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文化研究综述与考古学研究评析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总第86期）［收稿日期］2013-11-16［作者简介］高世华（1966—），男，山东单县人，天水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伏羲文化研究综述与考古学研究评析高世华（天水市博物馆，甘肃天水741000）［摘要］伏羲文化是二十世纪上古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和共识；由于多方面原因，尤其是缺乏考古学的介入，使得伏羲文化研究在名号解读、时代界定、族源、族属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分歧；正确运用考古学材料，建立伏羲文化考古学研究体系，是伏羲文化研究深度开展、有所突破的关键。

［关键词］伏羲文化；考古学；评析［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566（2014）02-0123-0620世纪，随着古代文献学、考古学和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很多古史传说被学界重新认识和研究。

其中，伏羲传说作为古史研究不容回避的问题，无疑是上古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从20世纪20年代对古史传说的反思，到如今伏羲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广泛深入的研究，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对整个学术界而言都是值得回顾和反思的。

本文拟就伏羲文化研究的概况以及考古学研究方法进行综述和评析。

一、伏羲文化研究的历史回顾伏羲氏在清代以前的学术传统中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伏羲文化则是以伏羲氏为代表的先民们开创的远古文明的总称。

伏羲文化之所以有着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首先因为伏羲作为中华民族最早的始祖，开创了华夏文明的源头；其次，还因为它内容广博，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

古代文化的源和流皆与伏羲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关于伏羲传说及其文化现象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

综合20世纪迄今伏羲文化研究的历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20年代至建国前，为初始阶段。

20世纪初，我国现代新史学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辩派，提出了“层累地中国古史观”，否定我国古史传说的历史，对古史研究造成很大影响，但是，随着20年代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传入和兴起，很多古史传说被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所印证，从而引起学术界对古史传说研究的反思。

早在20年代，王国维提出了古史新证的观点，主张运用出土史料和文献相佐证研究古史传说，重视考古出土文献的研究价值，此后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使得包括伏羲传说在内的古史传说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如：四十年代著名古史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徐旭生以长达三十年的持续研究，写成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对中国上古传说进行了系统研究，将我国传说时期的部族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对伏羲作为苗蛮集团的首领进行了详细考证。

现代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撰写的《伏羲考》首次运用历史文献学、民俗学和考古学资料综合研究伏羲传说，成为第一部研究伏羲文化的专门著作，很多观点迄今在伏羲文化研究中产生着重大影响。

第二阶段，建国前后到20世纪80年代，为探索阶段。

40年代末期，伴随着古史传说的研究和学术成果的问世，学术界对有关中国传说材料的认识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如1947年徐旭生、苏秉岐在《史学集刊》上发表《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一文，指出：传说时代的研究，主要应靠传说材料。

判断传说材料的价值，要解决一个先决问题，进而将传说材料从本质与来源上分为原生的和再生的两类，注重史料的原始性、等次性。

这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传说材料的整理和传说时代的研究两个方面，可见当时的学术界对传说时代及其相关问题的高度重视。

建国后，随着我国史前考古学的深入开展和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学术界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利用考古学材料和方法重建我国史前史，古史传说材料成为重建上古历史的重要文献参照。

这一时期，学术界虽然没有对伏羲文化开展专门的研究，但是，伏羲作为古圣先王，其创画八卦的传说屡见于各种历史教科书中，成为原始社会史的重要内容。

同时，很多学者致力于伏羲传说的民间搜集工作，创作了《伏羲女娲婚配传说》（袁柯）、《上古神话演义》（钟毓龙）、《人祖伏羲》（李亚东）等文学作品。

伏羲文化的研究范围从历史、考古延伸到民俗文学等领域，为深入开展伏羲文化研究工作做好了理论铺垫和准备。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为深入研究阶段。

伏羲的诞生地天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广泛开展伏羲文化的学术研究，首次提出了伏羲文化的学术概念，1993年正式成立了“中国伏羲文化研究中心”、“天水伏羲文化研究会”等学术机构，1992年、2003年、2006年在天水成功举办了三届全国性的伏羲文化学术研讨会，2008年举办了海峡两岸周易文化学术研讨会，2009年、2010年、2011年召开了伏羲文化北京论坛、广州论坛、兰州论坛，相继出版了《神圣伏羲氏》、《伏羲文化》、《伏羲文化论丛2003》、《中华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集》等论文集。

尤其是2012年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集》，几乎囊括了能够收集到的见于著录的研究文章，堪称伏羲文化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

这时期伏羲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伏羲诞生地天水和归葬地河南淮阳，代表著作有：刘彦翔的《伏羲庙志》，李建成的《伏羲文化概论》，徐日辉的《伏羲文化研究》，傅小凡、杜明富的《神话溯源———女娲伏羲神话的源头及其意义》，李宁民的《人祖伏羲与宗庙》，周宜兴的《雨润后世八千年》、《中华文明八千年之说》，杨复竣的《中国本源文化伏羲文化》5卷本等等。

