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忠孝观看宋代佛教的世俗化
2013年3月陇东学院学报Mar2013第24卷第2期Journal of Longdong University Vol．24No．2从忠孝观看宋代佛教的世俗化
———以北石窟寺为例
段有成1，冯小琴2
（1.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庆阳745000；2.兰州城市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忠孝观是佛教的重要教义。宋金时期，由于佛教的世俗功能加强，佛教的忠孝观不断与儒家传统的主流思想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发展。位于甘肃陇东的北石窟寺，是甘肃境内比较重要的石窟群之一，在佛教的东渐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保存至今的宋金时期30多方碑铭和题记，反映了北石窟寺当时的佛事盛况，但这些世俗化了的佛事活动是对佛教忠孝观的有力诠释。
关键词：佛教；忠孝观；世俗化；北石窟寺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730（2013）02-0111-03
收稿日期：2013-01-05
作者简介：段有成（1975—），男，甘肃镇原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陇东地方史研究；冯小琴（1963—），女，四川合江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与文化产业研究。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大约到了东汉初年开始传人我国，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信仰和推崇。史载，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1］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战乱，灾难深重的劳苦人民，祈求佛祖保佑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以此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佛教得到了广泛传播。为了麻痹广大人民的斗志，各族统治者也大力提倡佛教，使佛教在意识形态上与玄学、儒学结合，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宗教。始建于这一时期的北石窟寺，是佛教开始由中原向西北“倒流”的一个必经之地。
北石窟寺位于甘肃庆阳境内，是甘肃境内比较重要的石窟群之一，始建于北魏，兴盛于隋唐。宋金时期，陇东地区成为宋金战争的主战场，人民遭受连年战乱之苦，人们希望能够得到佛和菩萨的保佑和拯救，便以烧香拜佛、修造佛像、许愿还愿、广作法事、结社集会等形式表达对佛教或菩萨的崇拜，宋代佛教的兴盛以不同于唐代的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2］今存于窟内的30多方宋金时期的碑铭和题记，反映了北石窟寺当时的佛事盛况，但这些世俗化了的佛事活动是对佛教忠孝观的有力诠释。
一
东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最早是受宫廷皇亲贵族的推崇，成为统治者麻痹下层群众的精神武器，佛教主张因果轮回报应，成为社会动乱时期人们的精神寄托。但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主张佛教徒离家弃世，割断与家庭和世俗社会的一切联系，要求教徒既不能娶妻，也不能生子，更不能对父母长辈尽孝，宣扬一切皆空。佛教的这些教义，使得这些佛教徒不再具有世俗生活中的孝亲思想，这些与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尤其是儒家思想主张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分歧。因而，佛教自传入中国伊始，就与中国主流思想意识儒家思想开始了激烈的碰撞，尤其是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唐代的傅奕、韩愈和宋代的程颢，他们抨击佛教主要集中在一点，就是佛教“无君无父”、“不忠不孝［3］，不父其父，不君其君，不事其事；”［4］“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5］这些儒家学者认为，佛教是对纲常伦理的破坏，对国家、对人民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作为外来宗教，要在本土得到进一步传播，不仅要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最主要的是要适应广大民众的需求，就必须不断地本土化和世俗化。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自身的教义也在不断地阐释。
在宋代，最高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扶植态度，宋太宗就指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6］在最高统治者和佛教徒的共同推动下，佛教在宋代广为传播，“浮屠氏之说盛于天下”，［7］“老佛之宫遍满天下。”［8］作为这一时期佛学代表的禅宗倡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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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见性、即心即佛的佛性说，打破了在家与出家的界限，佛教的教义与本土的孝亲思想顺利结合，目连救母的故事和盂兰会的来历在民间广为弘扬。
现存于北石窟寺第165窟内的宋代绍圣元年（1049）八月所立的《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会记》碑记载了当时北石窟寺盂兰盆会的盛况，其碑文记载：“每岁中元，近寺十社，建盂兰道场，设千佛之供作乐大会。四方来者，不止百千众，均施筍脯之饭，以广善因。”
碑文所记的中元节，即每年的七月十五，是佛教的盂兰盆会节，是佛教徒为追荐亡灵而设的一种仪式。盂兰盆又作乌蓝婆孥，为梵语ULLam-banade的音译，意思是“救倒悬”。盂兰盆会的故事由《盂兰盆经》引出，相传释迦牟尼的弟子目连见其母在地狱中受苦，乞求佛祖解救。佛祖让他在七月十五日陈设盂兰盆，备下百种美味饮食，供养十方大德僧人超度众饿鬼，这样就可以使厄难中的七世父母及现生父母得以解脱。目连依样设供，最终使其母脱离了饿鬼道。而且，《盂兰盆经》对这一故事的主旨也进行了阐释：“是佛弟子修孝顺者………年七月十五常以孝慈忆所生父母，为作盂兰盆，施佛及僧，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规模宏大的盂兰盆会，体现了以佛言孝的孝亲观，使佛教走向本土化和世俗化的主要表现之一。
有学者认为，佛教孝亲观的形成，是佛教不断适应传统儒家思想和中国化的结果。“释迦以文教，其译于中国，必托于儒之能言者，然后传远。”［9］说明佛教在传播过程中，要不断地适应儒家传统思想，减少其传播过程中的阻力。但笔者认为，佛教孝亲观的不断世俗化，是佛教对自己的不断完善和深化的结果，因为佛教自佛陀时代起就非常重视孝亲人伦道德，在佛经中就有这样的经文：“假使有人左肩担父，右肩担母，研皮至骨，穿骨至髓，绕须弥山，经百千劫，血流没踝，犹不能报父母恩。”莲池大师将佛教的孝亲观分为三等：“奉养双亲，免于饥寒为下等孝顺；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为中等孝顺；为父母说法开慧，往生佛国，永离三途为上等孝顺。”佛教视天下苍生为父母，僧人出家是为了实现天下上孝、成就佛道，以度天下无边众生。所以盂兰盆会在民间的盛行是佛教以佛言孝的教义世俗化的表现，是佛教对中国孝亲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
二
据《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会记》碑记载，在绍圣元年的中元节，“近寺十社的民众共同营建道场，做千佛之供的大法会”，在当时的佛教圣地，来到这里做佛事和游览的人“不止百千众”、往来的游人也是“其众如云”。宋代以前的佛教徒，主要是以上层统治者为主，而到了这一时期，佛教信徒走向大众化和平民化，“佛氏乃为逋逃渊薮，今看何等人，不问大人、小孩、官员、村人、商贾、男子、妇人，皆得入其门。”［10］与前代相比，宋代的佛教对社会的更加广泛和深入，当时有“家家观世音，处处弥勒佛”之说。大量的佛教徒聚集到寺院，烧香拜佛，往往是出于世俗的祈子、祈福、祈平安的目的，满足人们多子多福的愿望，这些可以与当时全国的许多佛事活动相印证。
