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政治思想研究述评

[内容摘要]作为我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三代思想启蒙者之一，其政治思想主要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思想。胡适的政治思想经过了几次转折，逐渐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也有其局限性，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点和其本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局限性。

[关键字] 胡适自由主义留美时期新月时期

胡适生活在中华民族新旧交替、风云激变的年代，特定的时代背景形成了胡适的政治思想。在分析任何一个问题时，都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而应该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里加以考察。胡适的政治思想反映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中国现实困境中的悲剧命运，有其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取得的成就。

纵观胡适一生，其政治思想经过了几次比较重要的转折，主要体现在胡适发表政论文章的阵地不同。胡适的政治思想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三个重要阶段，分别是：留美时期，《新月》杂志刊行时期和晚年时期。

一、胡适留美期间的政治思想

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华民国的成立，引发了胡适研究民主政治的兴趣。胡适留学美国期间，在美国各项文化中最令胡适倾倒和推崇的就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精神。可以说：胡适的政治思想萌芽于上海求学时期, 定型于美国留学之时。

1910年，胡适赴美，幻想寻找救国真理, 拯救中国于危亡之中。来自传统而沉闷的中国社会的胡适，对美国这个大洋彼岸的世界充满了浓郁的兴趣，尤其是美国的政治生活。

赴美后，胡适潜心于政治与哲学，在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学哲学。1912年是美国大选之年，当时，胡适所在康乃尔大学的政治系新聘了一位叫山姆·奥兹的教授，讲授美国政治。奥兹教授在引导胡适了解美国民主政治上担当了启蒙教师的角色。

而此时美国的政治氛围则是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厌战情绪，“和平主义

思潮，更强化了他在上海时期形成的改良主义倾向，胡适将这种思想和改良主义倾向与他早年童蒙时的“恕道”和“不争”结合在一起。”①胡适在中日订立“二十一条”时发出了一封《为爱国的理智请愿：致中国学生的公开信》，最能体现他的这种思想。中国留学生们视“二十一条”为国耻，甚至有人提出放弃学业，立即回国。在一片情绪化的热潮中，胡适却出奇的理智。“在我看来，此时此刻，在这远离中国的地方，我们这些学生应当采取的正确方法是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职责，那就是去学习。”②

1914年12月，胡适写的《论充足的国防》所提出的救国之策是救国于根本，但这种救国方式，决非革命式的。胡适此时的政治观，为其以后的社会改良思想打下了基础，这也是胡适政治思想的根本所在。

救国在于寻找救国的根本办法，这种思想并非胡适的独创，近代中国许多杰出的政治人物和学者也做过这样深层次的思想。胡适政治思想的形成，是在美国的政治氛围中，潜移默化的，表现出来的时胡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倾向。美国给予了胡适广泛的思想空间，正是在美国的七年，使胡适的政治思想从上海时期的萌芽状态走向了定型。

二、《新月》杂志刊行时期胡适的政治思想

《新月》杂志，是以胡适、罗隆基等人为代表的一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刊行时期胡适政治思想的主要方面是争人权、约法，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其次是反共。

1、《新月》杂志创刊主旨

《新月》杂志名义上为文艺刊物，标榜只谈文艺，不附合任何政治派别，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色彩。《新月》创刊号：“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奋争。尤其在人与生的尊严与健康受凌辱与侵袭的时日！”这刊号鲜明地发出了言论自由的呼声，表明他们对国民党统治现状的不满，要以《新月》杂志为阵地，宣传自己的文艺思想，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新月》刊行初期，胡适主要精力用于学术研究，似乎无暇顾及政治，实际上是胡适对国民党政权还抱有一定的幻想，期望它能实行三民主义，改良社会，建设近代化的国家，然而国民党的现实政治却使胡适的这一幻想终成泡影。

1929年，国民党召开“三全大会”，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确立，继续执行屠杀共产党和排斥异己的专制政策。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胡适深感人民命财产无保障，思想言论不自由，“个人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胡适不满足于现实政治并奋起抗争。自1926年6月起，胡适改变了《新月》杂志的编辑方针，公开谈论政治，直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2、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

1926年6月，胡适在《新月》二卷二号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文章列举了国民党统治下人权得不到法律保障的种种事实，说明在国民党统治下“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的政治现状。文章最后发出“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制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险人权”的呼声。《人权与约法》是胡适等人争取“人权”与“约法”的纲领性文章，其主旨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在国民党的现存政权下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制与自由平等，表明胡适的政治主张与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有着明显的差异。

为了从理论上揭露国民党实行专制独裁的思想根源，胡适又在《新月》二卷四号上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和《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两篇文章。在前一篇文章中，指出：“领袖任‘知难’，众官任‘行易’，百性只有听命而已，从而揭露了国民党剥夺人权，实行专制独裁的理论根源。”③在后一篇文章中，胡适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只讲军政、训政，以训导者自居，不受法律约束，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摧残人权的实质，明确提出了宪治、法治的要求。

这一时期胡适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以争人权、约法为中心，宣传了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法制观念和自由平等思想，比较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实行专制独裁、摧残人权、破坏法制的反动行径，其目的是要以改良的手段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3、胡适的反共思想

《新月》杂志刊行时期，胡适的政治思想还有另一个重要内容：反共。体现此思想的有两篇文章，是《我们走那（哪）条路？》和《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我们走哪条路》，把攻击的主要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胡适提出‘中国今日的实际需要’，消极的目标是‘打倒五个

