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致害

目录一、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的现状 (1)二、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法律制度的缺陷 (2)（一）法律规定不一致 (2)（二）补偿主体不明确 (2)（三）补偿标准低且不统一 (2)（四）补偿资金不足且补偿方式单一 (3)（五）补偿制度实施性不强 (3)三、完善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法律制度的建议 (3)（一）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3)（二）明确并完善补偿主体 (3)（三）统一且提高补偿标准 (4)（四）扩大补偿资金的来源，采取多样化的补偿方式 (5)（五）明确补偿的程序 (5)参考文献 (6)完善我国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法律制度研究摘要：政府的重视，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使野生动物资源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

近年来，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事件频繁发生，侵害了人们的人身权、财产权，虽然《侵权责任法》对此有规定情形，但对受害人的保护力度还不够。

对野生致害的补偿是正确处理当地居民利益和野生动物保护的关键，只有不断完善补偿法律制度，才能平衡双方的关系，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致害补偿的现状证明我国相关的法律补偿制度并不完善，在补偿的法律依据和法律规定、补偿的主体、标准、资金、方式上都存在很多的缺陷，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

因此必须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以促进野生动物的有效保护及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

关键词：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法律制度野生动物是指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所定义的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不包括学者们目前争议的一般的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肇事既可以对财产权造成损害也可以对人身权造成损害。

在野生动物致害补偿领域，我国虽有《野生动物保护法》进行了规定，但是语焉不详，也只有三个省份出台了相关的具体补偿办法。

本文从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的现状出发，引出目前法律补偿制度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应的完善建议。

一、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的现状自1988年国家颁布《野生动物保护法》至今，绝大多数省、自治区都制定了本地方野生动物保护的实施办法，但只有内蒙古、河北、甘肃、海南、辽宁、山东、福建、四川、贵州等部分省、自治区的条例或办法中有关于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的规定。

而这些规定与国家立法中的相关规定相差无几，大都是对《野生动物保护法》原则性规定的重复，没有具体可实施的操作性。

目前全国仅云南、陕西、吉林等省有专门的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办法，即《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陕西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和《吉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及其实施细则，而且其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从补偿的实行情况来看，由于我国野生动物分布比较多、比较广的地区多数是偏远地区，当地政府的贫穷不能很好地解决补偿问题。

即使在制定了具体的补偿办法的云南省，补偿也几乎无法真正执行。

例如，云南去年造成的损失将近3000万元，但实际补偿的只有600万元左右。

二、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法律制度的缺陷笔者认为，我国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法律制度存在以下缺陷：（一）法律规定不一致《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本法各条款所提野生动物，均系指前款规定的受保护的野生动物。

”这是从野生动物的濒危珍贵程度和重要性作的界定。

但在第十四条，却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此处却是从级别上进行的划分。

同一部法律对野生动物划分标准的不一导致人们对野生动物范围的理解的无所适从和适用的混乱。

（二）补偿主体不明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

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

这条规定导致了在实践中确定补偿主体不具有可行性。

首先，将补偿责任推给当地政府，这不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

因为野生动物所有权的主体是国家。

其次，到底地方政府是哪一级？省级，地市级还是县级？法律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导致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补偿主体不明，各级政府相互推卸责任的局面。

再次，虽然要求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但地方政府为了减轻当地的财政支出，迟迟不肯出台关于这方面的规定，同时由于野生动物资源丰富且容易发生肇事事件的是一些偏远贫穷的省份，它们在财政上也无力进行补偿。

到目前为止，仅有云南、陕西、吉林等省颁布了野生动物致害的补偿办法。

因此这就导致了在具体的补偿实践中无法可依，找不到确定的补偿主体，受损者的利益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补偿。

（三）补偿标准低且不统一根据《陕西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第八条的规定，野生动物损毁农作物或经济林木，个户总产量损失60%以上的，按受损产量折成实价的50%给予补偿；伤害家畜的，对受伤家畜医疗费的补偿金额最高按此家畜价值的20%予以补偿；对死亡家畜的补偿金额按此家畜价值的50%予以补偿。

吉林省则是：损毁农作物的，比照受损作物前3年当地单位面积的平均产量和当时当地市场价格的60%实施补偿；伤害家畜的，对受伤家畜医疗费的补偿金额最高按此家畜价值的30%实施补偿。

云南省则是：补偿金按照当年的政府补偿费用与实际损害总额的比例计算，由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当年年底前确定具体的补偿金数额，并及时给付受害人。

由此可见，就算仅对直接损失进行赔偿，各地政府的补偿数额还是偏低的，最高只有60%，远低于受损的数额。

（四）补偿资金不足且补偿方式单一资金不足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国野生动物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往往是经济比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例如云南、贵州、吉林、陕西、西藏等省份。

