王汎森著，王晓冰译.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5.52

中国史学史复习材料

先秦史学的特征： 1、史学撰述体例的特征。先秦史学在撰述体例方面，历经了一个持续不断的演进变化的过程，这与史学形成与发展所应具备的相关要素及相应条件密切相关。文字形成之后，结绳刻画和口述传承被神话传说的追述形式所替代。历法的逐步完善、史官的出现、政事的需要，渐次形成甲骨、金石、竹木等不同载体的政令档案汇编，进而形成早期的编年体史著。随着史官制度的完善和分工的细密、社会生活剧烈变动的需求等诸多因素，史学撰述体例逐渐丰富多样，并驾齐驱，编年体渐趋完备，国别记言体形成，纪传体通史规模初具。 2、史学记载内容的特征。随着文字的形成、史官及史官制度的逐步完善、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史学撰述体例自身的发展、史学主体意识的形成、史学功能认识的提升，促使并且推动史学记载的内容不断发生相应变化。先秦史学记载的内容，呈现着记事内容从简到繁、单一到多重、简单到复杂、重神到重人、事件到观念、制度到思想、政事到社会人生的全貌的层递式的发展变动演进的特征。 3、史学主体意识的特征。在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发展变化进程中，中国古代先人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在争取生存、发展和追逐利欲的纷争中，史学主体意识逐次呈现出从古到近、人数由少到多的自觉意识不断累积增强的发展变化趋势。4、史学功能原则的特征。随着史学的发展完善，史官制度的发展完备及其职分职责的细密化，历史经验教训的累积，史学意识的自觉化的增进，以及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形势变动的需要，人们对史学功能原则重要性的认识与时俱进，使之呈现出渐次加深及逐步形成共识的特征。如史学借鉴功能的形成，疏通知远认识功能的形成。 5、史家历史观念的特征。伴随着史学多重因素的发展变化，历史社会生活环境的剧烈变动，历史典籍的渐次增加累积，史家认识的不断提高深化，史家的历史观念呈现出层出不穷、多家并存、互促互进、各领风骚的竞争不息的特征。先秦史家的历史观念的不断变化，依次或并行而形成天命史观、圣王史观、民本史观、复古史观、循环史观、变易史观等历史观念，不断推动影响着先秦历史的发展进程。总之，先秦史学的特征是多方面的。它促进并且推动了先秦史学从萌芽到规模初具的发展进程，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形成奠定了坚实宽广的基础，并对其后中国史学的发展演进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秦汉时期的史学特征： 1.开创了纪传体编史的先例。纪传体是秦汉史学的创造，司马迁是开创者。他在《史记》中采用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本纪放在全书之首，按年月次序编写帝王的历史，以记载帝王的言行政绩为主，同时叙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重大事件；表采用表格的形式排列人物或事件；书记载典章制度；世家主要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