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佛教造像的世俗化研究

宋代佛教造像的世俗化研究 肖 屏

摘 要：源于古印度的佛教造像艺术移植到中国之后就不断地被中华民族本体文化扬弃与创新，至宋代，佛教造像愈益表现出神性的人性化，神道的世俗化特点。这些世俗化的造像使我们能够拨开佛教空寂虚无的迷雾，还佛教美术以人类自身历史的真实面貌。 关键词：宋代、佛教造像 世俗化

宋代是我国佛教造像艺术继六朝、唐朝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自太祖赵匡胤建国之初，就改变了后周的灭佛政策，重修寺庙，广纳僧尼,大造佛像。太祖之后，除徽宗外，其他宋代皇帝对佛教皆持扶植态度，民间也广为呼应,立寺设龛,史不绝书。 宋代寺院分禅、教、律三类。北宋全国佛寺多达四万余所,仅大相国寺内就有八禅、二律、六十四院,宋室南渡后，又在南方广修寺庙，江南的“五山十刹”尤为著名。宋代寺内设像窟龛造像,极大的促进了我国佛教艺术的恢复与发展。宋代佛教造像的地理分布与唐代不同：在西北方,唐时欣欣向荣的莫高窟虽然在宋初仍有造作，但已无气宇轩昂的“盛唐风范”；北方各地佛教造像较为分散；南方佛教造像则继五代之后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其中尤以巴蜀地区最为活跃，仅四川大足宝顶石窟就遗存佛教雕刻三十余组,大小造像一万余尊。宋代佛教造像以其世俗化的题材、儒道释三教合流的造像仪轨、清新自然的表现技法奠定了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一、宋代佛教造像世俗化的社会根源 1、市民阶层的壮大 赵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尚文抑武相对稳定的政治路线，使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工商业的繁荣兴旺，促使城市诸行百业的繁兴和广大市民阶层的壮大，多层次的社会生活状况，带来了多层次的文化艺术的发展，诗词、书画、美术、建筑、音乐、歌舞、杂艺等等正统和通俗的文艺一时得到极大的繁荣，造就世人对生活美、自然美、艺术美的认识幅度的扩大和欣赏能力的提高，从而奠定了沿用佛教造像的旧有形式，以表现世俗化的现实生活内容的社会基础。 2、佛教教化功能的衰退 随着禅宗在宋代的勃兴与发展，佛学界出现了一种由博而约，由繁而简的世俗化发展趋势。由超佛之祖师禅而越祖之分灯禅，心的宗教取代佛陀的崇拜，以“六经注我”的态度说“己心中所行之法门”。禅宗倡导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自性平等，众生是佛”的明心见性、即心即佛的佛性说，直接打击了佛教的神圣思想，打破了在家与出家，世间与出世，生死与涅槃之间的界限，成为中国世俗化宗教的标志。 在人民大众一方，切身的生存需求培养起来的现世主义观念，使人们更重视眼前的现实利益，人们到寺院佛窟，烧香拜佛，往往出于世俗的升官、发财、祈子、祈寿等目的。因而佛教场所不再是纯粹礼佛朝圣的的宗教场所，还变成了平民百姓公共活动的娱乐中心和经贸市场。《燕翼贻谋录》载：“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除商业贸易外，相国寺内还有戏剧、杂耍、观灯、听琴、赏画、饮食、品茶乃至卜卦看相等活动交互进行，相习成俗。寺院“俗讲”继承唐代，更为盛行，其中所讲的许多内容已是地道的世俗生活，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有的甚至与宗教教义背道而驰。“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粗俗之事„„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1）佛国净土变成了世俗的乐园，礼佛圣地翻为寻欢作乐的场所。僧人亦参与其间，吟诗作画，鼓琴施医，甚至烧肉为食，重利盘剥，无奇不有。其时人们对佛门弟子的趋利迎俗，曾有“今日僧家胜俗家”（2）之讥。宋代佛教本身的教化功能的衰落，也是促使佛教造像向世俗化迅急蜕变的原因之一。 3、“内圣外王之道”的儒学的盛行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儒家学说，其思想旨趣，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一言以蔽之—— “人”。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思想重点就是“仁学”。所谓“仁”，从语源学的角度说，是“二人”的组合，《说文》曰：“仁，亲也，从人、二”。孔子赋予“仁”以道德属性，用来论述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这种“重人伦，远鬼神”的审美倾向一直是儒学思想的主流。儒学发展至宋代，在继承唐代韩愈强化中央集权统一路线的同时，还吸收了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心性论，将“主敬、涵养、守一”的个人修行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标相结合，心性之学主治内,治国平天下主治外，并将《中庸》、《大学》、《论语》、《孟子》作为取仕的必读经典，号称“四书”，内以治心，外以治国，以“四书”中诸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儒学思想体系作营国路线既解释了中央政权高度集中的绝对性（天理），又说明了小农自然经济分散的合理性（理一分殊），对维持社会大一统的正常秩序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宋代帝王对道教的信奉也是造成我国佛教艺术以民族文化性取代佛教文化神性变革的重要因素。