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
论医患纠纷中胎儿利益--张虎
论医患纠纷中胎儿利益--张虎论医患纠纷中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2006秋法学本科张虎论医患纠纷中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摘要]胎儿期是所有自然人生命发育的必经阶段。
随着现代人权意识的加强，人们也日渐重视对自然人在胎儿时期的利益保护。
在现代社会，未出生的胎儿的利益屡遭侵犯，但由于胎儿未能成为各国民法上的“人”，因此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民法显得捉襟见肘。
由于我国立法不足，胎儿期间遭受损害请求赔偿的案例，往往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
在立法完善前，审判实践还可根据侵权行为法理论，支持就胎儿期间所遭受身体健康损害提出的赔偿请求。
本文通过对我国有关胎儿立法不足的反思，揭示出我国医患纠纷中胎儿利益保护的难点，并针对这些难点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胎儿利益民法保护民事权利能力建议[正文]一、我国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现状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胎儿是并没有出生的，还是母体之一部分，被认为当然不能取得权利能力，不能成为民事主体。
但是，任何人均有从母体受孕到出生之过程。
此间，不仅其未来的利益需要保护，某些现实的利益也需要保护。
胎儿是将来才能出生的人，各国民法均规定只有出生之后方可取得权利能力，即有资格享有权利、负担义务，而胎儿在未出生前受到侵害，在出生之后可否请求损害赔偿，民法对胎儿利益是否予以保护，如何保护，保护的依据是什么，一直是民法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分析我国先行有关胎儿立法的现状，首先要分析我国民法的立法进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中华民国的民法典。
从1954年到19 82年，中国共组织了三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但三次都没有正式出台过一部民法典。
1954年到1982年三次起草的民法典，均没有赋予胎儿以民事权利能力。
到198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改变立法方针，决定在历次民法草案的基础上，先制定一个民法通则，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民法典。
于是形成现今以《民法通则》及《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继承法》等单行法构成的民事立法体系。
民法典胎儿的利益怎样保护
民法典胎⼉的利益怎样保护在我们⽣活中，每⼀个的⼩⽣命的降临的时候，家⾥的⼈都⾮常的⾼兴，胎⼉未出⽣前他的⽣命跟母亲是⼀体的，，他所享有的利益也都是在出⽣后才能实现。
那么民法典胎⼉的利益如何保护?下⾯由店铺⼩编整理相关内容，希望对⼤家有所帮助。
⼀、民法典胎⼉的利益怎样保护胎⼉出⽣后活体，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利益保护的，但死体的，民事权利能⼒⾃始不存在。
《民法典》第⼗六条【胎⼉利益的特殊保护】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利益保护的，胎⼉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
但是，胎⼉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始不存在。
⼆、中关于胎⼉利益保护的具体内容1、⽣命权。
⽣命仅指出⽣后⾃然⼈的⽣命。
胎⼉虽然是⽣命形成的必经阶段，但未出⽣前他的⽣命和母亲是⼀体的，他所享有的利益也都是在出⽣后才能实现。
2、健康权。
胎⼉的健康权指的是其在孕育期间所享有的⽣理机能正常发育的权利。
法律未规定胎⼉的健康权意味着胎⼉在孕育期间受到的诸如环境、药品、医⽣失职造成的疾病、畸形等其他危害得不到相应的补偿。
这是对胎⼉权益的严重损害。
3、财产继承权。
顾名思义，财产继承权主要表现在继承法中规定。
我国《民法典》规定: 遗产分割时对胎⼉的遗产继承份额做出明确规定，需要跟出⽣的孩⼦⼀样保留继承份额，但胎⼉出⽣时是死体的，需要将保留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4、受遗赠权。
虽然在《民法典》规定的受遗赠⼈享有受遗赠权，胎⼉尚未出⽣，被认为不是法律上的⾃然⼈，胎⼉并没有受遗赠权。
虽然规定了受遗赠权，但需要进⼀步思考仍存在弊端。
假如在遗嘱明确表⽰将遗产遗赠给胎⼉，当出现胎⼉没有出现的情况，是否由胎⼉的母亲代其享受这项权利，会存在争议。
⽽胎⼉不幸没有出⽣，那么该权利应该归属于谁便不得⽽知。
