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本主义和民主主义

关于民本主义和民主主义 --壶公评论答xyz君 作者：壶公评论 发表日期：2010-7-29

有一位名校的教授对我说过，如果你的文章通俗一些，影响会更大。但是，我确实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为冯友兰先生说过，“文章自有命”。只是，能够引起共鸣，当然是一件高兴的事，所以，首先要谢谢你对本人陈述的观点的关注。

xyz君说到：“壶公评论谈论中国佛教的禅宗和律宗对日本文化影响的分析文章的确很好。”

谢谢你的评价，不过我在《选举与治理网》已经发表的文章都是在阐述民本主义及其向民主主义的转化，尤其是这两篇关于日本文化的分析。继续的文章就是讨论明末浙东学派的理学家朱舜之的思想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定名为《从尊王攘夷走向君主立宪》，也就是讨论民本主义向民主主义转化的问题。

不想，《从尊王攘夷走向君主立宪》刚刚发了第一节，就有老朋友在我的搜狐博客上“请教”了，那是一定要答复的，于是写了《民主不是一个道具，而是文明的一个高度》。

以后几天就没有时间写文章了，于是在“选网”发我以前写的《中道论》，其中之一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意在藏文――因为以前藏文之所正在接受审查，好象摇摇欲坠。

关于民本主义向民主主义转化，我想应该说明几个问题： 其一、我与政治无关，与学术有关――也只是兴趣而已，所以没有想过民本主义怎么就阻挡民主了?

其二、民本主义不好吗? 中国民本文化相当悠久，可以上溯于尧、舜、禹时代，例如荀子记曰“禹见耕者耦立而式，过十室之邑必下。”(大略第二十七)现代中国总理温家宝就很有这样的风格，温家宝又说他是从胡耀邦那里学来的。都四千多年了，一样的脾气，一样的民本主义。

民本主义不好吗?我以为好，要不人民就不会用四千多年的时间记住它。 例如08年汶川地震，报道称汶川是大禹的故乡，我真的吃惊，因为大禹是纯粹的华夏族，是陕西一带人，而四川一带在尧、舜、禹是属于苗(毛)之地，是中华三祖之一蚩尤的地盘，汶川怎么会是大禹的故乡呢? 但是很快就明白了，在舜、禹时代汶川一带也发生过大地震，就是大禹带领华夏族人前往救灾的，以大禹的德行，自然让汶川人念念不忘，人民对领导者最高的奖赏莫过于把他当成自家人――与中国的家文化相关，于是四千多年里大禹都是汶川人了。我估计，以后的四千年里，温家宝也会成为汶川人。

这种赞美是对领导者德行的赞美，更主要的是对民本主义的赞美。 相比较，小布什先生曾经是民主主义的总统，也救过灾，美国人记住他了没有?四年之后已经变成一个符号了，民主主义真的很好吗?

当然我并不是说民主主义不好，而是说中国的民本主义和美国的民主主义都处于发展中，它们的本质都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当中国的民本主义自然转化为民主主义的时候，中国文明程度很可能远远高于美国，因为中国的民主主义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应该说，文明有许多内容，并不只是一项“民主”。

例如，国家观也是文明的基本组成。社会主义的国家观指的是国家服务于社会，而资本主义的国家观指的是社会服务于国家。

虽然殖民主义时代西方赢得大量的财富，在现代掩盖了这些国家一些致命的弱点。例如中国人和美国人相比较，我们为什么不需要象美国人一样到伊拉克和阿富汗去打仗――为那些石油商和垄断集团去打仗?我们为什么不必要到美国的东海岸去举行军事演习以吓唬他国，以扰乱他人的市场呢?因为社会主义的国家观和资本主义的国家观不同，在黑格尔的理论中社会是必须服务于国家的，国家是为了从事战争而存在的。

这里只是举出一个差别，其实民本主义和民主主义都是一类政治哲学概念，是关于社会建构的一整套密切相关的理论，好坏共存，是非交错。

其三、民本主义种种： 1、例如《诗经-绵》中记录的周文王的祖父周公亶父的做法，面对异族侵略，放弃钱财，放弃土地，只要能够保住民众的身家性命就行。周公亶父的思想观在孔子的学说中总结为“民信之”，也就是民本主义的最高境界。而这一个信念贯穿于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中国以文化立国，中国之所以异于欧洲的四分五裂，就是中国文化――民本主义的造化。

2、例如荀况的理论，他反对古公亶父类的做法，他说：“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非十二子第六)不过，就荀况的本意，仍然是希望找到一个解决战争纷乱的途径，虽然他的理论直接导致了中国中央集权制的发生――民主派把它称为专制制度，但是我们无法否定它的民本主义的特性，而且必须承认那个社会的人性需要中央集权制，而不是荀况把中央集权制强加于社会――荀况，一书生而已，那里有这样的能耐。

种种民本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样都是应运而生的。我曾经在一个网站和一些资深的民主人士讨论民主，摘录如下： 壶公评论 | 2010/05/19, 21:11 ： 方先生，前几年我写过一篇《反封建论》，如果你有兴趣讨论这个问题，可以读一读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讨论了封建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进而讨论毛泽东为文革定位的错误，也因此直接导致文革的失败。文革的失败的后果是这么可怕，也就是直接导致了后来封建法权--官僚体制，甚至满清体制在现代中国的卷土重来。