大仇敌’，直接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国民党专制统治日益加剧的现实政治下，改良的方法是根本行不通的。胡适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只能是一幅美妙的图画，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体现的根本思想是鼓吹实验主义，以改良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胡适申明自己的实验主义和改良思想是“教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二根本目的在于反对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改造中国。《新月》杂志刊行时期，胡适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暴力革命学说持否定态度。反共是此时期胡适政治思想的又一内容，但胡适的反共和国民党的反共并非一致，胡适的反共是基于改良主义的立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所以主张改良，反对共产党的根本改造理论。这与国民党的从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要实现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思想是显然不同的。所以，在反共问题上，不能认为胡适与国民党是一致的。

《新月》杂志刊行时期，胡适政治思想既有争人权、约法，抨击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一面，又有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一面。然而，前者是主要的，反共是次要的。

三、胡适晚年时期的政治思想

晚年的胡适在致力于拥蒋反共宣传的同时，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追求，他主办的《自由中国》就是他追求自由、提倡议会政治的标志，从而也被国民党所不容。胡适固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信仰决定了他在坚持反共立场的同时，又与蒋氏政权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1949年初，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现，为挽救败局，蒋介石派胡适赴美为国民党作宣传工作，以图取得美国的援助。4月，胡适奉命赴美。在美国，胡适针对当时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府的冷淡政策，开始了他的拥蒋反共的宣传活动，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写文章。胡适发表一系列反共文章的目的在于：其一，攻击大陆政治是“极权”政治，旨在促使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大陆政权；其二，为蒋介石“辩白”，来争取美国人对蒋介石的理解，获得美国的援助。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对蒋政策突变，美蒋关系渐趋缓和。胡适进一步鼓动美国等

西方国家一起来援蒋反共。胡适在美所做的一切深得蒋介石政府的赞扬和称颂，也赢得了蒋氏政府的信任和重视。胡适在为蒋介石摇旗呐喊的同时，又不忘宣扬他的自由主义，并对蒋介石在台湾实行的一些政策提出了不满和批评。胡适的这些言论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但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胡适本人的名气，国民党对胡适采取了容忍态度。

1956年，胡适写了《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文中对蒋介石提出委婉劝讽，希望蒋能够多多实行民主。胡适的文章遭到了国民党的大规模围剿，但并未采取公开。

1949—1957年期间，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基本是一种很好的合作状态。双方虽有些分歧和矛盾，但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国民党对胡适基本上是“恭奉”和“信任”的态度，而胡适在根本的政治观点和行动上与国民党政府也保持着一致的形式。

纵观胡适一生，其政治思想局限与成就共存。胡适作为与欧美文明联系紧密而在国内处于文化领袖地位的学者，其政治思想基本上体现了中国启蒙思想者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见解。胡适不仅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也是主张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的先驱。胡适是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信仰者，有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他的政治思想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点，洋溢着时代气息。

注释：

①项锷《胡适政治思想中的美国情结》[J].云南学术探究 1988(2)

49页

②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6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年。

③吴恒心《〈新月〉杂志刊行时期胡适政治思想评析》[J]. 江西社

会科学 200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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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恒心《〈新月〉杂志刊行时期胡适政治思想评析》[J]. 江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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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M].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陈独秀和胡适政治上分歧

陈独秀和胡适政治上分歧、私底下他们胜似亲人陈独秀与胡适(右) “双峰并立，两水分流”，说的是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两个巨人，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曾是亲密的战友；他们初为同道，但后来走上不同的方向。他们就是陈独秀和胡适。尽管在政治思想观念上分歧对立，但陈独秀四次被捕，胡适为救他绞尽脑汁。记者专门走访了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陆发春，听他讲述两人交往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同时，接受采访的胡适后辈侄孙胡育凯也对胡、陈两人的关系做了详尽的解析。记者还查阅了《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从文献中找出胡适营救陈独秀的蛛丝马迹。第一次被捕时，陈独秀手里拿的是胡适英文翻译的传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就在6月11日这天，带着亲自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陈独秀和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分赴北京市内的一些重要公共场所散发。在此之前，胡适也已陪同陈独秀散发过，这份宣言的英文翻译正是由他撰写，只是这天的他，因有事不在现场。当晚，陈独秀把传单放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五层楼上时，已被北京警察厅跟踪的巡警和步军统领衙门便衣特工当场逮捕。胡适听到消息后万分担心。他知道，此时陈独秀的社会声誉非同昔比，发动全社会的援救才是当前最重要的。胡适的焦虑不无道理。此时，同为安徽同乡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王怀庆衙门正在为何处关押陈独秀而争论，并上告到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案头。王怀庆是陈独秀《告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罢免官职并驱逐出京的六人之一，对陈独秀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主张“非严办不可”；而步军的衙门牢狱是清朝所建，里面刑具和环境对犯人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陈独秀若落入王怀庆之手，生还希望必定十分渺茫。最终陈独秀还是被关押在警察厅内。

