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经验集——陈可冀

名老中医经验集——陈可冀

中医、中西医结合医学家陈可冀

王阶史大卓雷燕李静张文彭马晓昌林殷秦淑兰整理

编者按：陈可冀，福建省福州市人。从事临床医疗、教学及科学研究４０余年。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１９９１年当选），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教授、研究员。全国中医心血管病重点研究室主任，全国中医心血管医疗中心主任，全国中医老年病医疗中心名誉主任。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中国科协常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西医结合评议组组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学位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１９９６～），国家ＯＴＣ药领导小组成员，国家科委新药开发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常委，中国博士后管委会理事。中国老年学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会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及《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副主编，《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编委，《中医杂志》（中英文版）编委，《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英文版）主编。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英国《国际植物疗法研究杂志》顾问。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会长。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医药顾问。

陈氏为我国第一代西医学习中医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家，曾师从著名老中医冉雪峰、岳美中、赵锡武等学习中医，融诸家之长而自成一体。主张民族化与现代化并行不悖，善用经方及古方治今病。对心脑血管病及老年病进行长期文献、临床及实验研究，宏观微观结合，辨病辨证结合，对活血化瘀治法及血瘀证理论，尤多创新，在冠心Ⅱ号及川芎嗪、血府逐瘀汤及去甲乌药碱等研究方面，成效显著，深入到了分子基因水平。对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的整理研究，尤多建树，填补了中医学继承史上的一段空白。著述丰硕（约３０种），国内外影响巨大。

他被聘任为中山医科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及天津中医学院名誉教授。曾作为客座教授到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及台湾阳明医学院等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讲学和学术交流。培养了３０余名博士后、博士及硕士研究生，毕生致力于中医药事业。

曾先后获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多项，１９８９年获世界文化理事会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状；１９９４年获首届立夫中医药学术奖。

夫有医术，有医道，术可暂行一时，道则流芳百世。

———《医贯》

第五卷１

学到知羞处，方知艺不精。

———《景岳全书》

陈可冀，男，汉族。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０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１９５４年毕业于福建医学院。

中国中医研究院建院初期奉调来京。曾随名医冉雪峰、岳美中、赵锡武系统学习中医和临证多年，学而有成，融为一体，并获北京市在职西医学习中医一等奖，为我国第一代中西医结合医学家。１９５９年及１９６４年先后两次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疾病研究所进修心脏

内科专业。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及老年医学研究所内科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１９９１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市人民政府医药顾问。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山医科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天津中医学院名誉教授，苏州医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阳明医学院（台湾）等院校客座教授，福建中医学院名誉院长，现兼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专家咨询团顾问，英国《Ｉｎｔ．Ｊ．ｏｆＰｈｙｔ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国际植物疗法研究杂志》）及香港《ＡＣＭＥ》（《中国医药学文献杂志》）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西医结合评议组组长，卫生部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务委员，国家科技进步奖医学评委，卫生部新药审评委员会委员，卫生部麻醉品专家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１９９６～），国家ＯＴＣ药领导小组成员，国家科委新药开发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常委，中国博士后管委会理事，中国老年学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会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副主编，《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英文版）主编，《中医杂志》（中英文版）及《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编委，《老年杂志》顾问，南加州针灸中医师公会、美东针灸中医师联合会及新加坡中医师公会荣誉顾问。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脑血管病研究和老年医学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担任“六五”、“七五”及“八五”、“九五”国家科委攻关课题（心血管病研究）组长。５０年代后期，研究高血压病弦脉与儿茶酚胺代谢水平获进展。是活血化瘀方“冠心Ⅱ号”复方及芳香温通复方宽胸气雾剂抗心肌缺血及其机理的主要研究者之一，是益气活血复方治疗急性心肌梗塞的主要设计和研究者之一。首先应用川芎嗪（四甲基吡嗪）治疗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并研究其抗血小板机理获显效，现仍在城乡推广应用。倡用温通疗法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并是首先应用附子Ⅰ号（去甲乌药碱）治疗该病的主要研究者之一。研究元胡碱及赤芍甙抗心律失常和抗血小板效应；血府逐瘀汤抗ＰＴＣＡ后冠脉再狭窄及其对血管内皮细胞包括对ＰＤＧＦ－Ａ、Ｂ，ｒａｓ，Ｃ－ｆｏｓ及Ｃ－ｍｙｃ等基因表达的影响，对内皮素及一氧化氮水平的影响，取得显著进展。

