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忠孝观看宋代佛教的世俗化
宋代佛教造像的世俗化研究
宋代佛教造像的世俗化研究肖屏摘要：源于古印度的佛教造像艺术移植到中国之后就不断地被中华民族本体文化扬弃与创新，至宋代，佛教造像愈益表现出神性的人性化，神道的世俗化特点。
这些世俗化的造像使我们能够拨开佛教空寂虚无的迷雾，还佛教美术以人类自身历史的真实面貌。
关键词：宋代、佛教造像世俗化宋代是我国佛教造像艺术继六朝、唐朝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自太祖赵匡胤建国之初，就改变了后周的灭佛政策，重修寺庙，广纳僧尼,大造佛像。
太祖之后，除徽宗外，其他宋代皇帝对佛教皆持扶植态度，民间也广为呼应,立寺设龛,史不绝书。
宋代寺院分禅、教、律三类。
北宋全国佛寺多达四万余所,仅大相国寺内就有八禅、二律、六十四院,宋室南渡后，又在南方广修寺庙，江南的“五山十刹”尤为著名。
宋代寺内设像窟龛造像,极大的促进了我国佛教艺术的恢复与发展。
宋代佛教造像的地理分布与唐代不同：在西北方,唐时欣欣向荣的莫高窟虽然在宋初仍有造作，但已无气宇轩昂的“盛唐风范”；北方各地佛教造像较为分散；南方佛教造像则继五代之后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其中尤以巴蜀地区最为活跃，仅四川大足宝顶石窟就遗存佛教雕刻三十余组,大小造像一万余尊。
宋代佛教造像以其世俗化的题材、儒道释三教合流的造像仪轨、清新自然的表现技法奠定了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一、宋代佛教造像世俗化的社会根源1、市民阶层的壮大赵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尚文抑武相对稳定的政治路线，使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工商业的繁荣兴旺，促使城市诸行百业的繁兴和广大市民阶层的壮大，多层次的社会生活状况，带来了多层次的文化艺术的发展，诗词、书画、美术、建筑、音乐、歌舞、杂艺等等正统和通俗的文艺一时得到极大的繁荣，造就世人对生活美、自然美、艺术美的认识幅度的扩大和欣赏能力的提高，从而奠定了沿用佛教造像的旧有形式，以表现世俗化的现实生活内容的社会基础。
2、佛教教化功能的衰退随着禅宗在宋代的勃兴与发展，佛学界出现了一种由博而约，由繁而简的世俗化发展趋势。
宋元时期徽州宗教发展的世俗化倾向（下）
万花筒15 Oct. 2015编辑|朱慧敏二、宗教世俗化的表现1.寺观依附于宗族，成为宗族祭祀祖先的地方寺观是僧人和道士修行参禅、修炼传道、举行各种宗教仪式以及生活的场所，徽州宗教世俗化以后，使得很多寺观依附于宗族，成为宗族祭祀祖先的地方。
宗族则借助功德寺、坟庵、寺观立祠，为祖守灵护坟，岁祭祖先。
功德寺最早出现于唐朝，由皇帝敕赐达官贵人，用佛教仪式荐福祖先亡灵。
到了南宋，建寺观招僧守墓已经较为普遍，但徽州尤为典型。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丞相汪伯彦的祖父重建祁门霄汉资圣院，南宋建炎初（公元1127年），祁门汪伯彦向朝廷请命，敕改忠国显亲下院，并在寺中建祠，设置祖宗画像，以便四时祭祀。
祁门人程伯原之母是丞相汪伯彦秦国夫人之女，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在六都建报慈庵以奉丞相。
淳祐年间（公元1241-1252年），休宁程氏在汊川建觉慈庵祭祀程珌。
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南宋丞相程元凤去世葬在歙县古城关，并在墓旁建祠建寺，招僧住寺管理墓祠。
元代寺毁于兵火，元凤的六世孙程孟、程亿担心寺毁以后，祠没人管理也会逐渐荒芜，于是捐资重新建寺，同时扩建墓祠，方便岁时子孙前往祭祀。
昭孝积庆寺既是程元凤的功德寺，也具有墓祠的性质。
明代，为了方便子孙岁时展谒，增葺墓祠，则新祠更具宗祠特征。
与功德寺差不多的是坟庵，功德寺通常由朝廷敕宋元时期徽州宗教发展的世俗化倾向（下）朱 平建，坟庵则是由家人或族人自建，以委托僧道于墓旁房屋守墓，庵便于祭祖而似墓祠，同时也具有寺的性质。
婺源武口王竑，号“老椿居士”，富甲六乡，两宋之交立宝严庵守墓。
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年）歙县汪若容、汪若思奉敇葬其父王叔敖于县西30里黄罗峰之北，并奏立金紫院，附祠像其中。
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休宁孙万登在县东南40里建审坑庵，并在庵东建堂，安放孙、吴二姓的神主牌位。
程珌还曾在汪潭建玉枢庵，祭祀其父程文夷。
