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的乌托邦再评价

武夷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自身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在现代化追求中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以社会主义为制度选择，寻求社会发展。在这其中，与现代性判断联系的乌托邦精神，不仅实现了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向现代的转化，而且表达了对现实生活中不合理现象的超越。因而必须正确认识乌托邦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一、中国传统乌托邦及其向现代的转化中国传统社会理想集中体现在《礼记·礼运》中对“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描述，从它的社会诉求讲，既有民本精神又有民生关怀，表达了自然经济下人们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它虽然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被边缘化了，但在社会变革时期则常常被人们所尊崇，成为批判现实，追求理想的文化资源。雅斯贝尔斯认为，在公元前800－200年，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都出现了一些思想家，他们对关系人类的根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称这一时期是“轴心时代”。他说“人类一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1]p17-18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剧烈变革时期，“轴心时代”产生的大同理想也逐步脱离了把自然经济理想化的特色，吸收西方现代性文明成果，实现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形成了新的时代精神。康有为认为：西方文明“工事之精，制造之奇，气球登天，铁轨缩地，无线电之渡海，比之中古，有若新世界矣。商运之大，轮船纷弛，物品交流，遍于五洲，皆创数千年未有之异境。文明日进，诚过畴昔。然新业虽瑰玮，不过世界之外观，于民生独人之困苦，公德之缺乏，未能略有补救也。”[2]p279他把大同理想从歌颂过去转向追求未来，并把中国现实发展的要求定位于小康，而把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视为天下为公、消灭国家，人人自由、人人幸福的世界大同。孙中山从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发展中，既看到了它给人类发展带来的进步，也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说：“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向善果，避那恶

收稿日期：2009-09-22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传统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资源”子课题（项目编号：08JA710032）。作者简介：董四代（1947－），男，汉族，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的乌托邦再评价董四代（武夷学院旅游管理系，福建武夷山354300）

摘要：乌托邦虽有空想性，但它又表达着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追求，因而有其生命力的源泉。正确认识中国走社

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既要把握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又要分析乌托邦追求在其中的意义。这种乌托邦体现着对现代性分裂的批判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从而在不断转化中保持着自身的生命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培育理想主义精神。关键词：乌托邦；现代性；批判与超越；中国社会主义；理想主义精神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109(2010)01－0018－05

第29卷第1期武夷学院学报Vol．29No．1

2010年2月JOURNALOFWUYIUNIVERSITYFEB．2010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3]p104他还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3]p802他把大同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实现了传统大同理想向现代的转化。传统乌托邦向现代的转化并与社会主义的沟通是新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首先，它是在对世界发展趋势把握中，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的结果。在西方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对于中国来说，它既体现了一种希望又是灾难的源泉。民族自强的追求使中国人不能完全认同西方启蒙思想，而是对西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因此，他们在发掘传统文化资源中，既以小康表达现代化的要求，又以大同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诚如朱维铮所说：“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还在一八九一年冬便开始连载毕拉宓的《回头看纪略》，一部预测公元二000年美国社会生活景观的半乌托邦式著作；署名‘析津’的中译者，并将其中描述的未来世界，唤作‘大同之世’。一八九九年《万国公报》又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称之为‘安民新学’。本世纪的开端，关于西方社会主义理论的中文译介，已有多种。其中防止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议论，很快引起苦于中国社会的前近代顽症难以消除的年轻学人的共鸣。”[4]p246其次，它既体现了现代化的要求，又力图超越资本主义制度。近代以来，中国自身工商业的发展，社会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现代城市的出现都瓦解着传统社会的基础，并出现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形成了现代化的有生力量。他们只有与现代性成长相联系，才能取得自己的生存权；只有在对传统理想的创新中，才能表达对未来社会的希望。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是各阶级的共同要求。那时，资产阶级还没有如同西方资产阶级那样的狭隘性，也不能像西方启蒙思想家那样追求“理性王国”，而是从民族文化创新中寻求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把传统大同理想与西方社会主义相贯通，成为他们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体现。萧公权在评述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时说：“《礼运》虽重要，但非康有为乌托邦的唯一渊源。公羊三世之说帮助他建立大同于未来，而非过去。另外，西方思想诸如进步、民主、社会主义也影响了他的思维……康虽然将西方思想译成汉语，又以外国词汇演绎传统的儒、道思想。因此，大同的思想与情怀，与近代西方及儒家中国都有亲近的关系。结果是，他在中国思想史上创立了一最具想像力的乌托邦。”[5]p338中国传统乌托邦并没有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和思想追求中丧失生命力，而是吸收现代文明的成果，脱离自然经济的影响，与启蒙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批判资本主义，追求更高理想的超越精神。这种精神在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的道路之后，仍然保持着生命力，成为现代化制度选择的文化根据。

