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梁启超的办报活动与新闻思想
梁启超、 邵飘萍、邹韬奋的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办报活动中：（一）认为报刊具有强烈政治性，是宣传政治主张的有力工具。
他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认为“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
……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关之谓也”。
（二）对报刊的功能与作用有比较系统的认识。
梁启超认为报刊的主要功能在于“去塞求通”。
他认为报纸的作用就是要上下相通，内外相通。
（三）十分重视报刊的宣传鼓动作用。
他认为报管的政论文章应该深入人心，这样才能形成风气，才能使报刊成为政治活动的先导。
（四）对报刊在教育读者、开启民智、提供知识、培养人才等方面也有深刻地认识。
梁启超认为读的报纸越多，人越聪明，报馆越多，国家越强大。
（五）他在办报的活动中形成了一种“时务文体”，其特点对以后的新闻写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形式自由，文字浅显易懂，平易畅达，雅俗共赏，可用俗语。
在平易之余，热情奔放，富于煽动”当然梁启超的这些新闻思想，也体现了维新派的新闻思想。
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
邵飘萍的新闻思想1. 独立的办报方针信仰是独立的：惟有信仰事实与真理，不为党派和个人左右。
它判断是非的标准是社会公益。
组织上是独立的：不受任何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控制。
经济上是独立的：既不仰仗官方豢养，也不依赖党派津贴。
应该有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独立经济。
邵飘萍确立了独立的办报方针：一是监督政府。
二是唤醒民众，教育民众。
三是“顺时代进步之潮流”，表达报纸“对于解决时局的意见”。
2. 强调记者的品德修养记者应该具有品性。
邵飘萍说：“所谓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
“品性”就是新闻职业道德的全部要求。
记者的独立精神。
记者完全独立、不受社会恶风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
记者的责任。
记者在道德人格的修养上，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3. 致力于新闻改革邵飘萍提倡唯物主义的新闻反映论，认为新闻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真实、迅速的再现。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新闻121班：惠才贤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梁启超的报刊活动梁启超一生办报生涯共有27年，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章达1400万字，其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对报界和近代报业史产生过重要影响。
他的报刊生涯分为五个时期：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
一、维新变法时期在此期间，梁启超为推行变法，重视办报制造舆论。
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为即将到来的国人办报高潮拉开了序幕，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
《万国公报》、《中外纪闻》：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1895年8月17日由康有为创于北京，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辑，为双日刊，不署出版时间和地点，自撰文章不署名，每期有一篇论文，主要表达变法维新的强烈要求，宣传富国强兵之道、国家振兴之源、养民教民之法。
1895年强学会成立后，将其转为机关报，并改名为《中外纪闻》，仍为双日刊，署出版时间、地点，报刊接受袁世凯等达官贵人的捐款，经济实力雄厚，内容更加丰富。
《强学报》：康于1896年1月创立《强学报》，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其政治色彩比北京的两份报纸更加鲜明，大张旗鼓地倡导变法维新，提出“明定国是”、“开议院、立议员”等激进的政治主张。
《时务报》：由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成为办报活动高潮的标志性事件，内容设“论说”、“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初期由汪任总经理，梁担任主笔，在每期卷首发表鼓吹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文字通俗、切中时弊，其中最有名的是《变法通议》，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
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
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
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1、梁启超的身份我们在介绍梁启超的时候，通常都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他：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领导人、维新运动出色的政治宣传家、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首先是一个政治家。
这和以前早期的国人办报者的身份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像王韬，那一批办报者大都是知识分子身份，他们办报只是为了“立言”，已实现他们个人的“修身齐家治天下”的抱负，因此，他们所办的报纸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代表个人的意见，而不是代表某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所以早期的报纸经营惨淡也就可想而知。
而政治家办报，则注重的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民众的意见，个人的东西少了，公众的东西多了，所以也能够受到来自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支持。
梁启超一生中亲自创办、主编的报纸达到11种，这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十分罕见的。
而所有的这些办报活动都是梁启超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去从事的，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是主要从事办报宣传工作。
这个特点，使政治和报纸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这一点与我国以前的国人办报活动是有区别的，这一点也是我们理解梁启超所办报纸的性质的关键。
2、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文体梁启超最早与报刊接触，是从参与编辑康有为创办的《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开始的，当时《万国公报》几乎每期都刊登一篇他的论说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已经初显锋芒。
