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发达国家乡村治理模式

8个发达国家乡村治理模式
8个发达国家乡村治理模式

【振兴参考】8个发达国家乡村治理模式,带来怎样的启发?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几十年走完西方主流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之路,城乡生存与发展环境产生巨大落差与不平衡。那么,发达国家的乡村振兴又是怎么做的呢?乡村是如何在发达国家变成与城市和谐存在的呢?以下8个发达国家乡村治理的成功模式,也许可以给我国带来些启发。

1、因地制宜型:日本造村运动

因地制宜型模式是指在乡村治理中,以挖掘本地资源、尊重地方特色为典型特点,通过因地制宜地利用乡村资源来发展和推动农村建设,最终实现乡村的可持续性

繁荣,以日本的造村运动最为典型。

1月4日

东阿智库

二战后,日本政府为了提升社会发展的速度,实行了一套城市偏向政策,注重发展城市工业,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以求快速推动整个国家的繁荣。在这种策略引导下,势必会导致城乡发展的不均衡,造成农村发展的落后。

为了振兴农村,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大分县前知事平松守彦率先在全国发起了以立足乡土、自立自主、面向未来的造村运动。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与扶持下,各地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培育富有地方特色的农村发展模式,形成了为世人称道和效仿的“一村一品”。

首先,日本政府根据本国的地形特点、自然条件状况,培育了独具特色的农产品生产基地,譬如水产品产业基地、香菇产业基地、牛产业基地等。

其次,为了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政府采取对农、林、牧、副、鱼产品实行一次性深加工的策略。再次,充分发挥日本综合农协的作用,在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销售环节建立产业链,促进产品的顺利交易。

接着,通过完善教育指导模式,开设各类农业培训班、建立符合农民需求的补习中心,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农业知识。

最后,政府对农业生产给予大量补贴和投入,支持农村发展。造村运动振兴了日本农村经济,促进了日本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日本经验总结:因地制宜型模式在具体的乡村治理实践中,非常讲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路,通过整合和开发本地传统资源,形成区域性的经济优势,从而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品牌产品。从当前农村发展的现状来看,很难找到适用于各地区的标准化乡村治理模式,因此,因地制宜型的乡村治理能够充分发挥本地优势,有利于提升乡村社会的整体效益。

2、自主协同类型:韩国新村运动

自主协同型模式是以创造低成本推动农村跨越式发展的典型模式,主要通过政府努力支持与农民自主发展相配合共同推动与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以韩国的新村运动为代表。

日本造村运动的背景相似,韩国新村运动也是在国内重点发展工业经济,壮大城市发展,由此导致了城乡两极分化、农村人口大量外流、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形下开展的。

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为了改善城乡关系、推动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决定在全国实行“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运动。自主协同型的韩国新村运动模式具有科学的发展策略。

第一,针对农村基础设施破旧的现状,政府在乡村积极兴建公共道路、地下水管道、乡村交通、河道桥梁,以此整顿农村生活环境,提升农民生活质量。

第二,通过改变现在的农业生产方式,推广水稻新品种,增种经济类作物,建设专业化农产品生产基地,提升村民的经济收入。“农户副业企业”计划、“新村工厂”计划以及“农村工业园区”计划也都是政府为了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创建的重要举措

第三,培育和发展互助合作型的农协,通过对各类农户提供专业服务和生产指导,以此促进城乡实现共赢。

第四,在各个乡镇和农村建立村民会馆,用于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激发农民的参与性和积极性。

第五,政府在农村中开展国民精神教育活动,提高乡民的知识文化创造性地让农民自己管理乡村和建设农村。新村运动的实施改变了韩国落后的农业国面貌,重新焕发了乡村的活力,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韩国经验总结:自主协同型模式是在城乡差距十分大的国家或地区非常实用的一种乡村治理模式。一方面,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地位,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需要对农村进行整治和改造;另一方面,长期处于贫困处境的农民,也非常愿意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落后的现状,改善生活质量和增加经济收入。

3、循序渐进型:德国村庄更新

循序渐进型模式是将乡村治理看做一项长期的社会实践工作,在这过程中,政府通过制度层面的法律法规调整,对农村改革进行规范和引导,逐渐地将乡村推向发展与繁荣,以德国的村庄更新为典型。

德国的乡村治理起步于20世纪初期,其中对于村庄更新是政府改善农村社会的主要方式,历经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1936年,政府通过实施《帝国土地改革法》,由此开始对乡村的农地建设、生产用地以及荒废地进行合理规划。

1954年,村庄更新的概念正式被提出,在《土地整理法》中政府将乡村建设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完善作为村庄更新的重要任务。在此之后,德国的巴登威滕堡州、巴伐利亚州都陆续出台了村庄更新的发展计划。

1976年,德国在总结原有村庄更新经验的基础上,不仅首次将村庄更新写入到修订的《土地整理法》,而且试图保持村庄的地方特色和独具优势来对乡村的社会环境和基础设施进行整顿完善。

德国的乡村治理起步于20世纪初期,其中对于村庄更新是政府改善农村社会的主要方式,历经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到了20世纪90年代,村庄更新融入了更多的科学生态发展元素,乡村的文化价值、休闲价值和生态价值被提升到和经济价值同等的重要地位,实现了村庄的可持续发展。

德国村庄更新的周期虽然漫长,但是所发挥的价值和起到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对于乡村治理来说,这种对村庄循序渐进的发展步骤更能使农村保持活力和特色。

德国经验总结:循序渐进型模式是针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政府需要不断调适现行的乡村治理目标、方式和手段,以求实现农村社会的整体效益,这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在循序渐进型的乡村治理模式下,政府通过宏观上的规划制定和综合管理,依靠制度文本和法律框架促进农村社会的有序发展。

4、精简集约型:荷兰农地整理

精简集约型模式是指在国土面积不大、乡村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通过整合现有农村资源,充分发挥地区优势,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以荷兰的农地整理为代表。