通过上述分析知道，依据《民法典》的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利益保护的，胎⼉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
但是，胎⼉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始不存在。
如果读者有哪些法律问题要了解的，可以到店铺进⾏咨询。
胎儿利益民法保护
胎儿利益民法保护当一个新生命在母亲的腹中开始孕育，这个尚未出生的胎儿就已经承载了无数的期待和希望。
然而，在法律的视野中，胎儿的利益保护却并非一直清晰明确。
胎儿，作为生命孕育过程中的特殊存在，其利益究竟应当如何在民法中得到妥善的保护，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什么是胎儿。
在医学上，胎儿通常是指从受孕后的第八周开始，到出生前的这一阶段。
在这个阶段，胎儿虽然尚未独立地呼吸、进食，但已经开始了身体和器官的发育。
然而，民法对于胎儿的定义和保护范围，却需要从法律的角度进行更加精确的界定。
在传统的民法理论中，胎儿往往不被视为具有完全权利能力的主体。
这是因为胎儿尚未出生，其法律地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生命的尊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胎儿的利益，并通过法律予以保护。
那么，为什么要对胎儿的利益进行民法保护呢？一方面，胎儿是人类生命的起点，保护胎儿的利益是对生命尊严的尊重。
从受精卵的形成到胎儿的逐渐发育，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生命的奇迹和可能性。
我们有责任为胎儿创造一个安全、有利的成长环境，确保他们在出生前就能够享受到应有的法律保护。
另一方面，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如果胎儿在出生前受到了损害，但由于法律的缺失而无法获得赔偿，这对于胎儿及其家庭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而且，这种不公平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胎儿利益保护在民法中的体现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对胎儿继承权的保护。
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在涉及遗产继承时，如果胎儿在继承开始时尚未出生，但后来活着出生的，应当为其保留继承份额。
这意味着即使胎儿尚未出生，他们也有权利继承家族的财产，以保障其出生后的生活和发展。
除了继承权，胎儿在接受赠与方面的利益也应当得到保护。
例如，父母或者其他亲属可以在胎儿出生前为其赠与财产，这种赠与应当是有效的，并且在胎儿出生后应当予以交付。
民法典胎儿利益保护
民法典胎儿利益保护
民法典胎儿利益保护是指在民法典中对胎儿权益给予保护和关注。
胎儿是指受孕后尚未出生的人，其权益包括生存权、健康权、发展权等。
民法典对胎儿权益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生命权保护：民法典规定任何人不得非法终止胎儿的生命，保护胎儿的生命权。
2. 健康权保护：民法典规定孕妇在妊娠期间应当保护身体健康，不得进行危害胎儿健康的行为，并规定如果危害胎儿健康的行为造成胎儿伤害或死亡，应当追究责任。
3. 发展权保护：民法典规定胎儿具有与生活环境相适应的权利，保障胎儿的正常发育。
此外，民法典还对胎儿的继承权利进行了规定，胎儿有权继承父母财产。
胎儿利益保护在法律上的明确规定，有助于保护胎儿权益，同时也强调了孕妇和其他人士对胎儿的责任和义务。
这对于保障妇女权益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简述民法中关于胎儿权益保护制度的内容及其意义
简述民法中关于胎儿权益保护制度的内容及其意义胎儿权益保护制度是指在民法中,胎儿享有的财产权益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得到保护。
胎儿权益保护制度的内容:
1. 胎儿在母体中发育期间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2. 胎儿享有的生命权、生存权、健康权等权益可以受到法律保护。
3. 胎儿出生后,其与母亲共同享有的财产权益,母亲有权利转移给胎儿。
胎儿权益保护制度的意义:
1. 维护胎儿权益。
胎儿在母体中处于危险状态,生命和安全需要得到保障。
2. 保护婴儿的利益。
法律规定婴儿出生后享有对应的权益,可以有效地避免父母因无子女而遗弃或虐待婴儿的情况发生。
3. 促进家庭和谐。
在家庭内部,父母对子女的感情和关爱非常重要,维护胎儿权益可以增强父母对子女的责任感和关爱之情。
胎儿权益保护制度是维护民事主体合法利益和促进社会进步的
重要举措。
民法典中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规定有哪些
民法典中关于胎⼉利益保护的规定有哪些我国民事主体具有民事权利能⼒的，⽽⾃然⼈的民事权利能⼒是从出⽣后开始享有的，但对于胎⼉的民事权利能⼒，有特殊保护规定，那么民法典中关于胎⼉利益保护的规定有什么?店铺⼩编整理相关知识，希望对⼤家有帮助。