以寺庙附祭先祖在徽州更为普遍，唐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吕渭任歙州司马，曾在城西兴唐寺旁空地建堂读书，离任时，将书堂捐赠给寺僧，吕渭后来担任礼部侍郎。
中国早期佛教造像民族化与世俗化研究
中国早期佛教造像民族化与世俗化研究中国早期佛教造像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体，它不仅从艺术角度展示了佛陀形象，更是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民族化与世俗化的表现。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融合了当地的文化和艺术元素，使佛教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本文将从民族化和世俗化两个方面对中国早期佛教造像进行研究。
民族化是指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逐渐融入了中国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元素。
佛陀的造像逐渐采用了中国人的面容和特征，如圆脸、割眉等。
佛陀的神态和表情也逐渐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充满了慈悲与智慧的表情成为佛陀形象的主要表现之一。
佛教的传播也融入了中国的传统礼仪与仪式，如佛教寺庙的建筑风格和布局都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佛教寺庙在中国有着独特的韵味。
世俗化是指佛教在传播过程中逐渐与世俗事物结合，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
佛教造像的形象逐渐与中国社会中的人们相似，这样的造像更容易引起中国人民的共鸣和接受。
佛教的内容也逐渐注重人间福报，注重人们的生活和幸福。
佛教信仰被视为一种寻求解脱和幸福的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因此佛教寺庙往往不仅仅是宗教场所，而是人们求福祈祷、观光游览的地方。
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的民族化和世俗化表现为佛教形象的中国化以及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佛教造像以中国人的面貌呈现，表情与中国人的审美观念相符。
佛教寺庙的建筑与布局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佛教的内容也注重人间福报，使佛教信仰更贴近人们的生活需求。
在当今社会，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的民族化与世俗化仍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通过对早期佛教造像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这对于我们增进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认识，以及促进我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世俗化问题探究
究目录•敦煌佛教世俗化的背景及原因•敦煌佛教世俗化的表现•敦煌佛教世俗化的影响•敦煌佛教世俗化的评价及对现代的启示•研究结论与展望因01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佛教在敦煌地区传播已有千余年历史。
02敦煌佛教文化融合了中原、西域、吐蕃等多种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敦煌佛教文化。
03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发展达到高峰，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的中心之一。
敦煌佛教的历史背景政治因素唐中后期五代时期，政治动荡，战争频繁，社会矛盾尖锐，世俗化成为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济因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佛教世俗化也得到了进一步推动。
