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陈炯明：不惜裁兵省钱办教育

军阀陈炯明：不惜裁兵省钱办教育广东海丰县的马宫港口，眼下正处于休渔期，港口停满了当地的渔船，显得十分平静。

100多年前，这里曾是陈炯明领导当地民众从事民主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参加广州新军起义的海陆丰籍义士、黄花岗起义的当地敢死队员（119名），就是从这里登上盐船赴穗作战的，1911年陈炯明发动淡水起义所需的枪械军火，也是从公海驳运至马宫，再分送至各地。

日前,本报记者寻访了曾经救过陈炯明的当地村民邓璘声（又名邓乃妹）的后代邓城太、邓城波兄弟、陈炯明的侄孙陈炎伦和当地学者陈治赠，向他们了解关于陈炯明在当地流传的一些故事。

村民讲古：陈炯明上门报恩1910年2月的一天，海丰县马鬃（今马宫镇）上宫村村民邓璘声像往常一样出门去干农活，走到村道时，突然见到两个人从村后面的上宫山里窜出来，对着邓璘声急促地呼喊：“救我们，后面有清兵追杀我们！”邓见两人长得面目和善，隐隐约约又听到不远处传来喊杀声，忙将他们藏到附近一处茂密的草丛中，自己则若无其事地回到村道上。

果然，一支清军很快就出现在村道上，厉声质问邓璘声有没见到两个陌生人出现过，邓璘声摇头表示不知，清军便进村里、山中查找，搜寻无果后悻悻而去。

清兵远去后，惊得一身冷汗的邓璘声见两人又饥又渴，便将他俩带回家中招待他们吃了顿饱饭，当天清兵仍在附近出没，邓便把他们两人藏匿在家中过夜。

第二天一早，有人开船前来接应他们离开马宫，二人匆匆告别：“救命之恩，日后定当报答。

”因时间匆忙，邓璘声只知道他们是“从县城来的读书人”，并未将他们的话放在心上。

1911年8月听闻陈炯明在淡水发动起义后，邓璘声组织了当地的一支民军，在与陈月波等人光复海陆丰后，又参加了光复惠州的行动，随后被编入陈炯明的“循军”序列。

任连长驻防平山，他惊讶地发现陈炯明很像自己去年救过的其中一位陌生人，但又不敢询问证实。

陈炯明主政广东后开始整编民军，邓璘声等人被遣散回家。

回去不久，陈炯明突然造访上宫村找到邓璘声，给其颁发了张“追踪张（良）范（蠡）”的樟木牌匾，并对邓璘声说道：“你随我到广州去吧。

”邓璘声执意不想离开村里，推辞道：“我大字不识一个，庄家人穿靴子脚肿，不是做官的料。

”陈炯明只好作罢，因见邓璘声住房矮小简陋，回去不久派人为其修建了一座“四点金”格局的房屋。

建成后，陈炯明亲自手书“南阳堂”制成匾牌派人送至邓璘声住所。

之后，有关“陈炯明上门报恩”的故事在当地流传下来。

陈炯明为什么会在海丰被清兵追杀呢？当地民间学者陈治赠分析认为，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清政府获取了陈炯明“参加广州起义联络工作”的证据，公开通缉、搜捕陈炯明等人，陈炯明化装成小商贩，躲藏在河南尾珠江水面一个同乡的盐船里，逃往香港，因担心自己在当地一手创建的《海丰自治报》遭清政府破坏，不久又冒着危险同马育航潜回海丰，将报社物资从星聚堂秘密转移到寨仔埔黄氏家塾里。

不料在返回香港时被清军发现行踪，二人一路躲避清兵围捕逃至马宫附近，故才有邓璘声后人邓城太描述的那一段救人经历。

陈氏故事：早期办报揭露官场丑闻陈炯明7岁时，父亲、祖父相继因病去世，家道从此中落，家人不得不向远亲近邻借钱买米度日。

陈炯明当时入读县城最有名的学堂“黄氏家塾”（现寨仔埔海城第三小学），其母杨氏为维持几个孩子读书，常常饿着肚子出去做工，一家人在饥寒交迫中常为一口清粥互相谦让，这在四邻中传为佳话。

陈炯明自小懂事，他每天早起五更勤读，感动了一位卖豆腐的老者，他每天清晨为陈炯明留下一碗豆腐。

20岁那年，陈炯明参加科举（戊戌科）考试中第一名秀才。

陈炯明从广东法政学堂毕业后，没有留在广州谋一份舒适的差事，而是返回老家海丰联络各青年组织，在田心村小农场成立了“海丰同盟会”，由陈炯明担任会长,1909年6月创办了《海丰自治报》（陈炯明任主笔，笔名陆安），揭露清廷官场腐败丑闻、宣扬“地方自治”、“还政于民”思想。

每逢当地有盗案，陈炯明都以“不均产之害”为标题，剖析社会病源。

陈炯明还将当地的小农场改为“戒烟局”，动员各姓氏宗亲会，将瘾君子送到“戒烟所”，由瘾君子的亲属自己管理，同时还组织陈月波、陈演生等整顿育婴堂。

不爱女色，鲜少光顾“将军府”1919年，陈炯明的弟弟陈炯晖为陈炯明建了一座西式三层建筑住所，当时陈炯明被授予“定威将军”头衔，当地人都称其住宅为“将军府”或“都督府”。