关于权贵资产阶级--吴敬链语，事实上就是封建法权，在现代中国的表现有目共睹，山木事件只是封建法权的派生，如同赖昌鑫事件只不过是官僚体制的派生。

但是，我们只能正视这个问题，因为它是我们社会客观的产物，毛泽东绕不过它，我们也绕不过它--谁都无法否定社会的自然属性。正如你们一直在呼吁民主，难道我们就喜欢做他人的奴隶?问题是，现代中国社会仍然必须依赖官僚体制，30年中国的成功--无论我们看到多少阴暗面，我们都不能否认这些成功，是官僚体制的组织和推动的结果。

我一直在探讨中国模式，看了许多资料，在我看来宋鲁郑在这方面的讨论是相当幼稚的。我不能不承认，中国模式的核心仍然是官僚主义--高度的、有效的集中。在中国刚刚初步完成沿海的开发，还有大量的未开发的空间，也就是说仍然需要官僚主义这种高度集中的形式，在这样的时候侈谈民主，是在犯毛泽东相同的错误--脱离了中国的现实。

关于上述简述，据我观察你的水平，应该能够有一个思考。我们喜欢什么，是次要的;讨论政治，为这个民族，为这个社会负责是重要的。

回到你提出的问题，现代的中国市场根本不是什么自由市场，只不过是官僚体制向外的派生，正如你们倡导的民主，最终只能是与伪自由市场相同的伪民主。现代中国就是处于这样的改变过程，你说的"后宫"不是皇帝的，也同样不是自由主义的，它是一类混合形态，它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公司，但是可能与非洲的一些公司相似。

方先生| 2010/05/19, 23:51： 大致同意赵博主的观点。某种意义上，我本人也是官僚体制的一员。我不赞成暴力革命，也不提倡街头示威。我期望官僚体制有一天发觉自己其实就是民众的一部分，是自己作为民众一员的父母的真实的儿女。到那时，民主时代将进入可操作阶段，地球上最随波逐流、最惯于被别人指使的民众将遭遇没有人指使只能自己为自己做主的境况。

马先生2010/05/21, 09:08 ： 赵博友上述一大段论述言简意赅，独立理性，十分深刻。我附和、赞同。说实话，我喜欢这样的文字，因为很受益。

其四、民主幼稚病、民主燥动症误国非浅 民主，必须有一个合理、合度的过程，而最理性的过程就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循，例如从民本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转化。置此之外，民主幼稚病、民主燥动症，误国非浅，因为只盯住“民主”的时候，常常如盲人、瞎马临深渊。

例如，你将要如何面对国家分裂?你将如何做好美国的奴才?你将如何欺压中国的社会大众?当人民起义之后，你又将以什么文体控诉革命的残忍?这些都是必须想好的。以前的国民党就没有考虑好这些问题，所以我后来看那些逃往国外的儒生们的文章，常常惨不忍睹，怎么总是阴沉沉的感觉，好象是下了地狱。

通过《感受启蒙》和《读罗尔斯的《正义论》》二篇文章的写作，我大致了解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走向民主化的过程，知道这一个过程是极为困难的，而最终的成功只能是对自然规律和社会人性的适应。

要了解所谓的“民主”，不是看那些西方“理论家”的高谈阔论――他们常常是一些丧失了祖国的犹太人或者是小国寡民的胡说八道，而是看一看西方真实的历史，这一点上要向梁启超学习。如果你正视历史，你怕不怕“政治正确”的法国大革命，例如1793年?你怕不怕民主选举产生的希特勒，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国近百年的动乱，也以铁的事实证明，不尊重社会现实，民主化过程只能导致无穷尽的灾难。我注意到最早面对西方冲击的满清道光时期产生的魏源(林则徐)和徐继畬关于学习西方的思想;注意到其后产生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变革思想;也注意到康有为、严复、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思考。

尤其是关注他们的思想的变化――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从来不会囿于教条，而是面对现实，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典型地表现为梁启超。而保守党的康有为和后来的郭沫若一样坚持“大同思想”;严复从自由主义者转化为帝政主义者;胡适从自由主义转化为“好人政府”论者;王国维和陈寅恪始终相信中国能够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他们对西方研究最深，可是他们不肯走西方的路。

结束语： 前面讲到了民本主义，说明了，民本主义并非只是儒家甚至是孟子的思想，它的发生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过程，它的存在是实践的证明而不是空泛的理论。

说到民本主义的现实性，如果说“胡的新三民主义为其代表，即‘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这三个‘为民’就是典型的民本思想。”“自由民主“的孙中山也是一个民本主义者，因为他主张的是“天下为公”。孙中山没有错，胡锦涛也没有错，因为中国的人性和中国的文化都处于民本主义的氛围中，是真实的。

同时，应该说明“善政与宪政”，无非一线之隔，并非“一字之分，差之千里”，我将在《从尊王攘夷走向君主立宪》继续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