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孔子的为学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最具光辉的部分。孔子的为学是以求仁为目的的。而达仁是以懂礼、遵礼、循礼为标志的。实现了礼，也就实现了孔子建立和谐有序的大一统的社会的政治理想。所以，倡导为学，是孔子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最基本的途径。本文试图从孔子的政治理想及其实现途径，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为学与天命，为学与求仁，以学为乐，学以致用等方面入手，对孔子的为学思想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孔子的政治理想及其实现途径

孔子所处的春秋晚期，周室衰微，诸侯争霸，大夫专权，天下变得无道。君臣之间、臣臣之间、上下之间、统治者和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和无序。社稷动荡不安，民众手足无措。孔子认为，这主要是“礼坏”、“名分不正”所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认为当时的主要问题就是：君不君，臣不臣，下僭上。为了摆脱这个困境，孔子强调要“正名”，要恢复周天子的权威，要恢复一统天下。“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季氏）孔子所向往并一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就是建立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的大一统的社会。孔子的政治理想有两个要点：一为大一统；一为和谐和有序。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周朝建立于夏、商两代的发展之上，其礼仪制度更加完善和丰富多彩。特别是西周初年，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顺应社会潮流，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德治思想，所建立的一套礼仪制度，为巩固西周一统政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政治制度与春秋末年的“礼坏乐崩”的状况相比较，孔子认为是有很大的优越性的。孔子所说的“吾从周”，是指他赞成西周的一统天下，赞成西周的德礼之治，并非他想恢复某些具体的礼仪制度。正象孔子看到了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和政治的继承和发展一样，对他的这句话也应该从积极的、发展的方向上来理解。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意思就是说，社会要使不同层次的人各守其分，这样才能使他们各得其所。而且孔子强调君臣上下的双向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八佾），“养民惠，使民义”（公冶长），这在当时是有革命意义的。孔子认为，通过德礼之治，可以维护大一统，可以使社会达到：老年人得到安乐，少年人得到关怀，人们彼此信任的理想境界。其中的礼是一套统一人们行为的规范，也是达到理想境界的一个标志。如果社会上人人都能遵礼、循礼行事，那么就不会出现僭越的事，良好的社会秩序就会化育而成。如果某个人能够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认为他就可以算是仁人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外在地表现为遵礼、循礼，那么他内在地就达到了仁的标准。孔子认为，“仁”是人的内在本质。“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无论是“爱人”还是“克己”，都是由自身发出，体现自身内在本质和德性修养。如果将仁爱之心，克己之心推广到外物，就会表现出循礼、爱人。所以仁是内容，礼是形式。同时，懂礼、遵礼、循礼也就是求仁的目的。