文化因素敦煌佛教文化融合了多元文化元素，世俗化有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宗教因素佛教教义强调众生平等、修身养性等，与世俗社会有一定的联系，也为佛教世俗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敦煌佛教世俗化的原因敦煌佛教世俗化的表现01强调因果报应在世俗化过程中，敦煌佛教教义更加强调因果报应、善恶有报的观念，以此劝化民众行善积德。
02与儒家思想的融合敦煌佛教教义在世俗化过程中，逐渐与儒家思想融合，吸收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强调忠孝仁义等价值观。
03对民间信仰的吸纳敦煌佛教教义在世俗化过程中，积极吸纳民间信仰和传说，将其融入佛教教义中，使佛教更贴近民众生活。
佛教教义的变异佛像造型的多样化01在敦煌佛教艺术中，佛像造型不再单一，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既有传统的庄严肃穆形象，也有适应世俗审美需求的和蔼可亲形象。
02佛像与民间形象的融合敦煌佛教艺术在世俗化过程中，将佛像与民间形象相融合，如将佛像融入山水、楼阁等民间景观中，使佛像更贴近民众生活。
03佛像与民间工艺的结合敦煌佛教艺术在世俗化过程中，将佛像与民间工艺相结合，如将佛像雕刻在木石、金属等材料上，使佛像更具有民间特色。
佛教形象的世俗化信仰仪式的融合敦煌佛教在世俗化过程中，吸收了一些民间信仰仪式，如将一些民间祭祀仪式融入佛教仪式中，使佛教信仰仪式更加贴近民众生活。
宋朝的宗教信仰
宋朝的宗教信仰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信仰多元化的时期之一。
在宋朝时期，佛教、道教和儒教三大宗教在社会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并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
一、佛教信仰佛教是通过佛经及其宣扬的佛教教义来规范信仰的一种宗教形式。
在宋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
理性、世俗化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宋朝的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
一方面，佛教倡导修道、济世、度众，成为一种道德修养的方式。
另一方面，一些佛教寺庙逐渐商业化，通过修建佛塔、举行佛事来获取经济利益。
这种商业化的佛教在宋朝时期出现了分化，僧尼的道德观念和修行传统也受到质疑。
二、道教信仰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之一，主张顺应自然、追求长生不死的修道之道。
在宋朝时期，道教信仰与政治联系紧密，道教大师往往被封为官员，成为朝廷的参谋。
道教教派也开始出现了分化，一方面是注重修道、修持内丹的方士派，另一方面是强调神仙、道教仪式的正一派。
不同的道教教派在宋朝时期展开了激烈竞争和相互排斥。
但无论是哪一种道教信仰，都受到当时社会精英的尊崇，成为文人士大夫们修身养性的选择。
三、儒教信仰儒教信仰是宋朝时期最为主流的宗教信仰。
宋朝初年，朝廷推崇儒学，正统性的儒家思想通过科举制度的实施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
儒家崇尚礼仪、道德、忠孝等传统价值观念，影响了宋朝社会的风气和道德品质。
儒家学说的影响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成为社会稳定和人们信仰的核心。
总结起来，宋朝时期的宗教信仰显示出多元化和融合发展的特点。
佛教强调道德修养与济世救人，道教注重追求长生不死和自然之道，儒教则主张以礼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三大宗教教派在宋朝时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为宋朝社会注入了宗教因素，也让宗教信仰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宋朝宗教信仰并非一片祥和。
这些宗教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有时也会发生冲突和摩擦。
不同宗教教派之间的竞争、对人们信仰和行为方式的规范争议，以及道教和佛教的分化等问题都对当时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动荡和不稳定。
从忠孝观看宋代佛教的世俗化——以北石窟寺为例
的信 仰 和 推 崇 。 史 载 ， 光 武 帝 之 子 楚 王 刘 英 “ 少 乱 时 期 人 们 的 精 神 寄 托 。 但 佛 教 在 传 播 的 过 程