胡适的评析

站在新旧时代的一代文宗——胡适胡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他在勤奋的一生中，扮演了许多角色；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奠基者、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与高深研究的倡导者、自由民主的倡议者、史学家、考证学家、外交官、公众人物等等。这些角色，有的是他自觉有意为之的；有的是环境迫使他不能不尽的责任；有的则是半被动而心中却未尝不是乐意接受的。作为旧时代最后一位送葬者与新时代最初一位相知，他注定要被新旧两个时代的人误解和曲解，新文化运动以来，出现过两次大型的“批胡高潮”，第一次是以“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改造运动”的形式出现的；第二次是1954年11月开始的，它的触机便是9、10月间的“《红楼梦》事件”，不管近现代学者们对胡适先生有什么评价，但我对他是十分的敬仰和敬佩，对他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等思想也是十分赞扬的。第一次接触胡适先生，是在学习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他作为领袖之一，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运动，致力于推翻两千多年的文言文的学者。经过查阅大量的资料，我发现他的思想不仅仅限于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下面我就我的理解阐述一下胡适先生重要思想及我对其的感悟评价。胡适先生“暴的大名”的是开创了现代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是中国人文传统的变革，胡适先生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1929年10月，胡适先生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文中就新文化运动提出了两个重要论点：一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二是“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应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化。”从上述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反对传统封建的思想，提倡解放思想，敢于批评的精神。胡适先生之所以会受到那么多学者和文人的批判，是因为他们觉得胡适先生赞扬“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思想完全否定了传统孔子的儒家学说。但是经过调查，胡适先生的文章里并没有直接的否定孔子的思想，只是对极力推崇孔子思想和想要将孔子思想作为统治工具人的批判，反而胡适先生也赞扬了孔子学说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胡适先生的思想成就除了新文化运动之外，最有名的就是在中国传播了自由主义的真谛，它是近世西方文明菁华的吸收和引进，胡适先生认定为“世界文明的趋势”和“中国应采取的方向”。胡适先生一生，特别是在晚年时期，为实现这一目标，不遗余力地奔走号召，成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精神脊梁。胡适先生的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于留美时期。当时他接受了严格的现代民主政治训练，深受新大陆自由主义气氛的熏染，在杜威，罗素等知名的思想家的影响，胡适参加了反战运动，并确立了对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思想信仰。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裹挟在一片阶级斗争的血雨腥风中，对于自由主义的思想家来说，他生活的时代是与他敌对的，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对自由主义的宣传。在他的《致徐志摩信》中写道：“要救国，应该从思想学问下手，无论如何迂缓，总逃不了的。”从这个简短的话中，我们看到了胡适先生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执着和满腔的爱国之情。在胡适先生不懈的努力下，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终于在“五四”前后以实验主义为指导登上历史舞台，这里不得不说一下胡适先生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胡适先生的实验主义来源于他的恩师杜威和赫胥黎，但是

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1版2003年12月2次印刷。躺在书架上装逼多年了，一直未通读。是日取之读之，仍感困窘，原因在于，如果说胡适“书虽然读得不多（傅斯年语）”，那么自己就是文盲一个。于是先全力搜索相关评论资料。《大纲》上卷自1919年2月出版后便不胫而走，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发行，到1922年8月已出至第8版，两年内总计印刷7次，累计发行量达一万六千册。1932年13年的出版周期内，就再版达15次。仅民国时期对此书发表评论的大师级学者就有章太炎、王国维、陈垣、梁启超、陈寅恪、汤用彤、金岳霖、柳诒徵、蔡元培、冯友兰、李季、贺麟、顾颉刚、刘文典、容庚、吴虞、余家菊等30余位，可见其在学术界的影响。蔡元培的“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梁启超欣赏作者的“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他认为，此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北大教授刘文典称赞之为“近代一部epoch making的书，就是西洋人著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和美国的Thilly二位名家的书，著得同样的好”。冯友兰的“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对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心中疑惑，有那么好么。再联系他“自吹”的“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这本书虽然有不少缺点，究竟还有它自身的特别立场，特别方法”，“这本《哲学史》在这个基本立场上，在当时颇有开山的作用。”以及搜出的一些八卦例如其活动能力，名望地位，半部先生

自由主义文学思潮

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是指20世纪20和30 年代以自由主义的人生理念和文学本体论的美学理念为追求的一股文学思潮。它既反对当时国民党策动的“民族主义”的党化文学，也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学，标榜文学的独立和自由，强调文学的个体意识，反对文学的功利倾向，主张文学同政治保持距离。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与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相伴而生、同步发展,几乎贯穿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全过程。对中国20世纪自由主义文学做出评价，曾经出现过两种态度。一种倾向是简单化地否定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认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及其影响下的创作不过是“假借‘自由’招牌来反对无产阶级文学”,“是用来粉饰自己替反动政治服务的一种手法而已”。另一种倾向则是脱离当时具体时代环境,抽掉文学的社会性,从所谓“纯粹文学尺度”出发,不适当地夸大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价值和影响,甚至企图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导地位而代之。这两种倾向都是对历史和真理的偏离要正确的对20世纪的自由主义文学做出评价，我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进行了解和评析。一是自由主义文学发生的背景。它滥觞于封建旧文学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新文学建设初期,而在左联时期达到了高潮。当时以文学革命为发端的新文学运动,对封建旧文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同五四文学的历史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思潮可以说是新文学由启蒙的文学向“文学”的文学转换的产物，是新文学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这样一个逻辑过程的结果。五四以后的旧军阀专政和1927年后的新军阀专政, 在文化思想领域内都实行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统治。因此,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对现实政治的隔膜,一方面是针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反动统治当局的,也是与现实反动政治不协调的表现。文学与现实政治的不协调,使自由主义作家不愿变文学为现实政治的奴婢,但又不能和无力提出更有力的未来社会政治理想来与现实政治对抗,于是只能遁入自由主义一路。二是自由主义文学的成分。自由主义文学的成分比较复杂，大体可以分为五个方面：一、是受胡适影响的“新月派”文学；二、是受周作人影响的“京派”文学；三、是从左翼文学分化出来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四、是被称为“海派”的实际属于不同流派的都市文学作家；五、是一批深受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影响而又游离于其他文学派别的作家、批评家。 “新月派”文学是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受泰戈尔《新月集》影响。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京派”文学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