荷兰的国土面积仅为4万多平方公里,却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业出口国,这样的成就和荷兰乡村实行的精简集约型的农地整理模式是密切相关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荷兰政府就颁布实行了《土地整理法》,明确了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各项职责和乡村发展的基本策略。在此之后通过的《空间规划法》对乡村社会的农地整理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明确乡村的每一块土地使用都必须符合法案条文。

1970年以后,荷兰政府重新审视了农地整理的目标,通过更加科学合理地规划和管理,避免和减少农地利用的碎片化现象,实现农地经营的规模化和完整性。从荷兰农地整理推行的发展方向来看,政府已经改变了过去单方面只强调农业发展的单一路径,而转向多目标体系的乡村建设。

譬如: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提高自然环境景观的质量;合法规划农地利用,推进乡村旅游和服务业的发展;改变乡村生活质量,满足地方需求等。通过农地整理,荷兰的乡村不仅环境良好、景观美丽,而且农业经济发达,农民的生活条件也日益优越。

荷兰经验总结:精简集约型模式是国家在农村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形下,通过对乡村的精耕细作、多重精简利用的方式,达到规模化和专业化的经济社会效益。在精简集约型模式运作下,一方面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保护了乡村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也达到了村庄城市化、可持续性发展的目的。

5、生态环境型:瑞士乡村建设

生态环境型模式是指政府在乡村建设中,通过营造优美的环境、特色的乡村风光以及便利的交通设施来实现农村社会的增值发展,提升农村的吸引力,其中瑞士的乡村建设最为典型。随着社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瑞士的农村和农民不断减少,但是瑞士政府依旧将乡村发展作为推动国家前进的重要组成部分,努力实现乡村社会的繁荣。

从瑞士政府对于乡村建设的主要做法上来看,十分重视自然环境的美化和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善。瑞士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激励政策,对农业发放资金补助,向农民提供商业贷款,帮助其改善农村环境。

通过国家财政拨款和民间自筹资金的方式,政府为乡村建设学校、医院、活动场所以及修建天然气管道、增设乡村交通等基础设施,以此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在政府对乡村的持续性改造下,使得村庄风景优美,生机盎然;乡村静谧,环境舒适宜人;乡村基础设施完善,并且交通便利。

现阶段,瑞士的乡村将农村与周边的自然环境协调起来,以环境优美著称,有着独具特色的田野风光,因而成了人们休闲娱乐和户外旅行的好去处。

瑞士经验总结:生态环境型模式是以绿色、环保理念为依托,强调将乡村社会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休闲价值、旅游价值以及经济价值相结合,从而改善乡村生活质量,满足地方发展需求。生态环境型模式在工业发达、城市化水平较高以及乡村建设已经达到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比较适用,也是农村现代化的样板。

6、综合发展型:法国农村改革

综合发展型模式是指以满足农村现代化的需求为核心,通过农村建设的集中化、专业化以及大型化方式,推动乡村的综合发展,以法国的农村改革为典型。法国作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既是一个工业强国,又是一个农业富国。

法国只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就实现了农村现代化建设,这主要是缘于法国政府采取了适宜的发展策略,积极有效地推进农村改革。法国农村改革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发展一体化农业”+开展领土整治。

所谓“一体化农业”,就是在生产专业化和协调基础上,由工商业资本家与农场主通过控股或缔结合同等形式,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企业方式,把农业与同农业相关的工业、商业、运输、信贷等部门结合起来,组成利益共同体。

实行“一体化农业”能够将农业和其余相关部门集合起来,通过其他部门和机构提供资金和技术指导带动农业建设,实现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

在发展“一体化农业”的同时开展领土整治,通过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帮助和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实现农村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此加快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建设。

法国在进行农业一体化改革和开展领土整治工作中,政府都非常强调应用财政扶持、技术保障以及教育培训等综合的方式来支持乡村建设,助推乡村社会的善治。这些措施最终能够加快乡村地区的发展,使得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发展速度、经济水平和预期目标趋于平衡。

法国经验总结:综合发展型模式是在国家整体规划和科学指导的精神下,通过有效协同的方式,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很好地整合了社会中各个部门的优势资源,使其共同致力于推动乡村社会的发展。综合发展型模式非常强调完善的合作机制,以融合和互促的手段建设利益共同体,形成工农共同发展的良性经济循环,加快了农业现代化实现。

7、城乡共生型:美国乡村小城镇建设

城乡共生型模式以遵循城乡互惠共生为原则,通过城市带动农村、城乡一体化发展等策略来推动乡村社会的发展,最终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双赢局面,以美国乡村小城镇建设为典型。美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非常推崇通过小城镇建设来实现农村社会的发展。

20世纪初,美国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中心过度拥挤,导致许多中产阶级向城市郊区迁移,极大地推动了小城镇的发展。再加上汽车等交通工具的普及、小城镇功能设施的齐全以及自然环境的优越,进一步助推了小城镇的成长和发展。美国小城镇的发展与政府推行的小城镇建设政策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60年,美国推行的“示范城市”试验计划的实质就是通过对大城市的人口分流来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在小城镇的建设上,美国政府非常强调富有个性化功能的打造,结合区位优势和地区特色,注重生活环境和休闲旅游的多重目标。

小城镇有着良好的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能够对全镇的经济社会进行统筹监管,保证小城镇发展的有序与稳定。由于美国城乡一体化已经基本形成,因此,美国小城镇建设能够很好地带动乡村的发展。

美国经验总结:城乡共生型模式产生于特殊的社会人文环境,多见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以农村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发达的城乡交通条件为基础,能够全面提升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在城乡共生模式下,政府在追求经济目标的同时,更加重视乡村生态、文化、生活的多元化发展。

8、伙伴协做型:加拿大农村计划

伙伴协作型模式是指在互相交流和充分沟通的基础上,通过跨部门之间的协商合作形成战略伙伴关系,最终共同致力于乡村善治目标的实现,以加拿大的农村计划最为典型。加拿大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也存在着城乡之间贫富分化的情况。

