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 再别康桥 炉中煤 教案

现代诗歌再别康桥炉中煤一、教学要求1．感受《再别康桥》一诗所蕴涵的诗意美和诗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领会《炉中煤》一诗所抒发的火热的爱国激情。

2．了解两首诗的结构、韵律特点，欣赏诗中精妙的意象所创造的艺术效果。

二、课文分析再别康桥（一）解题康桥，英语原名Cambridge，通译剑桥，即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的所在地。

1920年10月至1922年8月，诗人游学于此。

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

诗人在《猛虎集·序文》中曾经自陈，在24岁以前，他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和“民约论”的兴味，正是康桥的水，开启了诗人的性灵，唤醒了久蛰在他心中的诗人的天命。

后来他曾满怀深情地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吸烟与文化》)这首诗就是诗人1928年第二次重游康桥后于11月6日在归途中写成的，以前有过和康桥的告别，所以这里说“再别”。

最初笈奏在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上，后收入《猛虎集》。

（二）内容与结构《再别康桥》全诗7节，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1节)：开门见山，直接揭示主题，和康桥依依惜别。

第二部分(2～6节)：描绘诗人在康河里泛舟寻梦。

这一部分以时间为序，展现康河胜景，也展现了自己的复杂意绪。

首写夕阳中的金柳，喻之为美丽的新娘，喜悦之情在柳枝间荡漾；次写柔波中的青荇，诗人愿与之共醉；三写榆阴下的清潭，喜悦与陶醉渐入朦胧的梦境；四写星光下康河的波光碎影，两岸夏虫，不忍离别又不得不作别的心情阴影在夜幕中悄然而至。

第三部分(7节)：和康桥作别，是全诗的结尾部分。

全诗以总分总的结构形式展开。

在主体部分以时间为序纵向展开。

（三）主题思想《再别康桥》是诗人故地重游，再回剑桥大学后的离别之作。

全诗如行云流水，为我们描绘了清幽美丽的画面，运用了比喻、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表达了诗人对康桥依依惜别之情。

开篇一句“轻轻的我走了”，奠定了全诗轻柔细腻的情感基调，诗中对康桥景色的独特比喻更是倾注了诗人的情感。

阅读时注重体会诗人是如何表达自己留恋之情的，并品味文中的语言和修辞。

(四) 写作特点1．构思别出心裁，不落俗套。

首先，诗人避开了一般别离诗的告别对象。

一般别离诗告别的是人，这首诗告别的却是“西边的云彩”，告别对象由人向天空转移，跳出了“执手相看泪眼”或寒暄叮咛的俗套，给人清新之感。

其次，诗人为离别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气氛。

一般离别，或执手叮咛，或牵手顿足，其中总带点“伤离别”的味道。

而这首诗只着色绘景而不摹声，以“轻轻”、“悄悄”、“沉默”造成一种寂然无声的寂静环境，排除了离别中因“伤别”而产生的沉重感，增加了飘逸的成分。

第三，独具特色的意象选择。

按照一般情况设想，诗人告别康桥，应当有送行的人，诗人的眼中也会有高楼大厦、车水马龙。

但这一切，诗人都没有摄入镜头，写入诗中借以寄情的物象是“云彩”、“金柳”、“柔波”、“青荇”、“青草”、“星辉”等自然物，这就避开了人间烟火，有一种自然脱俗的美感。

2．意象鲜明，富有流动的画面美。

《再别康桥》七节诗，几乎每一节都包含一个画得出的画面，给人视觉上美的享受，产生了强烈的画面美。

诗人使用了绚丽多彩的词语，创造了一幅幅鲜明生动的画面，如第2～6节，描写诗人在康河里泛舟寻梦。

披着夕阳的金柳，软泥上的青荇，榆阴下的水潭，一一映入眼底。

两个暗喻用得颇为精彩：第一个将“河畔的金柳”大胆地想象为“夕阳”中的新娘，使无生命的景物，温润可人；第二个是将清澈的潭水疑作“天上虹”，被浮藻揉碎之后，变成“彩虹似的梦”。

正在意乱情迷之间，诗人如庄周梦蝶，物我两忘，只觉得“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并甘心在康河的柔波里，做一条招摇的水草。

所有这些景物以及想象，使一幅幅画面胜过多少情语，为全诗创造了一个浓郁的抒情意境，很好地表达了诗人的思想感情。

3．结构整齐，韵律严谨，具有音乐艺术美。

诗人深崇闻一多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学主张，而尤重音乐美。

他甚至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内在的音乐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不论思想怎样高尚，情绪怎样热烈，你得拿来彻底的‘音乐化’(那就是诗化)，才能取得诗的认识……”反观这首《再别康桥》，全诗共7节，每节4行，每行两顿或三顿，不拘一格而又法度严谨，韵式上严守二、四押韵，抑扬顿挫，朗朗上口。

这优美的节奏像涟漪般荡漾开来，既是赤诚的学子寻梦的跫音，又契合着诗人感情的潮起潮落，有一种独特的审美感。

7节诗错落有致地排列，韵律在其中徐行缓步地铺展。

可以说，这正体现了徐志摩的诗学主张。

炉中煤（一）解题阅读和分析这首诗，就必须首先深入理解“炉中煤”和“年轻的女郎”这两个喻体。

“炉中煤”是作者自喻，“年轻的女郎”比喻的是具有新气象的祖国。

所以说，这首诗是一首托物言志的作品。

副标题在这里起到了点明主题的作用，有助于读者理解作品要表达的内涵。

“炉中煤”的形象特征是火红、炽热、旺盛、熊熊燃烧。

同时，“炉中煤”还具有为人奉献火与热，将自己燃烧成灰，殒身不恤的献身精神。

这些都同作品所要渲染的感情是一致的。

正如诗人自己说的那样，祖国就像一位聪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体现了诗人对祖国出现的新气象的赞美。