阐明血瘀证及血小板超微结构和功能的联系，研究３种中药补益方剂抗自由基的作用取得进展。倡议并系统整理研究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填补了中医学术继承上的一项空白，先后获国家及卫生部级科技成果奖九项。１９８９年获首届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状，１９９４年获首届立夫中医药学术奖。专著１０余种，主编有《心脑血管疾病研究》、《血瘀证及活血化瘀研究》、《中医药临床验案范例》（中英文版）、《抗衰老中药学》、《活血化瘀药化学、药理和临床》、《老年医学在中国》、《中国传统康复医学》及《清宫医案研究》等，发表论文１２０余篇。

陈氏在继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基础上，通过４０年的读书临证和科学研究，逐渐自成一家，形成如下学术特点：１主张辨证论治与专病专方相结合，认为清代名医徐灵胎《兰台轨范》关于“一病必有一第五卷２主方，一方必有一主药”的经验是切合实际的，指出既要注意讲究辨证论治的整体性精髓，也要切中病损的关键，立方遣药，要着眼于提高疗效，所以治疗不少顽疾获良好效果。

２主张经方、古方、时方可因证施用，不可偏废，尤其喜用、善用真武汤合生脉饮以治疗心功能不全；苓桂术甘汤合补心丹治疗心悸；调胃承气汤合益气活血方以治疗心肌梗塞；四逆散合丹参饮治疗心绞痛等。

３重视活血化瘀治法的应用，认为气血乖常乃人身疾患之二大端，重病、久病多有气滞、血瘀之嫌，活血通瘀、疏畅脉络，常可起沉疴大证的作用。尤其心脑血管病，不能只从风、火、痰、虚立论，还应着意于瘀上，自创愈梗通瘀汤（由生晒参、生黄芪、紫丹参、全当归、延胡索、川芎、广藿香、佩兰、陈皮、半夏、生大黄组成），治疗因气虚血瘀兼痰浊之心肌梗塞，

有良好效果。

４重视芳香温通治法的应用，认为多种疾病，包括心脉痹阻及血脉不通，每与寒凝气滞有关，芳香温通以开窍醒神复脉，有别于清热开窍之安宫牛黄丸、牛黄抱龙丸等，而以辛温、甘温或苦温药物如苏合香丸、菖蒲丸及哭来笑去散治疗，常可取得显著效果。自创温通复脉汤（党参、黄芪、肉桂、干姜、升麻、柴胡、白术、当归、陈皮、净麻黄、细辛、制附子、炙甘草）治疗以虚寒为主要表现的缓慢心律失常，提高心率效果达８９％。

５主张现代化与民族化并行不悖。他在临床中体验到古方可以治今病，认为古人经验确有真知灼见，强调中西医取长补短结合是发展中医学术的重要途径，可以增效验，可以补不足。跟踪国际先进技术，为我所用，有所创新，阐明理论，是时代赋予今人的使命，应当珍惜和负责。

陈氏的成功在于既避免“食古不化”，也避免“食洋不化”，注意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就使传统中医学在他的心目中总是古而不老，旧而常新，永远富有生命力。他借鉴现代科学的成功经验，努力挖掘，开拓创新，从而取得了新的成就，为使我国民族文化在世界医学之林中发出灿烂的光辉而努力。

陈氏勤奋工作，为弘扬中医药学和中西医结合事业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培养毕业博士及硕士研究生近３０名，现在在学的国外博士生４名，国内博士生６名。先后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瑞士、荷兰、比利时、韩国、印度、朝鲜、越南、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台港澳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数十次学术交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他医德高尚，直道而行，宠辱不惊。尊师爱生，刻苦学习。子女二人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事医学研究工作，他鼓励子女以及１０余名在国外的他培养的研究生日后要努力创造条件，为祖国医药科学事业贡献力量，尽到炎黄儿女爱国的天职。

