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特色鲜明的新作_读_维系之道_档案与档案管理_有感

档案学研究档案与档案管理是和社会各项事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对它们进行研究时就必须从这种联系出发。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张辑哲先生在其新作《维系之道———档案与档案管理》(以下简称《维系之道》)一书中独辟蹊径,突破社会各项具体事业的局限,将档案与档案管理和人类社会时空统一性与整体连续性结合起来考察,既回顾历史,又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着力突出档案与档案管理“是人类社会时空统一性与连续性的维系之道”,“必将与人类永远共存”的观点。

这是该书在内容主旨上的一大特色。

该书在其他方面也具有鲜明的特色,其科学的论证方法,深入浅出的阐述,独到的观点,还有形象生动的语言,都如一股清新之风扑面而来,使《维系之道》成为近年来少有的集学术性、普及性、可读性于一身的专业论著。

该书在诸多方面表现了其独特、优越之处。

一是作者将哲学方法有机地结合到关于档案和档案管理的问题的思考中。

在书中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套用哲学概念,而是把哲学作为一种思路去探讨档案和档案管理的问题,去剖析有关的理论成果。

如在论述档案的作用时,作者从价值“是一种哲学性的概念”和“是一个相对性极强的动态概念”这两个角度,从分析价值的本质入手,阐述了价值“作为一种认识档案作用的角度和方法,实际意义并不明显”的观点。

又如在讲到立卷方法时,作者运用了逻辑思维方法去分类和归纳,把多种多样的立卷方法归结为“单一立卷法”和“综合立卷法”两种思路。

这些都说明,在认识档案现象时,不能仅“就档案论档案”,而要跳出这个圈子,站在新的角度,上升到新的高度,才能揭示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才能更透彻地把有关问题阐述清楚。

作者从哲学性的层次去论述问题是比较成功的。

二是说理透彻,观察细致,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一些看似不合理的事物和做法能从深层次找出其存在的依据和合理性。

例如对档案种类的划分,有一种分法是将档案分为“文书档案、科技档案、专门档案和新型载体档案”,这种分法确实存在“划分标准不一致,各种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概念交叉、重叠现象。

”但作者对此以深入的分析,清醒地指出纯逻辑方法的局限性,即“社会现实生活并不是严格按逻辑存在的,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既有逻辑性又有非逻辑性的真实自在体。

”并且指出“最高层次意义上的‘科学’,恰恰是尊重、承认、反映客观现实状态的科学精神”,这种分法“恰恰具有这种非逻辑的科学性”。

然后,作者再加以详细透彻的阐述。

在这里,作者深邃的洞察力是令人折服的。

三是思路清晰,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理顺,使之条理化并给予清楚明白的论述。

“由于档案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不仅自身种类繁多且与社会生活具有复杂联系的社会事物”,尤其是档案的性质、作用、特点“不仅表现得极为复杂多样,而且相互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

如果想从理论上认识清楚,就常给人一种“剪不断,理还乱”之感。

因此,作者明智地仅是从“档案在社一部特色鲜明的新作———读《维系之道———档案与档案管理》有感丛勇东梁广寒陈伟迪・72・1999年第2期会生活中的‘主要表现’”的角度,采用逻辑归纳、概括的方法,来认识档案的基本性质、作用与特点,从而达到在理论上对其形成“概貌性的总体把握”的认识目的。

四是正反两方面相结合来阐述档案管理中的道理,尤其是善于从反面进行论述和提出问题,使人们对档案管理获得更全面更清醒的认识。

比如对于档案分类方法,作者列举了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这两大思路,然后用大量篇幅论证了“逻辑主义自身的局限性及其与档案实体管理的不适应性”,又阐明了“逻辑主义的用武之地———内容信息的开发利用”。

这样,通过一正一反两方面相结合的论述,使人们对档案分类方法有了初步明确的认识,就可以避免在档案分类方法上由于两种思路互相混淆而产生的模糊观念,并为下文论述历史主义分类思路在档案管理中的地位和档案实体管理的理论基石———全宗原则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此外,在阐述档案价值鉴定问题时,作者没有象一般教科书和论著那样从正面表述其意义和作用,而是大胆指出了档案鉴定工作的悖论色彩与困惑性:档案价值鉴定工作“必须事先进行”,但这样的鉴定“实际上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将档案价值判定清楚,形成有保证的正确的鉴定结果”;而鉴定工作“事后进行”又等于“否定鉴定工作的必要性,使鉴定工作失去根本意义。

”在这里,作者通过在反面如此精辟的论述,充分说明了“档案价值的鉴定是档案管理实践中最重要、最关键,同时也是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从而促使人们对档案鉴定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从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

五是不迷信权威,独立思考,敢于提出独立见解的科学精神。

例如,以“文件”、“文书”、“文件材料”等为属概念的档案定义,以及“国家档案全宗”的概念,已是在档案界的论著、教科书、工具书中多加阐释,几乎形成约定俗成的认识了。

但作者对前者指出了它在逻辑上、现实中的严重缺陷和不够科学的地方,认为其尚不能被看作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定义。