⼀、民法典中关于胎⼉利益保护的规定有哪些民法典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利益保护的，胎⼉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
《中华⼈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条【⾃然⼈民事权利能⼒的起⽌】⾃然⼈从出⽣时起到死亡时⽌，具有民事权利能⼒，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第⼗六条【胎⼉利益的特殊保护】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利益保护的，胎⼉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
但是，胎⼉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始不存在。
⼆、⾃然⼈民事权利⼀般有哪些1、财产权和⼈⾝权——这是以权利的客体之不同所作的分类。
2、⽀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形成权——这是根据权利的作⽤的不同所作的分类。
(1)⽀配权是指可以对标的物直接⽀配并排斥他⼈⼲涉的权利。
(2)请求权是指请求他⼈为⼀定⾏为或不为⼀定⾏为的权利。
(3)抗辩权是指对抗请求权或否认对⽅权利的权利，例如不安抗辩权。
(4)形成权是指当事⼈⼀⽅可以以⾃⼰的⾏为使法律关系发⽣变动的权利。
3、绝对权和相对权——这是以权利⼈可以对抗的义务⼈的范围为标准所作的分类。
权利的(1)绝对权，⼜称对世权，是指义务⼈不确定，权利⼈⽆须通过义务⼈实施⼀定的积极协助⾏为即可类型实现的权利。
(2)相对权，⼜称对⼈权，是指权利⼈和义务⼈均为特定⼈，权利⼈必须通过义务⼈积极的实施或者不实施⼀定⾏为才能实现的权利。
4.主权利和从权利——这是根据权利的相互关系所作的分类。
(1)主权利是指在相互关联着的两个民事权利中可以独⽴存在的权利。
(2)从权利则指以主权利的存在为其存在前提的权利。
(3)主权利移转或者消灭时，从权利也随之移转和消灭。
5、既得权和期待权——这是根据民事权利的成⽴要件是否全部实现所作的分类。
论我国胎儿利益的保护 胎儿利益保护
论我国胎儿利益的保护胎儿利益保护摘要：随着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人们对保护自身利益也愈发重视。
然而胎儿的权益保护一直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在我国的立法中对于胎儿的权力地位也是基本不予承认的。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应当明确界定胎儿的法律概念，以期能够从新为胎儿的法律地位定位，并对胎儿的权益保护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胎儿法律定位民事权利能力胎儿，作为潜在意义的人的生命，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是指从受孕到出生前的生命体，是尚未从母体脱离的形态。
医学上认为，人类胚胎约在受精后12周末成为胎儿，在此之前只是受精卵和胚胎，而不是胎儿。
然法学学术界较为权威的说法则认为，法律应当保护的胎儿是从精子和卵子结合时起至出生时止在母体中孕育着的整个形态。
而历史上，在罗马法时期，胎儿利益的法律保护便已经开始。
当时的法学家就指出：当涉及胎儿的利益时，即使是在母体中的胎儿，仍然应像活人一样地对待。
一、我国胎儿的法律定位在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中有规定，公民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按照这一规定，未出生的胎儿，不是公民，是没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也是不具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的；只有出生后的人才具有公民身份，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由此可见，在我国法律中，出生与否是能否成为公民的关键，也是能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关键。
从我国现行法《继承法》第2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5条的规定上可以看出我国对于胎儿的权益保护不是完全没有，但仅从继承这方面保护胎儿的权益未免显得有些薄弱。
针对这仅有的法律规定，我们不由得思考：胎儿在孕期受到侵害致使出生后残疾或者健康受损、或是在出生时由于医护人员操作不当造成损伤的，该如何寻求救济？梁慧星教授曾在《中国民法典：总则编条文建议稿》中提出“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视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事项，准用本法有关监护的规定。
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视为自始不存在。
