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区域化和法制的建设

文档来源为:从网络收集整理.word版本可编辑.欢迎下载支持. 1文档收集于互联网，如有不妥请联系删除. 演讲者简介： 吴志攀，北京大学副校长，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学者。兼任最高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员，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银行法》起草小组顾问。已出版《金融法概论》、《国际金融法》等十余部著作。 正文： 同学们，晚上好！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在“非典”期间，坐在这个凉快的地方，跟同学们交流。 今天我想讲的题目是：经济的区域化和法制的建设。内容可能更多的集中于经济区域化对法制建设的影响。首先我可以介绍一下我国经济的区域化发展情况。这种现象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趋势。它对法制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现在我们注意更多的是它有什么负面影响。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经济的区域化和资源的集中。 中国是一个拥有三十多个省市的大国，每个省几乎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而且我国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从最发达的沿海地区，比如深圳、上海、广东，它的人均GDP达到4500～4700美元，北京市人均GDP也达到3000美元。可以说我国沿海最发达地区的经济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边缘。 但是，我国也有经济很落后的地方，比如西部、青藏高原这些地方，人均GDP也就几百美元，收入非常低。这样，有的经济学家把中国分为四个发展的区域，就是沿海地区(包括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中原地区(河南、山西、陕西等)，西部地区和西部高原地区。 从我国的版图来看，有五六个省市加上几个直辖市的GDP就占到全国的50％，就是这三个地区，但是这三个地区的人口只有4.4亿，占中国人口的34％，但是国土面积只有90万平方公里，不到国土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在这么小的一块面积上聚集了中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中国50%的GDP的。也就是说，另外的90%的国土面积，还有60%多的人口，创造另外50%的GDP。可见我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外国也有，但是我国的这种不平衡现象表现得非常明显，差异度过大。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巨大的差异呢？有地理的原因，有气候的原因……我觉得还有法律制度上的原因。 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央给沿海地区特殊的制度，也就是在法律、政策上给与沿海地区更大的优惠。这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从1978年开始，这种制度优势就开始向这些地方倾斜了。 首先，让我们来看税收方面的制度优惠。在全国内地企业所得税55%，企业挣100块钱利润时，有55元要交所得税。此时，在沿海经济特区的企业所得税已经降到33%。如果是中外合资企业呢？还可以享受“头两年时免税，往后三年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也就是说，在所得税率33%的基础上，只收17.5%，等到第六年才按33%去纳税。还有些地区干脆将所得税率调整到10%～15%。如果33%的利润再投资，再退税40%。这种优惠政策是非常大的。 如果有人问，为什么合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是对沿海地区的优惠，不是对全国各地的合资企业的吗？这要从合资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就可以明白了：1978～1985年之间，来我国从事合资企业的主要是来自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中小型企业，还有东南亚地区的华侨中小型企业，欧美大企业还在采取观望态度，不像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改为大举进入我国投资。台湾的“康师傅”方便面在我国比较有名了吧，它也是1990年以后才进入的。中小型的港澳台企业和东南亚华侨企业刚刚进入大陆时，先选择他们熟悉的家乡投资。一方面有报答故乡的心态，另一方面家乡语言和文化熟悉。他们的家乡主要集中的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所以，沿海地区的合资企业数量非常集中。 文档来源为:从网络收集整理.word版本可编辑.欢迎下载支持. 2文档收集于互联网，如有不妥请联系删除. 第二点，就是在制度上，允许合资企业内部待遇比其他企业更加优惠。我国沿海地区的中外合资企业，工资可以比内地同类企业的工资高出120%。如果你在内地国有企业工作，是不可能拿到这么高的工资的。比如说，同样是厂长，在这些地方工资就是高，在内地做国有企业的厂长，工资不可能特别高。因为存在制度化约束。工资高低不同，工资高可以吸引人才，优惠福利条件也有利于留住人才，这对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激励效果就不同。 第三点，就是进出口权。当时内地的国有企业的进出口权都要靠外贸进出口公司来代理的，代理需要有成本，需要时间，还有各种交易成本等。在沿海地区呢？大部分外贸进出口权力放给合资企业了，企业自己可以跟外面联系。由于外贸成本低，对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必然就有利。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方面法律制度的因素，使得沿海地区的企业，特别是中外合资的企业，发展速度变得很快。 还有更大的一个制度优惠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一些沿海地区，像深圳、海南、上海浦东等地的地方人大有一定的立法权，例如涉及本地经济事务的立法权。这种权力对本地来说是非常大的。 当地有了这个权力以后，当地制度建设就变得非常顺畅了。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中国的《公司法》是1995年颁布的，但是，深圳的《深圳经济特区有限责任公司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条例》是在1993年就颁布了。一个涉及到公司事务的法律，在当地的颁布早两年，对当地的企业规范是非常有好处的。比如像《破产法》，我国只有《国有工业企业破产法》，是在1988年颁布的。但是由于这部法律的局限性较大，所以在实践中的司法性不高，没有多少国有工业企业是可以按照这部法律“破产”的。由于国家的这个法律执行起来比较困难，深圳当地《破产条例》出来了，对企业破产就能规范了。

