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古音研究的十年论争

谈谈古音研究的十年论争郭锡良2002年6月我在南昌纪念《中国语文》创刊五十周年学术会议上发言，驳斥梅祖麟2001年在香港语言学年会上的讲话，揭开了古音研究的一场争论。

至今正好十年，回顾一下这场争论，不无意义。

梅祖麟在讲话中装出权威的架势，集中攻击了王力先生和王念孙先生，还扫荡了乾嘉学派，章黄学派及其“旁支别流”，骂倒一切；又册封了“主流”音韵学家，俨然是中国语言学界的霸主。

潘悟云也早就写了“劝进信”，要梅氏来领导中国语言学界，拨正大陆语言学研究保守、落后的研究方向，言辞谦卑，情意恳切。

争论开始后，很快形成可海峡两岸联合进行的一场学术论争。

不过情势诡谲，有理一方的发言、文章竟然遇到了阻力，是《古汉语研究》主动承担了开展这场学术论争的重任。

初步统计：十年来梅氏及其信徒共六人，发表论争文章九篇；批评、梅的两岸学者（包括一名华裔美籍学者）一共二十五人，发表论争文章三十三篇。

一梅氏的讲话《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针锋相对地批驳了梅氏对王力先生的攻击，揭示了他的无知和武断；并指出梅氏自己考察汉藏同源词的错误，还分析了潘悟云的《汉语历史音韵学》“知识性错误实在太多”，被奉为历史音韵学地主流著作，实在太荒诞文章发表在《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第4期又发表了孙玉文的《〈汉语历史音韵学·上古篇〉错误》。

孙玉文在文章中说：“发现本书《上古篇》错讹太多，初步核查，有100多处。

”他只举出38例，作了有理有据的分析、批评。

这就证实了我批评潘著的论断。

这里需要说明，在我去南昌开会前，曾将发言草稿送请正在清华大学讲课的陈新雄教授提意见，获得赞许。

陈先生回台湾后，撰写了《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召集、举办了汉语历史音韵学讨论会。

他们把梅氏2000年在史语所七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集中攻击章黄学派的《中国语言学地传统和创新》一文，一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驳，编发了《会前参考论文集》。

再说，当时梅氏在香港的讲话是贴在语言所和北大的网上，南昌会后，我把发言稿也贴上北大的网站。

不久，梅氏给我来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的讲话错误，“妄言王先生不懂‘同声必同部’更是不当。

”但是，却向我提出了三个难题：（1）一声之转是否能用来做同源词研究，（2）怎样做汉藏比较，（3）王先生的上古音系统是否能用来做汉藏比较。

要我回答。

我不得不写了第二篇驳论文涨《音韵问题答梅祖麟》。

主要内容是：（1）论证了梅氏攻击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和王力先生的词源研究的论点是错误的。

（2）陈述了双方对历史比较法和汉藏语比较的不同看法，指出了汉藏语比较重现存的普遍缺陷。

（3）指出王力先生明确表示拟侧先秦古音是依靠传统使用的三种材料，一般不用汉藏比较材料。

从高本汉到董同龢、陈志伟、李方桂各家影响最大的古音构拟系统，都是如此，并介绍了五家系统的异同。

同时批评了潘悟云古音构拟观念和郑张尚芳六元音古音构拟系统的荒诞。

然后点出俞敏的《汉藏同源字谱稿》就是采用王力先生的古音构拟系统，梅氏应该把眼光开放一些。

2003年《古汉语研究》在发表鲁国尧的《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华学诚等的《就王念孙的同源词研究与梅祖麟教授商榷》（一期）、薛凤生的《中国音韵学地性质和目的》（二期）后，发表了我的《音韵问题答梅祖麟》（三期）；同时也发表了为潘悟云辩护的文章，即麦耘的《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若干问题之我见》和董建交的《关于“正月”及其他》（四期）。

《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八辑）发表了唐作藩的《王力先生的“谐声说”》、张雁的《上、去二声源于韵尾说不可信》、李香的《关于“去声源于-s尾”的若干证据的商榷》。

