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人审美意识嬗变的历史考察

127晚明士人审美意识嬗变的历史考察 常 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1）

摘 要：晚明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他对成熟了的中国文化在明清之际的转型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化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意态纷呈。在审美领域来说，出现了传统审美意识向重视个人性情与审美意识的转型。平民意识的勃兴使审美文化又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导致世俗生活的情趣化、艺术化。 关键词：晚明；审美意识；嬗变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472X(2007)05-0127-07

收稿日期：2007-04-25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与塑造民族精神研究（05C001Z） 作者简介：常 新（1971—），男，甘肃靖远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审美文化学、儒学。

我们研究晚明士人的审美意识首先要厘定晚明的界限。“晚明”一词的应用范围并无规范的界定，有指嘉靖至明末的[1]，也有以万历为划线的[2]，也有以成、弘为分水岭的[3]2。本文拟采取第三个界定法，把晚明的研究范围放在成、弘以后，即15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前半叶近200年的时间内。在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从传统的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趋势，这是中国历史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转型[3]9，后人在论述这段历史时说：“明祚之亡，基于嘉靖，成于万历，天启不过扬其焰耳！”[4]375 “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5]797这一时期的经济、社会、政治、习俗的新变化对社会思想和文化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戾气”的时代和 “燥进”的士风 明代建立以后，出生于社会底层的朱元璋极力加强皇帝专权的中央集权制，他特别忌讳文人用词“明代三百年，文献尤存，文字狱又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末甚于明初。” [6]84朱元璋在位明人恢复了最广袤的文学生态—汉人制度的同时，却给明代士人戴上了最为沉重的精神镣铐。他诛杀文臣领袖宋濂，腰斩江南才子之首、《元史》统修官高启；明成祖诛杀江南文人领袖方孝孺并灭其十族。万历至崇祯，专制君主集权政治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种种弊端也暴露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封建国家政治多事之秋，皇帝却昏庸腐朽，国家大事不闻不问，不临朝称了惯例，嘉靖皇帝竟然三十年不理朝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惟知声色犬马，从不看疏奏，上朝时群臣争议他却呆若木鸡，一言不发，明王朝腐败之风蔓延，吏治大坏，正如杨继盛所言“自古风俗之坏，未有甚于今日，盖嵩好利，天下皆尚贪；嵩好谀，天下皆尚谄。源之弗洁，流何以澄。” [7]5540刘瑾等“八党”还

肆意凌辱官员，摧折他们的士气，“廷臣自李东阳而下，无不靦颜要地，甘心颐指。”[8]晚明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更是党派争诟之极致，《明史顾宪成传》载“凡救三才者，争辛亥京察者，卫国本者，发韩敬科场弊者，请行勘熊廷弼者，抗论张差梃击者，最后争移宫、红丸者，忤魏忠贤者，率指目为东林党，抨击无虚日。借魏忠贤制毒焰，一网尽去之，杀戮禁锢，善类为一空。崇祯立，

2007年9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Sep.2007 第17卷第5期 Journal of Xidi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17No.5 128 始渐收用，而朋党之势已成，小人卒大炽，祸于中国，迄明亡而后已。” [7]6033三大案后的党祸于士人之节气无疑是一次重创，而在争端中的士人意气偏激，至有“讪君买值”邀名之嫌，“朝政驰，则士大夫腾空言而少实用。” [7]6294真正的节气之士不过寥寥数人。由于政治的险恶，官场的腐败，使得许多士人心灰意冷，绝意仕进，像李舜臣“闲居二十年，屡荐不起。” [9]382 (李太仆舜臣条)王问“强仕归田四十年，杜门扫轨。” [9]399 (王佥事问条)周复俊“里居杜门扫轨，凝尘晏然。” [9]401 (周太仆复俊条)到万历后，通过应举来猎取功名的观念也逐渐淡薄了，许多人应试几次落第，也就绝意科考。士人在接连的精神和肉体的重创下身心疲惫，守卫其心灵深处的名节大义在现实中屡屡受挫。 大凡文人，其承受的压力与局限是一致的，时间的规限、空间的囚禁、与外界的疏离、现实的压迫都促使他们寻求解脱的方法。具有艺术心灵的文人，通过对美学意义“紧张”的解决，通由美的超越、文学艺术的自觉、进行心灵归属之地的拓展，他们遣性娱情，或表现为任情放纵，以诗酒、声色自娱,或追求一种宁静的精神境界，怡情于山水之中；或力求生命价值的延续和超越，求仙和狂禅，他们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情世界里尽情地享受着人生。如此心态下明代审美意识的演进不免要陷入人文缺失的困境。 另一部分不能忘怀时事的士人继承了古代士人那种直面现实人生，以反映民生疾苦为己任的叙事诗审美意识以及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纳入一定的社会政治联系中，力图由此而表现一定历史深度与力度的创作目的。“外史氏”陈鼎自述其作《东林列传》“每多慷慨激烈之言，牢骚不平之语，怨天尤人之句。然不如是，则无以示劝惩，慰忧愤矣。” [10]5李梦阳虽有孤贞自持的节操，却无法改变朝政日非的现实，于是转向激愤，“壮士愤国难，扶剑但徘徊。白日悠西倾，怆惋肝肺摧。” “谁能分长剑，割破黑云层”[11]（卷二八）李梦阳对

