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

文章重点提了一下北宋

“北宋时期，中国仿佛进入现代，物质文化蓬勃发展。开国君主赵匡胤打破传统中国作风，以务实的态度从事各项政经改革：神宗时王安石提倡新法，企图以现代金融管制方式管理国事，其目的无非都是想借由经济力量支援国防军备，以应付来自辽和西夏的威胁。但当时社会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支持这项改革试验成功的程度，新法未能成功施行，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朝代。

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王安石变法，政经改革的试探。

但是，没有能形成真正的和大财政匹配的大金融。没有形成两股均势的博弈力量。

可贵之处：常识现代金融，根据背后的实际价值利益，而让司法独立彰显，打入行政。

而对于唐朝，有了突破的雏形。“三省分工”，但为什么代议制不能成功？均田，导致了不可能出现独立的代表法制和金融的力量。基本上还在官员内部。

大兴土木，让本身卑微的人也可以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获得群众声望。工程承包，贫富两极有关系。

但是，均田，但是，独尊儒术。

这个东西，让财政过于简单化，比如，明朝开国赵匡胤。

结果，这种儒术成为了上层执着于“左”、“右”的一个隔离上层和自然经济本体的一个荒谬的隔层，而又要强调，强调又不满，再强调。

儒家气魄大，在春秋战国时代，渴望大一统回到周朝。但后代的儒家被改造成了：体谅领导、适度为人。虽然如此，但刻舟求剑、对上负责的结果就是“原来以为是左，结果领导要是更左，就偏右了...”，所以，领导几乎可以幸而悠哉地不必“听到下面的呼求和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