佛教的世俗化还表现为佛教世俗功能的不断加强。从碑文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在盂兰盆会节，石窟寺内竞作佛事，超度亡灵，“建盂兰道场，设千佛之供作乐大会。”在宋人看来，对逝去的长辈设斋超度，可以使他们在地狱中免遭恶鬼的鞭笞和折磨，而且能超生投胎为人，脱离苦海。这些虔诚的佛教徒，“昼茅霄掏，终岁勤动，衣有不蔽其身，粟有不充其肠，官逋省负，匿名潜迹，以刑绳之不能。”但他们还是“列金罍、翻玉觥、罗真果于朱罍，敷甘瓜于绀盘，……炼香于前，或胡跪合掌作礼于后。”尽管这些虔诚的信徒生活十分窘迫，但他们为了追念逝去的亡魂，对佛事活动非常虔诚。据《靖康要录》记载，“圣旨，金人侵扰京畿，至良民横被杀伤，士卒殒身行阵，除内中已开道场追荐，朕食素食，亲诣行香，并令在京宫观僧道，各设斋蘸忏会，仍遣使分就四邻，严洁致祭。”据《取经诗话》十七记载：“长者一日思念考妣之恩，又忆前妻之分，广修功果，以荐亡魂。”宋代的各种法会，是将超度亡灵、孝养父母、净土往生和现实利益合为一体，为世俗社会和下层劳动人民所接受。
宋代以前，佛教的世俗观念主要表现为普渡众生，北宋末年，金人大举南侵，高僧宗杲在《示成机宜（季恭）》中提出：“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11］将“忠君爱国”的观念引入佛教。现保留在北石窟寺内宋人的碑铭和题记三十多方。最早的淳化三年（992），最晚的皇统丁卯年（1147），多数题记出现在北宋中后期，部分题记反映了金人占领这一地区前后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心态。
今存于165窟门内北侧阴刻“绍兴庚申三月末，蒙勉功缘宪檄经此。自解职彭阳，俄复四载。光阴易得，益使人兴叹，因笔以书。”从题记可以看出，题者有白驹过隙的惆怅，更重要的是在慨叹赵宋统治者对失去国土的冷漠和对金人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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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慨叹自己人生将逝，不能以实际行动来报效国家，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远大情怀。另外，从此题记使用南宋年号来看，“绍兴庚申”是公元1140年，而原州早在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十一月已经归金人统治，相距十年仍然沿用大宋年号，他题辞于佛教圣地，也在告诫佛门弟子，“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国耻家恨佛门弟子也责无旁贷，体现了他的忠君爱国之心。
又如在北石窟寺的165窟内有一壁刻的题记为“政和戊戌夏五月甲辰，大帅种公统五路兵出鄜延，郡倅钱坚迎谒境上，因率巡检祁谨、权邑淳于铎、县尉元沣、工曹范直方同过彭阳石窟寺，回中宋延年继至，相与留恋，抵暮而归。”这则题记主要记述了宋朝大将种师道率领军队过北石窟寺时时受到当地（彭阳）人们的欢迎和爱戴。至于种师道率领的军队过境时为什么能够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这一方面种师道是朝廷大将，受到地方官员的接待是正常现象；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种师道筑席苇平城不久，被西夏军队攻破，种师道率领精兵将之夺回，徽宗皇帝御赐“清夏城”。种师道的抗夏行动受到当地官民的拥戴，因而当他于两年后率兵过彭阳时受到人们的欢迎，大家纷纷迎谒境上，以示对抗击西夏名将的尊重和支持，这件事情被记录在佛教圣地，可能一方面是在大力宣扬佛教慈悲济世的和平教义，另一方面也在告诫佛教徒必须以“爱国爱教”作为修行的责任与使命。
不但要孝于亲，而且要忠于君，忠与孝不可分割，相辅相成，这本是封建社会世俗生活领域的观念，也是儒家的思想主流。而到了宋代，随着佛教忠孝观教义的不断发展，与传统的儒家主流思想密切结合，表明这一时期的佛教已经完成了他的本土化进程和世俗化进程。佛、儒理论的一致论，是宋代佛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也是宋代佛教世俗化的依据之一。
宋代佛教的世俗化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这种变化不以佛教自身的演变逻辑为转移，而主要是由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文化的繁荣、教育的发达、战争的频繁及人民灾难的加重等主要因素的影响，体现了这以一时期佛教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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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世广】
Views on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of Secularization of
Buddhism in the So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n the North Grottoes
DUAN You－cheng1，FENG Xiao－qin2
（1.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Longdong university，Qingyang745000，Gansu；
https://www.360docs.net/doc/6f11055079.html,nzhou City University，Lanzhou730070，Gansu）
Abstract：It is important of Buddhism doctrines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In Song and Jin dynasties．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of Buddhism continually and Confucian tradition mainstream combination，promoted the secularization of Buddhism．The north grottoes，As an important grotto groups in Gansu．has a certain status and the influence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Buddhism history，Thirty inscriptions in the Song Jin period preserved nowadays reflect the north Grottoes Buddhist promotion．But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Buddhist powerfully interprets the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Key words：buddhism；loyalty and filial piety；secularization；the North grott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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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基层势力与基层社会控制