二、社会主义追求中的乌托邦及其对现代性分裂的超越

如果不从“空想———科学”的角度认识乌托邦，而是把它视为在对理想社会追求中体现出来的批判性超越精神，就会较全面地揭示出它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意义。中国的现代化不能重复西方发展道路，而是必须开发自身的民族文化资源。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既激活了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又赋予了它全新的时代含义；但现代性在西方分裂的现实又使中国人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汲取营养，并把它与大同思想联系起来，形成了超越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追求。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现代性都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内在推动力量。丰子义认为：“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和表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总体性概念。它既是指以启蒙运动为标志，以自由、民主、科学、理性为核心的时代意识和价值取向，也是指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管理等为基本构成元素的社会发展模式和内在要求；既是指祛魅化的、突出主体意识的生活态度，也是指按照现代化规律行事的行为方式。”[6]p105现代性一方面是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又包含了自身的内在矛盾。因此，艾森斯塔特说：“现代性不仅预示了形形色色宏伟的解放景观，不仅带有不断自我纠正和扩张的伟大许诺，而且还包含着各种毁灭的可能性：暴力、侵略、战争和种族灭绝。”[7]p67现代性在西方发展起来以后，它一方面推进着工业化、民主法制化、个人自主化；同时又使贫困、分化、压迫、虚伪日渐突出，不平等成为对其从另一侧面进行的诠释。这样，就推动了传

董四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的乌托邦再评价·19·武夷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统乌托邦向现代的转型，并使之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保持了生命力。现代性使社会摆脱了自然经济、神权政治、蒙昧主义的束缚，使市场经济、民主法制、科学理性发展了起来，但它又使人类的不平等空前加剧，这必然引起人们的批判和反思，形成一种超越现代性分裂的乌托邦追求。莫里斯·迈斯纳说：“历史的动力（而且的确是一种历史必然的动力），不是乌托邦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奋力追求。正像韦伯曾经指出的：‘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也正像卡尔·曼海姆所警告的那样：‘如果抛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能力。’”[8]p2乌托邦思想家既肯定现代性在社会变革中的意义，又对它所导致的社会分裂持批判态度，并且以其想象力为人类提供一个美好的前景。所以，赫茨勒说：“乌托邦思想家在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为思想上富于独创性和建设性思想力的人。他们所设想的美景需要富于想象的天赋才能。这种天赋与创作歌曲和小说的灵感或与诗人和画家的魅力是如出一辙的，然而却又是真正社会巨匠所特有的建设才能……他们是面对着一片荒野却看到一座乐园的人。”[9]p251－252他还说：“乌托邦思想家是新思想的源泉，正如许多重要作家所证实的那样，可能也是现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哲学以及以之作为基础的有关运动之奠基人。”[9]p286乌托邦是在对现代性分裂的批判中显示出自身意义的，对它也可以在实践和理想两个层面上理解：从实践层面上看，如果把不同于现实的社会理想付诸实践，只能导致对现有秩序的破坏；从理想层面上讲，作为超越现实之上的理想总是引导着人们追求更高境界，从而形成社会变革的推动力。拉塞尔·雅各比说：“对于绝望的人来说，乌托邦观念毫无价值；对于成功者而言，它们缺乏紧要性；对于思想阶层来说，它们会导致残忍的极权主义。不过，有些事实必须首先澄清：我们并非只能在理性的建议和非理性的乌托邦两者中间作选择。乌托邦思想既不曾破坏也没有贬低真正的改革。事实上，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切实可行的改革有赖于乌托邦梦想———或者至少可以说，乌托邦理想推动着与日俱增的进步。”[10]p1－2对乌托邦的评价不能以较短的历史时期为根据，而应当以历史的长期发展为背景。尽管在一种乌托邦产生的条件下，人们可以指责它的空想性或虚幻性；但在大历史的视角下，它们却揭示了许多深刻的历史命题。在近代以来中出现的大同思想中，康有为以大同表达共产主义理想，以小康表达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并把二者联系起来，确定了中国社会发展是通过小康建设走向大同，并在其中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今天看来，这一思想已经显示出了深刻性。德国学者鲍吾刚说：“这种发展的理论，与其他许多更‘真实可信’的乌托邦思想有着如此惊人的不同，因为它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层面。也正是这一特性，赋予康有为的理念一种特殊的活力与现实性。”[11]p309他还说：“清代后半段对这些思想家（指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引者）的重要发现，决不仅仅是出自偶然，它们都紧密的联系着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而且‘大同’思想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含有类似的社会主义理念）。”[11]p320如果说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在吸取西方现代性文明成果的同时，超越了当时社会的许多矛盾，描绘了一幅无限美好的世界大同远景；那么孙中山则是在对资本主义判断中，把民生问题提到关系现代性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高度，确定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现代化中的意义。他认为：之所以必须坚持民生主义，就是“要中国像英国、美国一样的富足；所得富足的利益，不归少数人，有穷人、富人的大分别，要归多数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3]p895孙中山的社会理想虽然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但却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统一了起来，并揭示了民生问题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所以，阿里夫·德里克说：“孙中山是中国的第一位政治领袖，他在1905年把社会主义列入民族主义的政治纲领之中，他值得人们纪念不仅因为他是中国民族主义之父，而且也因为他是中国社会主义之父。孙中山早就不再把资本主义视为中国可行的发展选择，而是提出社会主义作为更好的发展道路。孙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有限度的社会主义思想，我认为它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12]p35不论是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还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有不同程度的乌托邦色彩，但又体现着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它们在本质上是批判和超越的。正如赫茨勒所说：乌托邦“通过抓住公众的想像力，可以创造出供人效法的中心，并以新的思想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