时好游侠 交通 宾客 ， 晚 节更喜 黄 老 ， 学 为 浮屠 ， 斋 戒祭丰 巳” 。 …魏 晋 南 ｊ匕 朝 日 寸 期 ， 由于长期 战乱 ， 灾 难
会 的一 切 联 系 ， 要求 教 徒 既 不 能 娶 妻 ， 也 不 能 生
子 ， 更 不 能 对 父 母 长 辈 尽 孝 ， 宣 扬 一 切 皆 空 。 佛 教 的这 些 教 义 ， 使 得 这 些 佛 教 徒 不 再 具 有 世 俗 生 活
中 的孝 亲 思 想 ， 这 些 与 中 国 的传 统 伦 理 道 德 ， 尤其
了北石窟寺 当时的佛事盛况， 但这些世俗化了的佛事活动是对佛教忠孝观的有力诠释。 关键 词 ： 佛教 ； 忠 孝观 ； 世俗化 ； 北石 窟 寺
中 图分 类 号 ： Ｋ ２ ０ ７ 文献 标 识码 ： Ａ 文 章 编号 ： １ ６ ７ ４ — １ ７ ３ ０（ ２ ０ １ ３ ） ０ ２ － ０ １ １ １ － ０ ３
以北石窟寺为例
段 有 成 ，冯小琴２
（ １ ． 陇东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庆阳 ７ ４ ５ ０ ０ ０ ； ２ ． 兰州城市学院， 甘肃 兰州 ７ ３ ０ ０ ７ ０ ）
摘 要 ： 忠孝 观是 佛 教 的重要 教 义 。 宋 金 时 期 ， 由于佛 教 的世 俗 功 能加 强 ， 佛 教 的 忠 孝 观 不 断 与 儒 家 传 统 的主 流 思 想相 结合 ， 极 大地 推动 了佛教 的世 俗化 发展 。位 于甘 肃 陇 东 的北 石 窟 寺 ， 是 甘 肃 境 内比较 重 要 的 石窟 群 之一 ， 在 佛教 的 东渐 史上有 一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的地 位 和影 响 ， 保 存 至 今 的 宋金 时期 ３ ０ 多方碑 铭 和 题记 ， 反 映
宋代佛教世俗化的向度及其启示
作者： 陈雷[1]
作者机构： [1]浙江理工大学
出版物刊名： 宁夏社会科学
页码： 157-163页
年卷期： 2019年 第5期
主题词： 宋代;佛教;世俗化;向度;启示
摘要：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意味着源自外邦的佛教大体上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
入宋以后,佛教世俗化的节奏日臻加快。
从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看,作为一种'社会形式',宋代佛教在与世俗社会的互动中,是沿着寺院经济、政治教化、义理、修持方式等向度展开其世俗化的逻辑进程的,总体上呈现为'神圣者'、'接近'世俗社会的格局。
其世俗化在'自我限制'的前提下,积淀了诸多值得关注的经验:既努力做好'本分事',又有'理性的'社会行为;既有'佛之道与王道合'的论辩,又突
出'神圣者'在政治教化方面的峰值;既参与文化融合,又不忘守护'本色';既恪守佛旨,又随顺世俗调适修持方式;等等。
其世俗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儒释道'三教融合'。
其世俗化对后世佛教乃至其他宗教世俗化具有一种规约作用,对于解答'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时代课题也不无启发意义。
渗透着世俗化地方化审美意识的佛教艺术
渗透着世俗化地方化审美意识的佛教艺术内容摘要：大足宝顶山宋代石刻是别具特色的一处佛教造像场所，是在之前的石窟艺术的基础上与地方文化融合而演变发展形成的，是对中国古代艺术的继承与延续。
在宋代社会政治背景的作用下，宝顶山石刻独特的以佛、儒、道三教结合的方式来表现宗教形象，并大量采用取材于普通布衣生活内容的连环画式的叙事性图解手段，以通俗化对其宗教意义的诠释，从而便于宗教经典的宣播。
在现存遗迹中今人所能解读到的是，宗教形象被赋予了更多的市民阶层的视觉特征和思想意识，将老百姓身边熟悉的人和事几乎提升至与神同等的地位，世俗化、地方化的审美理想流露无疑，宗教法度和地位因历史的变革而发生的演变与衰落催生的却是无可争辩的民间艺术杰作。
关键词：宝顶山石刻；三教合一；世俗化；地方化借助艺术的表现手段阐释、美化、宣扬宗教义理是所有宗教共同的做法，始于汉代的佛教文化传播与盛行造就了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辉煌的石窟艺术。
隋、唐社会的政治、经济不断发展和前进的力量将佛教雕塑艺术推至一个高潮，精细、完满并逐渐民族化风格的佛教造像曾让研究者们误以为中国佛教石窟艺术已发展到顶峰时期，后世再无可与之相媲美的作品出现。
及至在冈峦起伏的川东丘陵地区发现异军突起的大足宋代石刻群，改写了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历史，将中国石窟长廊延伸到南方并作为最后一处丰硕之果而画上句号。