“年轻的女郎”表达的是诗人对祖国在五四之后所呈现的新气象的认识。

从抒情的角度讲，将祖国喻为“年轻的女郎”而不是我们通常比作的“母亲”，能最大限度地抒发诗人炽热、奔放的情感。

当然，作品中的“炉中煤”和“年轻的女郎”，构成不了生活中恋人般的关系，但从对待祖国感情的精神实质上说，同样是在奉献一颗滚烫而热烈的心。

（二）内容与结构《炉中煤》全诗4节。

第1节直接抒发对“年轻的女郎”的倾心热爱，总领全诗。

第2节从自己的身份着笔，把自己比成“黑奴”，深刻地表现了对“年轻的女郎”的热烈的爱。

第3节追溯自己的身世——满腔的热情被埋没了千万年，而今喷薄而出，熊熊燃烧。

第4节回应开头，揭示副标题的题旨，尽情倾诉诗人对于祖国的思念之情。

从内容分析全诗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节)：抒发对“年轻的女郎”的倾心热爱，定下全诗的基调。

第二部分(2～3节)：从身份和身世上展开，表明倾心热爱的深刻原因。

第三部分(4节)：表达对“年轻的女郎”的深情，感情在更加明朗之后升华到更高的境界。

（三）主题思想本诗通过对“年轻的女郎”的炽热、奉献的情感的抒发，宣泄了作者“眷念祖国的情绪”，表达了诗人对祖热烈而深切的感情，表达了诗人对祖国新气象的赞美，以及为了祖国奉献一切的精神。

（四）写作特点这首诗比较突出地体现了郭沫若诗歌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

“炉中煤”是炽热燃烧的象征，“年轻的女郎”一向是令人倾慕、思念的对象。

“炉中煤”眷恋“年轻的女郎”，诗人将生活中互不相干的事物作为喻体，构成艺术形象，来抒发自己炽热的情感。

在诗人眼中，似乎并不计较两个喻体在生活中的真实关系，而是更注重喻体内在的个性特质，以此借用来表达情感，为我所用。

诗人通过艺术构思，将这两个不互相干的事物巧妙的结合起来，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自己热烈奔放的情绪和强烈的爱国激情，毫无牵强生涩之感。

这与诗人本身的浪漫气质是分不开的，也是五四之后狂飙突进的革命文艺思潮所带来的影响。

三、教学建议（一）教学重点1．《炉中煤》所表达的对祖国深切真挚的眷恋之情。

2．《再别康桥》中诗人独具特色的意象选择及诗中的音乐艺术美。

（二）教学难点1．诗歌的结构特点。

2．诗歌意象的解读。

（三）教学安排本课建议安排2课时。

在介绍写作背景后，指导学生朗诵，在朗诵中引导学生品味诗歌的意境，并解决课后思考与实践。

有条件的学校，可运用多媒体技术，播放相关资料或课件，以帮助学生加深对这两首诗的理解。

四、思考与实践解题1．《炉中煤》的韵脚有：郎、量、样、莽、肠、梁、光、乡。

《再别康桥》的韵脚有：来、彩，娘、漾，摇、草，虹、梦，溯、歌，箫、桥。

2．斜阳金柳波条青荇虹落清潭梦映星辉夏虫默契3．单行和双行错落排列的表达效果是节奏鲜明、丰富，避免了单调和呆板。

这首诗的第1节和最后1节语意相关，节奏相同，对诗的结构与表达的作用是：从结构上讲，实现了首尾的照应与升华；从表达上讲，具有重章复奏，一唱三叹之妙。

4．①这首诗共4节，每一节的诗句数量相等；②每一节的首句相同；③一韵到底。

5．这5行诗写了煤的前身、过去和今朝。

煤的前身“原本是有用的栋梁”，过去“活埋在地底多年”，今朝“总得重见天光”。

从字面上看，讲的是煤形成的过程，其深层的含义是说自己原本是国家的有用之材，但在过去黑暗现实的压迫之下，爱国之情深埋心中，不得抒发，空怀报国之志。

今朝，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祖国焕发出新的青春，报效祖国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6．略五、有关资料（一）郭沫若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笔名沫若。

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人。

幼年受私塾教育，1905年考入嘉定县高等小学，后由嘉定中学堂转入成都四川官立高等分设中学堂。

1913年中学毕业，次年赴日留学，1918年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郭沫若先后接触过泰戈尔、歌德、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并深受泛神论思想和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

1921年出版新诗集《女神》，为中国新诗开了一代浪漫主义诗风；同年6月，与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等在日本东京创立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

五四运动后，又创作《星空》、《瓶》、《前茅》等诗集，还写了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

1924年以后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提倡革命文学。

1926年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同时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

1927年3月写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北伐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学活动，并创作诗集《恢复》。

1928年旅居日本，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史和文字学的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

居日时积极支持留日青年学生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化活动。

1937年抗战爆发，他毅然祖国，积极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奔走呼号，组织和团结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士，主编《救亡日报》，出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献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战文艺运动。

这时期，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六部大型历史剧和诗歌《战声集》等。

1944年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历史上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

1945年应邀访问苏联，写下《访苏纪行》。

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和香港领导文化界同蒋介石的法西斯专制统治和发动内战的阴谋进行斗争。

这时期写了回忆录《洪波曲》。

1948年到达解放区。

1949年7月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等职；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曾任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