对李清照的评价

对李清照的评价总体评价李清照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女作家，其作品中所体现的爱国思想，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历史的角度李清照的爱国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广大妇女追求男女平等、关心国事、热爱祖国的一个侧面，让后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古代女性情感世界的另一面。而且，她还在众多爱国作家中为女性争得了一席之地。不仅如此，李清照还开创了女作家爱国主义创作的先河，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女性爱国的光辉典范，特别是现代女性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实的角度认识李清照的爱国思想，能感受到女性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以及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巨大作用。这对于在弘扬爱国主义，高举爱国大旗，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振兴中华时充分发挥妇女的社会作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名人评价古代部分宋代·王灼：易安居士，京东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赵明诚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碧鸡漫志》卷二）宋代·朱彧：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易安名清照，元祐名人李格非之女。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所著有文集十二卷、《漱玉集》一卷。然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天独厚其才而吝其遇，惜哉。（《萍洲可谈》卷中）宋代·胡仔：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语甚新。又《九日》词云：“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愉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元代·杨维祯：女子诵书属文者，史称东汉曹大家氏。近代易安、淑真之流，宣徽词翰，一诗一简，类有动于人。然出于小听挟慧，拘子气习之陋，而未适乎情性之正。此大家氏之才之行，足以师表六宫，一时文学而光父兄者，不得并议矣。（《东维子集》卷七）明代·杨慎：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子闺阁也。其词名《漱玉集》，寻之未得。《声声慢》一词，最为婉妙。山谷所谓“以故为新，

刘半农的政治思想历程

刘半农的政治思想历程专业：历史系年级：081 姓名：孔祥涛学号：080501110109 摘要：在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有一位著名人物，这就是刘半农。他生于1891年5月29日，猝于1934年7月14日，名复，字半农。刘半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不可多得的干将，在这场斗争中，他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下冲锋陷阵。鲁迅说：“他活泼，勇敢，狠打了几次大仗”。①他的一生经过了从才子到闯将、从诗人到学者、从战士到名士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历程，在风云变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代表了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和生活归宿，有着突出的典型意义。刘半农一生的政治思想经历了几次变化，“五四”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从旧文学走向文学革命，始终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彻底与封建腐朽的传统文化划清界线，坚决反对军阀的反动统治，坚决主张抗击日寇，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认识到共产党是抗击日寇的中坚力量，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关键词：刘半农“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主张抗日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思想天枰偏向共产党正文：他本是一个江南才子，欣赏的是“红袖添香夜读书”②，但旧中国的现实却让他不仅仅是一个文人学士，更是逐步成长为一名战士，一名闯将，一名革命者、一位“五四”新文化运动运动的先驱。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此时刘半农适值血气方刚之时，因此面对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怎么也不能安心蛰居故里，去过那平平稳稳的“粉笔生涯”。每天，他都和天华在一起议论国事、家事和自己的抱负与前途，不时从江北传来革命军节节胜利的大好消息，使他豪情激荡、心潮难平。两个人恨不得离家出走，投笔从戎，插翅飞往那硝烟弥漫的战场，用一腔热血去报效国家。但这一想法遭到父亲和妻子的一致反对，自古“忠孝难两

历史趣闻“好人政治” 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政治抱负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好人政治”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政治抱负导语：“好人政治”一直是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政治抱负。在三、四十年代，蒋介石的确在表面上为“好人政治”提供了两次实验的机会：第一次是1935 “好人政治”一直是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政治抱负。在三、四十年代，蒋介石的确在表面上为“好人政治”提供了两次实验的机会：第一次是1935年的所谓“人才内阁”，蒋介石有意搜罗一些专家学者进入政府或准政府机构，如吸收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为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同时在此机构挂牌的有胡适、丁文江、蒋梦麟、陶孟和、周炳琳、杨振声、周鲠生等人，皆为一时俊杰。从这时起，胡适已从体制外的批评者转变为体制内的建言者。但胡适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此时国民党有意拉胡适出任政府部长级职务，包括行政院长的职务，胡适均推辞，最后于抗战期间(1937-1942)出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自称那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其任务是为国民党争取美援并促成美国对日作战。第二次机会就是1948年的所谓“行宪国大”。在此之前，胡适曾致书毛泽东，重弹他的改良主义老调，劝毛泽东“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党”。此时国民党正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内战。但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失利，连援助国民党的美国也大感失望。于是蒋介石想出一个召开伪国民大会的把戏。主要为了向美国表示自己是搞民主的，蒋一度设想由胡适出任总统，自任握实权的行政院长，并遣王世杰探询胡适意见，希望胡适能够出山，其时胡适正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毫不客气地写了自己的小传送了上去，作竞选总统用。但结果证明这只是一场故作姿态的骗局。其后，胡适一直没什么行政职位，一直到1958年4月才从美国回到台北，出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生活常识分享

