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及其制约因素-精品文档资料

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及其制约因素

一、引言

翻译从来就不是一项纯语言活动,只有在语言教学时翻译才成为纯粹的语言转换,而普通意义上翻译的对象是意义,是信息、思想和文化的传递。译者充当的正是这种传递信息、思想和文化的使者。传统的翻译理论着力于探讨语言层面的问题,关注的是理想的译者该怎么做,完美的译文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要求,并以“原著中心论”、“作者中心论”等来严格要求译者恪守“隐形人”规则。过去,研究翻译只限于原文和译文的对比,而对这两者之外的因素很少谈及,特别是对译者的因素认识很不够。有人把译者称作“看不见的人”(the invisible man)，或比喻成“舌人”，“媒婆”等。这种观点,就是将译者置于被动的地位。近年来,随着对翻译过程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原文和译文的中介――译者，在翻译中不可避免地要发挥其主体性。我国翻译家金圣华基于对翻译的认识和个人的实践，指出“译者在早期虽有舌人之称，却不能毫无主见，缺乏判断；译者虽然担当中介的任务，却不能是卑微低下，依附主人的次等角色。翻译如做人，不能放弃立场，随波逐流；也不能毫无原则，随风飘荡。因此翻译的过程就是得与失的量度，过与不足的平衡。译者必须凭借自己的学养、经验，在取舍中作出选择。”可见译者必须是个有思想、有头脑,能够发挥自己主体性的人。随着译学

研究的纵深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译者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译者就好比是驰骋在有限疆域的骑士,主体性发挥得法可以让他游刃有余,规矩方圆之中自有其广阔天地。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译者仍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主体性。本文将对译者在发挥其主体性的过程中所受的制约因素进行初步探讨。

二、译者身份的理论定位――译者是翻译的主体

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受到的制约因素,我们有必要首先对译者的身份加以定位。事实上,翻译就是译者首先运用自身的思维能力解析原文的语言材料追寻作者的思路,然后综合目的语的语言表达手段再现原文。无论在理解阶段还是表达阶段,翻译活动都是与译者的主体因素紧密相连的。到底何谓译者的主体性？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主体性包括目的性、自主性、主动性、创造性等，简而言之，就是主观能动性；主体性的另外一个特征是“为我性”，体现了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同时，主体的对象性的活动作用于客体，必然受到客体本身和其它客观环境的条件的制约的限制，因此主体性同时又包含受动性。因而能动性、目的性和受动性是主体性的重要特征。不难看出，译者的一个主动的角色,像演员一样把原作的内容表演出来,又像导演一样始终千方百计地研究如何把原作的内容完美地表达出来。

关于译者主体性的具体内涵,近年来仅在《中国翻译》上就

有诸多学者讨论。许钧在2003年1月《中国翻译》上撰写的《“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的确立》一文中提到“所谓译者主体意识,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

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这种主体意识的存在与否,强与弱,

直接影响着整个翻译过程,并影响着翻译的最终结果,即译文的

价值。……所谓‘翻译主体性’……是指翻译的主体及其体现在译作中的艺术人格自觉,其核心是翻译主体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而在同一期的《中国翻译》上,查明建也就译者主体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基于“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辩证统一于主体性之中”这个哲学分析,查明建提出了“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明建在文中也论述到应该把译者、原作者和读者均当作翻译的主体,此处有关译者主体性内涵的表述也极具参考价值。在2003年第6期《中国翻译》上,屠国元“把译者作为中心主体,而把原作者和读者作为影响制约中心主体的边缘主体”,并把译者的主体性解释为“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从中体现出一种艺术人格自觉和文化、审美创造力。”陈大亮也在《谁是翻译主体?》中引用陈先达的分析,从哲学角度进一步说明“主体