在大足境内近百个大小石窟中，宝顶山石刻是尤具特色的一处造像场所，是在之前的石窟艺术的基础上与地方文化融合而演变发展形成的，是对中国古代艺术的继承与延续。
在宋代社会政治背景的作用下，宝顶山石刻独特的以佛、儒、道三教结合的方式来表现宗教形象，并大量采用取材于普通布衣生活内容的连环画式的叙事性图解手段，以通俗化对其宗教意义的诠释，从而便于宗教经典的宣播。
在现存遗迹中今人所能解读到的是，宗教形象被赋予了更多的市民阶层的视觉特征和思想意识，将老百姓身边熟悉的人和事几乎提升至与神同等的地位，世俗化、地方化的审美理想流露无疑，宗教法度和地位因历史的变革而发生的演变与衰落催生的却是无可争辩的民间艺术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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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陇东学院学报Mar2013第24卷第2期Journal of Longdong University Vol．24No．2从忠孝观看宋代佛教的世俗化———以北石窟寺为例段有成1，冯小琴2（1.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庆阳745000；2.兰州城市学院，甘肃兰州730070）摘要：忠孝观是佛教的重要教义。
宋金时期，由于佛教的世俗功能加强，佛教的忠孝观不断与儒家传统的主流思想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发展。
位于甘肃陇东的北石窟寺，是甘肃境内比较重要的石窟群之一，在佛教的东渐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保存至今的宋金时期30多方碑铭和题记，反映了北石窟寺当时的佛事盛况，但这些世俗化了的佛事活动是对佛教忠孝观的有力诠释。
关键词：佛教；忠孝观；世俗化；北石窟寺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730（2013）02-0111-03收稿日期：2013-01-05作者简介：段有成（1975—），男，甘肃镇原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陇东地方史研究；冯小琴（1963—），女，四川合江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与文化产业研究。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大约到了东汉初年开始传人我国，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信仰和推崇。
史载，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1］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战乱，灾难深重的劳苦人民，祈求佛祖保佑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以此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佛教得到了广泛传播。
为了麻痹广大人民的斗志，各族统治者也大力提倡佛教，使佛教在意识形态上与玄学、儒学结合，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宗教。
始建于这一时期的北石窟寺，是佛教开始由中原向西北“倒流”的一个必经之地。
北石窟寺位于甘肃庆阳境内，是甘肃境内比较重要的石窟群之一，始建于北魏，兴盛于隋唐。
宋金时期，陇东地区成为宋金战争的主战场，人民遭受连年战乱之苦，人们希望能够得到佛和菩萨的保佑和拯救，便以烧香拜佛、修造佛像、许愿还愿、广作法事、结社集会等形式表达对佛教或菩萨的崇拜，宋代佛教的兴盛以不同于唐代的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
［2］今存于窟内的30多方宋金时期的碑铭和题记，反映了北石窟寺当时的佛事盛况，但这些世俗化了的佛事活动是对佛教忠孝观的有力诠释。
一东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最早是受宫廷皇亲贵族的推崇，成为统治者麻痹下层群众的精神武器，佛教主张因果轮回报应，成为社会动乱时期人们的精神寄托。
但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主张佛教徒离家弃世，割断与家庭和世俗社会的一切联系，要求教徒既不能娶妻，也不能生子，更不能对父母长辈尽孝，宣扬一切皆空。