论宋代基层势力与基层社会控制 【摘要】：宋代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发展阶段。宋代基层社会势力,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代表宋政府的各类基层行政组织,二是代表了民间势力的精英、各类民间组织、佛道教及民间信仰。这些势力是国家与基层社会民众沟通的桥梁。本文围绕着基层社会的控制共分为四个部分展开论述。分别是宋代基层行政组织与基层社会控制,民间组织与基层社会控制,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与基层社会控制,精英与基层社会控制。宋政府基层行政组织代表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控制,其偏重于征发赋役和维持治安,给民间势力留下了活动空间。宋政府以保甲长、耆长等行政组织头目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赋税征收与社会治安管理。宋代基层社会控制不论基层行政组织形式发生怎样的变化,国家对其控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赋税收入,以及维持基层社会正常秩序。在宋代基层社会中,除了基层行政组织以外,还活跃着各类以精英为主要成员的民间组织。宋代基层社会民间组织十分兴盛,许多组织都有自己的规约,这类规约往往会对其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规定,一旦其成员发生纠纷,握有规约解释权和执行权的民间组织首领就成了调解纠纷的民间权威。宋代多数民间组织与国家利益一致,在功能上是对基层行政组织的重要支持与补充。各种民间组织通过自己的方式将广大民众组织起来,或通过经济互助的方式缓解贫富差距,使积聚于基层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得以释放,或以规约将成员的行为限定在国家法令许可的范围内,减少社会越轨现象的发生,或通过自保的
方式使基层社会得以安定。各种民间组织与基层行政组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维系着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在宋代的基层社会中,佛教、道教与民间信仰所构成的意识形态体系对于乡里民众的心理调适与行为的规范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宋代基层社会控制除了基层行政组织设置及其职能发挥外,以精英为代表的民间势力的崛起,并对基层社会控制产生了重要影响。精英不仅是国家赋税承担的主体,而且是地方公共事业的主要依靠力量,这决定了精英在基层社会中的主导性地位。精英广泛参与到基层社会控制中,既有承担国家差派而为基层头目者,也有利用宗族势力实现对宗族内部成员和乡里民众制约者,还有在社会动乱时期,利用自身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主动构建地方防护体系者。总之,精英对基层社会控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精英代表民间势力参与地方维护和社会控制,是国家控制基层社会的可靠力量和有益补充。【关键词】：宋代基层势力基层社会控制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9 【分类号】：K244 【目录】：摘要6-7ABSTRACT7-12绪言12-20第一节问题的起源12-13第二节相关的研究和成果13-14第三节本文考察的范围以及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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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它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十分注重与中土原有的思想文化相适应。人们常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佛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久，传布范围最广，影响深远，包罗万象的思想运动和文化运动。 汉朝：佛教初传中国 佛教初传中国，依附于黄老，当时人们把它看作方术的一种，或者是看作当时民间流行的信仰或巫术之一。《后汉书》记载楚王刘英一方面崇尚黄老，另一方面又尊崇佛教，具有道家特点的黄老之学与佛教被人们相同看待。佛教的精深教理在当时也不为人们正确理解，灵魂不灭和轮回报应的思想是人们理解的最初的佛教义理。 从历史上看，佛教自两汉时经西域传至中国内地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它只是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一般百姓很少接触。到东汉末年，佛教开始在社会上有进一步的流传。在汉代佛经的翻译中，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迎合特别表现在对儒、道思想观念和名词术语的借用上，因而汉代的译经儒化和道化的倾向十分明显。 汉译佛经的老庄化倾向不仅有利于佛教思想在中土的传播，而且也加深了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影响。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玄佛合流的出现，都与此深有关系。汉代译经还十分注意对以儒家名教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迎合。 总之，这时佛教还不为大多数中国人熟知，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处于依附于道家或道教的情况。 三国两晋时期：走出依附的道路 两晋时，随着魏晋玄学的盛行，佛教也依附于玄学而得以大兴。这个时期，在佛经继续译出的同时，开始出现了一批从事佛教理论研究的中国佛教学者。随着佛教在三国两晋时的逐渐兴盛，佛道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朗化。佛道之争在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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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在中国的发展
佛教在中国发展状况 佛教是在距今2500多年前的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由释迦牟尼所创立。 佛教开始仅在中印度恒河一带流传。到公元前3世纪古印度孔雀王朝时期，在阿育王的扶植、倡导下才开始在古印度各国广为流传。此后，传教士到达西域（指今中亚西亚各国和我国新疆的不少地方）传教，西域不少国家、民族开始信奉佛教。 佛教在古印度的发展变化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四个时期。各个时期都曾有过辉煌，出现过不少著名宗师。到公元13世纪，由于内部、外部的多种原因，使佛教在自己的故乡印度，仅一个世纪就几乎全部消亡了。数以千计的佛寺被荡平，数以万计的经典被销毁，数以十万计的僧侣改宗。 直到19世纪，佛教才从斯里兰卡又传回到印度，才有所恢复，但发展甚微。 大乘教兴起于公元1世纪。 佛教最早从西域传入我国，至今已有2000年的历史。 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时，西域大月氏使者伊存到汉朝通好，曾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中国统治阶层始知佛经。1998年3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扩大会议一致确认：“公元前2年‘伊存授经’作为佛法初传标志”。 历史上佛教界、史学界不少人士认为：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派郎中蔡音等18人赴西域迎请佛法，在大月氏邀请到天竺（古印度）“沙门”（僧侣）摄摩腾和竺法兰，以白马驮载佛经和佛像到达东汉都城洛阳，最高统治层开始信奉佛，因此以公元67年作为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 永平十一年，东汉朝廷在洛阳城西2里处专门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寺院——白马寺，供两位高僧居住、翻译佛经（《四十二章经》）和传播佛教。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佛教在统治层已有了相当的影响，并开始传到民间，这时，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出家当和尚的人朱士行，他于公元260年西行求法，开西行求法之先河。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3年），由于统治高层地需要和提倡，佛教得到很大发展，印度佛教主要派别已进入中国。佛教经典也大量翻译过来。史载，早在魏晋时期即译经702部、1493卷。此时，各地广修佛寺，削发出家的僧侣人数迅速增加。南朝梁武帝还亲自制文发愿，舍道归佛，四次舍身同泰寺，将佛教定为国教。当时（约公元500年前后），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寺庙500多座，僧尼10万余众。 北魏末年（约公元533年前后），全境有“僧尼近200万，寺院3万所。”唐代诗人杜牧曾写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名句，反映了当时佛教的兴盛。 北魏武帝时，佛教在中国受到第一次大打击，即佛教史称的“三武一宗法难”中的第“一武法难”。一百多年后，又发生了北周武帝灭佛事件，毁塔寺、焚经像、僧还俗，使佛教受到第二次重创，即“二武法难“。但二次灭佛事件后不久，佛教又很快恢复了元气。 佛教界称，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佛教早期弘传时期。 从隋初（公元581年）到唐武宗毁佛（公元841年），前后约260年，佛教进入到鼎盛时期。隋唐时期，统治者中不少人提倡佛教。采用了利用、限制、整顿的策略，制定了度牒制度（出家人证书），加强了对和尚、尼姑的严格管理。对僧侣采取不纳税、不当差，还敕给大量田地、山林作为寺产，使寺院经济得到
