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行政管理思想

先秦法家行政管理思想

钮子豪行政管理201000640211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法家作为一个重视法律作用的流派，其思想在动荡的时期为秦灭六国、统一全国发挥了重要作用。韩非子是法家的重点代表人物之一，随着法家学说的逐渐成熟，他将慎到、商鞅和申不害等大家学说融合在一起，又参考了儒家、道家的主张，从而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可以说，韩非子是法家理论集大成者。

成熟的法家学派有着自己系统的行政管理理论和方法，它指引着秦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秦朝。现在以韩非子为代表，浅说一下先秦时期法家的行政管理思想。

一、为君之道

韩非子认为，世人不能逞用个人才能，万物都有他们适宜的用处。人才都有他们施展才能地方，君主因此就可以无为了。“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下上无为”、“上有所长，事乃不方”、“上下易用，国故不治”（《韩非子·扬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不应该逞用自己的才能，应该依据法度，这样才能使下级各展其能，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如果君主逞强好胜，展露才华，下级就会利用这点进行欺骗，这样国家就难以治理了。所以，君臣之间不能颠倒作用，君主的作用是无为，臣子的作用在于依法办事。

如果君主没有政治的方法，有智慧的人就会发表违法的言论，贤能的人就会产生违法的意图；君主如若法外开恩，下面的人就有了非法的欲望，于是圣人和智者聚集成群，制造言论，用非法的手段对付君主。“上无其道，则智者有私词，贤者有私意”

（《韩非子·诡使》）、“有擅主之臣，则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间，使善败不闻。”（《韩非子·难》），韩非子强调，那些有私词的人，是有贤明的人，由于君主无道，重用“擅主之臣”，下级当然怨声载道。

君主应该警惕内部的结党营私。韩非子认为，利益和见解相同的人会结成帮派，成群结党，为了各自小团体的利益互相争斗，争夺私利，这样的国家就很难继续发展了。要想治理好国家，君主就要在身边安置一些可信之人。但不能失去对下级的控制力，更不能让他们超越职权。下级的手伸得太长，就会笼络人心，结成自己的利益集团。所以，治理结党营私的要务，就是使下级不得自我扩张，一切只能依据法律制度办事。君主如果坚定依法治国，国家内部的党羽就会害怕，久之老实安宁；从严执法不动摇，局面就容易控制住，结党私营之人便会改邪归正，从新做人。君主对臣子的权力，要经常加以整顿，好比园丁要经常给树木修枝剪叶，不要让树枝太茂密，树枝太茂密就会消耗过多的养分；若果树枝长得比树干还粗，一遇到大风树枝就会把树干带倒。

韩非子说“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是故禁奸之法。”（《韩非子·说疑》）防止人们作恶的方法，最高明的是禁止他们作恶的心。其次是禁止他们的言论，再次就是禁止他们作恶的行为。君主可以倒言反事暗察忠奸。比如，一件事情发生了，明摆着是不好的，但是，君主仍然对此事赞不绝口，这时，下级的态度就会明显反映了他们忠奸的程度。违背事实真相，随顺君主意思说话的人，就是喜欢阿谀奉承的人，违背领导意思而直言不讳的臣子，就是忠于职守的下级，这样，谁值得信任就一目了然了。

申不害向君主传授秘诀说“圣上说话一定要谨慎，因为你每说的一句话，下面的人都会用来揣摩你的心思，行动一定要慎重，因为您的一举一动，下面的人都会效仿。

您暴露了自己的聪明，底下的人就会小心防备您，您暴露了自己的糊涂，底下的人就

会故意欺骗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少说少动，让人看不清猜不透。”

韩非子提出了君主控制下级的七种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韩非子·内储说上》）。君主要从多个方面观察验证下级的言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对犯有罪行的人要坚决惩罚，以显示制度的尊严，才能防止人因为藐视制度而铸成大错；对有功之臣的赏赐一定要兑现，适当的激励，使下级愿为君主竭尽自己的能力；让下级单独发表言论，就不会有人人云亦云地随大流了；发出可疑的命令，使出诡诈的手段，以观察下级是否对自己忠诚；把已经知道了的事情再拿出来询问下级，以测试下级的言论是否诚实可靠；说与本意相反的话，做与本意相反的事，试探下级是否有奸情。