佛教的这些教义，使得这些佛教徒不再具有世俗生活中的孝亲思想，这些与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尤其是儒家思想主张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分歧。
因而，佛教自传入中国伊始，就与中国主流思想意识儒家思想开始了激烈的碰撞，尤其是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唐代的傅奕、韩愈和宋代的程颢，他们抨击佛教主要集中在一点，就是佛教“无君无父”、“不忠不孝［3］，不父其父，不君其君，不事其事；”［4］“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
”［5］这些儒家学者认为，佛教是对纲常伦理的破坏，对国家、对人民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作为外来宗教，要在本土得到进一步传播，不仅要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最主要的是要适应广大民众的需求，就必须不断地本土化和世俗化。
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自身的教义也在不断地阐释。
在宋代，最高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扶植态度，宋太宗就指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6］在最高统治者和佛教徒的共同推动下，佛教在宋代广为传播，“浮屠氏之说盛于天下”，［7］“老佛之宫遍满天下。
”［8］作为这一时期佛学代表的禅宗倡导明111心见性、即心即佛的佛性说，打破了在家与出家的界限，佛教的教义与本土的孝亲思想顺利结合，目连救母的故事和盂兰会的来历在民间广为弘扬。
现存于北石窟寺第165窟内的宋代绍圣元年（1049）八月所立的《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会记》碑记载了当时北石窟寺盂兰盆会的盛况，其碑文记载：“每岁中元，近寺十社，建盂兰道场，设千佛之供作乐大会。
四方来者，不止百千众，均施筍脯之饭，以广善因。
”碑文所记的中元节，即每年的七月十五，是佛教的盂兰盆会节，是佛教徒为追荐亡灵而设的一种仪式。
盂兰盆又作乌蓝婆孥，为梵语ULLam-banade的音译，意思是“救倒悬”。
盂兰盆会的故事由《盂兰盆经》引出，相传释迦牟尼的弟子目连见其母在地狱中受苦，乞求佛祖解救。
佛祖让他在七月十五日陈设盂兰盆，备下百种美味饮食，供养十方大德僧人超度众饿鬼，这样就可以使厄难中的七世父母及现生父母得以解脱。
目连依样设供，最终使其母脱离了饿鬼道。
而且，《盂兰盆经》对这一故事的主旨也进行了阐释：“是佛弟子修孝顺者………年七月十五常以孝慈忆所生父母，为作盂兰盆，施佛及僧，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
”规模宏大的盂兰盆会，体现了以佛言孝的孝亲观，使佛教走向本土化和世俗化的主要表现之一。
有学者认为，佛教孝亲观的形成，是佛教不断适应传统儒家思想和中国化的结果。
“释迦以文教，其译于中国，必托于儒之能言者，然后传远。
”［9］说明佛教在传播过程中，要不断地适应儒家传统思想，减少其传播过程中的阻力。
但笔者认为，佛教孝亲观的不断世俗化，是佛教对自己的不断完善和深化的结果，因为佛教自佛陀时代起就非常重视孝亲人伦道德，在佛经中就有这样的经文：“假使有人左肩担父，右肩担母，研皮至骨，穿骨至髓，绕须弥山，经百千劫，血流没踝，犹不能报父母恩。
”莲池大师将佛教的孝亲观分为三等：“奉养双亲，免于饥寒为下等孝顺；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为中等孝顺；为父母说法开慧，往生佛国，永离三途为上等孝顺。
”佛教视天下苍生为父母，僧人出家是为了实现天下上孝、成就佛道，以度天下无边众生。
所以盂兰盆会在民间的盛行是佛教以佛言孝的教义世俗化的表现，是佛教对中国孝亲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
二据《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会记》碑记载，在绍圣元年的中元节，“近寺十社的民众共同营建道场，做千佛之供的大法会”，在当时的佛教圣地，来到这里做佛事和游览的人“不止百千众”、往来的游人也是“其众如云”。
宋代以前的佛教徒，主要是以上层统治者为主，而到了这一时期，佛教信徒走向大众化和平民化，“佛氏乃为逋逃渊薮，今看何等人，不问大人、小孩、官员、村人、商贾、男子、妇人，皆得入其门。
”［10］与前代相比，宋代的佛教对社会的更加广泛和深入，当时有“家家观世音，处处弥勒佛”之说。