”然而这样的法律规定并没有真正出现在现行法中。
民法总则胎儿利益保护[论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
![民法总则胎儿利益保护[论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https://img.taocdn.com/s3/m/d9a2e5c4ed630b1c58eeb536.png)
民法总则胎儿利益保护[论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近年来针对胎儿的伤害案件不断发生，而我国对此立法却过于简单，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八条外，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相关规定几乎是一片空白。
法律的缺漏造成司法实践在审理侵害胎儿权利的案件时往往无法可依，使胎儿权利得不到有力的保护。
因此，研究我国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胎儿应有的法益范围法律保护的“胎儿”应当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人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的产物且尚未出生；第二，必须具有现实的生命力。
胎儿的法益范围可以分为人身法益和财产法益两个方面。
人身法益包括生命法益和健康法益。
生命法益是指胎儿生命权应受保护的法益。
本人认为胎儿应具有生命法益。
首先，生命法益先于法律而存在，是人性表现与自然创造的一部分。
其次，保护胎儿的生命法益就保护人的先期生命法益。
其三，从实务上看，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对胎儿的生命法益进行了保护，如美国等。
健康法益是指胎儿孕育期间所享有的生理机能的正常发育的法益。
保护胎儿的健康法益同保护胎儿的生命法益一样是保护人的先期法益，是完全有必要的。
财产法益包括：其一，财产继承法益，是胎儿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所享有的遗产继承的财产利益。
我国《继承法》第28条对此即有所规定。
其二，受遗赠法益，是指胎儿享有的接受遗赠人遗赠财产的法益。
与胎儿享有继承法益相同。
其三，受抚养法益，是指接受抚养人教育成人的法益。
如《德国民法典》第844条第二款对此即有明确规定。
其四，依契约受益法益，是指依契约作为受益人的法益。
现实中，有些契约以胎儿为受益人，比如保险契约、赠与契约等等。
二、境外民法对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模式及理论依据1、两大法系对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模式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继承罗马法的传统，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有三种模式：一是总括性保护立法例，即概括地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
瑞士、泰国法律上作如此规定。
二是个别性保护立法例，又称有限保护主义，即不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只在某些事项上对胎儿的利益进行保护。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内容提要：关于胎儿利益保护，存在总括的保护主义、个别的保护主义以及绝对主义三种不同立法例，我国现行立法采绝对主义，不符合胎儿利益保护的需要，应采总括的保护主义。
就胎儿权利能力的性质认定，应采法定解除条件说，即凡涉及胎儿利益保护者，视其具有权利能力。
关键词：胎儿利益，总括的保护主义，个别的保护主义绝对主义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胎儿尚未出生，尚系母体之一部分，当然不能取得权利能力，不能成为民事主体。
但是，任何人均有从母体受孕到出生之过程。
此间，不仅其未来的利益需要保护，某些现实的利益也需要保护，对于胎儿，“只因出生时间的纯粹偶然性而否定其权利是不公平的”。
[①]因此，自罗马法以来，各国民法均对胎儿的利益设有特殊保护。
在我国民法典的起草过程中，胎儿利益的保护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特殊问题，但有关理论研究尚不够深入。
本文特对此发表拙见，以资参考。
一、立法模式选择在罗马法的某些文献中，与民间俗语“胎儿或即将出生的婴儿被视为已出生儿（Conceptusonasciturusproiamnatohabetur）”相吻合，胎儿被视为与新生儿处于完全相同的地位。
但罗马人同时又宣布了另外一些相反的准则，否认即将出生的婴儿具有人格。
对此，彼德洛？彭梵得认为，罗马法上真正的原则是，胎儿从现实角度上讲不是人，但由于他仍然是一个潜在的（infieri）人，人们为他保存并维护自出生之时起即归其所有的那些权利。
而且为对其有利，权利能力自受孕之时起而不是从出生之时起计算。