为了扭转这一现象,提升乡村社会的活力,加拿大政府于1998年颁布实施了《加拿大农村协作伙伴计划》,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务治理以及村民的就业教育问题的解决力度。

加拿大伙伴型乡村治理模式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通过建立跨部门的农村工作小组支持和解决乡村问题,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成本;

第二,建立农村对话机制,定期举办农村会议、交流学习、在线讨论等活动,及时掌握社情民意,为民众排忧解难;

第三,构建农村透镜机制,使各级政府部门官员站在村民立场上,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第四,推动和组织不同主题的农村项目,激发企业和个人到农村创业的激情;

第五,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建立信息服务系统和电子政务网站,为村民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和专家指导建议。通过农村协作计划的实行,政府成了维护村民利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好伙伴,极大地推动了乡村地区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

加拿经验总结:伙伴协作型模式改变了以往政府高高在上的形象,政府通过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与村民形成了新型的合作伙伴,积极帮助农民改善生活,促进农村现代化的快速实现。伙伴协作型乡村治理模式的主要价值在于实现城乡的统筹协调发展,通过平衡城市与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农村社会的整体效益。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核心思考

1、八大乡村治理模式的梳理

综上所述,西方发达国家乡村治理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至今已形成了八种乡村治理模式。这些乡村治理模式尽管类型多样(有些是自上而下产生的,有些是上下结合驱动的)、特点各异(有些是外生的,有些是内生的),但是其都发挥了政府部门、农民协会、乡村精英、普通村民、城市、企业、高等院校、金融机构等

参与主体的功能作用和内在价值,充分体现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思路,从而实现了乡村社会的稳定繁荣发展。

2、中国乡村治理所需集聚力量

根据发达国家乡村治理的成功经验与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所呈现的问题、需求,可以寻找到乡村治理的基本共同规律与成功基础原则:每个国家成功的乡村治理都离不开政府站在农业发展、农民生活改善、乡村生态的保护的“利农”角度发挥政府的支持、和基础统筹主导力量,具体为政府提供法律支持和资金保障,农民协会改善村民的弱势地位,城市、企业和高等院校推动乡村的发展与繁荣,村民尤

其是乡村精英加快农村改革的进程以及农村金融机构承担着乡村可持续发展

的重担。

3、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建议

结合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主要特点和国外乡村治理成功的经验,当前我国需要构建的乡村治理模式是“有限政府、农民主体、依托农协、全社会参与”的多中心的乡村治理模式,具体包括确立有限政府的原则,提高村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协作用,调动城市、高等院校、企业与金融机构等乡村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共同致力于农村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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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社会中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对策

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转型社会中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对策 许爱花甘诺 摘要:农村社区治理面临严重困境,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越权过度干预、非法势力干扰村庄治理以及村民的政治冷漠,严重影响了农村社区的稳定与和谐。农村社区治理必须逐步由“官主导”到“民主导”,构建政府、市场和社区三者之间权责界定明晰、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的多中心治理体制。 关键词:治理社区治理村民自治 中图分类号:C91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338(2011)06—0165—05 作者简介:许爱花,女,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问题、社会工作。 甘诺,女,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引致农村社会发生全面转型,带来农村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大调整。农村社会的自主性空间伴随着原有体制的解体而日渐拓增。村民自治制度的普遍推广既为农村社会发展搭建了全新平台,又为农村新权力结构服务于农村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农村权力结构内部多元权力主体的形成,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了极大可能,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不再是高度集权化的单向“统治”行动,而走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实践。[1] 一、农村社区治理的理论基础:治理和社区治理 (一)治理理论 “治理”(governance)是西方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和经济学领域中的术语,“治理”原意是指统理(govern)、引导或操纵之行动或方式,经常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相互交叠使用。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做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一是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二是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三是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四是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2]“治理”与“统治”从词面上看,似乎差别并不大,但其实际含义却有很大区别。首先,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不一定是政府机关,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官方机构,也可以是民间机构,还可以是官方机构和民间机构的合作;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官方的公共机构。所以,治理是一个比统治更宽泛的概念。其次,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一样。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治理则是一个上下左右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确立认同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由此可以看出,治理是一 561

国际乡村治理模式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国际乡村治理模式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考察美国阿拉斯加州具有多元文化与充权色彩的乡村治理方案、加拿大纽布朗斯维克省充满实验性质的“新乡村地区治理模式”以及欧盟研究中心对欧洲乡村治理经验的比较,归纳出中国当前乡村治理所要强调的落实地方分权、尊重多元文化、增加地方居民参与基层政策决策机制以及凝聚力与动员乡村社区资本等建议。 「关键词」乡村治理/国际视野/基层组织 一、全球治理涵义的缘起及其观点解读 “治理”源自于古典拉丁文或古希腊语的“引导领航”(steering)一词,原意是指统理(govern)、引导或操纵之行动或方式,经常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相互交叠使用。长期以来,“治理”一词主要被限用于与“国家事务”相关之宪法议题和法律活动,以及(或)限用于处理各类利害关系人的特定机构或专业单位[1].其中,世界银行在1989年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但现今治理已经超越政府运作范围,而强调权力关系、组织制度和公共事务管理等层面。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 )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等文章中明确指出:治理与政府统治不是同义语,它们之间有重大区别。他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政府统治相比,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机制. 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最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注: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成立的初衷是要改善联合国处理国际事务所面临效率不高的问题,希望通过该委员会来增加联合国权限以解决日益纷争的经济与关税问题,讨论安理会否决权代表性,并增设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诉愿委员会、犯罪与国际法庭以及提升秘书长职权等议题,不过在2003年美国悍然出兵伊拉克,完全不顾联合国反对的行径,已经粉碎了联合国在全球治理议题中所做的努力。)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做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从以上关于“治理”的论述,可以看出,“治理”概念相对于以前的那种强调权威由上往下、命令的贯彻与服从以及具有公权力政府行为的“统治”来讲,它跳出了政府作为主体的框架,而赋予各种民间组织活动更多的空间,于是治理的范围较政府行政宽泛了许多。至于它和一般的“管理”概念相比较,则又不仅仅限于“技术”层面,多了一些原则性的思考。 因此,在全球治理报告书的目标里,公民社会组织(CSOs)必须担任更大的责任来协助政府进行治理工作,其中各种非营利民间组织又成为了最具草根性的社会自治团体。于是,可由非政府组织(NGOs)共同分享和传递重要信息,运用象征和符号、故事和行动来使改革目标能让全球更多民众予以了解,并通过集体压力协助弱势团体对相关的政府、企业或国际组织产生影响力,以此来说服或迫使特定政府和其它权力对象改变其原有的立场和政策。 二、全球治理在农业部门的应用:乡村治理的崛起与实例 乡村治理是全球治理在乡村部门的具体应用。随着全球治理理论的不断丰富与完善,乡村治理的实践形式也在居民生活中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和自治性。 (一)赋予农业新价值的乡村治理:欧陆可持续发展的传承