学者们从历史、考古、民俗、哲学、文学、建筑等不同的角度对伏羲传说的原始背景、文化意义以及伏羲传说的历史文化内涵及与天水的关系等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特别是，李学勤的《试谈女娲神话传说的文化意义》，谢端琚的《从考古窥探伏羲时代的历史背景》、马世之的《伏羲女娲与中国远古文化》等，从史前考古角度研究伏羲传说，以其在学术界的崇高学术造诣和威望，促进了伏羲文化研究和史前考古学的有机结合，为探索建立伏羲文化考古学研究体系，恢复伏羲传说的历史面目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伏羲文化研究已取得的学术成果和共识1.伏羲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传统观点过于强调炎黄，而忽略伏羲的历史地位。

经过对古文献的梳理研究，学术界重新确立了伏羲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人文始祖的历史地位。

武汉大学哲学系唐明帮教授认为：“传说中的伏羲，为中华民族之初祖。

他生活在原始社会的渔猎畜牧时代，制作网罟，发展渔猎，进而促成畜牧业发展；仰观俯察，始画八卦；造书契；制骊皮之礼；立九部，设六佐；制乐器，作乐曲；发明医药，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作出多方面卓越贡献，不愧为伟大的中华文化英雄，值得千古敬仰”［1］。

很多学者提出了为“中华民族始祖”正名的提议，主张以“羲黄”取代“炎黄”，台湾新学识文教中心发行人李明教授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伏羲在中国历史上居“百王之先”地位，贡献质高、量多且对文化“国”、“家”特具开创意义，已被民间尊为“人祖爷”，其主要贡献八卦具现代学术意义，国际声望崇隆，陵园规模可与信史帝王比拟，官方正统地位明确，为龙徽创始设计者，伏羲之形象接近原始人类，是中华各民族的始祖［2］。

学术界对伏羲作为民族始祖的确立，有助于人们对伏羲传说的正确理解，对于研究中国的早期历史，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文明标准，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2.伏羲氏是原始氏族的名号，伏羲时代代表了我国原始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伏羲氏并非纯粹的神话人物，它不仅是我国原始氏族部落的名号，而且代表了我国原始社会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

郭沫若认为：“中国的古史传说是原始氏族的代号。

”徐旭生在《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中，将伏羲、女娲、黄帝、炎帝、太皞、少皞等传说人物分别作为中国古代三大部族集团（苗蛮、华夏、东夷集团）的首领。

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把“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的有巢氏时代，“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燧人氏时代，“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的伏羲时代，当作中国境内原始人类社会进化的几个重要发展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长期负责甘青地区考古工作的谢端琚从考古角度分析伏羲时代的历史背景后认为：“（伏羲）神话的目的是使其人物伟大、不同凡人。

但也可以作为这样的理解，即这些伟大的人物代表的是一个氏族或部族，甚至是一个时代”［3］。

伏羲传说历史客观性的确立，是几代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孜孜不倦、科学探索的结果，从而奠定了伏羲文化研究的基础和走向，使伏羲从神坛走入历史成为可能。

3.伏羲是龙图腾团族的始祖，也是龙文化的缔造者伏羲“蛇身人首”的传说有着浓重的神秘色彩，同时又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在中国古代文化和现当代民俗学材料中，蛇与龙有着较近的亲缘关系，蛇为龙的前身，龙是由蛇发展演变而来。

因此，很多专家认为，伏羲“蛇身人首”所象征的特殊含义是：伏羲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始祖。

这一观点首先是由闻一多提出的，他在《伏羲考》中认为:“（伏羲蛇身人首）神话本身又怎样来的呢？我们确信它是荒古时代的图腾主义的遗迹。

可见龙的基调还是蛇。

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

这种蛇的名字便叫作龙。

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家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鬃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

谢端琚教授结合考古新发现的资料，对龙的起始时代及其与伏羲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认为考古发现的5000年前中国原始龙的确与伏羲时代有关，“伏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始祖，也是崇龙的鼻祖”［4］。

目前，学术界有关龙图腾的形成有多种的看法，图腾说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伏羲创立了以“龙”为图腾标志的华夏民族。

4.天水是伏羲诞生地古成纪的中心地区史书记载，伏羲诞生于成纪。

有关成纪的地域范围以天水为中心，学者们意见大体一致。

西北师范大学陈守忠教授在《甘肃史概述》中指出：“成纪这块地方，古时包括地区相当大，甘肃的静宁、通渭、秦安、天水、甘谷等县均为成纪地方”。

刘雁翔先生认为“古成纪地方包括区域很广，即中心在今天水市”。

张华、夏峰则根据对历史上成纪的变迁，以及古成纪与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进一步提出汉置成纪在秦安县北面一带，大地湾所在的葫芦河支流清水河河谷地带，是伏羲文化发祥的中心地域，它可能就是历史传说中的伏羲生地古成纪［5］。

周宜兴在全国政协第五次全委会上以《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掘并研究龙文化的根》的大会发言，明确提出了“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重叠，可能是同一个历史文明的两个不同的表象与形态。

尽管学术界对汉置成纪治地的具体地望争议尚存，但是，以秦安县北陇城及大地湾一带为古成纪中心地域，仍然是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5.伏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伏羲传说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伏羲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的体系，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形成发挥过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