后来黄遵宪在上海办起《时务报》，梁启超担任主笔，所有的编撰工作都有他一个人来完成。
每天要写4千多字的评论，还要撰写、修改2万多字的文稿。
但是他当时是一个热情洋溢的青年，20岁出头，因此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的工作。
他这样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工作状态：“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
”为了宣传维新变法的需要，梁启超这个时候开始改革和发展了王韬的报刊政论文体，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
被世人称之为“时务文体”。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开始独立创办报纸，先后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仍然亲自担任报纸的主笔，继续撰写大量的政论文章。
浅谈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及其贡献
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1．“喉舌论”的提出。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
原文是这样的：无耳目、无喉舌，是日废疾。
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
齐州以内，犹同室也。
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之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
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梁启超进一步认为，中国应该像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那样。
大力兴办各类型的报纸：“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事者可阅水路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
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
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
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
事臣责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
犹恐文义太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E1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这样“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因此．在当今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喉舌论”．如何发挥新闻媒体的“耳目喉舌”作用．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2．第四种族。
粱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它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
他曾经说：“清议报事业虽小。
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
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日：‘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
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
”由此，梁启超指出，报馆应该代表国民发表公议．也就是说报馆要代表国民来监督政府。
梁启超所说的“第四种族”．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四权力”．它的原意就是梁启超所讲的新闻界是早期组成国会的三种阶级——宗教、贵族及平民——之外的第四阶级。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正文)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正文）(一梁启超办报实践及在此过程中其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在他的报刊实践产生、发展和完善的。
他的新闻思想与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紧密联系。
（一）从属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政治活动的报业活动阶段梁启超从1895年起涉足报坛，到戊戌政变之前，他的办报活动始终服务于维新派的政治活动，有京师强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中外纪闻》、还有《时务报》、《湘报》、《知新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批判封建制度。
这一时期，梁启超总结前人经验，结合自己办报实践，提出一套办报主张，较系统地阐述自己对报业的主张。
在1896年《时务报》上发表了他新闻思想代表作《论报馆有益于国是》，提出了“去塞求通”的观点，认为报馆有耳目喉舌的作用；他开创的“时务文体”，在当时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
（二）戊戌政变后康梁保皇立宪主张下的报业活动阶段1898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海外仍继续他的办报活动。
此间梁启超发表大量主张民权、自由、革命、独立的文章，但总倾向是鼓吹君主立宪。
这一时期，梁启超在报刊功能、办报原则、健全舆论和宣传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在海外创刊、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政论》杂志、《国风报》。
1901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文中阐述报馆的地位是“政本之本”、“教师之师”；办报的四个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1902年，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
”[2]在《新民丛报章程》中说：“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3]；报馆需要“若孝子之事父母，若良师之诱蒙童”[4]那样去指导国民，这样才能变成“新民”。
另外，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政府《少年中国说》等文章，在时务文体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不仅思想新，文言成分少，人称“新民体”，在当时许多报纸都跟着学习，这标志着报刊新文体已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