二、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

那么，如何来求仁呢？孔子认为是“为学”。这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的问题。孔子认为他自己是学而知之者。“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孔子学识渊博，懂礼明道，人们认为他是生而知之者，但他自己从不这样认为，他说他是通过学习古代典籍，通过勤奋实践，通过下学功夫而上达的。孔子好古，并不是说他是保守、喜欢旧的东西，而是说他善于并乐于接受在他之前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所以好古是好学的同义语。而“敏以求之”的“敏”应该是勤奋实践之意。所以，孔子这句话是说“知”、“学”、“行”的，通过学和行而达到知。孔子也曾经说过：“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从这句话里，好象孔子也承认“生而知之”。但在孔子这里，所谓“生而知之者”是指无论在他眼里，还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先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曾经创下了不朽的伟业，被世代人民传颂，特别是离孔子最近的西周的开拓者之一周公，不但美德昭著，而且还留下了一套直至孔子时代仍有很大参考价值的礼仪制度，周公始终是孔子全方位崇拜的对象。孔子说他们是生而知之者，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孔子是以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的，在学习过程中，他感到了一种很难超越的博大精深。尽管他竭尽所能地沉力于下学功夫，但仍觉不能达到他们的境界。“若仁与圣，则吾岂敢？”孔子当然不能自封为圣贤，但这里也应该还包含“自感不及”的意思。第二，孔子所崇拜的这些先圣，不仅留下了不朽的“文功”，而且都成就了能证明他们“文功”的赫赫业绩。孔子曾赞颂尧帝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孔子也曾奔走于各诸侯国，也试图实践其政治理想，但在其有生之年，始终未能如愿以偿。第三，到孔子的时代，可以说已有相当的文化典籍，学人们只要孜孜于下学，就能得到深厚的文化积淀；而在他的先圣们所处的时代，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只有通过亲身实践来增加他们的智慧，除此之外就可能是生而知之了。对于过去的先圣，经过人们的一代代传颂，自然就有了一些神秘的色彩，就象后人对孔子和一些帝王将相的传颂一样，有许多事迹是无法得到确实考证的。也许孔子也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把他们当作永远不可企及的生而知之者了。但孔子从来没有说与他同时代的人中谁是生而知之者。反之，他特别的强调学而知之，强调积极的用世态度。而且他用一生的为学经历，证明了他是学而知之者。孔子自幼立志为学，“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到而立之年即开始收徒讲学（匡亚明，孔子评传），之后，他一边参与政治活动，进行政治实践，一边继续研究整理《诗》、《书》、《礼》、《乐》等典籍，他的学生越来越多（史记，孔子世家），及至晚年，他在经过了“仕鲁”、“周游列国”的坎坷历程以后，其为学思想更加成熟和系统化，他更专注于治学和培养后学。司马迁说：“孔子晚年喜欢《易》学，……他读《易》很勤，以致把编书简的皮绳都弄断了三次”。（史记，孔子世家）他自己也曾说：“其（孔子自己）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他不仅自己勤奋学习，而且采取了十分有效的方法，将其所学传授给他的弟子，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以使他的学问得以继续，经久不衰。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孔子说他自己的资质与大多数人的是相近的，他能获得如此的学识和声望，完全在于他勤奋好学。而且他认为这是个普遍的道理。人的成就的大小不在于天生的资质，

而在于后天的努力。人生下来时的本性基本是相近的，只是后天的学习、熏染不同，才造成了人的差异。在当时的情况下，孔子的这一思想无疑是有革命的意义，他给一大批有志者以莫大的鼓舞。具有重要意义的不仅是孔子提出了这一思想，而且他是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地说明这一问题，使其更具启发性和说服力。如果一个人相信生而知之，可能他压根就不会有用功向学的动力，即使他一时性起而迈向向学之路，稍有挫折，他可能就会放弃努力，半途而废，他会认为，这样的努力是无益的。如果他确立学而知之的观点，他的思想会得到彻底的解放，他会产生一往无前的向学的动力。可以说孔子的这一思想是中国历代学人积极用世、自强不息精神的源泉。