性最根本的内容是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最主体的综合特征,是主体所表现出来的最突出、最集中的品质。但他(陈先达)忽略了主体性还有受动性的一面。主体性说到底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也就是说,主体性只有在与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中才能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在理解主体性内涵时要避免两种极端:一是无视客体的制约性,过分夸大主体能动性;二是过分强调客体的制约性,完全排除主体能动性。”后来也有许多学者对译者主体性内涵作了一定的研究,或者引用以上定义,或者作出类似的解释。从上文的几个定义可以看出,他们都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且都关注创造性,每种解释都各有所长。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译者作为整个翻译实践的主导因素具有许多不依赖作为客体的原文而存在的独立性,他必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自身的潜能施展能动性和创造性，因为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也是两种文化的转换,其中蕴含着译者富有创造性的劳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并不亚于原作者的创造性劳动,这主要表现在：一、原作者拥有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有按照自己喜好口味选择的素材,并按照自己特有的写作方法创造有自我烙印的作品,而译者却可以驰骋更广阔的领域,他可以翻译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作品,接触到内容、时代、风格各异的作品。二、译者是不同文化间的传递者,他结合两种或多种文化于一身,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不但要考虑篇章词句和狭义的上下文的联系以及原作所传递的时代风貌和文化

精神,而且还要考虑本民族的文化背景,考虑作品的思想风格、作者的世界观、创作目的、写作手法和艺术风格,以及读者的需要和译文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和审美效果。正因为如此,翻译不是原作的简单翻版,而是一种译者的再创造,渗透了译者对于原文

文本内容的理解、阐释和传达。译者是一个与原作平等的“艺术创造主体”,他们之间是平等的主体对话关系。译者的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译者的主体性包括译者的目的性、自主性、主动性、创造性。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对象性活动的客体是原作,要完成翻译的任务,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当然,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制于其所处的时代、其自身的双语文化能力、语言能力和理解能力。

三、译者所受到的制约因素

翻译过程是两种文化的“协商”过程,而译者是两种文化的中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并不是没有限度和范围的，而是要受到各种主观或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

(一)受时代背景的制约。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总是要打上时代的烙印。20世纪初苏曼珠与陈独秀用章回小说的笔法翻译的雨果的《悲惨世界》，每节多以“却说”、“话说”开头,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结尾。如此翻译自然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审美期待,以免自

己的译作因引进了有违目标文化图式而引起译文接受者的审美

抵触。在当时文化处于比较封闭的时期,译者的这种努力避免有违原作审美期待的负面审美反映表现尤为明显。

20世纪50年代以董秋斯和卞之琳为代表的翻译家主张翻译应该从内容到形式,全面求“信”。董秋斯在其译作《大卫?科波菲尔》中使用直译的方法,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字字对译”的地步,完全体现了其求“信”的精神。卞之琳明确指出“内容:借形式而表现,不忠实原来的形式,也就不能充分忠实原有的内容。”

例(1)He made you for a highway to my bed;But I,a maid,die maiden widowed.(W.Shakespeare:Romeo and

Juliet,3,3,134-135)

译1:他要借着你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阁的怨女而死去。(朱生豪译)

译2:他本要借你做捷径,登上我的床;可怜我这处女,活守寡,到死是处女。(方平译)

由于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性忌讳”的影响,朱生豪把“to my bed”译作“相思”,或许希望用中国古典式的含蓄美来提高译文的诗学价值,或是因为当时社会主流意识难以接受过于直率的译文。而方译符合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国情。孙致礼教授曾认为朱译不妥,与原作的意境相距甚远。其实这与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译者受当时社会文化观念的制

约。

（二）受译者的文化结构的制约。

译者主体性本是一个主观性比较强的研究层面,但译者的文化先结构则是其制约因素中比较客观的条件。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和反映,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作为语言使用个体的译者总是属于一定的文化圈,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文化结构。一方面,译者的语言应用折射出了译者既有的文化先结构;另一方面,译者的文化先结构又从某种意义上制约了译者在语言应用上的主观能动性。根据屠国元的观点，“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由于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生活风俗和知识结构,从而使他们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不同语言与文化间的透明互译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译本难免会带上译者在文化过滤方面的