论述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论述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蜚声中外的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他从1895年 22岁创办《中外纪闻》;到1920年47岁正式脱离报馆工作; 先后达25年之久;他一生所从事的政治、学术活动皆与“办报”两字紧密相连..作为一名爱国报人;被人誉为“舆论骄子”的梁启超在长期办报的过程中;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实践;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新闻理论和新闻思想体系..首先;梁启超认为报刊主要有两大功能：1.“去塞求通”..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梁启超认为;国家的强弱取决于信息通塞与否;中国社会的症结之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和言论不通畅..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依靠办报“去塞求通”..所以他说国之有报纸;犹人之有耳目喉舌;要维持政治;扶持国体;首先得创办报纸;“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2.“党报”理论与报纸的“政治功能”..梁启超对报纸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他曾在多个场合强调报纸的社会政治作用;把报纸当做救国的手段..对他来说;报刊是唤起舆论;制造舆论;揭露社会现实问题;批评朝廷;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武器..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梁启超在现实的政治争斗中;往往通过“报纸”制造“舆论”;以期达到广大民众尤其是官员和知识分子的支持..梁启超开创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先河;他的理念也深深影响着在这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自梁启超后;从资产阶级革命到五四时期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家等中国近现代的多个政治人物十分注重“报刊舆论”的影响;以手中的“笔杆”为武器;以“报刊”为阵地;呼吁改革;把“办报”当做参与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另外;1898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到了日本;解读了更多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使他的思想体系飞跃而形成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体系..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报馆两大天职说和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原则..梁启超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他认为政府是国民的雇佣;而报馆是国民的代言人;所以报馆可以像“父兄之视子弟”那样来监督政府..这是报馆的一大天职..另外;他还认为;报馆应当发扬“史家之精神;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也就是发挥向导国民的天职..这比以前认为报纸是替皇帝“宣德达情”的主张;大大前进了一步..梁启超还提出了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一是宗旨定而高——报纸不能以“牟利”、“媚权贵”为宗旨;而要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宗旨;二是思想新而正——报纸要选取别国的新思想来贡献给本国国民;三是材料富而当——要做到知识丰富、全面;而且又要对材料严格选择;是读者“阅一字得一定之益”;四是报事确而速——要准确而且迅速的报道时事;要重视时事报道..这四条原则的论述;说明他对报纸的社会职责和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都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当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从1898 年至1921年; 以辛亥革命为界;梁启超东渡日本以及到欧洲游历期间接触到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方面的学说;他新闻思想也在不断变化;他对报刊的定位由“去塞求通”转变为“监督政府”;认为报刊是“与政府独立平等的自由体”..他还提出了第四种族理论..梁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它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梁启超所说的“第四种族”;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四权力”;它的原意就是梁启超所讲的新闻界是早期组成国会的三种阶级——宗教、贵族及平民——之外的第四阶级..197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斯图瓦特Dotter Stewart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根据宪法规定;新闻自由条款包括了对新闻机构的保障;新闻自由条款的作用就是直接保障新闻业;他提出“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的最初目的是要在政府之外建立第四个部门;以监督官方的三个部门..”这就是著名的第四权力理论..这个理论显然是对新闻媒体的社会地位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新闻自由的一个保障..但是由于其生活的社会背景的原因;他的新闻思想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首先;他的新闻思想是典型的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有着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其次;他的报刊活动;一直围绕着政治活动和社会理想展开;由此他对报刊业的思考;偏于政治;轻于行业研究;重于政治功利;轻于对新闻学相关概念;诸如新闻价值、新闻定义;新闻业务、新闻史;轻于对新闻采访写作方面的研究..最后;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很少考虑到受众的需求;没有重视受众在报刊信息传播中的积极作用;更没能意识到新闻传播中的群众性原则..梁启超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带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脱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无论如何;作为新闻学的启蒙者之一他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的有关新闻学的论文;不论带有多少中国的传统色彩;毕竟是创造性的..正是通过这些文章;现代新闻学的大部分观念被简单地介绍到中国..他那带着感情的笔端所流淌的一系列西方新闻学观点;构成了新闻学启蒙和新闻学创立之间的必要的思想环节..。
梁启超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又是一位报刊活动家、新闻理论家。
在他56岁(1873年—1929年)的人生中，就有长达27年(1895年—1922年)的新闻实践。
他亲自创办、协助和支持过的报刊就有29家。
一、新闻的使命。
二、梁启超在《<时报>发刊例》中，提出了“论说”四条、“纪事”五条。
“论说”四条：“公”、“要”、“周”、“适”。