中国佛教现状
中国佛教现状 编者按Editor's notes加拿大时间2017年6月17日，由中国佛教协会、加拿大佛教会、美国佛教联合会共同主办，多伦多湛山精舍承办、多伦多大学协办的中加美佛教论坛，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隆重开幕。论坛主题为“圆融中道，持久和平”，来自中、加、美三国的佛教界高僧大德、著名佛教学者及加拿大联邦、安大略省、多伦多市有关政要、有关社团、各界嘉宾和多伦多大学部分师生、佛教护法居士数百人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在多伦多大学作题为《中国佛教现状》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ese Buddhism的专题讲座，现场气氛热烈、座无虚席。以下为学诚会长专题讲座发言全文： 中国佛教现状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ese Buddhism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VenerableMaster Xuecheng, President of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一、历史的佛教与当代的佛教One:Chinese Buddhism: Past and Present 今天，我想和在座的各位分享中国佛教在21世纪以来的发展现状和探索成果，希望有助于更多人了解到一个真实、全面而富有活力的中国佛教。Today, I’d like to share with everyone present he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achievements about the development an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I hope to help more people have a true and full understanding of vigorous Chinese Buddhism. 首先，我想把21世纪的中国佛教放置于更深远的历史时空中，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佛教现状，实际上是中国佛教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它来自于过去，预示着未来，并非一个孤立的片段。对于不是很了解中国佛教的人来说，很容易用两种眼光看待当代中国佛教：一是停留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印象和认知，而将中国佛教看作一种古老的、甚至脱离现实的存在；二是完全站在现代时空因缘下、以实用角度看待中国佛教，忽视其穿越两千年的深厚历史底蕴和博大精深的理论实践体系。这两种视角的片面和局限性，往往导致对中国佛教的两种误解：一是将佛教抽离于时代，认为佛教是落后的乃至反现代的；二是将佛教抽离于历史，使之肤浅化、世俗化。First of all, I want to put the 21st-Century Chinese Buddhism in a broader historical time and space, because its present situation is actually a part of the long progress. It comes from the past and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rather than acts asan isolated fragment.To those who are not very familiar with Chinese Buddhism, they tend to treat contemporary Chinese Buddhism with
中国的佛教——禅宗
中国的佛教——禅宗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一直在两个方面上开展。一是对佛教经义的探究，这是一种作为宇宙人生最终目的的追寻的哲学。二是作为一种求得解脱现实痛苦、抵达某种生活妙境的修行手段。两者之间并无截然分明的界限，离开了前者，对生活妙境的追求便失去了深刻的依据；而离开了后者，佛教的发展便失去了现实土壤。正是在佛经的翻译、佛理的深究中，中国佛教才渐渐地走出了一条迥异于印度的路子来，才渐渐地与本民族先秦时代萌芽发展的老庄哲学相互融通，渐渐适应了中国文化的要求而融汇成中国的佛教。禅宗的形成便是印度佛教变为中国佛教的一个显著标志。 禅宗的形成大体可以“六祖”慧能的成名作为分界。慧能的佛学思想体现在他的门徒所编撰的《六祖坛经》中，这部书记叙了慧能师从弘忍求法，得五祖衣钵真传，而后弘扬禅法的诸多事情，因慧能在当时声名显赫，门徒颇多，所以记叙大体可信。《坛经》所宣扬的思想是禅宗的精髓，也是慧能之后禅学之所以迅速发扬光大的原因。 《坛经》中所诉的慧能经历有许多传奇成分，但这些成分并不都是编造。六祖本不识字，却具有极高的天赋，尤其是对空无的悟性。她借助不识字便不陷入繁琐名相的优势，倒把成佛的道路极大地缩短了，举手投足之间，若能认识自己的本性，便能成佛。这理所当然地成了大多数人都愿意走的解脱之路。六祖的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并不是不讲究修行之法而是将这法放在自己对内心的悟上。最重要的是认识本性，能自悟，悟了即是解脱，就是佛。佛不在其他地方，正在你的心中，心即是佛！禅宗的佛理就是如此简捷明快，因而对于修行者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一、禅宗的形成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也体现了佛教由繁琐到简捷的变化，其形成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点： 1、佛教发展的自身规律 佛教在汉时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朝代更迭迅速，人们的信仰出现严重危机，追求遁世，脱离现实的需要加强，到唐代形成普及局面，后来一些知识分子借重道进入仕途，这种有悖于佛教教义的行为，是统治者对佛教产生了某种戒备心理，地主阶级不时地利用政权力量，对佛教进
_菩提心_与_忠义心_从九华山佛教看中国佛教的世俗化_余秉颐
“菩提心”与“忠义心” ———从九华山佛教看中国佛教的世俗化 余秉颐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安徽 合肥 230053) 摘 要:作者通过赴九华山进行考察,并且研读有关学术资料,提出如下见解:九华山佛教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体现了中国佛教的世俗化趋向。九华山佛教堪称中国佛教世俗化最典型的代表。这种世俗化,表现在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两个方面。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代九华山高僧宗杲禅师“忠君爱国” 思想的分析,从宗教理论的角度,探讨九华山佛教对于中国佛教世俗化的贡献。 关键词:九华山佛教;中国佛教的世俗化;宗杲;儒释调和论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2)01-0013-02 佛教的世俗化,是中国佛教演变、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我们在赴九华山考察佛教文化的过程中,深深感到九华山佛教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佛教的世俗化这一特点。