正如保罗所说：“当涉及胎儿利益时，母体中的胎儿像活人一样被看待，尽管在他出生以前这对他人毫无裨益。
”[②]亦即在罗马法上，当涉及胎儿利益保护时，胎儿被视为自母体受孕时起具有权利能力。
近代民法关于胎儿利益保护之立法模式选择主要有三种：（一）总括的保护主义（概括主义）。
即凡涉及胎儿利益之保护时，视为其已经出生。
如《瑞士民法典》第31条第2项规定：“子女，只要其出生时尚生存，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条规定：“胎儿已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已出生。
”（二）个别的保护主义（个别规定主义）。
即胎儿原则上无权利能力，但于若干例外情形视为有权利能力。
如《法国民法典》第906条第1项规定：“为有受生前赠与能力，以于赠与时已受胎为已足”。
第725条规定：“尚未受胎者，不得为继承人。
”第1923条规定：“在继承开始时尚未出生，但已怀孕的胎儿，视为在继承开始前出生。
”《德国民法典》第1923条第2项规定：“在继承开始时尚未出生但是已经受孕者，视为在继承开始之前已出生。
”第2108条第1项规定：第1923条关于胎儿继承权的规定“对后位继承相应适用”；第2178条规定：“如果应得馈赠者在继承开始之时尚未受孕或者其身份要通过在继承开始之后方才发生的事件确定，则遗赠归属在前一情形随出生、在后一情形随事件的发生而发生。
”第844条第2项之后段规定：“抚养人被杀时，其应受抚养之第三人，虽于其时尚为胎儿，对于加害人亦有赔偿请求权。
”《日本民法典》分别就损害赔偿请求（第721条）、遗产相续（第886条、第965条）、受遗赠能力（第1065条）以及父亲认领胎儿（第783条）等，规定胎儿有权利能力。
（三）绝对主义。
即绝对否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
1964年《苏俄民法典》（第418条）和我国《民法通则》即采用此种立法模式。
我国《民法通则》未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
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保留儿的应继承的份额。
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依照这一规定，遗产分割时，胎儿的继承份额应当予以“保留”，即遗产之权利并非由胎儿即时取得。
很显然，我国《继承法》虽然规定了胎儿的特留份，但胎儿享有遗产权利却必须从出生开始，特留份“留而不给”，故我国现行民法既未实行总括的保护主义，也未实行个别的保护主义，而是根本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资格。
[③]就我国民法就胎儿利益保护应采何种立法例的问题，学者有不同意见。
有人担忧：赋予胎儿以权利能力，将产生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如“胎儿能否成为侵权行为受害人的问题、为计划和优化生育而堕胎的伦理价值问题”等。
[④]故有人便认为，胎儿之未来利益，只需用法律加以明文规定即可，无需赋予其权利能力。
并且“一旦赋予胎儿以权利能力，则流产无异于杀人，将对妇女保护和中国社会发展极大不利。
”[⑤]也有人认为，在三种立法主义中，绝对主义于保护胎儿利益为最次。
由于不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我国司法实践中屡屡发生胎儿遭受损害而在其出生后无法对加害人请求赔偿的事例。
“观之德日等国，学者尚且以个别保护主义对胎儿保护不力，主张改变立法主义，采总括的保护主义，可见我国民法通则所采绝对主义之不合时宜，乃毋庸置疑。
因此，建议制定民法典时采总括的保护主义，以强化对胎儿的保护，顺乎人情及民法进步之潮流。
”[⑥]分析前述三种立法主义，绝对主义的确最不可取：胎儿利益的保护方式，纯为立法技术问题，并不涉及何等基本原则之违背。
在此，涉及胎儿合法利益时“视为”胎儿已经出生，与一般地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并不相同，其并不会与“自然人权利能力始于出生”之原则发生矛盾，也不等于承认胎儿在任何情况下均具有法律人格。
而堕胎之是否构成违法行为乃至犯罪行为，各国依其社会政策自有不同选择，与是否承认胎儿在特定情况下视为具有权利能力毫不相干。
如果认为承认胎儿的权利能力就意味着确认堕胎行为为违法，从而使“流产无疑于杀人”，那么，只要涉及对胎儿利益的保护，即使采绝对主义，也难免逃脱同样的结论：法律既然承认胎儿有财产利益，那么，就当然意味着承认胎儿有人身利益，因此，堕胎同样难逃“谋财害命”之罪孽。
此外，涉及自然人的出生及胎儿利益保护问题，民法与刑法自有不同的原则。
如德国民法规定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胎儿完全脱离母体之时，但其刑法典则对“出生之时”的婴儿的杀害行为，作为杀人行为予以处罚（《德国刑法典》第217条），而不适用刑法典第218条及以下条款有关堕胎行为的规定。
与此同时，德国虽然对堕胎行为施以刑事制裁，但其民法典却并未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而是实行个别的保护主义，仅对胎儿之损害赔偿请求权、继承权等予以保护。