《语言研究》发表了陈新雄的《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和梅祖麟的《比较方法在中国，1926—1998》（这是2000年一文的缩写本）。

《语言科学》发表了耿振生的《论谐声原则—兼评潘悟云教授的“形态相关”说》。

还有韩国《中国学研究》发表了耿振生的《汉语音韵史与汉藏语的历史比较》。

此外，郑张尚芳也以权威的面孔在《南开语言学刊》发表了《汉语与亲属语言比较的方法问题》，又在潘悟云的“东方语言学”网站贴上了《汉字古音手册·勘误》。

因此可以说，2003年成了这次古音争论的高潮阶段。

2004年《古汉语研究》发表了黄易青的《论上古喉牙音向齿头音的演变及古明母音质》（一期）、张猛的《关于〈小雅·正月〉中“正月”的训诂问题》（一期）。

黄文从历史音变角度对复辅音进行了质疑。

张文是与张剑桥在“东方语言学”网站为潘悟云辩护的说法（内容与董建文一文基本相同）进行商榷，分析了他采用俞越说动摇不了古音毛传。

2005年《古汉语研究》发表了孙玉文的《试论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语音演变》（一期）、周守晋的《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之辨伪与求真》（二期）。

孙文也是从语音演变角度论证构拟复辅音不可信，周文则对麦耘维护潘悟云的观点进行了全面批驳。

《语言学论丛》发表了孙玉文的《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问题》，主要从理论、方法角度批评了潘悟云古音构拟的错误，揭示出他理论方法的荒诞，材料分析方面的主观随意。

《学术界》发表了王宁、黄易青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科学》，也主要是从理论、方法角度着眼，批评梅氏评价前人不尊重历史事实，研究古音不重视古汉语事实，进行汉藏比较表现出明显的循环论证。

两文考察都比较全面，分析都比较深入。

此外，潘悟云在《音史新论——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文集》中刊登了《字书派与材料派——汉语语音史观之一》，对我（2002）和孙玉文（2003）批评他《汉语历史音韵学》存在的大量常识性错误中找出“赣+匚”和“硬”两个字的论断进行狡辩，把我两人归入字书派，他自己是材料派。

我们分别写了文章，对他的狡辩进行了批驳，这是后话。

这两年，可以说论争已经进入延续阶段。

2006年《古汉语研究》发表了节于今教授的《建设创新型语言学》（一期），文章视野开阔，带有对这场论争小结的性质。

该文章提倡自主创新，反对盲目“接轨”；中心继承优良传统，反对“嘲讽王氏（王念孙）贡献”；提倡不同学派的争鸣，对梅氏“不应战”表示了“遗憾”。

梅祖麟则在《语言学论丛》（32辑）发表了《从楚简“（美）”字来看脂微两部的分野》，承认“两次连带着董先生的《上古音表稿》来叙述王先生功业，两次都不怎么成功。

”肯定王力先生“《上古系统韵母研究》里面的‘脂微分部’之说在当时有继往开来两种作用。

”评价与他原来的说法完全变了样；但是整篇文章却是要论证王先生列在脂部的“美”字要归入微部，认为“王先生的丙项标准要改成董先生所说的样式。

”仍然留下了一项需要驳正的话题。

可以说，这次古音研究论争已经到了收官阶段。

这时，不断有学者建议将这次古音学国际大讨论的文章编成一部论文集；大家的论文要征得作者本人的同意，梅祖麟教授及其信从者都不肯授权，我们只得把他们的论文目录在《编后记》中列出。

2007年底交商务印书馆，2009出版。

二2007年以后，古音学论争的榔头虽然逐渐平静下来，但是余波仍然不断荡漾。

这里有两期风波必须有所交代：一是梅氏留下的“美”字的归部问题，2007年我在《语言学论丛》（第35辑）发表了《“美”字能归入微部吗？——与梅祖麟商榷》，对梅文作了辨正，分析了错误所在及其原因。

