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习惯法”课程体系在西部民族地区高校的建构

“少数民族习惯法”课程体系在西部民族地区高校的建构[摘要]近年来，学者们对“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行了大量极有价值的研究，并形成了丰硕的成果，但遗憾的是，高校“少数民族习惯法”课程建构却被忽视和冷落。

高校少数民族习惯法课程建设还处于非常薄弱的境地，既没有形成具有独立学科特色的、相对成熟的科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系统的、可供操作的教学模式体系和管理评价体系。

面对高等教育课程设置多样化发展的浪潮，保护少数民族法文化的强烈使命感和沉重责任感催促我们应当以拥有得天独厚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西部民族地区为优势语境，从西部民族地区高校入手，建构“少数民族习惯法”课程体系。

[关键词]少数民族习惯法；课程体系；建构一、课题的提出我国有50余个少数民族分布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占全国民族总数的92．7％。

这些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习惯法文化成果，就像他们自己一样丰富多彩，中国习惯法作用最浓厚的地方就是西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由于西部少数民族习惯法构成了我国习惯法资源的主体，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一直受到民族理论界和法学界长久的关注和研究。

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学者们，对“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行了大量极有价值的研究，并形成了丰硕的成果。

例如龙大轩对羌族习惯法的研究，吴大华等对苗族习惯法的研究，罗洪洋对侗族习惯法的研究，张济民等对藏族习惯法的研究等等。

其中既有从法制史角度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历史考证，亦有对现有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实证调查；既有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所做的研究，亦有对单个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分析论证。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不仅使得法学研究的视野超越了国家法的狭隘局限，而且标志着学者的关注已不仅停留在单纯的规则体系与制度的移植和建构之上，开始回归或兼顾到了法的社会基础和现实环境，这本身亦是一种方法和理念的转变。

遗憾的是，与法学界十分强劲的学术繁荣相比，作为文化传承者的高校，“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课程建构却被忽视和冷落。

迄今为止，将“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法学本科阶段专门课程开设的高校屈指可数。

即使在一些高校开设的民族法学科中，少数民族习惯法也是非常有条件地进入到国家法律的视野，其地位十分边缘化。

在高校中，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高校，少数民族习惯法课程建设还处于非常薄弱的境地，既没有形成具有独立学科特色的、相对成熟的、科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系统的、可供操作的教学模式体系和管理评价体系。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我国，法治建设属于比较典型的政府推进型模式，强调运用国家强力对社会秩序进行规制。

由此形成了高等法学教育以国家制定法为中心的单一课程体系，而对于来自底层的、民间的法律资源关注不够。

面对高等教育课程设置多样化发展的浪潮，强烈的使命感和沉重的责任感催促我们应当以拥有得天独厚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西部民族地区为优势语境，从西部民族地区高校人手，建构“少数民族习惯法”课程体系。

二、“少数民族习惯法”课程体系在西部民族地区高校建构的必要性(一)保护西部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的需要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聚、民族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文化多样共生、民族文化特点突出的地区。

经过长期的历史变迁，各少数民族孕育的灿烂的习惯法文化，是中国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大的现实价值和挖掘潜力。

但是，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状况的差异，西部少数民族习惯法民族文化呈明显的二元结构：一方面拥有极为丰富的习惯法文化资源，另一方面这种习惯法文化又因为其强烈的脆弱性而存在随时消失的可能性。

脆弱性是西部民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地域性造成了相对封闭与分割，交通不便、人口相对稀少和分散的特殊环境形成了小范围、小规模文化发展状态；而缺少文字记载的稳定性，又造成了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对外传播和交流以及完整保存的困难。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制定法在西部民族地区大规模的强制推行，西部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更是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

因此，西部高校应充分发挥教育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三大基本功能，在西部民族习惯法文化保护中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高校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高校应整合西部宝贵的民族习惯法文化资源，使其在深入的开发和挖掘中形成优势学科。

(二)构建西部民族地区法学教育学科特色的需要近年来，西部民族地区高校法学教育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使之难以产生与发达地区高校法学教育相抗衡的优势竞争力。

最大的问题在于，西部民族地区高校法学院系的特色定位未能与地方实际情况有力结合，未能在法学教育与地方资源配置之间实现有效的互动。

西部民族地区法学教育要办出特色，就必须立足西部，从西部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适应西部法制发展和客观实际的需要，同时还要结合本院系的科研实力和长远发展，准确定位自己院系的特色。

目前一些西部民族地区高校法学院系虽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定位，但并未形成自己的优势，也没有在其课程设置上充分体现。

我们必须承认，西部民族地区高校很难引进学科带头人或优秀专家学者，这与西部民族地区受地理位置局限、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教师待遇低、学术环境较差等有很大的关系；加之大部分西部法学院系缺乏学术积累，未形成自己的学科优势，教师学术交流机会偏少，使得西部民族地区法学教育在法学传统课程和核心课程上很难与发达地区高校或重点院校相竞争，也很难在这方面打造出精品课程和特色课程。