学术精华

一、看重人文科学与中医学的交融作为中国科学院中医、中西医结合界的院士，陈氏对中国文化与中医学的关系，有极清晰睿智的见识，并在４０多年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中躬行践履。

第五卷３陈氏认为，中医学的萌芽、形成和发展，与数千年传统中国文化作为其生态环境，有不可分割的血缘联系，说中国文化是中医药学这一巨大硕果的载体或母体，毫不过分。如中医以“施仁术”、“重义轻利”为本份，实际秉承了中国文化里“仁”和“礼”的思想概念，由此形成的以“求善”为宗旨的伦理型医学思想，迥然有别于西方医学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型思想。顺便提及的是，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陈氏本人，他也很重视当代医生的伦理道德。１９９６年９月，他与吴英恺教授、吴阶平教授、宋鸿钊教授等２８名中科院及工程院院士一起，联名建议制订《临床医师公约》，融严肃严格严密的医德医风与精益求精的医疗技术为一体，当可视为传统人文精神的现代回归。

陈氏还谈到，中医在诊疗疾病时，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疾病流行、情绪变化、妇女经血来潮，乃至临床辨证处方用药，都与自然界的四时运作有关，它把天—地—人—病列成四元方程进行宏观分析，认识和调整其间的关系，意义深远。另如阴阳学说、形神协调观念、精气神一体的生命观、辨证论治以“平”为期的治疗法则等等，都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源头脉络。

医学界的同仁都知道陈氏是当代研究活血化瘀问题的专家，但很少有人了解他对传统气论的思考与见解。在对传统哲学诸多基本范畴如天、道、理、气、心、性的反思中，陈氏尤其关注于“气”的探讨，认为与西方哲学和医学相比较，气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普遍的范畴，认识和把握气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认识中国医学的物质。

宇宙洪荒，生物吐纳，存在一种有形无形的东西，中国古人称之为气。陈氏尤其注意到，气无论在中国传统哲学还是医学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其内涵既是客观存在的实体，

又是主体的道德精神，涉及自然、社会、人生的各个领域，也是中国传统学术各家各派共同使用的概念。如殷商至春秋，人们把气看作云气（《说文解字》）、阴阳之气（《左传》、《国语》）和冲气（《老子》）。特别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提出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４２章），用极简朴的语言，阐述了宇宙万物产生的过程是由道化生出混沌的气，气化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化生天地人，进而化生万物。万物内在地包含着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交感运动，使宇宙万物谐调生长。而“冲气”的说法，既表明了它的物质性，也形象地点出了气的运动性；气分阴阳，相反相成，相互激荡，万物便“冲气”合和而化生、变化乃至死亡、消散。陈氏更注意到这些气相关的概念，指出：战国时期，气的概念衍化为浩然之气和精气，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代表，如孔子化裁老子思想，正式提出“血气”观念：“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孔子认为，人生的不同阶段，要根据血气的盛衰消长调整自己的行为意念：年少时血气未定，不可接近女色；成人后血气方刚，不可随意争斗；年老时血气衰退，不可贪得无厌。所谓“血气”即指人的生理功能，直接与医学相关。孟子发挥并深化孔子的“血气”思想，把气的涵义规定为人体内部的“浩然之气”。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浩然之气”是一种藏于人心的正气，它既不是自然界的天地之气，也不是人体内的阴阳之气，而是一种道德精神。

这种道德精神，可以通过“善养”来充实它，扩大它，使之“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易传》则以“精气”释“气”，认为“精气”是构成天地万物和人类的细微原始物质，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色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系辞上传》）“精气”构成万物和人，而“游魂”也是“精气”流变形成的，由此可知“鬼神”同天地变化相似。《易传》实际上认为天地万物和人第五卷４体形神，甚至“鬼神”都由“精气”产生，这就将自然之物、人类形体和精神意识都放置在共同的物质基础之上，使万物统一于“精气”。秦汉时期，气发展为元气、自然之气。董仲舒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较早提出“元气”的概念：“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者，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天变，贼气并见。”（《春秋繁露·王道》）陈氏认为董仲舒的“元气”是指构成天地人物的本始物质，而且“元气”和顺与否，决定着自然、人类的生存发展状态。荀子则继孔孟之后，从自然之气和治气养心两个方面论气，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气论。荀子认为，气是自然之气，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生灵共同含有的物质元素。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万物由气构成，人之所以为最尊贵的，是因为其与水火、草木、禽兽相比，不仅有生命、有意识，而且知礼义。