而九华山佛教文化之所以历久不衰,佛事活动之所以长期兴旺,也正由于它在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两方面,都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佛教的世俗化特点。本文试图从宗教理论方面,就九华山佛教与中国佛教的世俗化问题作一考察。 从宗教理论看,宋代佛教界出现的“菩提心即忠义心”之说,是中国佛教世俗化的重要理论依据。而这一说法的首倡者,正是曾经弘扬佛法于九华山的宋代高僧宗杲禅师。 所谓“菩提心”,指佛家的觉悟之心,它代表了佛家的最高智慧。而“忠义心”指的是儒家所提倡的忠君爱国之心,它是封建社会世俗生活领域的最高行为准则。在印度佛学传入中国之初,按照当时的佛教义理,“菩提心”与“忠义心”并不相容。因为佛教徒乃是脱离了世俗生活的“出家”、“出世”之人,已不再具有世俗生活中的“忠君”、“孝亲”等义务。这正是佛教与儒家名教之间的根本性分歧。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儒家一些代表人物的“辟佛”、'反佛”便不曾停止。他们批判佛教时所集中抨击的一点,就是指责佛家“无君无父”、“泯灭人伦”。例如程颢就曾说过,佛家“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世间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哪里去?又其迹须要出家,然则家者,不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处此等事,皆以为寄寓,故其为忠孝仁义者,皆以为不得尔。又要得脱世网,至愚迷者也。”①这正是对不承认世俗社会纲常伦理的佛门教义的抨击。 实际上,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为了适应中国本土文化、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传入中国之后也就逐渐开始了走向世俗化的嬗变过程。到宋代时,佛教的世俗化变得更加明显、突出,乃至出现了“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②的说法,将世间的“法”与佛门的“法”合而为一。而作为九华山高僧之一的宗杲,则更进一步地将“忠君爱国”观念引入佛教。这对于中国佛教的世俗化,从理论上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宗杲(1089—1163年),俗姓奚,号妙喜,宣州宁国人。12岁出家。《大明高僧传》称其“灵根夙具,慧性生知”。17岁落发受戒后,曾参拜 13 ① ②《圆悟佛果禅师语录》。 《二程遗书》,卷二。
浅析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佛教发展及其影响
浅析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佛教发展及其影响 “科学发展的终点是哲学，哲学发展的终点是宗教”------著名的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如是说。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毋庸置疑，在当今世界仍有着不可否认的巨大意义。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中起源最早、在中国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曾发挥重要的影响，与中华文化的发展形成息息相关。本文将捕捉佛教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剪影，并从整体分析其对中国各个方面的影响。 一、中国历史中的佛教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主要有五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说法，即佛教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由官方正式传入。丛汉明传入至魏晋南北朝之前的这段时间被称为中国佛教的初期。在这一时期主要的佛教活动被称为“弘译”，即通过对印度佛教经典的翻译来传播、弘扬佛教的理论、信仰。从汉明帝时的迦叶摩腾、竺法兰，到后来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一批来华梵僧为佛教经典的东传及翻译做出了突出贡献。综观这一时期的弘译，可分为二系：一为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二为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其特色为大小乘兼备。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动乱的社环境下佛教有较大发展。但也应注意到，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三武一宗”的四次灭佛行动中，有两次均发生在这一时期。三国魏地佛教以大乘般若为主，而南方吴地则有支谦、康僧会为代表的梵僧承安世高小乘佛教译注佛经。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竺法护为当时的代表，其中，《正法华经》的译介，使观音信仰普及於民间，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南北朝时期，佛教几经各朝君主大力扶持提倡。在北方，后赵时期，佛图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残暴嗜杀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於华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业门徒万计，何等辉煌。门徒中道安大师成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有众多创举。此外还有以善用老庄等外学来理解般若义著称，创格义佛教的竺法雅。到了後秦鸠摩罗什东入长安，而佛教更加昌盛。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罗什译业贡献之伟，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开创一个新纪元，被誉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在南方，传教者有竺道潜与支道林，两者皆以擅讲般若而受到贵族士大夫的钦仰，为玄学式的贵族佛教及格义佛
中国化佛教的过程是怎样的
中国化佛教的过程是怎样的 一、中国化佛教历史发展脉络 1. 汉末佛教传入阶段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未年开始传入中国时，先依附于流行于汉代的道术（方术），魏晋时，又依附于玄学。发展缓慢，仅流行于宫庭。这时的佛教学说大体上为神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佛成为中国传说中的天地神仙。佛教到中国，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跟中国原有的福善祸淫思想相通，传佛教者学习中国方术，以方便传佛教。魏晋时学术大变，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流行，佛经译家即用老庄学说中的概念、词来比喻佛家经典中的名词，僧肇的般若理论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也是对魏经玄学的深化总结，这时的佛教活动主要是译经。 2. 东晋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冲突 东晋以后，长期战乱，佛教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中国原有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佛教某些理论如思辨超过了中国文化，两种文化发生冲突，以南北朝时为最激烈，有政治、经济利益，有哲学和宗教论理方面的问题，出现了北方灭佛事件。一时门派众多，互相争鸣，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东晋未年，佛家经典越来越多，讲经论经兴起，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论战。 3. 