但另一方面，西部民族地区高校在民族法学和民间法学的研究上却有非常深厚的学术积淀和课程平台，那些遍布西部地区高校的民族学或民族法研究中心，为“少数民族习惯法”课程的常态化开设提供了良好的学科依托和师资力量。

因此，建构以“少数民族习惯法”为核心的学科特色和优势课程体系，才是西部民族地区高校法学教育的合理定位和明智选择。

(三)适应西部民族地区法学教育人才培养动向的需要西部民族地区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主要是为地方法治服务。

学生毕业后到民族地区工作，应能很快融入当地环境，因此使学生具有深厚的地方人文知识背景，培养学生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强烈的认同感就显得格外重要。

此外，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是学生成为法律专业人才的必要手段。

“少数民族习惯法”课程体系是一个开放性极强的学科，在其实施过程中，要求教师和学生采用田野调查法，深入少数民族民间调查研究，采集知识，不断完善课程内容，这对强化学生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学生科研能力的强化是学生继续学习与研究的必要前提，实践能力的训练、塑造学生崇尚法律的人格、培养学生的职业忠诚感，这是法学教育的重中之重，也是法学教育所追求的终极性价值。

中国的法学本科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取得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已由过去的精英教育转为职业教育和国民素质教育的一部分。

因此，西部民族地区法学教育要办出特色，就要立足西部，真正了解西部的法制环境及对人才的需求，准确定位自己法学教育的目标及院系特色，杜绝脱离现实情况、闭门设想的目标定位和特色设定，重点扶持具有发展潜力的学科和课程，使其优势在西部民族地区得以充分发挥。

各法学院系应结合本院系的特色与定位，优化专业课程设置，除开设法律专业基本课程，还应大力建设反映地方民族特色和本院系学科特色的课程体系。

三、“少数民族习惯法”课程体系在西部民族地区高校建构的目标和关键性问题(一)目标在西部民族地区高校，尤其是民族类和政法类高校建构“少数民族习惯法”课程体系，其目标应当是，立足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以西部民族地区为优势语境，充分利用本地区丰富的少数民族资源，通过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课程操作的途径与方法、课程评价与管理、师资的配备与培训、教材建设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探索，形成基于探究、利于互动的教学模式，建构灵活度大、开放性好、实践性强、富有特色的多层次课程体系。

为此，必须根据国家高等法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案，适应高等教育课程设置多样化发展的需要，充分利用西部民族地区高校法学院系的课程资源和学科平台，在协调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之间关系的前提下，首先以民族类院校或政法类高校为试点，构建课程模式，提供操作方法，加强实践探索，不断验证充实和发展课程体系内容，逐步打造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特色课程和精品课程，实现西部民族地区高校法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创新。

(二)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作为新设置的课程，“少数民族习惯法”课程体系、实践还缺乏理论指导。

因此，必须从课程的教育目标出发，认真学习国家课改精神和发达地区高校的先进经验，加强有关理论研究，将教研人员的理论研究和教师的实践探索紧密结合起来，同步进行，从而形成较完善的内容体系、教学模式体系、管理体系、评价体系等。

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处理好下面几对关系：1．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之间的关系。

在实施课程计划的过程中，解决好本校课程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的冲突与衔接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培养目标一致的前提下，不违背国家和地方对高等法学教育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的强制性要求，根据本校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资源状况，设置可供学生选择的、灵活安排的课程体系；同时，满足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给予教师参与开发课程的机会；此外，还要体现学校的办学特色，吸收少数民族文化人士参与课程开发，丰富课程资源。

2．人文性与科学性的关系。

人文性与科学性是建构任何一门学科体系的两翼，人文性指导科学性的发展，科学性促进人文性的进步。

我们知道，少数民族习惯法是一个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的复合体。

一方面，少数民族习惯法凝结了少数民族的智慧和实践理性，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法的不足，在少数民族社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习惯法又具有先天不足，存在一些愚昧落后、践踏人权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法制的统一，这需要研究者的科学甄别和客观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因此，我们在建构“少数民族习惯法”课程体系的过程中，要在增强其理论的科学性的同时，又不抹杀其多姿多彩的人文性，使科学性与人文性协调发展，让新课程高质态实施，完成少数民族习惯法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确立有益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法课程体系。

3．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关系。

学科的发展与其方法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法学的研究方法，对于法学的研究和法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民族法学研究领域，其研究方法是多方面和多视角的，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和掌握，那就是民族法学研究的特别方法。

民族法学研究中的“本土化趋势”和对地方性知识的熟知，是民族法学研究最宝贵的手段。

在调查中习得丰富的乡土知识和民间智慧，这是法制现代化的“源头活水”。

少数民族习惯法学的研究非常需要类似于田野工作式的个案分析方法；需要一种由实践中吸取材料，从中归纳、整理出某些原则，提炼出某种理论的方法。

所以，处理好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建立开放性和稳定性相结合的课程体系，是建构“少数民族习惯法”课程体系过程中要解决的另一个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