胡适自由主义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胡适自由主义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胡适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写过一本专门的政治法律著作，也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他的政治法律思想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他针对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所写的一系列政论体现出来的。他对政治的影响离不开他创办或者为骨干成员的报刊杂志。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首先分析胡适在不同时期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的核心内容及其所体现的胡适的政治理念，其次纵观胡适一生阐述他自由主义的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论点。（一）“好政府主义” 胡适在回国初期曾宣称他“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因为他觉得应该从教育入手，从思想文艺上为中国“造新因”。他回国时期对国内思想界很失望。在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的《归国杂感》中，他说中国的出版界在他出国的七年简直没有两三本可以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没有，就连消遣的书也很难找到，中国人“时间不值钱”，中国的教育处处是弊病。因此，他决定潜心研究学术，提高国民的判断力，增进国民的道德和知识水平。但是我们切不可将它的“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理解为他对政治的冷漠。其实他一直对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美国留学时他就十分关注美国的政治并曾在康乃尔大学发起组织“政治研究会”。他的理解也许是，先提高国民的素质，当然包括政治素质，到了国民素质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他们自然要参与政治也有能力参与政治活动了。这种思想与他在美国所学习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有很大的关系。实用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暴力革命，这也是他后来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辩论的理论基点。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充斥着各种思想，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在中国都有其代言人，他们之间也存在着论战。这样的大环境使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胡适无法像他所想的那样潜心学术研究。1919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使胡适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暴得大名”。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了一次交锋。正如欧阳哲生教授所指出的“近代中国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治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它压倒一切、掩盖一切、冲淡一切，文化则始终难以摆脱这一中心环节获得其应有的独立地位。”[i]有很强的政治意识的胡适随后便放弃了他“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积极发表政治言论。他的政治言论和政治活动为当时纷纷扰扰的中国政坛掀起了几次波浪。 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每周评论》。“五四”以后，陈独秀被捕入狱，胡适接办《每周评论》，但不久《每周评论》即被封禁。此时，包括胡适在内的一群知识分子对北京政府已经极其不满。于是在1920年8月，由

胡适的自由

胡适的“自由” ——谈新文学运动前后胡适文学思想发生发展【内容摘要】在中国的新文学发生过程里，胡适的作用毋庸置疑，他高举白话文学的大旗，他所提倡的文学八事，都可以看做他的自由主义主张在文学领域里的体现。实际上胡适在诸如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民俗学、宗教等领域都有着卓越的见解，所以考察他的文学主张也就不能仅仅就文学谈文学，本篇就是基于此种见解，在一个更宽阔的视野上观察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前后时期内真实的思想状况和他的文学主张的内在思想基础，从给新文化运动的解读提供一个更为坚实广阔的研究视角。关键词自由主义白话文新诗革命价值重估 “近来所关心之问题，如下所列： (一)泰西之考据学， (二)致用哲学， (三)天赋人权说之沿革皆得其皮毛而止，真可谓肤浅矣。”①曹伯言223 这是胡适在他1913年1月25日的日记里所记他关心的问题，颇似提纲，总的说来，这是他在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初学农后又转入文科后不久对于自己将来学习方向的一个大致的思考：从泰西考据学中，他似乎看到了他一直倾心的雄踞有清一代学术主导地位的训诂考证之学在现代西方文明环境下生存下去的有力理由。而所谓致用的哲学反映于他在文学革命中的主张，就是他对于白话文的大力提倡与普及，反映在文体革新上，则是他对于新诗的衷爱，而他对于赋人权学说的关注，直接引发主导他一生的自由主义思想。他在文学、哲学、史学等方面

的观点著述其思想基质都是自由主义的主张。因此，从一个不仅限于文学的视角再来审视胡适学术历程就十分的必要了。一．胡适的学术背景人们对于新文学运动中胡适角色的认识，似乎是把他定位在一个离经叛道者的位置，好像他就是致力于一种新的文学观念的普及，而对于传统文学甚而传统文化好像他持一种反对的态度，实际上，胡适自身的学术背景就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传统彻底断裂而彻底西化。只要知道他幼年时代所阅读的书目便可略知一二：《学为人诗》、《原学》（系他父亲胡传自己所编）、《律诗六抄》、《孝敬》、《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易经》（由朱熹编注）②，此外还包括他人注释的《书经》、《礼记》等，皆不出儒家十三经的范围。这不仅限于胡适，整个那个时代的学人的国学根底都非常深厚，因为他们不得不从传统中走来，他们今后无论浸染怎样的西学知识，也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他们治学的基础总是脱不去国学的底色，胡适如此，王国维如此，陈寅恪如此，钱穆如此，闻一多朱自清亦如此。当然，后来胡适经过在上海梅溪、澄衷、中国公学等处接受了七年不中不西的新学堂教育，然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又受到了西方现代学术的训练。其中在美的七年留学生涯，又为他学业成长的关键阶段。正是在这七年，胡适不仅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亲身接触了、体验了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传统而且自觉地深入专研本国的传统典籍，思考中国文化革新的路径，在文学、哲学等领域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从而奠定了其一生志业坚实的基础。后来胡适称“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非简单拿欧洲文艺复兴来做比附，实际上他实实在在的认为现代是接续上宋代民间文学的白话文传统的时候了。我们看到了一个政治经济及其文化急剧转型的时代学术潮流艰难继承、转向、发展、融合并最终独立构建自身体系的过程在知识分子学术研究历程上的清晰反映。从他童年以及幼年时代所受到的教育来看，胡适既不能彻底同传统文化决裂而一味提倡西方文化，也不会泥古不化而不知革新，他所要做的与其说是“文学革命”，到不如说是在一个新的语境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接续，这种接续不是简单的继承和儒家本位的经典阐释，而是要寻找清中叶以降大行其道的乾嘉考据学派朴学的严谨细密的考证功夫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证据、