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 佛教在中国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到隋唐后，达到了鼎盛时期，这时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发达，文化交流融合，佛教也随着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表现为出现中国化佛教——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并传播到日本、朝鲜，并在那里又产生了新的流派。到此，佛教中国化完成，提出顿悟成佛的禅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 4. 宋代禅宗教派与宋明理学 佛教到了宋代，主要流传的是禅宗，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各宗派已走向融通，佛、儒、道之间日益相互调和，形成了宋明理学，儒学是主流，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学说、理事理论；程朱一派吸收了华严宗理事无碍理论，建立了以理为本体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陆王心学，吸收禅宗心性学说，心外无物。 宋以后佛教的衰落期5. 宋代以后，佛教总的情况是大势已去高潮已过，逐渐走向衰落。佛教对中国文学、风俗、艺术有极大的影响，佛教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与中国哲学有双向的影响，而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单向的。 二、中国化佛教的特点 与印度佛教相比，简易性成了中国佛教的基本特征表现为： 1.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认为佛性是人的本性，人人都具先天菩提智慧，因此又能觉悟本性而成佛，众生没有成佛，就是因为迷惑，一旦万念俱灰，真智显露，就明心见性，内外彻悟、见性成佛。这派以慧能为代表，他把以心外佛变成了心内佛，把佛变成平常人。 2.顿悟成佛，与渐悟相对。提出一念觉悟，刹那成佛，以禅宗为代表。充分反映了中国佛教的简易。 3.净土宗，提出：“称名念佛”的易行道。实行称名念佛为外因，实想念佛、观
从忠孝观看宋代佛教的世俗化
2013年3月陇东学院学报Mar2013第24卷第2期Journal of Longdong University Vol．24No．2从忠孝观看宋代佛教的世俗化 ———以北石窟寺为例 段有成1，冯小琴2 （1.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庆阳745000；2.兰州城市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忠孝观是佛教的重要教义。宋金时期，由于佛教的世俗功能加强，佛教的忠孝观不断与儒家传统的主流思想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发展。位于甘肃陇东的北石窟寺，是甘肃境内比较重要的石窟群之一，在佛教的东渐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保存至今的宋金时期30多方碑铭和题记，反映了北石窟寺当时的佛事盛况，但这些世俗化了的佛事活动是对佛教忠孝观的有力诠释。 关键词：佛教；忠孝观；世俗化；北石窟寺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730（2013）02-0111-03 收稿日期：2013-01-05 作者简介：段有成（1975—），男，甘肃镇原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陇东地方史研究；冯小琴（1963—），女，四川合江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与文化产业研究。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大约到了东汉初年开始传人我国，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信仰和推崇。史载，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1］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战乱，灾难深重的劳苦人民，祈求佛祖保佑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以此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佛教得到了广泛传播。为了麻痹广大人民的斗志，各族统治者也大力提倡佛教，使佛教在意识形态上与玄学、儒学结合，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宗教。始建于这一时期的北石窟寺，是佛教开始由中原向西北“倒流”的一个必经之地。 北石窟寺位于甘肃庆阳境内，是甘肃境内比较重要的石窟群之一，始建于北魏，兴盛于隋唐。宋金时期，陇东地区成为宋金战争的主战场，人民遭受连年战乱之苦，人们希望能够得到佛和菩萨的保佑和拯救，便以烧香拜佛、修造佛像、许愿还愿、广作法事、结社集会等形式表达对佛教或菩萨的崇拜，宋代佛教的兴盛以不同于唐代的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2］今存于窟内的30多方宋金时期的碑铭和题记，反映了北石窟寺当时的佛事盛况，但这些世俗化了的佛事活动是对佛教忠孝观的有力诠释。 一 东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最早是受宫廷皇亲贵族的推崇，成为统治者麻痹下层群众的精神武器，佛教主张因果轮回报应，成为社会动乱时期人们的精神寄托。但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主张佛教徒离家弃世，割断与家庭和世俗社会的一切联系，要求教徒既不能娶妻，也不能生子，更不能对父母长辈尽孝，宣扬一切皆空。佛教的这些教义，使得这些佛教徒不再具有世俗生活中的孝亲思想，这些与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尤其是儒家思想主张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分歧。因而，佛教自传入中国伊始，就与中国主流思想意识儒家思想开始了激烈的碰撞，尤其是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唐代的傅奕、韩愈和宋代的程颢，他们抨击佛教主要集中在一点，就是佛教“无君无父”、“不忠不孝［3］，不父其父，不君其君，不事其事；”［4］“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5］这些儒家学者认为，佛教是对纲常伦理的破坏，对国家、对人民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作为外来宗教，要在本土得到进一步传播，不仅要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最主要的是要适应广大民众的需求，就必须不断地本土化和世俗化。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自身的教义也在不断地阐释。 在宋代，最高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扶植态度，宋太宗就指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6］在最高统治者和佛教徒的共同推动下，佛教在宋代广为传播，“浮屠氏之说盛于天下”，［7］“老佛之宫遍满天下。”［8］作为这一时期佛学代表的禅宗倡导明 111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本土化历程