郑张尚芳2008年在《语言学论丛》（第38辑）发表了《“美”字的归部问题》批驳我。

我2009年写了《再谈“美”字能归入微部吗？——与郑张尚芳商榷》，2011年发表在《中国语言学》（第5辑）。

我在文章中揭示了郑张研究古音完全割断了从顾炎武以来古音学家的理论方法，对如何运用诗文押韵、谐声系统和《切韵》系统的对应关系来考察古韵分部的基本方法都十分生疏；并指出他把“美”字归入微部是抛弃了系统性原则，陷入了随意推测的泥坑。

另一风波是冯蒸2008年在《汉字文化》（第4期）发表了《第3次古音学大辩论》讲辞。

他冒充两位音韵学大家的传人，伪装客观公正，取不顾事实，为梅祖麟、郑张尚芳涂脂抹粉、巧作雄辩；把郭某的表现描写成霸气十足，并借鉴别人之口，攻击郭某“他们以卫士自居，可是在学人的眼中，他们是学术界的恐怖分子。

”黎新宇教授撰写了《读冯蒸教授第3次古音学大辩论讲辞——兼回应梅祖麟教授对“一声之转”的批评》，发表在2009年《中国语言学》（第5辑）。

文章首先揭示了冯蒸“自炫头衔”、冒充“音韵大家的学生”（按，其实还有伪造学历），弃业师于不顾，人品底下，他的讲辞伪装公正，明显偏袒梅氏，甚至替梅氏向王先生“追加质疑”；又吹捧郑张尚芳，为贬低王先生张目；还恶意宣扬郑张尚芳为帮助梅氏而攻击《汉字古音手册》的网站，却对纯粹批评梅氏的文章《对“杀”和“死”形式标志的确立与应用的追踪分析》于不顾。

作者在回应梅祖麟对“一声之转”的批评时，首先揭示出梅氏不懂《广雅疏证》，把“一声之转”片面化为同源，从而挖苦“只有清儒才能发明这种论证法，外国人可没有这个能耐”进而扫荡“代代相传师承不变”的章黄学派及其徒子徒孙、旁支别流，信口雌黄地“骂尽了中国的历史语言学界”。

最后剖析了冯蒸的拥趸，指出他恶毒谩骂郭某的言辞，正暴露了自己“文章”遗老遗少的丑恶嘴脸。

该文分析有理有据，行文生动有力。

再说，郭锡良孙玉文对潘悟云2005的狡辩文章都在2006年写了批驳文章，在不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

郭锡良的《从湘方言的“盖”和“赣+匚”谈到对古代语言学文献的正确解读》，2008发表在湘方言首届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孙玉文的《汉语史研究中材料的考证与运用》（答《字书派与材料派——汉语语音史观之一》），发表在《中国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研究会2006年南京研讨会论文集》。

郭文把“盖”和“赣+匚”在湘方言中词义、语法的异同详细分析后，又讨论了它们的历史发展，然后分析潘文的错误，指出它概念混乱，缺乏语言学基本知识，“是一篇歪曲前人成果、逻辑混乱、自相矛盾、错误加胡编的奇文”孙文就潘文提出的“硬”和“赣+匚”两字的考证，从学识和学风两方面进行了批驳；揭露他隐瞒学术事实，“对前辈的成果只字不提”；曲解对方意见，掩盖自己错误；引证材料粗疏，论证方法荒谬。

此外，2008年《中国语言学》（第1辑）发表了郭锡良的《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刍议》、陈新雄的《郑张尚芳《〈诗经〉的古音学价值》论述》，孙玉文的《汉藏诸语言词汇比较中的词义对应问题》，自然也是属于这次论争的范围之列。

郭文根据考古成果、文献资料论争了；中华大地华夏族与四周其他族群是语言各异的族部；华夏族有史以来就使用同一语言，周代形成雅言，长期国体统一，书面语统一，形成语言融合成为主流，汉语没有分化成不同的语言。

又从语言类型学方面论证了汉语与藏缅语族同源不可信。

最后引用了《李方桂先生口述史》中他看低汉藏语系的可信性和批评白保罗靠双语词典搞汉藏语比较和构拟上古音的意见（“他的方法让人误入歧途”，“此类拟构纯属胡闹”），并批评某些人把白保罗的书捧作圣经，“这太可悲了”；然后提出，“李先生的话似乎都是对着郑张、潘悟云这些人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