二、权力之势

韩非子认为，得势在于报守法度。“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劳苦不抚循，忧悲不哀怜；喜则誉小人，贤不肖俱赏；怒则毁君子，使伯夷与盗跖俱辱。故臣有叛主”（《韩非子·用人》）。如果君主对下级的劳苦不加抚慰，高兴了就连同奸邪小人一起夸奖，生气了就连同君子一起诋毁，使好人坏人一起受到侮辱，这样，群臣之中一定会产生背叛君主的人。圣人治理国家，一方面要有让臣民不得不爱自己的方法，另一方面却又不会依恃臣民爱自己而肆意妄为。韩非子主张把法和势结合起来，凭借君主的势来保证法的推行才是正道。

韩非子建议君臣之间要保持距离。“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

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韩非子·爱臣》）君主与臣子的距离太近，就会直接影响君主的权威，甚至是君主的地位。君主不力，有野心的臣子就会取代君主的位置，君主要时刻注意集中自己的权力不被奸人所夺。

政治强盛的国家，就容易施展智谋，国家衰弱混乱就难以用计。所以，为秦国用计，变化多次也不容易失败，为燕国献计，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失败。不是因为出谋划策的人智慧不高，而是国家的实力保证了他的策略比较容易实现罢了。“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

“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韩非子·说难》）韩非子认为，一个人做事要自夺其力，能为则为，不能则止，否则就会有始无终，从而招致危险。

权势好比飞龙乘云，云消则龙落。一旦云彩没有了，蛟龙就失去了它的凭借物，就和地上的小虫子差不多了。“故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国家就是车，君主的权势就是马，没有御马的方法，国家必乱。君主对内残暴虐待，对外欺辱邻国，人民的产业就会枯竭，邻国就会征讨本国，国家的后备就会不足，此时国家就危险了。

韩非子认为，“处势”是掌握权力实施的前提条件，法、术、势都是为行使管理权服务的，管理权借助势才会有震慑力。

三、决策之法

韩非子说：凡事都不要走在天下人的前面，这样无论树木事情没有不能办成的，无论什么功绩没有不能成就的。对自己的赞扬议论必定会盖绝当世。这样的人如果不想处高官之位，可能吗？他认为，甘居人后反而能功成名就。这体现了法家的谨慎态度，其目的就是保全自身，不要轻易冒险。当国家实力不足的时候，贸然去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同样对自身是一种危险。“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只有国家安定、正义、顺民心的时候行动，才能取胜，否则是自取灭亡。

左手画圆，右手画方，不能两成。韩非子建议做事情要一件一件去做，一心二用很难把事情做好。圣人总是能保持安静，安静就会费神少，这是一种节省。节省作为一种方法，是从道理中产生的，能节省就是服从客观规律。一把人遇到灾难，陷于祸害，仍然不知后退，这就是不懂得服从客观规律。圣人再见到祸患之前，能使自己的心神安静，行为符合道理。

“辞辩而不法，心智而无术，主多能而不以法度从事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韩非子认为，即使君主有足够的才能，如果不依法办事，国家仍有危险。国家的治理只依靠君主的个人才能使一种危险行为。君主的才能固然重要，但是群臣的力量也不能忽视，否则，再聪明的君主，失去群臣的拥护，也不能治理好国家。才能只有以法道法为依据才能成功，无道法就会失败。凡是聪明的人，有了道和法作为依据才能行得通，没有道和法就行不通。才能只是偏而不全的小道，不能传给别人，道和法才是万全的。

用自己的小聪明改变法令，时常用自己的私行扰乱国家的政务，法律和禁令不断改变，君主的号令前后矛盾的，国家就要灭亡啦。韩非子认为，法律、禁令一旦制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因为自己的私心和私欲不断的变更法令，会招致亡国的灾难。