“公”，就是要以社会利益为重，不附于一党之见；“要”，就是要拣“一国一群之大问题”，不能用小事来误导读者；“周”，就是要分清主次；“适”，就是内容要适合中国国情。
纪事五条：“博”、“速”、“确”、“真”、“正”。
“博”，就是广博；“速”，就是讲求时效；“确”即准确；“直”，就是要嫉恶如仇；“正”即正直。
以上内容，基本诠释了新闻的时效、广泛、客观、公正等使命三‘为谁办报刊用上“报刊”二字，是因为在梁启超时代，报纸也如杂志，如1896年8月创刊于上海的旬刊《时务报》，每期20多页——且将“报刊”作“报”用。
梁启超说：“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
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家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
”又说，“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殆脱一人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党之范围也。
”梁启超倾向为国家办报。
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指出，报纸应该“脱离一党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国报之范围，且更努力渐进，以达于世界报之范围。
”三、报刊的宗旨梁启超为《时务报》所定的办报宗旨：一是“广译五洲近事”，即报道世界形势；二是“详录各省新政”，即报道全国各地实施的“新法”；三是“博搜交涉要案”，使读者“奋励新学，思洗前耻”；四是“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懂得学习的趋势、内容和方法……《清议报》是梁启超流亡日本后1898年12月创办的。
《中国新闻传播史》梁启超办报活动及新闻思想
1.梁启超的办报活动《时务报》主笔；《知新报》撰述；主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创办《新小说》、《政论》、《国风》，参与创办《时报》。
2.梁启超的新闻思想㈠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时期此阶段梁启超的办报思想主要集中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中，核心是以报纸为“去塞求通”的工具。
1 所谓“通”，主要是指上下内外的沟通与交流，这种思想一方面表达了要求清政府改变闭关自守、向西方学习、救国于危亡的爱国热忱，另一方面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期望参与国政，谋求民主的朦胧愿望。
2 梁启超还将“去塞求通”概括为报刊的“耳目喉舌”功能。
他将社会比之于人，把报馆的作用比作一个人的耳目喉舌。
㈡维新派海外办报时期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主要集中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说》、《新民丛报章程》、《国风报叙例》等文章中。
1 报刊的两大主要职能:“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
”2 一份完善的报纸，应具备四个条件，“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速而确”。
3 确定了消息与评论两种文体区分的准则。
他认为新闻报道应具有“博、速、确、直、正”五个标准，评论应具有“公、要、周、适”四条标准。
④从传媒的角度，提出并论证了报刊宣传的两种方式——“浸润”和“煽动”。
对于两种方式，梁启超赞同并用。
另外，梁启超的报章文体革命始于《时务报》，成熟于《新民丛报》时期。
“时务文体”此时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后来也有人将此时的报章文体称为“新民体”。
梁启超首创“短评”“时评”等政论文形式，在《清议报》及《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我国新闻史上较早的一批报刊“短评”。
3.对梁启超的评价梁启超是我国仅大事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报刊活动家。
他一生有26年时间从事报刊活动，主办10余种报刊，著述达1400万言。
他的文笔犀利，议论耸动。
他是报刊的政论文形成了一种具有独到风格的文章，是当时言论界的骄子，我国报刊史上一位具有划时代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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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梁启超的办报活动与新闻思想
19实际90年代中期，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席卷全国。
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次国人办报的高潮。
其中，尤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挥了主力作用。
对于梁启超，人们常了解的大多是他的变法维新思想，殊不知，梁启超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笔名有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40余个。
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
也是清末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报刊政论家之一。
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自小熟读经史，17岁中举人，18岁晋京会试，落榜而归，遂于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学习今文经学,并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和传教士在中国所办报刊。
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
于1985年和康有为一起晋京会试，其间参与了“公车上书”，之后主编《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开始在舆论界初露锋芒。
后《中外纪闻》被迫停刊，他的衣服、用具、书籍均被没收，“流浪于萧寺中数月”而“办报之心益切”。
不久，受黄遵宪之邀南下上海主持《时务报》笔政。
1897年10月，又接受湖南时务学堂的邀请，赴湖南长沙就认时务学堂总教习，并参与《湘报》的筹办事宜。
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积极参与各项新政活动。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海外，先后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后又在檀香山创办《新中国报》，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鼓吹保皇立宪，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国，先后主编过《庸言》、《大中华》、《改造》等杂志。
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1929年病逝北京。
回顾梁启超的一生，其办报生涯自1895年在北京主编《万国公报》起至1922年脱离报界，前后共有27年，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字1400万言，其办报实践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其新闻思想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亦有深远影响。