中国目前有四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其中以佛教为首.佛教无论从历史影响力，还是于中国文化，中国国民地关系上，都远非其他教派可与之比拟地.可以说佛家文化已经早已经融入中华民族地长河之中，成为其不可或缺地一部分.本篇文章通过回顾佛教在中国地发展历程，探讨宗教发展规律，从而达到对佛教这一东方大教有一个更深跟全面认识地目地. ，佛法东传，白马西来 佛教兴起于公元前五到六世纪，起源地在今尼泊尔，创始人释迦牟尼.大约在公元前后在中国流传，所谓佛法东传，白马西来.关于中国佛教起源地说法有多种，其中比较古老而最富盛名者，当推汉明帝地感梦求法说，据晋袁宏后汉书地记录：初，明帝遇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笔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象焉.此一说法被视为中国佛教地起源.汉明帝十年，有印度僧人用白马驮着经书到达洛阳，在明帝地首肯下，佛教文化得以在中国传播.而当时兴建地白马寺也成为中国佛寺地雏形.其实，佛教传入中国应该是一个渐进地过程，可能早在秦始皇时代，借着往来于西域地商人，直接或间接地接触了一些佛教地事物，至于中国人开始信仰佛教，应该是从后汉时代开始地.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时间进入到三国时期，在此期间内，佛教取得了进一步地发展，尤其是北方地魏国和南方地吴国.由于曹魏建都于洛阳，所以说魏国佛教是汉代佛教地延续.在这个时期，仍有不少印度和西域地僧人来华，从事佛经地翻译工作.这些带着信仰，不远万里来华弘法地僧人大都收到了当时统治者地欢迎与支持.上层对佛教事业地肯，定必然会带动民间佛教地发展.在魏朝出现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本土僧人——朱士行，他也是第一个到西域取经地汉人，作为求佛地先行者，他比玄奘大师早了约四百年，只可惜后来客死西域.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从汉末到三国这段时期，从中国佛教地发展来看，尚属启蒙阶段，佛教活动主要围绕译经展开，中国还没有形成自己地佛教体系.但是，经过这数十年地发展，佛教典籍大量涌入中国内地，佛教地主旨经意也开始逐渐扩散传播，为以后佛事活动地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一个宗教在一个地区地发展总需要一定地社会基础.佛教能在较短时期内形成一定地气候首先得益于统治者地欢迎与扶持，东汉某年，政治动荡，人民生活困苦，不满情绪加深.这使统治者有了危机意识，希望能通过某种手段巩固自己地统治.而佛教恰在此时出现了，佛家教义讲究忍受现世，强调因果轮回，一个忍字深深打动了统治者，他们希望自己地百姓都能忍现世之苦，以此减少反抗因素.于是，一场宗教与政治地合作开始了.再者，佛教能在当时打入社会内部，还要得益于中国思想地半真空，当时一度被扶为正统地儒家思想已极为没落，道德沦丧，风纪败坏莫此为甚.由于在乱世生活太痛苦，人们兴起出世地愿望，因此，佛教能“趁虚而入”.在这时，佛学起到地是思想工具，思想寄托地作用，因为当时佛学地不成熟，在民众地心目中其还没有上升到宗教信仰地高度.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从严格意义上讲，此时地佛教仍是天竺西域地佛教，而非中国自己地佛教.佛教在中国地本土化之路，仍前路漫漫.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神通类”高僧——佛图澄 西晋时地佛教活动仍以已经为主，其中最杰出地译经师是竺法护.他长居敦煌，并随师周游西域，通晓三十六种西域语言，他共译出一百五十多部三百多部经典.对佛教地贡献极大，因此被尊称为敦煌菩萨.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东晋时期中国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方为东晋所统治，北方则有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建立地十六国统辖.这些北方地统治者，多数来自西域，同时他们也想用佛教来巩固他们地政权.并与以儒道为主流思想地汉族相抗衡.因此，他们往往大力支持佛教地发展.其中后赵地石勒
宋代妇女再嫁问题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题目：（中文）略论宋代妇女再嫁问题（英文）Women Remarry in Song Dynasty 学院 专业 班级 学号 姓名 指导教师职称 完成日期
诚信承诺 我谨在此承诺：本人所写的毕业论文《略论宋代妇女再嫁问题》均系本人独立完成，没有抄袭行为，凡涉及其他作者的观点和材料，均作了注释，若有不实，后果由本人承担。 承诺人（签名）： 年月日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 i i 一、前言 (1) 二、宋代妇女的再婚现象 (1) （一）皇室宗亲妇女之再婚 (1) （二）士人阶层妇女之再婚 (2) （三）普通百姓妇女之再婚 (3) 三、宋代妇女再婚盛行的成因 (4) （一）唐代相对开放婚俗的沿袭 (4) （二）宋代商品经济发达的驱动 (5) （三）宋代贞节观念初成的局限 (6) （四）宋代民间溺杀女婴的恶果 (6) 四、宋代妇人的再婚观 (7) （一）官方的看法 (7) （二）官僚士人的看法 (8) （三）普通人的看法 (9) 五、结语 (10) 参考文献 (11) 致谢 (12)
略论宋代妇女再嫁问题 【摘要】在理学家大力倡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宋代，无论是皇室宗亲妇女、士人阶层妇女还是普通百姓妇女，再嫁情况非常普遍。就其原因，大概缘于唐代相对开放婚俗的沿袭、宋代商品经济发达的驱动、宋代贞节观念初成的局限、宋代民间溺杀女婴的恶果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对于宋代妇女再嫁现象，官方的态度大体听之任之，官僚士人的总体态度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民间的态度则是习以为常。总体而言，宋人婚姻观尚比较开放，对妇女再婚也比较宽容。 【关键词】宋代；婚姻；妇女再嫁；成因
浅谈中国佛教的发展与影响
浅谈中国佛教发展及其影响 姓名 学号 学院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专业自动化 电话
浅谈中国佛教的发展及其影响 【文摘】佛教自古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在吸收域外文化的同时，通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结合和发展，逐渐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同时有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和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国佛教经过曲折的发展，最终成为我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键词】中国佛教佛教发展佛教文化儒佛道关系 佛语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佛教文化对我们的生活和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起源于古印度，但却在中国得到了发展，从而兴盛起来，影响了很多人。佛教文化听起来很高雅，但其实它渗透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佛教在经过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后，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下，在同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佛教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中国佛教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宗教、哲学乃至科学、文学和艺术以及各族人民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佛教，现如今已成为中国的一种特色宗教，在我们的身边也经常可以接触到。但是关于佛教的争议也从未停止过。例如，北大高材生出家是好是坏，是否是对人才的一种浪费。又如一些出家人频频上镜是否符合佛家原则等等，都是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下面我将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变化以及对中国以及后世的影响进行一些阐述。 佛教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佛教历史从汉代开始到清代总共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但是佛教在这段时间的发展是可分为不同阶段的。 一、汉代时期，佛教初传，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它只是被当作黄老神仙方术的一种而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一般百姓很少接触，少量的佛寺主要是为了满足来华的西域僧人居住和过宗教生活的需要。到东汉末年，佛教开始在社会上有进一步的流传。随着西域来华僧人的增多，译经事业日趋兴盛，大小乘佛教都于此时传到中国。