现代农业的经营模式

现代农业的经营模式 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发展现代农业已成为广泛热议的话题,结合众多农业企业的研究,将基于土地的农业经营模式根据主营产品进行分类,我们可以将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分为品牌农业、加工农业、科技农业、农业+休闲、生态+农业。 1、品牌农业 品牌农业就是做品牌农产品的农业,这种农业模式是现代农业经营的基础,讲求的是打通从选址、育种、种植到营销、销售的全流程管理,并取得相应质量认证和商标权,以提高消费者信任度和市场美誉度,进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获取更高经济效益,典型代表如“褚橙”。 2、加工农业 加工农业是指对农产品进行再加工、以提升其附加值的农业类型,其关注点在于加工后的农副产品或食品饮料,而农业生产环节主要确保原材料的供应和品质。典型案例如“汇源集团”。 3、科技农业 科技农业就是以农业科技为基础,强调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贡献率,进而实现新的农产品生产和农业经营模式。科技农业一般包括育种农业、智慧农业等,前者如隆平高科主要聚焦在育种,后者如以色列的智慧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6%。典型代表如隆平高科。隆平高科主要从事于杂交水稻、杂交辣椒、杂交棉花、杂交玉米、杂交油菜和优质西甜瓜、蔬菜新品种(组合)的选育创新、快速扩繁和推广销售。自成立以来,隆平高科十分注重对种业科技的投入和研发,并将研发创新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公司不仅在中国、印度等过建立了研发机构,同时拥有近万亩的试验基地。 4、农业+休闲 “农业+休闲”模式是利用当地独有的农业资源,发展“产业+旅游”为一体的农业,一是打造附加值高的农业,二是发挥农业的多种功能,发展休闲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典型案例成都多利农庄。成都多利农庄项目总规划面积约2万亩,以“市民农庄、乡村创客、造梦乐园”建设主题,激活都市农业的多重价值,构建集休闲农业、养生农业为一体的国际生态旅游度假地和有机农业旅游目的地。项目计划建设10000亩有机生态农业示范区、大型智能温室大棚、分拣包装中心。同时创建农业科创中心,以乡村创客为载体,以“成果转化+孵化基地+服务平台”的模式吸引农业企业和合作社,带动周边地区5万亩生态农业发展。 5、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模式也可称为特种农业,是以现代科技为依托在盐碱地、沙漠、污染土地等特定土地上发展的农业,注重生态修复与农业发展并行推进。典型案例为大生农业。大生农业与吉林省白城市政府联合发展燕麦产业,投资建设中加燕麦国际产业园,创新产业发展模式,以“公司+农业合作社(村集体)+产业园区+农户”模式带动燕麦种植和种业发展,借助燕麦在生物修复盐碱化土地的良好成效,逐步实施对白城及周边2000多万亩盐碱化沙化土地的改造治理,有效实现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推动一二三产联动发展和精准扶贫。 时代在变化,科技在发展,农业的经营模式也不断向着多元化、科技化的方向演变,需要我们在变化中拓展思维、寻求规律,从而跟上时代的潮流,在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上谱写自己的诗篇。

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_一个整体性视角_周雪光

编者按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变迁,尤其是政治生态充满弹性变化的今天,探索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之路日益成为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议题。这需要我们对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刻思辨,以自己的智识、勇气和情怀“给养”这一深具历史意蕴的话题。本专题四篇文章聚焦中国国家治理诸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真切而有深度的思考。 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国家治理(专题讨论) 内容提要 国家治理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周雪光的《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 一个整体性视角》将中央与地方关系与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两条主线放在一起加以考虑,从一个整体 性视角审视了国家治理的不同模式及其背后的机制与作用。任剑涛通过《国家的均衡治理:超越举 国体制下的超大型项目偏好》,反省了举国体制下的超大型项目偏好所导致的国家治理失衡及顾此失 彼的连锁反应,并提出了审慎思考。席伟健的《“建制议程”与请愿权:信访制度宪法化及其链接》 试图从国家治理的实用角度刷新信访制度与宪法秩序的关联,并探索将其导入宪法之请愿权的可能。 刘正强的《人民调解:国家治理语境下的政治重构》基于对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及中共传统执政理 念的政治分析,倡导增进人民调解政治凝聚、道德净化、社会动员的功能,从而使其成为疏通国家 政治与民间生活的优质执政和治理资源。 关键词 整体性视角 均衡治理 超大型项目 建制议程 人民调解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4)10-0005-28 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 周雪光 “国家治理”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曾有庞大精细的官僚运作机制,也伴随着周期性的组织失败和运行困境。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全能国家结构,既有卡理斯玛常规化的内核,亦有运动式治理的持续冲动。今天,中国政治结构一方面不断注入现代价值理念,尤其是技术化的治理愈益凸显;另一方面,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紧张不断衍生出国家治理的复杂生态。理解国家治理及其限度,需要有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本文将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两条主线放在一起加以考虑,从一个整体性视角来审视国家治理的不同模式及其背后的机制作用。 一、国家治理:一个整体性视角 近年来,“治理”这个概念在学术界、公共政策界乃至实务部门的讨论中频繁出现,但其含义纷杂不一。本文使用“国家治理”这一概念,是指一个国家在应对其疆域内民众间或不同领域中各种事务、挑战和危机时稳定重复的举措和过程。古今中外特别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任何国家的生存都面临着对外保护疆土完整、对内维系民众群体间相安共生的基本使命。但不同国家在制度安排、日常过程运行和处理危 5