大量的佛教徒聚集到寺院，烧香拜佛，往往是出于世俗的祈子、祈福、祈平安的目的，满足人们多子多福的愿望，这些可以与当时全国的许多佛事活动相印证。
佛教的世俗化还表现为佛教世俗功能的不断加强。
从碑文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在盂兰盆会节，石窟寺内竞作佛事，超度亡灵，“建盂兰道场，设千佛之供作乐大会。
”在宋人看来，对逝去的长辈设斋超度，可以使他们在地狱中免遭恶鬼的鞭笞和折磨，而且能超生投胎为人，脱离苦海。
这些虔诚的佛教徒，“昼茅霄掏，终岁勤动，衣有不蔽其身，粟有不充其肠，官逋省负，匿名潜迹，以刑绳之不能。
”但他们还是“列金罍、翻玉觥、罗真果于朱罍，敷甘瓜于绀盘，……炼香于前，或胡跪合掌作礼于后。
”尽管这些虔诚的信徒生活十分窘迫，但他们为了追念逝去的亡魂，对佛事活动非常虔诚。
据《靖康要录》记载，“圣旨，金人侵扰京畿，至良民横被杀伤，士卒殒身行阵，除内中已开道场追荐，朕食素食，亲诣行香，并令在京宫观僧道，各设斋蘸忏会，仍遣使分就四邻，严洁致祭。
”据《取经诗话》十七记载：“长者一日思念考妣之恩，又忆前妻之分，广修功果，以荐亡魂。
”宋代的各种法会，是将超度亡灵、孝养父母、净土往生和现实利益合为一体，为世俗社会和下层劳动人民所接受。
宋代以前，佛教的世俗观念主要表现为普渡众生，北宋末年，金人大举南侵，高僧宗杲在《示成机宜（季恭）》中提出：“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
”［11］将“忠君爱国”的观念引入佛教。
现保留在北石窟寺内宋人的碑铭和题记三十多方。
最早的淳化三年（992），最晚的皇统丁卯年（1147），多数题记出现在北宋中后期，部分题记反映了金人占领这一地区前后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心态。
今存于165窟门内北侧阴刻“绍兴庚申三月末，蒙勉功缘宪檄经此。
自解职彭阳，俄复四载。
光阴易得，益使人兴叹，因笔以书。
”从题记可以看出，题者有白驹过隙的惆怅，更重要的是在慨叹赵宋统治者对失去国土的冷漠和对金人统治的211无奈，慨叹自己人生将逝，不能以实际行动来报效国家，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远大情怀。
另外，从此题记使用南宋年号来看，“绍兴庚申”是公元1140年，而原州早在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十一月已经归金人统治，相距十年仍然沿用大宋年号，他题辞于佛教圣地，也在告诫佛门弟子，“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国耻家恨佛门弟子也责无旁贷，体现了他的忠君爱国之心。
又如在北石窟寺的165窟内有一壁刻的题记为“政和戊戌夏五月甲辰，大帅种公统五路兵出鄜延，郡倅钱坚迎谒境上，因率巡检祁谨、权邑淳于铎、县尉元沣、工曹范直方同过彭阳石窟寺，回中宋延年继至，相与留恋，抵暮而归。
”这则题记主要记述了宋朝大将种师道率领军队过北石窟寺时时受到当地（彭阳）人们的欢迎和爱戴。
至于种师道率领的军队过境时为什么能够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这一方面种师道是朝廷大将，受到地方官员的接待是正常现象；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种师道筑席苇平城不久，被西夏军队攻破，种师道率领精兵将之夺回，徽宗皇帝御赐“清夏城”。
种师道的抗夏行动受到当地官民的拥戴，因而当他于两年后率兵过彭阳时受到人们的欢迎，大家纷纷迎谒境上，以示对抗击西夏名将的尊重和支持，这件事情被记录在佛教圣地，可能一方面是在大力宣扬佛教慈悲济世的和平教义，另一方面也在告诫佛教徒必须以“爱国爱教”作为修行的责任与使命。
不但要孝于亲，而且要忠于君，忠与孝不可分割，相辅相成，这本是封建社会世俗生活领域的观念，也是儒家的思想主流。
而到了宋代，随着佛教忠孝观教义的不断发展，与传统的儒家主流思想密切结合，表明这一时期的佛教已经完成了他的本土化进程和世俗化进程。
佛、儒理论的一致论，是宋代佛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也是宋代佛教世俗化的依据之一。
宋代佛教的世俗化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这种变化不以佛教自身的演变逻辑为转移，而主要是由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文化的繁荣、教育的发达、战争的频繁及人民灾难的加重等主要因素的影响，体现了这以一时期佛教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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