三、为学与天命

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及“天命”和“天”，其含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不少人认为是指神秘的主宰者或人格神。如果是这样，就与孔子的为学思想发生矛盾。笔者认为，孔子的“天”指健行不息的自然和社会动态系统，而“天命”则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能被人逐步地、不同程度地认识的自然和社会运动规律。人作为“天”这个系统的一个成分，其所作所为，必然要受这个系统的运动规律所支配，如果违背这个规律，必然要受到惩罚。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就是讲这个意思。但人又是这个系统中的最能动者，人不是被动地接受这个规律的支配，而是积极地认识和把握这个规律，以便在规律面前获得更大的自由，而且很好地利用这个规律获得人类自身的幸福。实际上这也是人类区别于其它自然存在物的特质。孔子所说的“吾……五十而知天命”（为政），就是讲孔子通过多年的下学功夫和政治实践，他对“天命”这个概念，有了他自认为超过一般人的理解，侧重于对“天命”认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方向上，而不是指他已经把握了自然和社会的运动规律，即使有这样的意思，也是在与一般人的认识相比较的意义上。否则就不会有“吾……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这个递进过程。实际上能认识“天命”这个概念的本意，就是一个伟大的突破。这是孔子在认真研究历朝更迭、古代文化，在周室衰微的现实情况中得到的启示。孔子强调天命不可违，承认其超越性。君子“畏天命”（季氏），就是说君子认识到了天命的超越性，对天命始终抱有敬畏凝重的态度。而所谓的“小人”则往往不了解天命，表现出浅薄无忌和任意妄为。在宋国大司马桓魋欲加害于孔子时，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孔子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顺应天命的，在他身上体现了天命，代表了正义，天命和正义的力量是超越的、不可战胜的。桓魋想用邪恶来与正义较量，是注定不能得逞的。那么，在孔子身上为何能体现天命呢？这就是孔子通过下学功夫，对天命进行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把握之后，这种认识成为一种内在的东西积淀于他身上，以此为基础而发动，表现于外。这个过程类似于牟宗山先生所说的，君子通过敬的功夫遥契天命，而后彰显天命的过程。所以，孔子强调天命不可违，但他更重视掌握和认识天命，然后彰显天命。这就是孔子为学的动力所在。

但是，在《论语》中，孔子谈及“天命”是很少又不明确的。他是用“仁”来表明人的本质的。这里就必须来解决他的“天命”与“仁”的关系。按照牟宗山先生的说法，“孔子的…仁?，实为天命、天道的一个…印证?”（牟宗山，《中国哲学的特质》）。这个认识给我们以一定的启示。

按上文谈及“天”的意义乃自然和社会大系统，这个系统必然有“和”——和谐，“一”——一统，“健”——运动不已的三个基本特征。这就是说，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互为条件，互相配合，共同维护系统的统一，推动系统的运动和发展。而这三个基本的特征恰恰就是孔子赋予“仁”的意义。“爱人”是和谐的基础，“克己”是维护整体的需要，“不怨天，不尤人”则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就象对天命的理解和把握是一个艰难的、逐渐深化的过程一样，孔子也从不轻易许“仁”，而是强调孜孜下学的功夫。所以我们可以说，孔子的求仁和彰显天命是一致的。

四、为学与求仁

孔子认为，为学是求仁的唯一途径。“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人的一切优秀品德，都需要为学来养成，需要为学来把持，需要为学来发扬。你不学，就不知道什么是仁，就不知道如何求仁，当然就不可能达到仁。如果你外在地表现为知礼，就可以说你内在地达仁，即使你不说曾孜孜于学，别人也必然说你为学了。如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述而）因为为学与达仁是有必然联系的。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思必须建立在对知识的整理、归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上。没有通过实践得到的感性的真实，没有学习先人的典籍作为基础和对照，空想是没有用的。孔子的为学不仅指学习古代的文化遗产，还包括在实践中学。孔子经常用“敏”来表达勤奋实践之意，如“敏以求之”、“敏而好学”、“敏于事”都是指在实践中学习的意思。孔子强调求仁必须为学，也强调君子为学应以求仁为目的。“君子不器”（为政）指的就是君子应该以提高内在修为、完善自我为目的，不能拘泥于区区技艺。但是，不是所有为学者都为求仁，有的为学者就是为了“干禄”，为了富贵等其他一些实用的目的，而不是为增加仁德修为。对于这样的人，孔子认为应该“约之以礼”，用礼来约束、规范他们的行为。这样的约束，对于被约束者来说，就是外在的。这种外在的约束，是有渗透作用的，潜移默化可以变为内在的东西，而加以自觉遵循。通过为学而懂礼，经礼约束而内化，本身也在得到一些仁的特质。只不过比为求仁而为学者稍次一等而已。而不学者，孔子认为是没有希望的。孔子的为学注重一种大学问，注重一种基本的、内在的素质的提高，是十分有远见的，是孔子思想中最具光芒的一部分。它对于目前我国推行的“素质教育”是有启示作用的。

