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燕乐的变化对宋词的影响

序》中言“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绮筵公子”为“绣幌佳人”作词，以助其“娇娆之态”，及至宋代更是“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王灼《碧鸡漫志》卷一)演唱者为清一色的女性，词人写词时必然顾及到这一点，必然经常以演唱者(女子)的口吻来填词，从而有了“若词，则男子而作闺音”(清田同之《西圃词说》)的说法，从而形成了宋词的女性化特质。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观念深入人心，词多表现男女之间香艳的情感，慢——音乐旋律之舒缓中透出的柔性抒情气息，更能将情爱“剪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的特点表现出来，所谓“慢处声迟情更多”(卢纶《赋姚美人拍筝歌》)，更符合情爱的特点。

宋代燕乐不同于唐燕乐，它更多地是受西蜀和南唐音乐的影响，吸收了这两大词曲中心的音乐，从而创制出许多“流丽”动听的新声慢词。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宋太祖赵匡胤取代后周政权，建立宋朝。以后二十年间，先后讨平各个割据政权，结束了晚唐五代的分裂局面。北宋统一中国后，集中了全国各地优秀的音乐人才，《宋史·乐十七》记载“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P3347)尤其是来自西蜀、南唐两个词曲中心的乐工，重新创建了音乐体制。

唐末及后梁时期，大批乐工伶人避乱入蜀，为西蜀词乐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十国春秋·前蜀高祖本纪》言“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帝礼而用焉，使修举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西蜀词乐之发达，并且“有条件保留唐代乐制”[8]P41，使得北宋教坊大量吸收了西蜀的乐工以完善宋朝的教坊制。但北宋统治者对西蜀的“亡国之音”是持排斥态度的，《宋史·前蜀世家》即载欧阳炯从孟昶归朝为散骑常侍，雅善长笛，“太祖常召于偏殿，令奏数曲。御史中丞刘温叟谏曰:‘禁署之职，典司诰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曰:‘朕尝闻孟昶君臣溺于声乐，迥至宰司，尚习此技，故为我所擒，所以召迥，欲验言者之不诬也’。自是不复召。”南唐乐工虽然只有十六人吸收进教坊，但南唐音乐对北宋影响很大，《宋史·乐十七》记载“宋初置教坊，得江南乐，已汰其坐部不

用，自后因旧曲创新声，转加流丽。”(P3345)

李煜亡国之后幽囚北宋，仍作有几十首血泪

凝成的词作，可谓南唐音乐在北宋的复生，

陈霆《唐余纪传》卷十八《徐铉别传》记载“是

岁(太平兴国三年)七夕，值后主生辰，因命故

妓作乐侑饮,声彻第外，太宗闻之，怒。又闻其

‘故国不堪回首’之词，加怒焉。遂命秦王移

具过饮，竟有牵机药之赐，庭前反却数十回，

首足相就，俄仆而卒。”王銍《默记》、陆游《避

暑漫钞》也有类似的记载。加之南唐词文人

气息浓重，因此“宋初诸家，靡不祖述二主，

宪章正中。”(冯煦《蒿庵词话》)

南唐之风在上层文人间盛行之前，民间

已经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宋史·乐十七》

载“太平兴国中，伶官蔚茂多侍大宴，闻鸡

唱，殿前都虞候崔翰问之曰:‘此可被管弦

乎?’茂多即法其声，制曲曰《鸡叫子》。又民

间作新声者甚众，而教坊不用也。”这件事发

生在北宋开国已近二十年内，从中可看到，

相对于宫廷教坊制作的新声，民间新声更

多，只是不被采用而已。后值柳永出，“变旧

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李

清照《词论》)。柳永常出入歌楼酒馆，十分熟

悉民间新声，教坊乐工每有新腔，也“必求永

为辞，始行于世。”(《避暑录话》卷三)所以《乐

章集》中十之六七都是新声慢词，柳永也成

为沟通民间词和文人词的桥梁，因为他的影

响，文人吸收了民间慢词新声的养分，逐渐

开始大量写作慢词。另一方面，北宋对南唐

音乐“汰其坐部不用”、“因旧曲创新声”，在

适当改造基础上创造出更加“流丽”的新声，

龙榆生先生即疑心“在江南乐中原已杂入江

南丝竹，不是全用琵琶;这些乐工一到汴梁，

便被采用它那有新的成分的一部分，而去掉

纯用唐燕乐的琵琶曲。所谓‘因旧曲创新声，

转加流丽’，恰为柳永《乐章集》中许多长调

慢词的创作准备条件，而把宋词的发展，推

向另一高峰。”[9] P26

北宋不仅新声慢词大盛，即便是小令

也发生了变化，柳永《甘州令》、《婆罗门令》、

《采莲令》、《六么令》，欧阳修《梁州令》等虽

仍为小令，但其字数不亚于长调，已有长调

慢词的体制，《碧鸡漫志》卷五言:“予考此曲

(《忆江南》)，自唐至今。皆南吕宫，字句亦同，

止是今曲两段，盖近世曲子无单遍者。”唐代

小令多为单遍，宋代单调少有，即使是“新创

的令曲也全是双调”[10] P142。对于宋词的

新变，有人认为是“由于国家统一，社会安

定，经济发展，城市繁荣，市民壮大，短小的

令词已不能满足人们反映生活和进行文化

娱乐活动的需要了，人们欢迎出现更多的时

尚流行的歌曲”[11]41，也有人认为是文学

自身发展规律使然。诚然，时代和文学要素

的确是“新声”慢词繁盛的原因，但根本原因

实与作为宋词背景的宋乐的发展休戚相关。

沈曾植《菌阁琐谈》言:“五代之词促数，北宋

盛时嘽缓，皆由燕乐音节蜕变而然。即其词

句悬想其缠拍，《花间》之促碎，羯鼓之白雨

点也。《乐章》之嘽缓，玉笛之迟其声以媚之

也。”《燕乐三书》前言中也说:“词的唐五代、

北宋、南宋三大历史阶段的分期……与燕乐

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12] P19宋代燕乐的

新变为宋词的发展带来一片新天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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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熊和．唐宋词通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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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熊和．唐宋词通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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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龙榆生．词曲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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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熊和．唐宋词通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

社，1989．

[11]诸葛忆兵、陶尔夫．北宋词史[M]． 黑龙江教

育出版社．2002．

[12]燕乐三书:前言．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作者简介:曲向红，1979年生，山东烟台人，现为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古代文学博士研究

生，师从邓红梅教授从事中国诗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