一元到多元建国以来村级治理模式变迁

一元到多元建国以来村级治理模式变迁 韩小凤 【摘要】建国以来,我国的村级治理模式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变迁,这个变迁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密不可分,并且是服从于现代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分散的农民通过政治运动组织进了一个个超越家庭的生产队和人民公社中,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的一元治理模式;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村民自治组织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自主地管理基层社会事务,形成乡政与村治二元主体并存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在农村出现的治理性危机,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农村税费改革来倒逼基层政府对自身进行改革,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村治模式成为历史的必然。通过对村级治理模式变迁的总结梳理,从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不同时期对自己建设目标的独特认定,看出历史发展潮流缓慢但清晰的变动方向。 【关键词】乡政村治;村级治理;权力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治理的原意为控制、引导和操纵,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不再只局限于政治领域,而被广泛运用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村级治理指的是政府和村民运用公共权威维持村庄秩序,以增进广大村民的利益。从其含义来看,村级治理的主体可分为两个:一个是国家权力体系,即包括乡镇

政府在内的基层政权组织;另一个是农村自生权力体系,主要是指国家力量以外农村社会的力量。建国以后,“国家掌握了社会中绝大部分资源的垄断和控制权,民间统治精英被摧毁,民众和国家发生面对面的直接接触;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权力结构分化,新民间精英形成,民众自生性与边缘化并存”[1]。国家、农村精英与村民及其关系导致了不同时期农村社会经济、社会秩序的不同,形成不同时期的村级治理模式。 一、人民公社体制下的村级一元治理模式 传统中国,农民处于政治的边缘,中央权力并没有达至乡村田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主要是纳税和服役。为了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自晚清开始,国家政权开始“下沉”到乡村社会,出现“政权下乡”的过程,北洋政府和后来的南京政府对这一过程进一步加剧,但是广大的农民扔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将广大的农民组织进国家政权体系的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到建国后的土地改革,通过底层的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传统的精英统治结构。根据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自1952年开始,我国政府对农村进行了集体化改造,从最初的互助组,经过初级社、高级社,最后在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公社是一个融农村政治、经济及社会组织管理为一体的最基层的农村政权组

如何认识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如何认识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材1402-1班李敬康20142283 刚刚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作为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农村人口比重较高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在走向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乡村振兴,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短板”,决定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如何在中国实现乡村振兴,只能靠中国人民自己探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对未来“三农”工作的一个总体部署,要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坚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实现乡村振兴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要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人才和资源不断流向城市,农村“造血”不足,加上“失血”过多,导致出现严重“贫血”。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招才引智,促进各路人才“上山下乡”。工商资本下乡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要优化政策,稳定政策预期,但是必须建好工商资本下乡的制度“防火墙”,引导工商资本下乡真正“务农”,防止工商资本到农村跑马圈地,侵犯农民利益。要解决土地增值收益长期取之于农、用之于城的问题,让土地增值收益更多地用于“三农”发展。要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建设、农田水利建设提挡升级;统筹配置城乡资源,推动公共服务下乡、教育下乡,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城乡优质资源共享;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建立起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的关爱体系。只有实现了城乡融合发展,才能让符合条件的农民进城进得放心,留在农村的农民留得安心。 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主线。农村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要继续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坚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大国小农”是我国基本国情农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要处理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生产的关系,不要为了片面追求土地规模化而让小农户失业。同时,要处理好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问题,建立农业专业化服务组织,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和抗风险能力。要壮大集体经济,盘活集体资产,发展股份合作制,解决集体经营性资产归属不明、经营收益不清、分配不公开、成员的集体收益分配权缺乏保障等突出问题。要通过“三权分置”办法,解决农村宅基地闲置问题,激活大量“沉睡”的农村土地资产。 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靠质量兴农。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不能再简单以产量论英雄,而要在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上下功夫。要实施质量兴农战略,根据市场需求生产高质量的农产品,加快推进农业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要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促进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但是要完善农村利益联结机制,不能富了老板,亏了老乡。要构建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不断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 推进乡村振兴,不能忽视粮食安全,要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整体推进。民为国

农业经营新模式

新型农业经营模式 一、CSA 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简称CSA。从字义上看,“社区支持农业”指社区的每个人对农场运作作出承诺,让农场可以在法律上和精神上,成为该社区的农场,让农民与消费者互相支持以及承担粮食生产的风险和分享利益。CSA的概念是不要中间商来操纵当地的食品经济。它可以恢复农民和消费者之间的友好关系。CSA的重要原则是农民在具有生态安全的农业系统中生产能带来健康的食物,消费者也是“股东”,也要承担生产耕作的风险,比如可能遇到自然灾害等等。CSA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建立起本地的食品经济体系并创造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下,农民和消费者一起工作来实现食品保障和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CSA没有一个特定的模式。每个社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因素和条件,因此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模式。通常,CSA是由一群消费者发起的,这些消费者一般都关心自己的食品、健康和环境。他们承诺支持一个或一群农民生产有益健康的食品,食品的价格应该使农民能够持续地经营自己的农场。 优点:1、城市社区居民一次性交付一年的菜钱,与农民共同承担风险,增强彼此的信任,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城乡交流。 2、农民预先收到订金,有利于农业资金运转。 3、社区居民直接从农民手中预订蔬菜,解决了农村蔬菜的销路问题。 4、方便社区居民更直接的吃到清洁绿色有机蔬菜。 二、生态循环农业 生态循环农业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