五、以学为乐

中国有句古语叫做：学海无涯苦作舟。孜孜于下学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需要付出的不仅是时间和精力，还有常人认为的享受和幸福。但是对于立志于求仁、彰显天命的为学者来说，这一切算不了什么，反而是乐在其中。是不是以学为乐，可以检验其为学的动因所在。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孔子指出了向学的三种不同的境界，知之、好之、乐之。知之者，表明知道为学的重要性，但不一定付诸于行动；好之者，致力于为学，但不一定以学为乐；乐之者，则是一心向学，发愤为学，乐以忘忧。所谓乐之者，

就是立志于求仁者。孔子认为颜回就是乐之者。“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颜回志向远大，胸怀天下，以救世济众、彰显天命为己任，其为学精神堪称古今为学者之典范。

六、学以致用

孔子十分重视学以致用。为学不能仅仅停留于知识的积累，要善于应用于实践，解决实际问题。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阳货）孔子是说，学习《诗经》，不仅要学习其文学美、历史美，还要学习其想象力、观察力、集体观念、讽谏能力，学习其如何奉侍父母，如何奉侍君主等。也就是说，在学习时要与实际生活相联系，从中得到一种大学问。如果“你诵《诗》三百，而交给你政治任务却不能完成；派你出使异邦，又不能随机应对；你的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子路）如果“你侍奉父母能竭尽全力，服侍君主能献出生命，与朋友相交诚实可信，即使你自己说没有学习过，大家也一定说你已经学习过了。”（学而）

孔子的为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如“学而时学之”、“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等。还有孔子的教育思想，也可以说是孔子为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如“有教无类”、“举一反三”、“不愤不启，不诽不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等。这些思想经久不衰，至今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据说，孔子一生接受的弟子有

3000

多人，有

72

贤人精通

“

六艺

”

，著名的有颜回、子路、子贡、

曾参等。孔子学识渊博，但从不

自满。他周游列国时，在去晋国

的路上，遇见一个

7

岁的孩子拦路

，要他回答

2

个问题才让路。其中

之一是：鹅的叫声为什么大。孔

子答道：鹅的脖子长，所以叫声

大。孩子说：青蛙脖子很短，为

什么叫声也很大呢？孔子无言以

对。他惭愧地对学生们说，我不

如他，他可以做我的老师啊！

一、孔子为学的目的

孔子志在报国，为了他的治国理想，一生追求，一生好学。他“发愤忘食，乐于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是只要懂得了真理和治理国家的办法死也无憾了。)。孔子曾对曾参(cān)说：“吾道一以贯之。”这里的“一”指的是“仁”。可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克己复礼为仁，就是克服自己的妄念、情欲、邪恶的思想、偏差的观念而完全走上正思，然后那个礼的境界就叫“仁”。他的“仁”有两层含义：消极的一面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一面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的理想便是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他把这种“仁爱”的思想始终贯穿于他的整个教育实践当中。推崇“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与民而能济众”。总之孔子为学不单是做学问，他把“为学”与“为人”等同起来了。

二、孔子为学的智慧——学而不厌

（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好学、乐学

孔子自幼聪慧好学，15岁就立下了为学的志向——报国。他认为只有学好了知识和本领，才能实现自已的人生抱负。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孔子不仅好学，而且乐学。乐学比好学又进了一步，如果说好学还带有几分主观的努力，乐学则完全与生命活动打成了一片，成为生命活动的内在需要，不带有丝毫的勉强。的确如此，孔子好学、乐学，处处留心，不耻下问。他认为兴趣是最好的学习老师，也是最大的学习动力。没有对知识的渴望和孜孜追求，就不能读好书、学好知识。他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学习有内在的动力比什么都强。