对后者则指出了其对“全宗”一这重要概念的伤害,大胆提出对“国家档案全宗”的概念“废弃不用”的主张。

不管作者的观点是否会被档案界接受,这种不唯书,不随大流,只求实求真,敢于质疑的勇气是值得称道和学习的。

六是对档案的形成过程作了新颖精辟的阐述。

对于档案的形成过程,档案工作者中存在着“自然形成”和“有意识形成”之争。

对此作者却以新的视角,对档案的形成作了具体细致的分析,提出了“无意”、“有意”+时间的档案形成公式。

“无意”是指“档案实体在制作时并不是被作为档案而产生的”,“有意”是指在制作时“就是被明确地作为档案而产生的”,这些实体在产生后要“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待“可以向人们诉说点‘过去的事情’”时,就真正变成了档案。

这个公式为人们认识档案的形成过程以及档案的真实性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七是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思路和问题,为深入研究档案和档案管理开辟了道路。

在《维系之道》一书中,作者并没有局限于档案界已取得的成就,而是敢于面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

比如作者阐述了全宗原则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从而说明“全宗原则与全宗理论必须不断地充实、发展,完善其自身,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管理实践的需要,解决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

”在书后,作者提出了档案工作的整体调控所面临的几个重要问题(书中列举了7个),这就启发人们去发现、思考和探索档案学和档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指明了研究的发展方向,以促进理论与实践向前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针对实际工作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如档案的“可逆式装订”,还有把案卷标题改造为3栏“表格”式的想法,都体现了作者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八是书中生动形象、精妙的语言表达令人耳目一新。

在书中,作者借助了一些修辞方法,比如用“正规军”与“游击队”来比喻档案收集工作中的接收与征集、搜集,用当选总统和国家主席的条件来类比形成个人全宗的条件,用“档案的‘档案’”一词来说明全宗卷的性质,用“财产・73・档案学研究总账”一词来类比案卷目录的性质、作用,等等。

这无疑有助于“突破专业壁垒,与非档案界人士进行沟通”,增加该书的可读性和普及性。

从以上8点分析,《维系之道》不愧是一本成功之作,是值得一读的好书,但并非完整无缺,笔者认为该书有3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提出。

一是对纸质档案的未来的看法有失偏颇。

作者预言“档案的内容信息将主要通过电子计算机等技术媒介发挥其对社会生活的日常作用,而档案实体将会从日常的使用中彻底脱身”;“如果电子计算机中的信息彻底解决了其可靠性、可信性问题,传统的、直观性的纸质档案恐怕真的会被彻底淘汰,就象纸质档案淘汰金石、竹木档案一样。

”诚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机读档案等新载体、新形式的档案会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生活,但人们在使用档案时也有一个阅读习惯的问题。

对纸质档案人们可以直接阅读,基本上不需借助任何工具和机器。

虽然在传输上和信息存贮量方面不如新型载体档案那样快捷和巨大,但其阅读方便,受外力影响小的特点,在目前与其他载体档案相比仍是具有不可代替的优势,直观性是纸质档案的一大优点。

而对机读档案等档案形体,人们需借助机器才能阅读,在使用过程中必然受到许多不可测的因素的影响,如机器的状况、能源供应、操作系统的兼容程度,等等。

机读档案等档案形体的这种局限性必然限制了人们对它们的使用,也影响了它们的档案总体中的地位,使它们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即使可靠性、可信性问题解决了也无法完全取代纸质档案。

在国际图书馆界,曾有人预测到了90年代电子文献将完全取代纸质文献,实现“无纸化社会”。

事实上纸质文献(包括纸质档案)不但没有消失,而且仍在大量增加,只不过在文献总量中的比重有所变化而已。

这与当年纸质档案淘汰金石、竹木档案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因此,在机读档案等档案形体仍存在很大局限性的情况下,现在给纸质档案未来的命运下结论还为时太早。

二是在书中对维系之道与档案事业的关系在总体上把握得不太恰当。

作者把书名定为《维系之道———档案与档案管理》,体现了作者的写作目的和该书的主题。

同时,作者在书中又设置专门章节分别阐述“档案工作的整体调控”(实际上主要是档案事业管理的内容)和“维系之道———社会中的档案事业”。

总的来说,这些内容已超出了档案与档案管理的范围,离开了该书的主题,应是另一本关于档案事业管理的书的事。

然而在现代,单纯的档案管理已发展成为档案事业,它涵盖了档案的实际管理工作、档案行政管理工作、档案教育、档案学术与科研工作、其他外围性工作等方面,档案事业的管理思想也具有丰富的内涵,因此,不能仅仅把档案与档案管理作为维系之道。

作者在书中虽然也肯定了社会中的档案事业是维系之道,可是却把绝大部分篇幅用于阐述档案和档案的实际管理工作,对档案事业的其他方面很少涉及。

这样,不但使该书的书名显得似乎不妥当,连内容也显得单薄了。

三是把严肃的问题过于轻松化,不利于维护该书的学术性。

作者在书中使用了不少形象生动的语言,增加了该书的可读性,但在有些地方的语言使用上却不够严肃,使观点的表述显得感情色彩过浓。

如作者把自己的一些建议和想法称为“鬼点子”或“阴谋”,这对于严谨的学术和工作研究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论述档案管理工作的基本特点时,作者提到对搞新闻的朋友说:“新闻是最表层的,档案是最深层的,新闻迟早要转化成档案”,并提议为最深层的档案“干一杯”。

作者的意图也许是要把档案和档案管理的深刻道理寓于谈天说地之中,但把学术问题用这种调侃式的语言表达出来,对一部要求具有学术性的专著来说,必然有损其学术研究的严肃性。

(作者:丛勇东,广东省档案馆干部;梁广寒、陈伟迪,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档案学专业硕士研究生)・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