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近代改革成败对比

19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势力向东方扩展，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

由于两国的处境和面临的任务相似，然而探索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其中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然而两国在社会结构中的选官制度、土地所有制结构、对“商”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尤为突出。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近代化的进程。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向东的扩展，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了自己的大门。

两国的仁人志士分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使自己的国家开始了近代化进程。

然而两国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走上富国强民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仍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徘徊。

例如：“日本通过开国较为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中国却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世纪中叶前的‘开国准备’阶段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中国坚持华夷思想，毫无开放进取之意，而日本实现了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开放力量。

”一、选官制度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始创于隋朝。

科举考试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不断的更新，使社会上下阶级在和平的情况下不断地对流，从而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

“科举考试可以把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权中来，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

由于这种通过考试录用人才的办法对封建制度来说有合理的一面，中国一方面它可以使统治机构由统治阶级中最有能力的人来组成。

这对封建制度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制度。

另一方面，一种对维护封建社会有效的制度自然会成为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

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适应于儒家“君子”的理论而设立的具有很强的人文伦理性。

它可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德品的通才而不是一技之长的人才。

广大士子们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把自己的言行严格的约束在封建政权要求的规范之内。

因此自然科学受到很大的影响。

不存在什么创新和发展，因此，在科举中国科学与民主就显得很苍白。

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

四个等级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生活。

由于日本实行世袭制、门阀制使其他的三个等级的人不可能通过什么途径进入统治阶级中去。

一旦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变化。

由此，产生各种矛盾并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的崩溃。

“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府末期，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

中国的科举制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

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

因此，中国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强大的阻力。

日本的门阀制、世袭制阻碍了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下级武士、其他等级的人无缘较高职务，因此产生不满，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

二、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中国自秦汉以来，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

实行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该制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的剥削形式。

在该制度下生产者是自耕农和租佃农而非农，从表面看中国古代社会地主制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太紧，农民与地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缔结或解除二者之间的租约。

由于该制度中的封建关系比较灵活，很难像日本那样分离出异己的力量。

日本处于东亚封建农业经济圈的边缘，而日本则与西欧封建土地制度相似，实行的是领主制。

领主对农民实施超经济强制性剥削，使他们的身份“农奴化”。

可见在这种极强的封建关系下，反而比较容易分离出异己的力量。

三、中日两国的改革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不同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处于国际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自由竞争，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手段主要是商品输出，占领被侵略国家的市场，掠夺原料，从而牟取暴利。

这就给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措施)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

中国戊戌变法(1898年)发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搞资本输出，在被侵略国家开矿山，建工厂，修铁路，办银行，控制该国的经济命脉，同时对被侵略国家实行领土占领与瓜分。

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在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积贫积弱，是西方列强侵略的重点对象，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后，首先是日本，接着是英、法、美、俄等国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开矿。

外国企业利用它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以及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的种种特权，大肆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疯狂地占领中国的商品市场。

洋务运动后期产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极其微弱，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中国戊戌变法的实施也就没有宽松的国际环境和条件。

四、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确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国最大的财阀和地主，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

他早年参政，励精图治，左右都是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发挥其统治才能。

中国光绪帝虽有抱负，并富有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了戊戌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的政治偶像。

但他长于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

五、英美等列强的支持程度不同英美对明治维新竞相扶植，并给予直接的物质军事援助。

日本走上了维新之路，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命运，成为非西方国家中惟一的强国。

但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日本终因选错了榜样而走上歧途。

明治维新后，手忙脚乱的新政权派出使团赴欧洲考察各国制度，以便为日本规划蓝图。

代表团在考察后得出结论：一切效仿德国。

原因是德国相对落后，与日本的“国情”比较接近。

其结局是日本实行了德式军制，把军队直接置于天皇指挥下；同时效法德意志宪法，制定了一部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既无财权又无军权的帝国宪法，最终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

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准现代”社会，明治政权有意将“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国情”的若干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这些恰恰是现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中国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比日本缓慢，中国封建阵营的分化没有达到日本的程度，中央集权的程度比日本高，西学的传播不如日本广泛而深入。

一言以蔽之，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阶级关系，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足以倾覆旧国家体制的历史条件，封建势力在各个领域里仍旧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戊戌变法不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殊顽固性，而这一顽固性又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在这样的国情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发动的戊戌变法，其失败是必然的。

六、中日甲午战争是对中日两国近代改革成果的一次检验。

过程1895年3月，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

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权益；（二）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白银两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

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走向了更深重的灾难。

1、2.3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使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操纵。

2、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台湾属日。

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

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日本是甲午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

赔款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因为日本正在向军国主义发展，已经确立了吞并朝鲜、中国、东南亚，继而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

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打胜日俄战争创造了条件，也为其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

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

规模最大：甲午战争比1840年以来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战争，中法战争的规模大得多。

从日本来说是蓄谋已久、经过长期准备、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从中国来说虽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抵抗，但也投入了海、陆军主力。

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到1895年10月，历时1年多，从海上打到陆地，从朝鲜打到中国，经过了辽东战役、山东战役、台湾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战争的规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

失败最惨：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屡战屡败，陆军主力被击溃，海军主力被消灭，旅顺、大连、威海等重要军事基地被日军占领，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和战争力量，最后只好屈膝投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影响最深、后果最重：在日本由此而崛起的同时，中国进一步滑向殖民地的深渊，面临亡国的危险。

当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

甲午战败的当年，康有为就发动了“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

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举行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走上历史舞台。

教训最多：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军事力量的悬殊造成的，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中国日本这两个曾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国家，在几十年中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决不是偶然的，甲午战争的胜败也不仅仅是战略战术等原因能够完全解释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个原因我们就要从甲午战争前几十年里中日两国不同的改革路线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来探究。

七、鸦片战争后中国耽误了20年时间日本却抓住了机遇中国西方列强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后，迫切需要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争夺市场演变为争夺殖民地，中国和日本都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

中国遭受侵略比日本要早10多年的时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而美国军舰兵临日本是1854年，这个10多年的时间是十分关键的。

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并没有真正清醒过来，没能把挑战看做机遇，把压力变为动力，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对世界大势一片茫然。

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打进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皇帝和文武百官只能仓皇出逃，这才使中国朝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思潮，并付诸实施，这就是洋务运动。

日本在日本则出现了与中国不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