梁启超先为《时务报》撰述，继而办《清议报》，又办《新民丛报》，以及《国风报》、《庸言报》、《大中华》等等。
若论其“量”：“任公生前无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著述累积达一千数百万言，平均每月以三万字记，亘四十年不辍。
”（张其昀《梁任公别录》）论其“质”：“则以《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
惊心动魄，一字千斤，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黄遵宪语）所谓“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
”（严复语）所以说，他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理论集大成者，他从事报业的时间之长，所写政论、事评影响之大，探讨新闻理论的著作之多，是空前的；而他的新闻思想就体现在他的这些文字中。
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对报纸的作用认识是深刻的，他的新闻实践是成功的，在他的带动下，出现了中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一改外报独占中国报坛的局面，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主要力量。
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
不仅由于他在当时的报业发生过实际上的重要影响，而且首先在于他从理论上对报刊的功能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
这在整个新闻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次突破。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在维新派新闻思想中最具典型，是维新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
他的新闻思想与政治思想密切相关，三个时期的发展变化也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
第一时期为戊戌变法时期。
其新闻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论学会》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文章中，在这些文章中，他详细而深透地论证过新闻的作用
和意义。
他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
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
”这里的“道”，显然就是指思想、观念、道理等；“群”则是通过传播——报纸而使更多的人接受，从而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其中“通”与“塞”也都是指传播的是否畅通而言；而“通”与不通（“塞”），则直接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智”、“强”与“愚”、“弱”。
可见，他已经把新闻的价值看得何等的重要。
在《时务报》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他一开始就论证了“通”与“塞”对于国之强弱的重要作用：“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
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
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
言语不通，故闽越之与中原，邈若异域。
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
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大力鼓吹多办报纸，主张报刊应“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术要书”，以启民智，以开风气，以助变法。
梁启超认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异端也”；“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而他的把报刊比作耳目喉舌，指出报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的办报主张，也深深表达了维新派要求借鉴学习西方、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迅速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爱国热情。
第二个时期为1899年到1911年。
变法运动失败后，康、梁等流亡海外，接触了更多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新闻理论，梁启超在总结前人和自己办报经验的基础上，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新闻思想。
一为报纸之功能。
1902年梁启超在《敬告同业诸君》一文中说：“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
”即提出报纸具有“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的“两大天职”。
二是提出办好报纸的四大基本原则。
梁启超在为《清议报》而写的《祝辞》一文中提出了办好报纸的四条标准：（1）“宗旨定而高”；（2）“思想新而正”；（3）“材料富而当”；（4）“报事确而速”。
三是提出健全舆论的主张。
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和《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系统阐释了何为舆论、舆论的形成、舆论的力量、舆论的种类、舆论与报纸的关系以及报刊如何健全舆论等相关问题。
他说，舆论乃一天地间之最大“社会制裁之力”，而报馆则为体现舆论之最有力之机关。
而报刊若欲健全舆论需具备“五本”：“一曰常识”、“二曰真诚”、“三曰直道”、“四曰公心”、“五曰节制”。
也即分别强调了持论者要知道“自然界、社会界之重要现象、原理、原则”和“国内国外之历史、现实陆续发生的问题”；报刊要“以国家利益为鹄，不以私人利害为鹄”，不“怀挟私计，而欲构煽舆论，利用之以供少数人之刍狗”；“柔而不茹，刚而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之精神”；不要“怀挟党派思想，而于党以外之言论举动，一切深文排挤之”，也不要“自命为袒护国民，而于政府之所设施”一概反对；“导之以真理”，不能“拨之以感情”，更不能“迎合姚浅之性，故作偏执之论”。
四是他根据自己的办报经验，提出办报宣传有两种方法，即浸润之法和煽动之法。
浸润之法是指“旦旦而聒之，月月而浸润之”，使读者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逐渐接受论者的观点；煽动之法是指要“故作惊人之语，造极端之词”，使读者猛醒。
同时，在具体新闻业务方面，如论说的写作上，提出“公、要、周、适”四点原则；在新闻的采集和写作上要做到“博、速、确、直、正”。
至于第三个时期，则是后期参与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论战过程中的一些新闻思想，主要是政治思想。
在此不做阐释。
通过对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的认识，了解到梁启超不失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驱以及他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