其创作风格也作了说明，“故声，时则易；情，时则迁；常则正，迁则变；正则典，变则激；典则合，继则愤。故正之世，二南锵于房中，雅颂铿于庙庭；而其变也，风刺忧惧之音而来仅率舞之奏亡矣。”[11]（卷五十）从弘治到正德，这种诗

作创作风格的转换何止李梦阳一人，当时文人虽心态各不相同，诸如大复之凄婉，康海之放浪，其愤激悲凉之情于李梦阳相仿佛。也正是这种主体对现实的审美体验和对历史的理解，才构成了中国古典叙事诗艺术与西方古典叙事诗的鲜明差异。

二、对传统诗学艺术的批判 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比较分散地表现在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比较集中地表现在美学的理论著作中。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文体问题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理论问题，而对诗与其他文化关系认识的变化，则往往反映出诗人和理学家的审美意识及文学观念的嬗变。从中唐起源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经宋、元、明的数百年的演进，终于在明代后期产生了对传统诗学艺术激烈的批判理论，尤其是姚江之学及其左派—王学风靡天下，对这一批判思潮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儒学而言，程朱之学虽是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想，但其地位已呈现萎钝之势。“嘉、隆尔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也。” [7]7222姚江

之学的建立原因自然颇多，诸如程朱之学的衰落、白沙之启悟等，然正德朝之种种变故，却不能不说是阳明之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契机，其弟子罗洪先追述此事说：“及其摈斥流离而于万里绝域，荒烟深菁，狸鼯豺虎之区，形影孑立，朝夕惴惴，即无一可骋者，而且疾病之与居，瘴疠之与亲，情迫于中，忘之有不能，势限于外，去之有不可。辗转烦暓，以需动忍之益。盖吾之一身非吾有， 129

而又何有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后如大梦之醒，强者柔，浮者实，凡平日以挟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实足以增吾之机械，盗吾之聪明，其块然而生，块然而死,与我独存而未始加损者，固有之良知也。” [12]1342姚江之学及其左派与程朱之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强调主体的自主自律原则，“良知”不同于“天理”，而在于自身所固有的而非外在的规范。王门后学将这一思想端绪进一步发展到“任心适性”的程度。这一思潮体现在艺术创作上就是“情”和“理”的关系问题。就总体而言，晚明文学思潮与传统儒家具有一定的差异：晚明文学注意体现主体的觉醒而传统儒家注重群体的伦理观念。晚明文人代表着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与传统的美学理想的殊异是清晰可见的。 早期的儒家学者没有心理学意义上的情感观念，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诗三百”进行情感的分析和把握。从先秦到宋明理学家除极少数外，一般对“情”有所论及且正面肯定“情”的存在位置，“诗者,志之所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13]1 (《毛诗》)孔子对于《关雎》等诗“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感评价，要么是在当时就已被士大夫阶层接受而予以援引，要么是孔子集中了当时统治者集团中已流行开来的成说。《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的季札观乐对《风》、《雅》、《颂》的评价不管是否是出自孔子的思想，但可以肯定它已经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文艺思想，确立了“不偏不倚，勿过不及”的审美观。这种文艺思想的哲学意蕴谓之“中庸”，其美学表现则谓之“中和”。总之，儒家就是以此为伦理与审美合一的标准、规范进入社会人的情感。因此，正统儒学思想与晚明启蒙思想在“情”的问题上实质是“借情”与“任情”的区别。 阳明的文学思想无疑带有浓郁的儒学色彩，他也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认为诗理应“宣畅和平，涵永德性，移风易俗。” [14]29“诗言志，志既是乐之本。歌咏言，歌既是制律之本。咏言合声，俱本于歌，歌本于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极也。” [12]1278（卷三十三《年谱》二）但阳明又不同于宋儒，他强调诗主教化并不主张直接说教，须“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 [14]312须善诱而非拘而束之，唯此方可“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其渐于礼仪而不苦其难，入其中和而不知其故。[14]240当然阳明这

种思想应从前七子处得到过启示。 李梦阳等人虽倡复古，但就其诗创作风格而言，大多反对宋儒主理不主情的理学倾向，强调诗作的文学色彩。阳明认为诗除主教化外，同时还有自我愉悦的倾向。“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此娱情养性焉耳。” [12]876《五经臆说序》阳明这

一思想在其弟子王畿处得到了发展。王畿对诗文的教化作用强调较少而对其怡情养性予以更多注意。他曾说：“欲寻仲尼颜子之乐，惟在求吾心之乐；欲求吾心之乐，惟在去其意必之私，荡邪消滓，复还和畅之体，便是寻乐真血脉路。”[15]姚

江之学艺术思想的后续在李贽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李贽是中国历史上大转折时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主张是以人为中心来确立一定的价值维度，其美学思想是以人的生命本能为前提，以主张人的超越为归宿，希望通过艺术来赋予人生以意义。他将作家自我视为创作的决定因素，将自然而不矫饰的个性表现视为最佳作品，“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处于童心者也。”失却童心，则必然是“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也。” [16]92李贽高扬每个人的

个性，“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16]15他将个性之真与人

生之趣作为最高的审美追求，其文艺美学思想是以其生命美学思想自上而下地在文艺世界中的显示，其生命美学思想崇尚个性，倡导世俗平等，追求生命自由，对程朱理学是一次彻底的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