简评胡适的文化现代化思想_胡适不是一个_全盘西化_论者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简评胡适的文化现代化思想 ———胡适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郭　静 (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　252059) [摘　要]胡适两次提出“全盘西化”都有特殊的背景和原因,他并不主张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的“全盘西化”实为“全力西化”,是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手段而非目的。胡适并不是真正的“全盘西化”论者,其文化现代化的思路是通过全力西化的努力,使中西文化充分交融,经过“适者生存”法则的选择,最终建立包含中西文化精华,符合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关键词]胡适;全盘西化;文化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I 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09)02-0049-03 [收稿日期]2009-03-15 [作者简介]郭　静(1968-),女,山东莘县人,聊城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聊城建设学校高级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经过器物层面的自强运动、社会政治层面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后,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开始楔入文化层面。综观这一过程,作为后起外源型现代化的中国,其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向西方学习。但是,在文化现代化这个最高级、最复杂的层面上,围绕“如何向西方学习”这个课题,从五四时期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尤其是1929年到1935年,争论非常激烈。胡适就此发表了许多颇有影响的文章和演讲,主张全力向西方学习。过去在评价胡适这一思想时,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加之后来胡适在政治上的反共和投靠国民党,因而武断的批判代替了允当的研究,胡适被戴上了“全盘西化论”者的帽子,甚至有人把他当作“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五四前后,胡适并没有提出全盘西化。胡适1910年至1917年在美求学,期间已涉足国内新文化运动,不断发表文章,反对封建文化。1917年胡适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①中提出,中国文化主要的问题是采取最有效的形式吸收西方现代文化。胡适回国后,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继续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出路进行探索。1919年12月,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文化现代化路线,就是既要引进西方文化,又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以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胡适身体力行,从1920年开始,先后整理了《水浒》、《儒林外史》等十余篇古典小说,并以“序云”、“导论”等形式写了近30万字的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化以批判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去重新认识和评价。胡适一生都是这样做的。北京大学的罗荣渠教授据此质疑:“难道有这样毕生埋在故纸堆中的全盘西化派吗?”[1](360) 总之,五四时期胡适的“愿望是想学习欧洲的文艺复兴, 专致力于新文化的运动,抛开政治,有意识地为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2](P 131)所以,胡适虽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无情抨击中国传统文化,但并未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胡适一生中两次提出“全盘西化”都有其特殊背景。1929年,胡适为英文《中国基督教年鉴》写了一篇《中国的文化冲突》的文章,在表达其现代化思想时他同时使用了两个概念:W h olesale w es ternization 和W h ole hearted m odernization ,前者可译为“全盘西化”,后者是“一心一意现代化”或“全力现代化”的意思。这是胡适第一次提出全盘西化,但是和“全力现代化”并列使用的,而且在此后的几年中再也没有提及它。同年胡适在其《新文化运动和国民党》一文中,主张“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1](P 356)1930年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认为:“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充分收受”。[3](P 640)1933年,胡适在《建国问题引论》中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化的出路“不完全是‘师法国外’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集合全国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地作自觉的改革”。[4](P 315)可以看出,胡适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有意避开了“全盘”两个字,而悉数采用“充分”一词。这不是偶然的。在这样一个严肃而敏感的问题上,胡适是不会随便使用一个词的,他完全明白“充分”和“全盘”在含义上的差别。几年后胡适本人的解释更能说明问题:“五六年前我最初讨论这个文化问题时,因为用字不小心,引起了一点批评。那一年《中国基督教年鉴》请我做一篇文字,我的题目是《中国的文化冲突》,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抵抗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 9 4

“革命”概念研究述评

第37卷第6期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11月 Vol.37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Nov. 2015 ────────── 收稿日期：2015-03-31 作者简介：朱小花（1990-），女，福建泉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120- “革命”概念研究述评朱小花（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福州 350002）摘要：“革命”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关键词，学术界围绕“革命”一词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厘清“革命”概念的研究脉络是推动革命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基础工作。通过对“革命”概念研究的兴起背景、分析方法、理论视角进行简要梳理，对未来关于“革命”问题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提出展望。关键词：革命；中国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5)06-0120-03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5.06.032 A Review on the Concept of Revolution ZHU Xiao-hua (Party School of Fujian Committe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Revolution is a key word in Chinese society. The academic field makes a detailed study on the word revolution . To clarify the research context of the concept revolution is the basic work, which can promote revolutionary theory’s research and practic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word revolution, its methodology and perspectives of view,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studied and the future study of revolution is put forward. Key Words: revolution; Chinese social cultur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革命”一词在中国社会历史上就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核心词。透过“革命”一词，人们能直观而深刻地窥视整个20世纪的脉络。李欧梵教授指出：“从晚清到现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思想和文学都笼罩在这个革命的‘话语霸权’之下。”[1,p2]对“革命”的追溯和研究，不可避免地搅起了理论探讨的漩涡。本文主要针对学界的研究讨论，从“革命”概念研究的兴起背景、分析方法、理论视角、研究展望四个方面，对当前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介。一、“革命”概念研究的兴起背景 1.“革命”在20世纪中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要求人们对其进行检讨与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过“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亦即挖掘关键性术语，并对此详加考察，亦可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面貌与文化价值。“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从王朝鼎革到政治变革乃至改革开放的演进，“革命”已然成为社会变迁的主旋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发展、壮大的历史。仅就论文研究上的数据来看，在万方数据库中题目包含“革命”二字的论文多达26 114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法律等领域① 。历史证明，过去的无论胜利还是失败的经验对人们都弥足珍贵。通过积累胜利的经验，分析失败的原因，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总结出新的经验，对于人们探寻成功的路径。更好地开创未来具有积极意义。为了使人们能够在思想理论上更快地成熟和发展起来，防止重蹈覆辙，都要求人们对“革命”进行详细而深入的研究，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 2.“革命”概念涵义的延用、引申、转移、化用，要求人们对其进行厘清和说明在学术界中一些术语常常被不证自明地随意使用。也就是说，一个术语的使用，忽略了它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社会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不同词性、含义和语法功能等，结果只能是牵强附会，做出不确切的解释。不