另外在商品房抵押银行贷款方面，内地是从1995年左右才开始推广的，深圳早在1980年初就试点了。因为这方面国家没有法律规定，1995年颁布的《担保法》对房屋按揭也没有规定，没有法律规定的事情在内地谁也不敢做。但是在深圳自己出台了《房屋按揭条例》，你没有房子就可以用房子的图纸和承诺未来按月还钱，便可以得到银行的贷款买“期房”了。当时内地没有“期房”的概念，许多人也没有听说过“按揭”这个词，从来也没有人解释过这个交易的原理，为什么能够避免风险：发展商自己拿1/3建房的钱，从银行贷款2/3盖房子的钱，在房子还没有盖时，发展商就将“未来的房子”买给小业主们了，将来小业主们再用“供房”的钱来慢慢还给银行。这种相当于根据图纸就可以贷款买房子了。双方在没有足够钱的情况下也能做成交易。这样的交易使我们就可以提前10-20年住上新房。北京到1996年才推广深圳的这种做法，已经晚了将近１５年。深圳为什么这么早呢？原因是香港早在60年代就开始搞了，经验从香港传过来了。 还有像无形资产品牌入资。比如说技术入股这样一些情况在当地搞得都非常早。你是技术人员，你有技术，你可以用技术入股。这个在内地里面都规定得非常晚，而且规定的比例非常低。《公司法》规定不能超过20%，内地技术开发技术不能超过30%。深圳这样的地方早就是30%以上了。这种对于技术的尊重、对价值的尊重非常好。劳务合同方面也比内地早。所以，当地的地方法规对当地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20多年，沿海地区创造了这么多GDP，发展速度这么快，有很多这方面是有制度优势因素在其中的。 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文化和教育事业发展有一定正面的影响。我个人看待文化事业发展，有几个个人化的标志。比如说高校、博物馆、大型书城、歌剧院、公共图书馆，自然博物馆，科技博物馆，大型公园等设施的数量等，可以衡量一个地区的文化与教育发达的水平。 中国最早的大型书城可能都是在广东、深圳等地开始的。例如，广州的“天河书城”开业的时候，在全国读书人中引起不小的震动。去年，销售图书量最大的省份不是北京，而是江苏，人均购书比例全国最高。去年江苏省销售图书达到70多个亿。北京虽然读书人很多，文档来源为:从网络收集整理.word版本可编辑.欢迎下载支持. 3文档收集于互联网，如有不妥请联系删除. 但是销售没有那么高。这其中当然也有人口的差异，江苏7000多万人，北京1300多万人。高校的数量江苏也是全国最高的，105所高校，这个数字超过北京和上海。在校学生人数江苏也是最高的，达到86万，北京的在校生人数只有60多万。江苏的入学率早就超过20%，全国的平均水平还不到15%。 为什么高等院校的发展对本地经济有正面效应呢？一个地区如果对中小学发展非常重视，家长为子女考虑也会被吸引到这个地区来。一个地区对高等教育重视，有高质量的大学，人才流动到了那里以后，到了一定年龄就要结婚，然后就会有了下一代。年轻的家长们都希望下一代上个好学校。当地如果没有好学校，人才就留不住了。高质量的学校也不是孤立的，还有依靠周边的文化环境和城市的文化氛围，所以，多方面的文化事业配合发展，互相都能相应促进的发展起来。 在文化和教育发达的地区，还有许多经济类和文化类的论坛。最大的经济论坛几乎都在南方。论文就像一个很大的知识“展销会”，将政府要员、著名学者和商界领袖，以及外国的名人请来，这论坛上展示他们的见解。这种知识展示过程对于一个地区的信息交流和人才交流，都会有非常大的促进。此外，一些地方的文化演出，对于推广文化产业也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前几天有外国魔术家在北京演出。我注意到他的行程，在北方就在北京一地演出，剩下的行程都往南方去了，我想，也许南方那边儿的消费能力比较强。而在北京这种演出也可能主要不是靠“卖票”的，而是靠其他方式来赞助和“赠票”来促销。30年前，一些重大的文艺演出一定是在北京等北方城市，现在情况变化了。这些例子都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好的方面，对于社会发展具有正面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经济发展不平衡，也还有一些负面的影响。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们对同样一件事情的看法会有不同的解读。这种情况会使得经济发展快的地方逐渐成为“中心地区”，各种名牌项目、文化产业、经济项目等都往这些地区集中。另外一些地区的优质资源也向“中心地区”流动，资源流出的地区可能变成“边缘地区”。例如，边缘地区的人才、资金甚至文化与地方知识都向“中心地区”集中了。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差异越大，越加使得法律不容易统一，法制在整体上越不容易健全。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一个外地的公司到一个地方去投资，如果合作不好，投资的公司想把钱从这个地方要出来，这个地方如果是相对比较贫穷的地区的话，他们当然希望把钱留下来。 另外一种表现就是司法难以终审。我国在诉讼法中规定“四级两审”制度。如果从基层法院开始诉讼，到中级法院就终审了。如果从中级法院开始诉讼到高级法院就终审了。如果从高级法院开始诉讼到最高法院就终审了。也就是说，一个案件在一审法院审理判决后，如果不服，可以到上级法院上诉再次审理，上诉法院作出的判决，就是终审判决了，就不可以继续上诉了。一个案件最多审判两次就审完了。这是法律规定，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们难以“终审”。 北京大学法学院做了一个数据库，收集了几万个案例。我用这个数据库做了一个分析，表明从1990年到2002年9000多个民商案件，354个案件打到了最高法院，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中级法院作一审，这什么意思呢？如前所述，一审在中级法院诉讼的案件，上诉到了高院就应该打完了。但是现实中还是有许多案件继续打到最高法院去了。这种情况应该是非常罕见的。但是，这种案件占到9000多案例的4%，这个比例就非常高了。这里面还没有包括省高院作为一审的案件，如果加上这些比例就更高了。这个现象就让人感觉中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人数非常多。就是这么多的人，还是忙不过来。因为案件的数量太大了。美国最高法院只有九个大法官，美国最高法院是一个宪法性的法院，每年就审判150多个案件。 我们举个例子。最高法院在2001年审了一个案件，北方的一个省，银行开了1500万元的汇账，把汇票拿到南方的一个公司兑现。南方的公司在当地银行承兑了汇票后，又拿回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