痕迹。译者的文化先结构包括地域环境、社会背景、民族性格、文化渊源、意识形态等,其中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上的深层积淀。文化渊源涉及到历史背景、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地域文化、传统习惯等方面。意识形态也涵盖了社会心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标准、知识结构、道德观念以及译者的人生观世界观,等等。

译者首先是原著的读者,但译者又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他必

须更深入更透彻更全面地解读原作者、原著和原语文化。而当译者作为读者时,译者的文化先结构就是译者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理解原著(原语文化)时的“媒介”因素,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译者

的理解。好比玻璃,其质其材利于阳光的透明过滤。也就是说,

与原著(原语文化)相近的文化先结构(或能够引导译者理解原著的文化先结构)相对来说会利于文化的过滤,反之则不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译者对原文理解的好坏,客观上限定了译者主体性发挥的最大限度。特别是当译者在接收、反映、思考和处理异域文本(异域文化)时,潜意识中常常会带着自己所熟知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审美标准去解读和判定另一种文化。因此译者的文化结构对其主体性发挥有着相当的限定性,关系到译者传递原文文化信息的成败,需要认真研究对待。

(三)受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的制约。

翻译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字面翻译或文字转换,如果从最根本的层面来审视的话,翻译应该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是指译者在翻译这项跨文化交际活动中所特有的、对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差异性的敏感度,以及阐释文化差异、调节文化冲突的能力。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也可以看作是译者的跨文化意识。要在翻译中做到全面传递原文信息，译者必须全面提高双语文化能力。成功的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实际上关系到能不能翻译原文或在多大程度上翻译原文的问题。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越强，其主体性就越能得到发挥，就越有可能翻译出成功之作。相反，如果译者的双语能力不能达到相当的程度，那么他就只能按字面去译了，译作就会不尽如人意，或者错误百出，有损原作形象。因此，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制于自身的双语能力。

(四)受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能力的制约。

翻译重在理解,只有透彻地领会原作的含义,才能准确地向

读者传达原作的精神底蕴。在翻译理解的过程中,译者充当原文本的信息接受者。译者必须从原文本所处的语境及社会文化环境即原文的言语语境、情景语境及文化语境正确理解,准确地再现原文本的语境。迦达默尔认为,理解就是一种“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文本向读者敞开,似乎“向理解者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而为了理解和回答文本提出的问题,理解者又必须提出业已

回答了的那些问题,通过这种相互问答的过程,理解者才能不断

超越自己原有的视野”。不同的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不尽相同,于是就出现了同一原作由于译者理解的不同,产生不同的译文。

例：Catherine caught and pursued it eagerly;then she put a few questions to me concerning the inmates,rational and irrational,of her former home.(Ch.17,V.II) 译1:凯瑟琳拿到了,热切地读着;然后,她时而清楚时而糊涂地问我几句关于她以前的家的情况。(杨苡译 P278) 译2:凯瑟琳连忙捡起信,急切地看了一遍,接着对于老家那里有理性的人和没有理性的牲畜向我提了几个问题。(孙致礼译P328)

此例是小说《呼啸山庄》中,洛克伍德先生给困居在呼啸山庄的凯瑟琳捎来了女管家内利的一封信中的一句话。杨译把

rational and irrational理解成修饰“问”,孙译理解为修饰inmates,并附加脚注‘有理性人’指女管家内利；‘没有理性的牲畜’，指凯瑟琳的小马,使译文合情合理。

又例：“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遗美，一截还东

国!”(毛泽东《昆仑》)

I would give to Europe your crest,

And to America your breast,

And leave in the Orient the rest.

许渊冲先生把其中三个“一截”翻译成押韵的英文your crest,your breast,the rest,体现了其高超的理解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

四、结束语

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确实可以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但是其主体性的发挥不是任意的，它会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紧密交织在一起。译者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在原语和译语文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妥协与协调，才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对这些制约因素有着清醒的认识。只有正确对待这些制约因素,译者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主体性,并能充分地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