《论语》开篇第一章第一篇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是：学习并且不断温习，不是很愉快的事情吗？在孔子的弟子们看来，这句话应是孔子认为最重要的一句话，也是他们感受最深的一句话。对天地万物及其道理，我们都应该尽力去认识和了解，且应经常学以致用，这样才能体会到学习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啊！从孔子说话的语气来看，学习并经常温习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请注意“乐”这个字，“说”即“悦”，在文言文中，这两个字是通用的。什么是“悦”呢？“悦”指内心高兴，快乐，满足，一点儿愁事都没有。这说明孔子是一个乐学的人，不乐学是体会不出学习的快乐的。相传孔子五六岁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认字。孔子对认字读书非常认真用心，母亲每天教他几个字，他跟母亲念诵几遍后母亲就忙自己的家务去了。孔子就用小木棍在地上练字，天天坚持，从不间断，不仅把新学的字反复写上几十遍，还要把以前学过的字再重新练写几次。就这样，他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心情自然越来越愉快了。

随时随地学习，在求知过程中自得其乐，正式孔子积极的人生态度的真实流露。

（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治学严谨、谦虚、实事求是。（学无常师）

孔子之所以被称为“至圣先师”，源于其实事求是、虚怀若谷、严谨的求学态度。

孔子曾这样教导仲由：“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意思就是：仲由，我教给你学习的态度吧！知道的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是最明智的。”）孔子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列子》中有一个《两小儿辩日》的寓言，讲述了孔子敢于承认自己无知的故事。

孔子周游列国时，一次，看见两个小孩争论着什么。便上前询问。原来他们在争论太阳距人的远近。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升起时离我们近，因此看上去大如车蓬；正午太阳离我们远，所以看上去小如碗口。”另一个小孩说：“不对，太阳初升时离我们远，所以给人感觉清凉；正午离我们近，所以天气很热。”孔子听了不能判断谁对谁错。这两个小孩就嘲笑他说：“孰为汝多知乎？”

学问愈深，未知愈重。越是学识渊博，越是虚怀若谷。对不知道的东西，不仅要老老实实的承认“不知道”，更应该勇敢地说“不知道”，这才是为学的科学态度。求知最忌自欺欺人，不懂装懂。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心怀谦逊的态度，才能不断获取新知识，达到新境界。不然，则可能由一种个人品质而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公害。

卫国大夫孔文子因勤学好问，被卫君予以“文”的谥号。子贡十分不解，就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孔子的回答表达了他认可的学习态度：虚心和好学。他自己也是这样子学习的。

孔子虽说“生而知之者上也”，但有人称颂孔子的学问时，孔子自己却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思是“哪有一生下来就博学多知的呢？是自已后天努力学习才获取知识的。”孔子虽然天生聪颖，却十分勤奋，学习时孜孜不倦，废寝忘食。

孔子还主张不耻相师，他认为学无常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足见他随时随地向他人学习优点与长处的谦虚的学习态度。古人也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实际上，在孔子的求学乃至一生中，他都是这么做的。只要有人有可学的地方，他都虚心求教，无论他的学问和名气如何。

正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子贡所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八侑（yòu）》记载他入太庙，每有不懂就向人询问。甚至有传说孔子向一个年仅七岁的儿童项橐（túo）学习。我们现在提倡的“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学习的精神，在孔子也早已提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孔子能够成为他那个时代的礼乐大师，后世景仰的儒家宗师，绝不是偶然的。当时就有人惊诧夫子的学问是从哪儿学来的，孔子的弟子子贡作了回答：“夫子何所不学，亦何常师之有？”后人据此总结孔子为学的特点之一是学无常师。唐代韩愈在其名作《师说》中，就提到“圣人无常师。”

据《左传》记载，鲁昭（zhāo）公十七年（前525年），孔子二十七岁，当时他正在研究各国风土人情，发现郯国人十分爱鸟，甚至以鸟来命名百官，百思不得其解。恰好郯（tán）国国君郯子来鲁国访问，在宴会上，郯子向鲁昭公介绍了其先祖少昊以鸟命官的故事。孔子听说后，立即来到鲁国高级馆舍请求拜见。赴宴归来的郯子看见在深秋凄雨中瑟瑟发抖的孔子，非常感动，便详细向他讲述了自己先祖少昊为帝时，有凤鸟飞来的历史事迹。事后，孔子很有感触地说：我以前听说过“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话，现在看来这话是可信的呀。