为保护当地的野生动物而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已经使当地政府失去了很多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机会，当地财政本来就紧张，更不用说让它们拿出资金用于野生动物致害的补偿了。

第二，资金来源渠道单一。

筹集资金的渠道可以是政府财政资金，也可以是社会资金。

但从一些地方的实践来看，政府资金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社会，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补偿方式是指补偿主体采用何种途径来实施补偿，是补偿活动的具体形式和补偿制度的载体和运行环境，科学的补偿方式能促进补偿机制逐步朝着科学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充分发挥补偿的激励功能和抑制约束功能，无论是对补偿主体还是补偿对象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目前的补偿方式比较单一，主要是经济补偿，表现形式为财政转移支付，项目资金支持等。

（五）补偿制度实施性不强我国除了云南和陕西两省有野生动物致人损害具体赔偿办法外，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则没有制定相应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具体赔偿办法，虽然他们都在其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或办法中规定了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的规定，但是其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不利于实际实施，甚至还有部分省忽略了当地的实际，大量照抄、照搬国家的法律体例和内容条款，不仅未能很好地细化和补充国家的法律，而且未能形成地方特色，使地方的许多实际问题难以解决。

三、完善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法律制度的建议笔者认为，完善我国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法律制度应采取如下对策建议：（一）完善相关法律规定首先，应当对法律中野生动物的使用进行统一的规定，不能予以不同的划分标准。

其次，要鼓励地方政府制定相关补偿办法，对补偿的问题做详细而具体的而规定，使实践中的补偿有法可依。

（二）明确并完善补偿主体1.在国家和地方之间，建立以国家财政补偿为主，以地方财政补偿为辅的补偿机制，同时辅以国际方面的资金援助。

因为野生动物资源是国家财产，理应由国家承担主要补偿责任，同时由于中央财政相比地方来说比较充足，可以及时补偿受损者。

至于如何引入国际资金，可以采取建立基金会的形式。

国家和地方财政补偿的资金纳入中央公共财政，设立一个专项资金统一管理和调拨。

2.在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由省级政府承担主要补偿责任。

我国的野生动物分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指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外，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并公布，报国务院备案。

第十条规定，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应当在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主要生息繁衍的地区和水域，划定自然保护区，加强对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的保护管理。

由此可见，法律将保护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责任赋予了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

因此，应当认为应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对野生动物致害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

3．在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建立多元补偿主体。

除了政府补偿外，还有市场补偿和社会补偿。

市场补偿是指市场交易主体在政府制定的各类生态环境标准、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利用经济或非经济手段，通过市场行为改善生态环境活动的总称。

社会补偿是指由国内外的组织机构或者社会民间团体、个人作为补偿主体来实施的补偿，如一些民间组织设立的基金会等等，这一补偿主体是对政府补偿和市场补偿有效的补充和完善，在我国，有1/5的民间组织属于自然保护类型，这些机构团体或组织已经成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

这三类主体发挥着不同的补偿作用，既可以实施单个主体补偿，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组合，以达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成本分摊、利益共享，实现资金、技术、人力的优化组合以提高补偿的质量和效果。

（三）统一且提高补偿标准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级分类补偿标准不甚合理。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只大熊猫和一只普通野猪在给农民造成的同样损失的情况下，农民得到的补偿是不一样的，因为大熊猫和野猪属于不同的保护级别。

这对农民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遭受的损失是一样的。

笔者认为应当统一补偿标准。

在处理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利益冲突中，自然保护区设立的目的就是保护野生动物，以野生动物为中心和坐标；而补偿制度创设的目的就是为了补偿受损者的利益，应当以受损者为中心和坐标。

而分级分类补偿标准则是以野生动物为中心，更多的考虑了保护野生动物的需要。

该补偿标准设置的错位导致受损者不能得到合理的补偿，因为补偿要依据野生动物的级别而定。

所以应当不管野生动物的级别，一律按统一标准进行补偿。

虽然补偿不同于赔偿，不是对所有的损失进行补偿，但是目前的补偿比例仍然是偏低的，我们期待在明确并完善补偿主体之后可以大幅度提高补偿标准，以更好的补偿受损者的损失。

（四）扩大补偿资金的来源，采取多样化的补偿方式从实践来看，完全由政府对受损者进行补偿是不可能的，必须多方位全面的拓宽补偿资金的筹集渠道。

针对地方财政不足的情况，可以由国家财政应设立专项的“野生动物保护补偿基金”，专门用于在保护野生动物过程中造成损害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