代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的,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简单地说,就是在良好的生态条件下所从事的“三高农业(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它不单纯地着眼于当年的产量,当年的经济效益,而是追求三个效益(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高度统一,使整个农业生产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把人类梦想的“青山、绿水、蓝天、生产出来的都是绿色食品”变为现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上一些农业发达国家出现了生态农业,引起了各国普遍重视,且发展势头很快,大有不可阻挡之势。 优点:1、通过物质循环利用,减少生态系统物质流和能量流的物质和能量损耗,使相同的生产原料能产生更大的效益。 2、通过生物间的互利共生关系,增大生产效益。 3、通过食物链与食物网模拟自然的生态系统,生产出的农产品更清洁无公害。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农业产业化经营其实质就是用管理现代工业的办法来组织现代农业的生产和经营。它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围绕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以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集种养加、产供销、内外贸、农科教为一体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优点:1、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以来,是农民收入增长较快的时期,但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探索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探索 王科 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向深入,乡村问题又一次引起政学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乡村治理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造成了乡村社会的全面紧张。如何在变动的时代环境中构建一种适应中国乡村的治理模式,已经成为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一问题在民国时期也曾受到高度关注。其时,各种力量都对乡村治理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其中包括政府、教会组织、大学、社会团体等等。据统计,在20世纪30年代全国就有600多个团体从事农村工作,有1000多处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这一时期的乡村建设中,由政府主导的“江宁实验县建设”尤为值得关注。 作为国民政府县政改革实验县试点之一,江宁实验县于1933年2月成立,实验期四年。实验期结束后,在政府的推动下,江宁实验县的多项举措在全国推广。 江宁实验县建设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第一,重构基层行政制度,废闾邻改村里,建立起县—乡镇—村里的基层行政体制;改组地方保卫团,整顿警政,全面提升基层的行政管理能力。第二,设立农民合作组织,救济农村金融;推广新式农业科技,改良蚕桑业、农林业及其他农村副业;提升农民现代意识,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村经济活力。第三,重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修筑公路,兴修水利,先后疏浚河道50余公里,关系农田灌溉23万余亩;大力发展新式教育,在每一乡镇均设有一所学校,学生人数从1933年的3492人增加到1935年的21344人,入学率达到40.06%;全面推进乡村卫生事业,先后设立了4个卫生所和6个卫生分所,形成了一个融环境、医疗、学校、妇婴、宣传及防疫为一体的乡村卫生系统。 与之相应,江宁实验县建设也呈现三个重要特征。政府主导的运作模式是这一建设最显著的特征。江宁县不仅拥有较普通县政府更大的职权和更多的经费,而且其运作基本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正是由于有着政府力量的支持,江宁实验县才能够对旧有的县行政

生态农业经营模式

生态农业经营模式 1、生态农业经营形式 1.1传统生态农业模式 广西、浙江中南部地区水田农业模式比较典型,其主要包括水稻、萍以及鱼,能够在农业模式中共生,将水田分为垄上和垄下两个部分,上部分用于种水稻,下部分用来养萍和鱼,属于立体的生态结构,使农业与渔业共存在一个经济性生态系统中。 1.2新型生态农业模式 1.2.1北方生态农业经营模式 北方生态农业经营采用四位一体模式,此种生产经营模式中包含庭院经济和生态农业两个重要因素,基于经济学、生态学、工程学等角度而建立。四位一体的结构是以太阳能为主的动力生产,从而带动沼气的产量。结合种植业与养殖业,利用质能的转换在土壤上实现全封闭组合系统,其中包括沼气池、采光温室、牲畜舍以及厕所4个区域,因此称之为四位一体的生态农业经营模式。 1.2.2南方生态农业经营模式 南方生态农业经营采用猪-沼-果模式,主要以沼气为主,成为林业、果业以及畜牧业等生产链中的纽带,以此推动生态农业规模的发展。每户居民都具备沼气池、养猪、种果树。这种经营模式非常适合南方地区,在江西赣南地区已经有大约25万户居民采用,且取得非常高的经济效益。 1.2.3西北生态农业经营模式

西北生态农业经营采用五个配套模式,我国西北地区的特征是干旱缺水,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生态经营模式需要全面考虑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五个配套经营模式正是为了能够延续这一地区农业持续性发展而构建的。这种模式需要每户配套果园、蓄水窖、暖圈、营房以及沼气池。经营模式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土壤,之后是其生产的纽带———沼气,以构成农业推动牧业、牧业促成沼气、沼气助长果实、林牧相匹配的配套经营模式,并使之满足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要求。 2、生态农业经营模式基本特征 从各地区间开展的生态农业经营模式可以看出,实践中的生态农业各具特色,但发展路线与规律却相同,都是围绕资源整合利用与生态系统循环,从而引导各地区的农业生产经营建立在利用有效资源重组与生态环保的大方向上。 2.1综合性 纵观生态农业的整体系统可以看出,其具有组织与发展功能,能够将主要元素衔接起来促进下级生态农业的发展。生态农业系统综合性的整体功能是以农业为切入点,在经营运作的过程中严格遵守整体、协作、循环以及再生的原则,对系统中主要元素进行次序规划并合理调节与优化生态农业系统结构,使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生产结构与农业阶梯产业合并在一起,进而促进整体性的综合发展,在综合系统中各个元素之间能够相互促进、相互协调,从而全面提高生态农业综合生产力。 2.2多样性