另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还曾问礼于老聃（dān），访乐于苌(cháng)弘，学琴于师襄（xiāng）。其中孔子向师襄学琴，是后世儒家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开始时，孔子“十日不进”，师襄说可以了，他回答说自己“未得其数也”。（意思是：师襄教孔子弹一支曲子，孔子连续学弹了十天，师襄见其已基本掌握，便说：这支曲子你已学会了，再学新曲子吧！孔子回答：曲子虽然学会了，但演奏技巧还没有娴熟呢！）过了一段时间，师襄说可以了，孔子说“丘未得其志也”。（意思是：我还没充分理解曲子的旨趣神韵呢！）又过了几天，师襄第三次提出学弹新曲，孔子说：我还没有想见其为人呢！说罢，继续学弹此曲。过了些时日，孔子突然领悟，若有所思，说：我终于想见其为人了：这个曲子的作者肤色黝黑，身材高大，目光深

邃，若有四海，他一定是周文王！师襄听后，十分钦佩，说：“这个曲子正是《文王操》啊！”

以上只是说明孔子“学无常师”的几个例子。但正因为孔子虚心求教，学无常师，才使他从布衣成长为博学而睿智的一代宗师。

三、孔子教育的智慧——诲人不倦

（一）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有教无类是孔子办学的方针和原则，是他招收弟子的标准。在他看来，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只不过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性格乃至生活习性相差迥异。他相信教育能改变人，使之趋善避恶，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

在孔子之前，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机会接受教育、当官。不过，到孔子生活的年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开始下移，这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机遇。与“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相比，孔子招收门徒不分地域、贫富、老少、贤愚，只要悉心向学，奉上一束干肉，就可入学。

由于学生来自四面八方，程度参差不齐，孔子便把他们分成不同的班级，因材灵活施教。他非常了解学生，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针对个人不同的个性，采用不同的方法和内容，开设四科，对症下药，如“德行：颜渊，闵子骞，冉博牛，仲弓。言语：子贡，宰物。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在同一件事上，孔子会对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如《论语》中记载：冉有胆子小好退缩，孔子就要求他凡事抓紧，一听说就去做。仲由胆大，敢作敢为，孔子要求他凡事先退一步，三思而后行。对弟子提出的问题，因人不同，回答也不同，如对“仁”的回答，对颜渊回答说：“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的言行都符合礼就是人。”对司马牛说：“仁德的人，不随便发表自己的意见。”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由此出发，孔子“有教无类”的办学主张，既显示了他对弟子们的充分了解，又显示他的一腔爱心，和接纳每一个弟子的博大胸怀。在教学中，他才能扬其长，因材施教。结果，弟子们感应老师的热忱，不负所望，这才有了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孔门盛况。

（二）一视同仁

在孔子的眼里，所有的学生都是他的弟子，他爱学生有如爱自己的孩子，没有亲疏厚薄之分。他曾对他的学生讲过：“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教学中，孔子从不以居高临下的老师姿态自居，而是把自己和学生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哪怕对同是自己弟子的独子孔鲤也是一视同仁。在《论语》中，孔子赞扬弟子的话很多，但却很难发现他表扬孔鲤的记载。有一次，孔子的一位学生陈亢问孔鲤：“子有异闻乎？”也就是说有没有老师专门为你讲授的知识。孔鲤说没有，只有两次独处，父亲问我有没有学诗、学礼，他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要我去学好诗，学好礼。陈亢听后十分高兴说，我今天问一知三，既懂得了君子要学诗学礼，还知道了老师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不偏爱自己的儿子。子贡是学生中最富有的，但孔子并不因他富有而优待他，还时常批评他夸夸其谈的毛病。闵子骞是孔子学生中又迟钝、又贫穷的学生，但孔子不但没有看不起他，反而给他特别的关心，经常鼓励他，并把他作为孝的代表。