四、执行之法

韩非子说：政事要分给国内各地的官员，重要的权柄则集中在中央政府。圣明的君主独掌国家大权，各地的官员都来效劳。韩非子主张从中央到地方的集权体制。中央的内廷把持重柄，制定决策。地方的官员是决策的执行者，是为中央服务的。君主不能事必躬亲，这不但不是君主有才能的表现，反而是一种无能，是一种治国无策。

君主在任用群臣的时候，最好尽少的干预，把指示交待清楚就可以了。应该让上下级去发挥他的才干，管理者只是控制好局面就行了。聪明的君主会留心下级的动向，这是一种至高的管理艺术，必须要有两个前提：制度健全和君主利益不能被损害。这样信任才能变成放任。

韩非子认为，下级们既有私心，又有公义。修持自身，品德高洁，行为公正，做官无私，这是下级的公义；玷污行操，放纵欲望，保全自身，谋取私利，这是人臣的私心。人性既有公义，又有私心，一个圣明的君主要善于领导下级，共同治理好国家。

“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故号令者，国之舟车也。安则智廉生，危则争鄙起。”（《韩非子·安危》）所以，一个国家的号令要稳定，这样，廉洁的贤士才能出现。

官吏无能，百姓就桀骜不驯。君主如果在执行制度的过程中软弱无力，那么国家制度制定得再好也是形同虚设，丝毫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当一个国家有制度不能执行，有法不能依的时候，那些本来隐含在人们心中的缺点，就会因为失去控制而释放出来，百姓们就会变得不服从指挥，难以管理。随而出现“大奸做则小盗随，大奸唱则小盗和”的局面。

韩非子主张法制，他说的法，是一种公开颁布的成文法，法律不偏袒地位尊贵的人，准绳不迁就弯曲的东西。受到法律的制裁，智者不能用言辞推脱，勇敢的人不能以武力抗争。惩罚罪过，大臣不能逃避，奖赏善行，平民百姓也不能遗忘，体现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观念。

韩非子告诫君主要谨修所事，待命于天。谨慎地处理政事，等待天的命令，要遵循自然规律，充分利用天与人的协调关系。事物有各自的常态，要依据其常态加以引导。由于人们随顺事物的常态，所以静止时能不失事物的本性，动作时能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事物都有其自身的性质和一定的形态，人们如果能因势利导，无论动静都

不失其本性，就会获得成功。韩非子发挥了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说明了战略在于灵活、出奇制胜。

五、赏罚之术

韩非子认为，人的善恶与赏罚有直接关系，赏罚得当，则百姓争相为善，赏罚不当，则百姓随之作恶。国家之中一旦有了无功受赏的人，百姓就不再对外致力于杀敌作战，对内也不努力从事农耕和工作，就都想用财富巴结富贵，树立自己的美名，以骗取高官厚禄。因此，自私的臣子就越来越多，而暴乱的匪徒也就越来越猖獗，这样的国家一定灭亡。韩非子强调的是赏罚的时候注意公平，如果一个国家奖励了一个无功的人，那么国家的官员不再会有工作的积极性，赏罚的不公，群臣也就失去了通过努力工作而获得利益和认可的动力。

所以，赏罚分明，兵民就会拼死作战，军事就会强大而领导尊贵。赏罚失察，百姓就会无功求赏，有罪而求幸免，就会军力弱而领导卑鄙。

如果实施惩罚的时候冤枉好人，说明制度的执行者缺乏调查研究的精神，导致对于事实真相的失察。因此，处罚得越重，就越说明制度执行的失误就越大，被冤枉处分的人自然不服气，那个真正应该受到处罚的人，就会为自己侥幸逃脱而感到幸运，他可能还会暗地嘲笑君主的糊涂，从此做起坏事来更加肆无忌惮。