至于其民法理论，则认为即使承认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产生于某种“自然法（naturrecht）”，也不能据此得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必须始于其出生完成之前（如自受孕之时起），由此而断定《德国民法典》第1条之规定是违反自然法的。
“因为即使是某种自然法（不论人们对该自然法是如何具体设想的），也很难说明，一个尚未出生的人为何就必须能够成为权利义务的载体。
毋宁说，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对胎儿的保护，这是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
与民法相比，刑法典第218条及以下条款（引者注：指有关‘堕胎罪’的规定）才真正涉及到保护胎儿的法律问题”。
[⑦]可见，刑法上规定堕胎罪，并不意味着民法上必须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而民法上承认胎儿在特定情形视为具有权利能力，也并不意味着刑法上必须规定堕胎罪。
所以，认为我国民法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会影响中国妇女保护及社会发展，实在言过其实。
至于个别的保护主义，采用者认为其具有适用范围明确的优点。
[⑧]但就胎儿利益保护问题，立法者完全有可能挂一漏万，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涉及胎儿利益保护之事项必然趋于复杂，难以为立法者所事先预见，由此，总括的保护主义实为最佳选择。
二、胎儿权利能力的性质对于胎儿权利能力的性质亦即胎儿的法律地位，学者持有不同观点，形成两大对立的学说：（一）法定停止条件说或人格溯及说：依照此种学说，胎儿于怀孕期间实际上并无权利能力，当胎儿系活产时，再追溯至继承开始或损害赔偿请求权成立之时取得权利能力。
亦即胎儿的权利能力之取得附有停止条件。
此种学说系日本民法之通说，为日本判例所采用；[⑨]（二）法定解除条件说或限制人格说：依照此种学说，即使在怀孕期间，胎儿也被视为具有与已出生的人之同样的法律地位，具有权利能力（或“有限”的权利能力），只是以后胎儿为死产时，其已经取得的权利能力才溯及地取消。
亦即胎儿的权利能力之取得附有解除条件。
此种学说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采用。
[⑩]比较前述两种学说，可以发现，法定停止条件说实际上在承认保护胎儿利益时，并不承认胎儿在涉及其利益的当时具有权利能力（其权利能力只有在其活着出生时方可取得），但为解决遗产继承时的“特留份”以及在胎儿于怀孕期间遭受损害时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虚位”问题，故采用赋予活着出生婴儿取得之权利能力以溯及力的方式。
有学者认为，此种做法可以解决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当胎儿于怀孕期间遭受损害时，胎儿是否“遭受损害”，只能在其活着出生时方可判定，这是因为，即使胎儿遭受损害，如其在出生时为死婴，则胎儿无权要求任何赔偿。
因此，在此种情形，虽然侵害行为早于出生，但胎儿的赔偿请求权只能在其出生时取得，即损害于出生时方真正完成。
[11]但是，法定停止条件说的最大缺陷是不承认胎儿的权利可在出生前获得，因此，必定发生权利主体虚位之弊端：在继承、受遗赠的情形，当法律关系开始时，胎儿利益由谁保护不明；在赠与（生前赠与）时，无法判定法律关系是否成立；而在胎儿遭受损害时，不能立即行使请求权，有可能使索赔时机丧失。
而依法定解除条件说，当发生涉及胎儿利益之事项时，胎儿视为已经出生，即取得权利能力，可即时取得权利，胎儿之母亲或父母亲即可成为其法定代理人，代其行使权利（参加继承、接受遗赠或赠与以及提出索赔请求）。
对此，《德国民法典》第1912条规定为胎儿将来之利益，特设管理人，其于出生时在亲权以下者，由父母为其管理；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166条第2项规定：“遗产之分割，以其母为代理人”，其民事诉讼法第40条规定：“胎儿关于其可享受之利益，有当事人能力”，其户籍法第49条规定：“继承人为胎儿时，以其母或监护人为继承登记之申请义务人”。
[12]总之，承认胎儿在怀孕期间有权利能力，以胎儿的父母为其法定代理人，显然更加有利于胎儿利益的保护。
至于胎儿之法定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可限于胎儿可享受利益之范围，除遗产之分割外，胎儿之法定代理人就胎儿财产无处分权。
[13]鉴此，我国民法在采总括的保护主义之同时，就胎儿权利能力的性质，应采法定解除条件说，即凡涉及胎儿利益保护者，视其具有权利能力，就胎儿所受不法侵害的损害赔偿，或其父亲被害致死的损害赔偿，或基于利他契约（如指定胎儿为受益人的人身保险合同）而对债务人的给付请求权等，均得经由胎儿的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
如胎儿以后未能活着出生，其权利能力视为溯及地消灭或自始不存在，其由法定代理人代为受领之给付，应按不当得利之规定予以返还。
[14]此外应当注意，胎儿的权利能力为法律为保护胎儿利益而设，故并不及于义务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