东汉时的佛事活动以译经为主，而在汉代佛经的翻译中，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迎合特别表现在对儒、道思想观念和名词术语的借用上，儒学化和老庄化的倾向十分明显，这直接影响到了百姓对佛教的理解和接受度。汉代译出的佛经还在许多方面为适应以儒家名教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而做出了调整。汉代译经出现的迎合中国儒家伦理的倾向在以后的译经中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乃至在唐代出现了中国人编的《父母恩重经》等专讲孝道的佛经，特别迎合了中国人重视家庭伦理的生活习俗要求。 二、三国时期，佛教徒提出了儒佛道三教一致论，这在成书于汉末或三国时的牟子《理惑论》中就有清楚的记载。自此以后，这种观点一直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佛教在中土的发展开拓着道路，并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三、由于佛教毕竟是外来宗教，在与儒、道相调和的同时，佛教与儒、道的冲突和争论也一直没有间断过。早在初传之时，佛教就遭到了儒家的批评与反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势力日盛，儒家更从社会经济、王道政治、伦理纲常等多方面来排斥佛教。在理论上，儒家则展开了对佛教神不灭论与因果报应论的批判。面对儒家的种种攻击，
论佛教礼仪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全文)
论佛教礼仪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周东平＊ 内容提要：佛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本文选择佛教礼仪影响中国古代法制的几个问题展开初步探讨。首先，通过唐代僧尼是否应行致拜君亲之礼的论争，论析该问题实质上是佛教平等思想与儒家忠孝思想的冲突关系在法制上的反映，阐述了佛教礼仪影响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一个侧面。其次，由佛教慈悲思想衍生出信徒应禁杀的“断屠月”与“十斋日”之礼，进而探讨其对中国古代行刑制度具体设计的影响及意义；再次，分析佛教戒律对中国古代犯罪预防的正反两面的作用。最后，从法理角度就禁止盗毁佛像、禁止“私入道”、僧侣犯奸罪加重处罚问题，剖析佛教对中国古代法律具体规定的影响及其实质。 关键词：佛教；中国古代法制；关系；影响
秦汉以来以律令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法律，经过魏晋南北朝尤其北朝胡族政权的发展，至隋唐时期已经成为完成度极高的法典。同时，自东汉时传入的佛教，经由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阶段迅速本土化而更加兴旺发达。这一时期的佛教与法律呈现平行发展，都在隋唐时期形成一个高潮，并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包括法制）发生更为大的影响。 就中国古代法制而言，儒家思想的影响固然最为深刻，但也不排除佛教对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立法、司法、犯罪预防等方面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传入中土的佛教与我国固有法律的关系，诸如慈悲与慎刑、“十恶”罪名的形式来源①、髡刑的废除与佛教兴盛的关系②、缘坐的例外③、剃度制度与“私入道”、税法上的优遇与规避课役、僧尼应否拜君亲、《道僧格》1及其实施与否、斋戒和断屠月日不行刑④，以及利用佛教预 *周东平，男，福建周宁人，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1《道僧格》是在普通法《唐律》基础上增加佛、道教戒律而制定的，该法规定对因具有破戒行为而应用佛、道教戒律处罚的僧尼道士女冠，政府便会对其控告和实施如同对俗人适用俗法处罚一样的实刑处罚。如： 开元二十九年正月，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澣奏：“伏以至道冲虚，生人宗仰。未免鞭挞，孰瞻仪型。 其道士、僧、尼、女冠等有犯，望准道（僧）格处分。所由州县官不得擅行决罚。如有违越，请依法科罪，仍书中下考。”敕旨：“宜依。”见《唐会要》卷50《尊崇道教》。
人间佛教发展过程中的世俗化问题辨析_唐忠毛
JO UＲNAL O F EAST CHINA NO ＲMAL UNIVEＲ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6，2013 人间佛教发展过程中的 世俗化问题辨析* 唐忠毛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暨社会发展学院民俗所，上海，200062) 摘要：“人间佛教”自太虚首倡，经印顺、赵朴初等人的发展，已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潮及其谋 求自身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发展路径与实践模式；但是，在当下人间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围绕 “世俗化”问题也产生了诸多的争论与质疑。究其原因，不仅因为“世俗化”一词本身充满了歧义，同时也因 为不同的论者在使用“世俗化”一词时基于不同的理论立场和具体语境。有的论者在言及中国佛教 “世俗化”时，仅局限于中国佛教自身的汉语历史语境，而无视现代性理论提供的宏大背景与视野；有的论 者则立足于西方宗教社会学的立场，而无视中国佛教与西方宗教形态的差异性；而有的论者则持受世 俗化与宗教性两相对立的立场；等等。因此，澄清“世俗化”一词的概念史背景与不同言说语境，进而对 人间佛教发展过程中有关 “世俗化”问题进行辨析、澄清，不仅有助于人间佛教的理论建设，也有益于中国佛教的未来发展。 关键词：人间佛教；世俗化；商业化；庸俗化 一“世俗化”的概念史背景及其不同语境 “世俗化”（secularization ）一词是当下宗教学研究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概念，但也是颇为混乱且充满歧义的一个概念。事实上，很多论者在使用这一词语之前并未厘清其概念史的复杂内涵与具体语 境。首先，在西方宗教历史与社会语境中，“世俗化”一词有着极为复杂的演化过程，它最早出现于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 ）中，指把原先由教会管辖的土地转移到由非宗教的世俗政权管辖。其后，世俗化也指向教会恩准圣职人员重返世俗以及将原先由教会管辖的部分事务 交由世俗政权管辖，在此，世俗化主要指向宗教在社会、文化或政治上的隐退。 ①及至20世纪前期，“世俗化”一词逐渐发展为具有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等多重意义，20世纪30年代左右，马克斯· 韦伯最早将“世俗化”这个概念引进到宗教社会学上，20世纪50年代后“世俗化”作为宗教社会学的专 有名词逐渐引起社会学家的普遍关注，并成为现代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充满争议但却绕不过的一个 概念。 ②世俗化概念提出的初衷，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是为了说明现代性社会变迁过程中宗教与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它甚至被认为是洞悉现代人的精神历程和现状的秘密钥匙。当然，韦伯将这 一概念带入宗教社会学时并没有对“世俗化” 本身作出详细的解释，但可以从他的“理性化”概念中可以理解他对世俗化的立场。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宗教世俗化是理性化的必然结果。韦伯说 ：“我们这7 01* ①②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DZ117）与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3BZJ008）的阶段性成果。 江丕盛：《当代世俗转向对基督宗教的认知意义》，载于《基督宗教研究》（第六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74—75页。 Willanm H．Swatos ，Jr．and Kecin J．Christiano ："Secularization Theory ：The Course of a Concept"，in Sociology of Ｒeligion ，Vol．60，No．3（Autumn ，1999），pp．209—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