浅析胡适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浅析胡适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摘要：胡适，他的思想影响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并影响了一大批学人，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重要的人物。然而“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对于胡适思想的批判也从未停止过。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排除以往的历史偏见和现实的政治干扰，我们再心平气和的评价胡适，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就像欧阳哲生说的“我们今天来评价胡适，应该谈的主要不是确认胡适的文化学术地位，而应该理解、阐述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再现胡适作为一个思想启蒙者的历史价值，把堙没的半个胡适给发掘出来。” 关键词：通俗文化上层文化现实意义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造诣。其思想也具有全面性——几乎触及了广义上的人文学科的每一个方面。以他个人的研究业绩而言，我们可以说，他在中国思想史上起了划时代的作用。余英时曾经利用思想史上所谓的“上层思想”和“通俗思想”的概念来解释胡适的思想。（或者再扩大一点，利用人类学与社会学上“上层文化”与“通俗文化”的概念。）认为其思想的影响不但冲击了中国的上层文化，而且也触动了通俗文化。（一）通俗文化胡适的“暴得大名”最初完全是由于他提倡文学革命。用白话来代替文言文，在胡适的构想中自始即是思想革命或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他的“文学改良刍议”第一条便提出“言之有物”，而所谓的“物”则包括二事：一曰情感，二曰思想。他显然认为只有新的白话文体才能表达二十世纪的新情感和新思想。提倡白话便不得不尊《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为“文学正宗”，这就把通俗文化提升到和上层文化同等的地位上来了。陈独秀完全了解胡适此文的命意所在。他在“文学革命论”中说：孔教问题，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旗上大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此话以“伦理道德革命”始，以“通俗的社会文学”终，不但把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联系了起来，也把通俗文化代替传统上层文化的意思表露的十分明显。胡适虽然在美国受了七年的民主洗礼，但他的思想影响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层

胡适的风格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约翰·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他的写作特点之一是清楚，他能用那样轻松的白话文,把道理说得那样清楚,是很不容易的,几乎可说并世没有第二人。其次是质朴，亲切，讲究分寸。在《我的母亲》中，他写到“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母亲爱子之深，平凡的语言中含着我对母亲的感激。 “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可以看出作者是掏出心灵来写母亲，如实道来，真诚倾吐，流露出对母亲的疼爱之情。 “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表达了对母亲的怀念几说明了母亲给我的教益之大。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事实上，作者的“好脾气”“待人接物的和气”“宽恕人”“体谅人”的性格品德是有口皆碑的。“如果”只是一种假设，而不是已经具备了这种美德，表现了作者的谦虚的品格。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能体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文学革新主张的，就是他的八不主义和三白看法：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语烂调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不避俗话俗字。他的主张，针砭时弊，与陈腐的旧文学直面抗争，希望建立新的文学体质与风格，以唤醒国人。此外，胡适主张使用“白话”做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于此可见，胡适对于文学有自己的见解。他希望的文学风格，简约而又深刻，明白而又含蓄，浅显而又深刻，一定要具体，要真实，要感动人心而又是非分明。胡适的作品：多是思想的辨析,文采上感情上,有他的欠缺.他的文章之用心,偏向于思想处多于散文艺术方面；在驳论文章时：说理的严密,分寸的恰切,语气的肯定.这是显著的三个特点

胡适的一生是怎样

胡适的一生是怎样胡适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诗人，在五四之后胡适一直被骂，他在当时是如何成为公敌的他的一生又是怎样的?下面是搜集整理的胡适的一生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胡适原名胡嗣穈，字希疆，祖籍安徽绩溪，但是出生在上海，最后在台湾去世。胡适出生于1891年，当时胡适的父亲胡传奉命前往台湾，两年后母亲就带着胡适前往台湾找他的父亲，但是仅过了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就爆发了，胡适母亲不得不带着胡适回到了上海，最后去了老家安徽，而他的父亲也在同年病逝厦门。胡适最早是在家乡的私塾上学，后来在1904年与江冬秀订婚后，去哥哥去了上海读书，在1906年考进了中国公学，四年后留学美国，直到1917年回国烦人北京大学教授，编辑《新青年》。五四运动后与李大钊等人意见不合，后来在1926年毅然决定出国，游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地，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与徐志摩成立新月书店，在上海结识了蒋介石。1927年到1937年期间胡适一职在大陆活动，直到七七事变后，被蒋介石派往了美国。胡适一直到1946年才再次回到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蒋介石曾想让胡适加入国民政府，但是胡适力辞，此后一直从事教育事业，1949年再次前往美国直到10年后回到台湾，往返台湾和美国，直到1962年在台湾去世。