设立百姓喜欢的，以求得他们建功立业，所以就颁爵授禄来鼓励他们；禁止百姓犯罪就要制定刑罚来威吓他们。只有在维护国家制度时赏罚分明、奖赏有度，才能体现真正的威慑力。

举报有奖：把别人的善行上报君主的人，他喜欢善的心情与君主是一样的；把别人的恶行上报君主的人，他讨厌恶的心情和君主也是一样的，这些是应该赏赐和赞誉的。相反，不把别人的奸恶上报君主，与恶人同罪。“今子思不以过闻而穆公贵之。

厉伯以奸闻而穆公贱之。人情皆喜贵而恶贱，故季氏之乱成而不上闻，此鲁君之所以劫也。”（《韩非子·难三》）韩非子认为，人的感情是喜欢收到尊重而厌恶被人轻贱，领导应该利用人的这种性情，奖励告发别人罪行的人，惩罚替别人隐瞒恶行的人，这样就不会发生被下级蒙蔽的悲剧了。那些能够真实地反映情况的人，一定是好的大臣，而且，君主应该大力表扬这样的人，当然，对于工作的好坏，业绩的高低，既有硬性的指标，又有个人的认识。既然是个人的认识，看法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个好的君主，应该鼓励大臣学习这种认真的精神，让所有的大臣都做成一个习惯于汇报情况和善于同君主沟通的好臣子。这样的君主才是开明的君主，而不是昏君。

韩非子提倡施用重刑，这样才能防止人们犯罪作恶。如果处罚太轻，犯罪的人也不会在意，不当回事。等到他们犯了错误，如果不惩罚，制度就如同虚设，这样无异于鼓励百姓去犯法。重刑能阻止的错误的行为，轻刑不一定能阻止得了，但是，轻刑能阻止的罪行，重刑一定能够阻止。

一个国家要治理好，就要一句人们的好利恶害的本性，制定赏罚的政策。这样才能引导人们按照国家制度行事。制度的建立要有一定的标准，如果一个制度没有赏罚的标准，制度也就失去了权威性，人们也就不会畏惧惩罚而规范自己的行为，也不会为了获得奖励而努力做事。制度建立了，君主就一定要以制度来办事，有了明确的量化指标才能减少治人的可能性，而实行法制化。

六、考察之术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韩非子·孤愤》）君主一定要有远见而明察的智慧。君主能够观察别人，却不让别人观察自己，这就是法术运用已经达到高超的境界。因为，千里长堤溃于蝼蚁之穴，这个道理被无数历史实例证明。聪明的君主知道祸患发生的原因并且能避开，因此自身不会触及祸患，因为能够对别人

和其他的事物明察秋毫，治理就会得法。

韩非子认为，怀着互相依赖的心理，就会互相责怪埋怨。依靠自己的努力，事情才能办成功，所以君主要注重考核实效。不估计自己内部的力量，却依靠外部诸侯，那是消弱企业的祸患，因为，在合作的同时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为别的国家提供了重要情报。这就是说，一个国家要想在诸侯间立身，最主要的是要加强自身的实力，保证自立的前提下才能谈合作。

英明的君主要爱惜自己的精神，以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因此就倍加推崇寂静的的处身之道。不爱惜自己的精神，不推崇寂静的处身之道，是有很大危害的。如果能清心寡欲，安和平静，就没有人不知道福祸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被喜好和厌恶之心所控制，又受到奢侈品的勾引，他的精神就会变得动荡不安。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受到了外物的诱惑。君主应该保持清静寡欲、平安祥和的心态，不能被外界的物欲所打动，也不能被爱憎之心所左右，只有这样才能拥有超人的智慧。

此外，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必不可少的。“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参伍之政，不明度量，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君主不能仅靠个人的才智去察奸止奸，而应该依靠民众及有关司法部门去了解奸情，制止奸行。

言论汇合了各方面的情况，一定要用地的情况来衡量它，用天的情况考虑它，用事物来验证它，用人来分析它。如果与天、地、物、人四个方面的情况相符合，就可以知道这种言论是正确的。理论应当以功用为目的，考察管理理论在与观察实际应用的效果，如果不以实际功用作为它的目的，即使言论分析入微，行为坚决无比，也还是像无的放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