能人治村”的乡村治理模式

“能人治村”作为一种近些年来存在于村庄社区中的政治现象,渐渐成为了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可取的治理模式,“村庄能人”能通过个人魅力和个人威望提升公共权威的影响力,减少决策成本,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并且通过个人能力和社会资本,获得为社区公共事务发展所必备的丰富的经济资源,从而提高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效率。 农村社区的公共品供给和公共事务的发展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能人治村”对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使得其现实意义日渐凸显,因此对它的理论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已有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笔者试图更清晰的去了解“能人治村”的作用。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固定在一个具体的“能人治村”的村组典型上,通过对该村组公共事务的发展的描述,并以该村组内农民文化中心这一项公共品的供给为实例,分析在“能人治村”的背景中,村庄能人对该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发展的影响,以及在村庄公共品供给中的具体行为对供给效率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致力于对现实存在的某些问题提出若干政策建议,笔者认为对现实状况的准确描述,对于问题的解决本身就是很有益处的。 关键词:能人治村;公共事务;农民文化中心供给

ABSTRACT "Influential Member in Rural Governance"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that prese nt in the village com mun ities in rece nt year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desirable model of governance in China's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In flue ntial Member"ca n upgrade the in flue nee of Public authority through pers onal charisma and personal prestige, reduce the costs of decision-making,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in collective acti on. And through their pers onal abilities and social capital, they can accessto the necessaryeconomic resou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affairs, the n improve the efficie ncy in rural public affairs man ageme nt. Th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and the developme nt of rural public affairs have bee n concerned about all the time in academic area, and the "I nflue ntial Member in Rural Governance"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affairs, which makes its practical sig nifica nee in creas in gly prominent. So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it is very n ecessary. Based on the existi ng theory of the study, I attempt to un dersta nd the "I nflue ntial Member in Rural Gover nan ce" more clearly. Therefore,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will be fixed on a specific village, in which the "I nflue ntial Member in Rural Gover nan ce" is typical. Through the descripti on of the public affairs developme nt in the village, and tak ing the supply of the Rural Cultural Cen ter as an example, I will an alyze the impact of Rural In flue ntial Member on the developme nt of public affairs, and the impact of his specific acts in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on the supply efficie ncy. It is worth no ti ng that, this paper is not committed to raise a nu mber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existing issues in reality, I believe that the accurate descripti on of the situati on itself is very useful for the settleme nt of the issues. Keywords: In flue ntial Member in Rural Gover nan ce; Rural Public affairs; Supply of the Rural Cultural Ce nter 摘要....................................................... I…

古代乡村治理基本模式及历史变迁

古代乡村治理基本模式及历史变迁[申精 【摘要】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实行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治理制度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变迁阶段,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体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随着中国封建专制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受到的干预和控制逐步增强,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被清末地方自治所取代。 【关键词】乡村治理;乡里制度;保甲制;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社会,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中华民族崇尚大一统,自古即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中央集权的封建皇权专制体制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与之相适应的是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等为主要类型的乡村治理制度。乡里制度萌生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滥觞于井田制[1],至清末依然实行之。保甲制度自宋代王安石变法后断断续续实行,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才结束。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乡村治理模式屡经变迁,经历了几个较为明显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制度规定和具体实践,乡村治理组织称谓多变、功能各异,其自治色彩也各有不同,体现出不同的特点。随着中国封建集权制度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政权的干预和控制,其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在清朝末年为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回顾和总结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进历史和特点,对于当前进一步推进我国乡村体制改革将不无裨益。 一、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一阶段:乡官制模式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典型形态是乡里制度,乡官制是乡里制度早期的具体形态与模式,这一时期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 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商周二代已出现“里正”、“族尹”等官名,《周礼》一书详尽记载了当时划分细密、职官赅备的乡里区划。这一时期的乡里制度,在区划上为“六乡六遂”[2]。乡设于“国”即西周国都地区,遂设于“野”即国都以外的地区。据《周礼》记载,国中“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贝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野中“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六乡分别设置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等职,六遂则设有邻长、里宰、酂长、鄙师、县正、遂大夫等职。此外,西周还初步确立了什伍之法:“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当时,乡、党、邻、里是四种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其中乡这一级也成了两千多年来经常沿用的行政区划形式。但是,与其说它们是一种基层组织形式,还不如说是一种和军事编制与户籍编制相交杂的居民管理形式。而且西周时期的乡的层级高于州县的行政建制,遂的层级亦高于州县,从治域范围和所处层级看,其时的遂更相当于

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比较分析

1 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比较分析 农业产业化,是指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科技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机制。 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龙头企业带动型(龙头企业+农户); 2、专业市场带动型(市场+农户); 3、特色主导产业带动型(规模特色产业+农户); 4、服务组织带动型(服务组织+农户); 5、农业园区带动型(农业高新技术园区、示范园+农户型); 6、中介组织协调型(“农产联”+企业+农户); 7、其他组织模式(主要以以上几种模式衍生而出)。 1.1 龙头企业带动型(龙头企业+农户) 这种模式是以经济实力较强的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企业或农户品的加工和销售企业为龙头,对某一农产品实行系列化生产经营,带动农产或相关的生产企业发展优势产业和重点产品,联结生产基地和农户,形成紧密程度不同的产加销一体化经营。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 ①龙头为农民承担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 ②“公司+农户”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有效地改变了过去那种企业与农户利益直接对立的状况,建立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分配机制; ③龙头企业与农户在资金、土地、劳动力和技术市场生产要素上实现了优势互补,龙头企业负责技术、资本密集、风险大的部分,劳动密集和风险小的部分交由农户负责,形成新的生产力。 龙头企业与农户结合,既发挥了大规模经营的优越性,又弥补了农业小生产在经营环节上的缺陷,调动了农户生产的积极性,实现了更高层次上的双层经营。 这种模式的缺陷在于: ①受市场供求变化的影响,农户品的供求关系难以稳定; ②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尚不完善。 1.2 专业市场带动型(市场+农户)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 ①成为农产品的集散地,加快了农产品流通速度; ②减少了农产品流通环节,降低了交易费用。 这种模式的缺陷在于: ①市场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尚需完善; ②农村流通中介组织还未发展完善,还需要培育专业化的经纪人队伍及提高农民参与流通的组织化程度。 1.3 特色主导产业带动型(规模特色产业+农户)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 ①投资少、易起步、风险小,尤其适合经济欠发达地区。 ②资源优势相对突出,生产专业化水平较高,形成了专业村、专业乡。 ③形成产、加、运、销为一体的产业群体。 这种模式的缺陷在于:

创新村级组织民主治理新模式经验材料

创新村级组织民主治理新模式经验材料 近年来,市针对村民自治过程中村党组织的领导作用难发挥,村“两委”关系难理顺等比较普遍的问题,围绕“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目标要求,探索实行“村党组织领导、村代会决定、村委会实施”的村级民主治理新模式,积极破解农村民主自治上存在的问题,从体制和机制上改善村党组织对村级各种组织的领导,使党组织的领导作用进一步具体化、程序化、民主化,从而获得了在村民自治活动中的主导权和影响力,为全市新农村建设的快速协调推进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机制保障。,全市农村经济总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亿元和5541元,分别增长10%和%;投入1亿元启动了118个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一、创新村级组织设置形式,村党组织从体制上融入村民自治 更好地实现村党组织对村委会的有效领导,使村“两委”工作更加顺畅,扩大基层民主,是市推行村级民主治理新模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市以地方党委、人大、政府三者之间“党委领导、人大决议、政府执行”的政治体制为蓝本,借鉴外地先进经验,结合本地农村实际,对村党组织的工作职能、领导方式进行了重新设计,构建了村内重要事务由“村党组织领导、村代会决定、村委会实施”的村治框架。一是

改善村治结构。将村民代表会议改建成经常性议事组织,村代会成员由村“两委”班子成员和村民代表共同组成,通过村民会议或户代表签名对村代会进行授权,对村内重要事务实行民主决策。村代会的成立,使议事决策的参与者更加全面,结束了农村民主治理“两权”分立的局面,有效缓解了村“两委”之间的矛盾,在让民作主的同时,村党组织以村代会为载体对村委会进行领导。二是实现有机融入。村代会成立后,在乡镇党委的支持引导下,村党组织负责人通过竞选成为村代会主席,党员通过竞选成为村民代表,并积极将有能力、有素质的村委会成员、村民代表发展成为党员,确保村党组织通过村代会最大限度地融入村民自治。村党组织书记以村代会主席的身份召集并主持村代会议事,党员以村民代表的身份响应村党组织和村代会的决议,并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动非党村民代表贯彻落实村党组织和村代会的决议。党组织书记兼任村代会主席,使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有了有效的实现途径,改变了以往村里有村民代表却没有“头”的局面,同时也解决了过去往往由被监督者村委会主任召集并主持村民代表会议的不良局面。目前,全市已成立村代会的96个村全部由村党组织书记兼任村代会主席,切实把党的领导融入到村民自治中。三是实施依法领导。村党组织在思想、政治、组织上对村委会实施领导的同时,以村民自治的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托,发挥村代会的作用,通过领导村代

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如何与众不同_当代中国政府_条块关系_研究_评介

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如何与众不同 ———《当代中国政府“条块关系”研究》评介 朱光磊 对其他国家治理模式成功之处,我们应当从国情出发予以合理借鉴。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府治理模式,主要取决于该国的历史、文化、国情、民情、政情等诸多因素。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一种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模式。 周振超的《当代中国政府“条块关系”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从中国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的全局出发,选取“条块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探寻“四位一体”条块关系模式形成、发展、运作和转型的内在政治逻辑为切入点,对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的动态平衡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 该书从政治统治和管理两个维度对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中的“条块”结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在理论上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该书的出版不仅拓宽了政府间关系的研究视野,而且对于构建一个能够保证中国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现代政府制度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总体来看,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探索尤为值得赞赏和肯定。 (一)全书有一条主线、一个明确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和鲜明的“聚焦点”。 目前中国政府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既高度集中,又在管理方面已经相当分散”。高度集中弥补了管理上的分散;管理上的分散缓解了高度集中带来的压力。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政府治理模式。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很多现象都与这一特征密切相关。就政府间纵向关系而言,中央政府在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就需要分散行政管理权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然而,分散的行政管理权到一定程度又会造成对集中的冲击。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政府围绕着“条块关系”进行过多次变革,但始终没有找到条条与块块关系的平衡点,未能摆脱“条块矛盾”的困扰,走出了条条“一集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循环。曾经设想,实行市场经济以后,情况会好起来,但是,时至今日,并没有真正缓解的迹象。如何在条块之间,特别是在纵向间政府层级中对政府职责做合理划分与权力分配,理顺“条块关系”,是中国政府管理体系创新中的一个“困点”。“条块关系”的复杂性给处理和研究“条块关系”带来了特别的难度,但同时也为我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丰富和深化这方面的一般理论概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丰富的素材。 学术著作的生命力不在于面面俱到,关键是要有一条主线、一个明确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和鲜明的“聚焦点”。作者没有试图涉及“条块关系”的方方面面,而是选择了相对明确和集中的切入点:第一,为什么中国的“条块关系问题”比其他国家突出?第二,本来设想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条块矛盾能够多少有些缓解,结果却更复杂了,为什么? 基于以上两个问题,全书形成了自己的推导逻辑和思考线路,这就是中国“条块关系”的特色在于双重领导。双重领导是“条块关系”之所以复杂、条块矛盾之所以尖锐的主要原因;职责同构是双重领导和形成现有“条块关系”模式的关键所在;以“轴心辐射模式”为特征的国家整合方式是决定职责同构长期存在的主要制度性根源。(第17—22页)由于整个内容都要围绕着一条主线去展开,因此全书主题鲜明、逻辑上环环相扣。 (二)提出了自己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分析框架。尤其是对“轴心辐射模式”的政府治理模式有比较深入的阐述和分析,其理论分析框架有较强的解释力。 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长期以来没有理顺,“条块矛盾”之所以突出,根本原因是与“职责同 构”这一中国政府职责在纵向上配置的总特点联系在一起的。①作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 ? 721?①参见朱光磊、张志红:《“指责同构”批判》,《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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