陈炎伦介绍，陈炯明自广东光复后，大部分时间均住在广州、香港一带，“将军府”实际上成了他偶尔回乡歇脚的驿站。

1921年~1923年间，陈炯明与孙中山兵戎相见，百忙之中的陈炯明在这期间只回来过三次，都是选在每年的9月18日（其母杨太夫人寿辰），陈回“将军府”后，宴请四方亲戚朋友，为母亲贺寿，饭席间，陈炯明一改平时严肃形象，与亲友谈笑风生，无拘无束。

陈每次回府都会逗留几天陪伴母亲，不久其率领的粤军兵败下野后，举家迁往香港，祖屋交由族人看管，此后再也没有回来“将军府”居住过。

陈炯明40岁时，妻子生了四个女儿，尚无子嗣，乡人和朋友劝他纳妾，他严词拒绝。

据说他刻有两枚图章，上刻“不好色”、“不蓄私财”字样，一直谨遵印章原则行事。

孙陈关系决裂前，孙中山曾评价陈道：“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1933年9月23日，《香港工商报》）。

办教育不惜裁兵对修路“情有独钟”陈炯明主政广东建树显效，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不遗余力。

1919年冬，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进入高潮，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提议：“中国可以有两万人去日本留学，为什么不可以有两万人去法国留学？”有识之士纷纷解囊，陈炯明特意从当时的军事支出中拨款10万两予以资助，占了当时总募捐额的1/4。

时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拨款给赴法留学生每年固定4800法郎的资助。

邓小平、周恩来、聂荣臻、李立三、蔡和森、赵世炎、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等一大批共产党人都曾赴法勤工俭学。

陈炯明力邀陈独秀筹建广东教育委员会。

陈独秀提出出任教育委员长的三个条件：“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以广东全省收入的1/10拨作教育经费，以及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统一趋势。

”陈炯明皆一一答应。

每逢省署行政会议，陈炯明都邀请陈独秀在身边就座，以示尊重和支持。

1921年，广东教育经费预算为153万余元，实际支付为111万余元，陈炯明闻后决定裁兵，“每年可省军饷500万元，即以溢额拨为教育经费。

”当地学者陈治赠介绍，陈炯明治粤期间，对修路也一直“情有独钟”。

1912年8月，广东副都督陈炯明谕令全省各绥靖各县“细心筹建军路（省道）县路”，动员商界筹款，军队出力，掀起了全省的修路热潮。

他重点建成了樟木头至惠州这一现代意义的第一条公路。

但不久后因与孙中山决裂，各县的修路计划也就耽搁下来。

与孙中山的“公仇私谊”当地学者陈治赠向记者介绍，陈炯明认为自己与孙中山为敌，是“对公不对私”，他坚持自己“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

与孙中山决裂后，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等人曾试图调节二人关系，孙中山称其“如肯写悔过书，可不究既往”，但个性倔强的陈炯明拒绝，两人关系终无法复合。

孙中山去世后，陈炯明派人送去一副挽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表达了坚持自己政治主张的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企图拉拢陈炯明，陈炯明反要求其“归还东三省”，日本人见说服无效，临走时送其一张8万元的支票，当时穷困潦倒的陈炯明只在支票上打了个叉就退了回去。

不久，陈炯明领导下的中国致公党从香港向东北抗日义勇军捐赠了十万大洋。

1933年陈炯明病逝于香港。

据文献记载，去世时“陈氏家无长物，穷极，借用为其母预备的寿材，始得以入殓。

”一个煊赫一时的地方军政长官，去世时还是致公党的总理，最后竟然如此困窘。

1934年4月，陈炯明的旧部拟在惠州西湖为他举行公葬，陈炯明之子陈定炎撰文记载：“因葬费无着落，徐傅霖发起募捐，并撰写和散发捐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回应，汪精卫捐500元，陈济棠捐1500元，海外侨胞也有捐款汇寄。

”陈去世时，吴稚晖写挽联道：“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

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

”专家点评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赵立人：陈炯明从不参与指挥打仗陈炯明坚持“联省自治”的政治理想，主张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统一当时的中国，后因与孙中山奉行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政治纲领不合，最终两人分道扬镳。

陈炯明认为教育是中国走向富强的根本。

1919年9月，他在漳州发布《振兴教育令》，把改良教育行政和学校教育，积极办理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列为当务之急。

陈炯明一直希望在华南创办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当时粤军驻屯闽南，受到窃据广州的桂系军阀的排斥，又受到福建皖系军阀的压迫，经济困难，但他仍表示粤军愿节衣缩食，筹集5万元，作为在广州筹办西南护法大学的经费。

陈炯明是新文化的重要宣传者，他创办了《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积极宣扬新文化思想。

陈主政广东期间，允许当时共产党小组的活动在广东公开化，他全力支持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在广州创办《广东群报》，该报后来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建党活动的重要平台。

陈炯明一生律己甚严，不贪财、不好色。

兵败逃往香港后，生活一直很贫穷，虽然他曾是致公党的总理，但奉公廉洁，不谋取私利，去世时连丧葬费都是他人资助的。

陈炯明从来都不参与指挥打仗的事，他知道自己是军事外行，打仗的事都放手给参谋人员去做。

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大家说他什么，也不喜欢辩解，而是用实际行动来进行无声地为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