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诏令合佛、道为一教，称释迦牟尼为大觉金仙，菩萨为大士，佛、道造像衣冠可以通用，以致佛教传统造像仪轨不再是造像的唯一标准，从而加剧了佛教造像神性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的瓦解。 由于上述诸多方面原因，宋代佛教造像从造像题材的选择到艺术形式的处理，都充满了浓郁的世俗生活气息，呈现出新的艺术风貌。下面试以四川大足，山东长清，浙江杭州等地的宋塑遗迹来论述宋代佛教造像的世俗化特点。 二、宋代佛教造像世俗化的具体表现 1、神圣的弥勒佛祖造像的世俗化变迁 弥勒佛是“现世佛”释迦牟尼灭度之后下降人世的佛祖。《法灭尽经》说：“弥勒下世作佛，天下太平，人心常慈，恭敬和顺，雪泽随时，谷稼滋茂，一种七获，众生得度”。这样的理想世界，自然受到人们的热烈向往。宋代之前的弥乐佛造像有上生菩萨形和下生佛形二种，以下生佛形造像最为多见。佛形造像必须严格遵循经论中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造像仪轨：诸如 “广长眼”、“鼻直高”、“面净如满月”、“手足赤白如莲花色”等细节特征，集中了人类想象出的一切优点来塑造这位至尊至贵的佛祖形象，借以突出他超越人间的“神性”特征，使人们产生敬仰之情而皈依佛门。 迨至五代，尤其是两宋时期，随着佛教世俗意识的高涨，出现了与前代迥异的面带笑容的大肚弥勒佛。此弥勒佛的原型，据考证是直接来自五代逍遥自在，无拘无束的禅僧契此。《契此传》载：契此“蹙额皤腹，寝卧随处，常以杖荷布袋入尘肆，见物则乞，所得之物，悉入袋中„„”因此人称布袋和尚。他平时出言无定，悠然自得，爱嬉戏小儿，后入灭于西湖岳林寺。因为契此能示人凶吉,死时又留有“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的偈语，加上他那乐天知命，笑容可掬的形象极为投合世俗心理，于是成为佛教造像中新的弥勒形象，五代两宋间“遂塑画其像为弥勒佛以事之”。 这位肥头大耳的弥勒佛与早期端庄秀美的弥勒上生菩萨像及庄严静穆的下生成佛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大足宝顶至杭州飞来峰等处的弥勒塑像，其“蹙额皤腹，笑容满面，箕踞而坐”的丰厚形象已完全摆脱了佛祖造像“绝对高于人间”的程式化造型。高不可攀的弥勒佛祖成了小孩子都可以爬满全身与之嬉戏的乐呵呵的大肚子和尚。这一“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的皆大欢喜的佛祖形象，标志着宋代佛教神祗造像已深深地融入了世俗生活，从而取得了全新的艺术生命力。 2、现世得福的观音、地藏等神祗造像的流行 随着宋代佛教艺术的世俗化发展，原来以佛祖造像为主的彼岸崇拜逐渐让位给具有“现世得福”意义的观音、地藏等神祗崇拜。观音菩萨：最初作为阿弥陀佛的左胁侍，据经云：“若有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观音这种即时援手深入民间普渡众生的非凡法力，使她在菩萨群中地位特殊，渐成为单独设龛供奉的偶像。虽然前代已有单独供奉的观音像出现，但至宋代则形成“家家户户观世音”的盛况，与民间广为信奉的财神、土地神一样，成为凡尘最受欢迎的供养偶像。 山西长子县崇庆寺内，观音像为主尊，作骑麒麟状。麒麟是中华民族自古相传的吉祥瑞兽，并不是佛教的传统造像题材，这种造型组合是民间艺人的大胆创新。宋代观音造像的坐式也突破了旧时仪轨而日趋随意，如陕西子长县北钟山石窟内的宋塑观音，盘腿席地而坐，双手置于膝上，如一个正在休憩中的民间女子；延安清凉山万佛洞的观音像，则取半倚半踞的自在坐式，俗称“自在观音”。这一泼辣的造型俨然是宋代平民女性自然神态的真实表现。 大足北山石窟125号龛的数珠观音更具风采，她头戴花蔓，肩披发丝，体态呈优美的“S”造型，双手斜放在腹前，眼角眉稍含颦欲笑又略带羞涩，赤足站在莲花宝座上，飘逸飞扬的衣带烘托出玉树临风的优雅身姿。世人给她取了个爱称“媚态观音”，这一“冰肌玉骨，水殿风来暗香满”呼之欲出的妩媚女郎，使禁欲主义的宗教意识荡然无存。 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唐代僧人为缩短人们接近天国的距离而创造出来的神祗，经书上说他原住在南方琉璃世界，因为看到地狱众生的悲惨处境，于是他从极乐世界移居黑暗地狱，并发愿道：“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 宋代的地藏菩萨像，已打破佛教造像仪轨的限制，直接把他塑成凡夫俗子的形象。如大足北山佛湾177号窟“地藏变相图”，窟内雕刻了地藏及其化身像共五尊，他们或坐或立，都与常人身高相同。主像为地藏菩萨本身像，他悠闲地盘腿坐在高背椅上，面庞圆胖，双手笼于袖中，神态憨厚慈祥，如同心宽体胖的一家之长，正在听众人叨家常。窟内左壁内侧为地藏化身之一，他垂腿而坐，面容消瘦，左手紧握的锡杖上端，还刻上了一只小老鼠，它伸头探脑，翘着尾巴使劲往上爬的模样，与愁眉不展，悲天怜人的地藏菩萨对照成趣，体现了宋代的民间雕刻艺人对神调侃嘲讽的恢谐幽默之情。 鬼子母：亦称“九子母”，梵名诃利帝母。她生有五百个儿子，原是外道恶神，皈依佛法后成为护法善神。《南海寄归内法传》称：“其有疾病无儿息者，飨食荐之，咸皆遂愿。”因而备受具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的儒家孝道观念的世人之青睐，被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