胡适是怎样的人胡适在去世之前曾说过自己挨了40年的骂，但是不生气反而觉得很欢迎，因为那是中国言论与思想的自由的表现。那时胡适几乎是全名的公敌，在他死后，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到革命道路少了一个阻碍。这个时候胡适正直的形象在我们现代人眼里也越来越偏了，胡适与毛泽东的互不顺眼造成了胡适本相的消失。蒋介石给胡适的挽联上写道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但是蒋介石的日记中说胡适其实他有正义感和爱国之心，但是太自私崇尚西风了，所以不能摆脱中国书生和政客的旧习。章太炎则直接的说胡适根本不配谈哲学，而郁达夫则说胡适胸中没有文化根本不算一个新思想家。汪精卫则说胡适对政治外交有很深远的眼光，肯定能成为一个好的外交家。傅斯年则说以上这些人都不配骂胡适先生。胡适成名很早，一生做过许多的好事，但是人总有阴暗面，胡适藏得太深就被认为是阴险之人。我们说胡适是一个文人，但从本质上他还是一个人，事物都有两面性，更何况是思想复杂的人呢?知识浅薄，不对胡适进行议论，就用当时文人的评价来说胡适了。胡适怎么死的胡适在1958年的时候回到了当时的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此后便长期居住在台湾，偶尔会去美国参加一些学术交流活动。在1961年2月大的时候，他参加了当时台湾大学的校长钱思亮的宴会，当时的胡适已经七十岁了。没想到的是，在刚刚抵达宴会的场所时，便感觉到身体有些异样，于是马上被身边的人员送到医院进行检查。在到医院的时候，医生首先给他测量了一下脉搏，

论胡适的民主思想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c5173017.html, 论胡适的民主思想作者：王云霞来源：《读与写·上旬刊》2019年第02期摘要：本文将胡适的民主思想与儒家思想、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了比较。胡适的民主思想是当时中国一种独特的思想，对此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该批判的批判，该借鉴的借鉴。关键词：胡适;民主思想;儒家思想;西方民主思想;三民主义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9）04-0025-01 胡適，祖籍安徽绩溪上庄，少年时在绩溪老家读私塾，1904年至1910年在上海求学，1910年至1917年留学美国。胡适的一生以宣传标榜“民主主义”著称，有“自由主义大师”称号，他的“民主”、“自由”并不为民主的中国所接受，甚至不为台湾国民党当局所接受。我们不难看出胡适思想的独特性，其民主思想亦然。本文只就胡适的民主思想作一个较客观的评价。胡适的民主思想是在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接受了西方大量的民主思想，并有别于当时中国其他思想意识的一种独特理论，对推动当时中国的思想解放，发动新文化运动，都起到了一定作用。纵观胡适一生的政治言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也是他民主思想的要点：充分利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成立一个宪政公开的政府，由思想中立、学有专长的精英分子负其职责。下面分别把胡适的民主思想同传统的儒家思想、西方的民主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一番比较。 1.与传统儒家思想的比较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意思是“救出自己”。这一点与胡适提倡的追求个性的发展不谋而和。孔子说：“君子不器”[1]，意思是君子不应当只是适应做一两件专门的事。然而，胡适所求取培养的才干，正是这种专门的才干。儒家所主张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哲学，是胡适所反对的。他认为个人与社会是联系而密不可分的，个人品质之改善在于社会之改善，社会若不改善，个人品格之改善终归无望。也就是说他认为个人应该积极参与社会的改善，通过对社会制度的改良而完成自我个性的发展，最后求得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但在儒家思想中又隐含着对公私价值区别的否认，认为主张“三纲五常”同时又要求个人隐私生活的想法，在帝王的威权之下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胡适则除主张“个人自由”外，个人利益高于国家的利益。

自由主义-胡适

自由主义胡适（1948年9月4日胡适在北平电台的广播词，原载于1948年9月5日北平《世界日报》）孙中山先生曾引一句外国成语：“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其实“自由主义”也可以有种种说法，人人都可以说他的说法是真的，今天我说的“自由主义”，当然只是我的看法，请大家指教。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尊重自由，现在有些人否认自由的价值，同时又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里没有自由，那就好像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总有点叫不顺口吧。据我的拙见，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就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是“自由做主”。在欧洲文字里，“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从外力裁制之下解放出来，才能“自己做主”。在中国古代思想里，“自由”就是“由于自己”，都有不由于外力拘束的意思，陶渊明的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里“自然”二字可以完全等同“自由”一样。王安石的诗：“风吹瓦落屋，正打破我头······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这就是说，这片瓦的行动是被风吹的，不是由于自己的力量。中国古人太看重“自由”、“自然”的“自”字，所以往往看轻外面的约束力量，也许是故意看不起外面的压迫，故意回向自己的内心去求安慰，求自由。这种回向自己内心的自由有几种方式：一是隐遁的生活――逃避外力的压力，一种是梦想神仙的生活――行动自由，变化自由――正如庄子说，列

子御风而行，还是“有待”，“有待”不是真自由，最高的生活是事人无待于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西天净土，都含有由自己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约束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出版方面，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自由都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些先进民族用长期的奋斗努力争取出来的。人类历史上那个自由主义的大运动是一大串解放的努力，宗教信仰自由只是解除某个宗教权威的束缚，思想自由只是解除某派正统思想威权的束缚。在这些方面――信仰与思想方面，东方历史上也有很大胆的批评者和反抗者，从墨翟、杨朱到桓谭、王充，从范缜、傅奕、韩愈到李贽、颜元、李塨，都可以说是为信仰思想自由奋斗的东方豪杰之士，很可以同他们的许多西方同志齐名比美。我们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抬出“争自由”的大旗子来做宗教运动，思想运动，或政治运动，但中国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的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说含有争取自由和某种解放的意义。我们的思想史的第一个开山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争取思想自由的意义。古代第一位大师老子，就是一位大胆批评政府的人。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