（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言传身教

孔子重视言传身教，倡导知行统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正其身，如正其人。”这一点与孔子的“学而优则仕”的教学目的是紧密联系的。孔子主张学生利用所学东西济世利民，所以强调学以致用。因此，子贡这样评价孔子的授课内容和论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不可得闻也。”意思是说，老师讲授的礼乐诗书的知识，依靠耳朵能够学到；老师讲授的人性与天道的论述，依靠耳朵是学不到的。只能努力去实践，做到知行合一，才能得到真谛。而孔子就是这方面的表率。

孔子经常向弟子们讲，义师仁心之决断，处理义利关系时，要把义放在第一位，只有符合“义”的利才能得。《论语?阳货》就记载了孔子取义舍利，放弃一次从政机会的事情。

那是公元前505年，孔子四十七岁。六月，季平子去世，那个将孔子拒之门外的家臣阳虎囚禁了季平子的儿子季桓子，夺得鲁国的政权。他看孔子今非昔比，便想见见他，但孔子避而不见。阳虎就派人送给

孔子一头煮熟的猪，因为按当时礼节，接受别人礼物后要登门拜谢的。孔子无可奈何，只好前去相见。阳虎打算让孔子出仕，但孔子认为诶阳虎是个不义之人，所以没到阳虎门下做官。汉郑玄注《论语》此处时认为：“富贵而不以义者，于我如浮云，非己之有也。”

被后世称为“宗圣”的曾参在这方面深受孔子影响，重视言传身教。一次，他妻子要上街，儿子哭闹要跟去，妻子哄骗说：“你在家等着，回来给你杀猪吃。”曾妻回来时，发现曾参正动手杀猪，妻子大吃一惊，制止说：“我说给孩子杀猪时哄他玩，你怎可当真？”曾参义正言辞地说：“做父母的怎可欺骗子女？你今天骗了他，明天他就可能说假话，欺骗别人。”妻子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一家人就高高兴兴得把猪杀了。

（四）不愤不启，不悱（fěi）不发。——“启发式”教学。

这里，孔子提出了他“启发式”的教育思想。他总是在学生独立思考的基础上，积极启发，开导他们的思路，而非“填鸭式”教学。这种教育方法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下努力自己解决问题。

由此可见，孔子在教学中，不仅传授给弟子知识，更培养他们独立、主动的思考习惯。如此，才使孔门弟子在博学的同时，获得了独立思考的能力。面对具体问题时，便可独当一面，自己解决。所以，后世的韩愈才会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当然，孔子启发弟子的前提是了解他们的兴趣，激发他们的求知欲，使他们愿意思考，乐于思考。

当然，孔子并非只要弟子冥思苦想，还鼓励他们不懂就问，勇于发问。不过，他提倡先思考，再发问。这样，弟子们不仅学会了善问，还能事半功倍。在,《论语》中，孔子启发学生和学生爱问、善问，然后举一反三的记载比比皆是。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育方法，在今天也有十分独特的意义。

我认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对孔子为学、教育最好的解读。学习不是一个轻松简单的事情，很多时候不仅仅是耐的住寂寞，更要牺牲自己的休闲玩耍时间，更要有一定的兴趣。一个“不厌”实在不容易做好，学生时期能做，不一定这一辈子能做！也许只有做到“学而不厌”才有之后的：“吾十有五，而治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

以前，在教育学生方面，我很多时候往往缺乏耐心，不能有话好好说，有太多的训斥，太多的不耐烦，这“不倦”二字实是难以做好。但自从拜读了《论语》，我有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决心。孔子的主张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作为新时代的教师，要提高自身的教育教学水平，就应该精通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学而不厌，精益求精，以科学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努力探索教育教学规律，不断更新知识，掌握先进的学科理论知识，使自己成为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教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