但气毕竟是天地人物的共同本原，天地人物的生灭变化，也是阴阳之气的交感运动所形成。荀子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天论》）自然界的星辰运转，昼夜交替，春夏秋冬的四季循环，风雨雷电的激发博施，都是阴阳之气运动变化的结果。人类顺从阴阳之气的变化规律来修养身心，就是“治气养心”，其道理和方法：“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荀子·修身》）血气刚强的人应该用柔弱来调和；知虑深浅的人应该以率直来纠正，使体内阴阳之气的变化合于常道，达到血气平和，明达万物，进而成为圣人君子。

从殷商至秦汉，正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之际，上述气论思想在医学理论中都有所体现。陈氏曾指出一部《黄帝内经》共计１５３２１６字，其中“气”字为２９９１字，出现频率达１９５％，中医学对“气”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内经》把先秦气论思想应用到医学，并作了创造性发挥，它把气分为自然之气、生理之气、病邪之气和药物之气，进而从人体复杂的生命活动和疾病现象，广泛分析了气的具体表现形态。如从自然之气讲，有天地之气、五行之气、四时之气；从生理之气讲，有神气、真气、正气、精气、大气、宗气、中气、血气、

经气、络气、俞气、谷气、脏腑之气、血脉之气、肌肤腠理之气和耳目口鼻之气等；从致病邪气论，外感者包括风气、寒气、水气、暑气、燥气、湿气等，内伤者表现为厥气、逆气、乱气、虐气、痹毒气、恶气、淫气、暴气等。至于精神因素对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是通过扰乱人体气机运行或“养气”而实现的，如《素问·举痛论》：“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内经》强调人的精神产生于气，而且人的精神对气的运动变化有很大的反作用，这就比先秦各家单纯从气解释人的精神活动，更富于辩证性。

把药物的性质和功用概括为气和味，即药物之气，这是中医药学理论的重要特点。药物之气归根到底是天地阴阳之气蕴藏在药物之中形成的，它与天地阴阳之气和人体生理之气相通，所以能够作用于人体，调整体内的阴阳气血，纠其偏而养其正，使生理之气协调、正常，达到治疗疾病，恢复健康之目的。在临床具体应用上，又有补气、调气、降气、理气、行气、固气等诸多治疗原则。陈氏从医４０余年，师承冉雪峰、岳美中等老前辈，得诸家真传，并有自己独立见解。

他在临床诊病时也喜用、善用气药，且坦言其处方用药每每受到传统哲学启迪，如从董仲舒的重视元气，领悟到元气作为生化动力的泉源，虽禀受于先天，但尤赖后天脾胃之气的荣养才能滋生、充足，因而重视调补脾胃气机，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和“调中益气汤”等是其常用方剂，根据临床辨证，方中生黄芪一味，可从１２克用至６０克。取其甘温之性，升脾胃阳气以行春生第五卷５之令，对劳倦内伤，气血虚弱而发热的患者尤当用之。另外，“凡脾胃一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护皮毛而开腠理，不令自汗”（《名医方论·柯琴》），如玉屏风散等方剂，也是陈氏常用的，认为可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增加抗病能力。其它补气药如人参、红参、党参、太子参和西洋参等，则临证根据病情酌情选用，如对重症心力衰竭患者，用真武汤合保元汤及生脉散治疗，重用参芪；心衰而兼不同部位瘀血者，取丹参饮和参苏（木）饮等，方中人参可改为红参，用量达１５克。陈氏在一篇临床报告中谈到：“近年来的研究工作表明，根据中医‘气为血帅’和‘气行血行’等传统理论设计的实验，显示应用益气活血药物或方剂，可使大鼠或家兔等实验动物的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减轻或消退……”从传统“气血同治”理论的现代诠释中，我们依稀可见先秦哲人老子、孔子的“血气”观念的延伸、衍变。

陈氏还十分重视人体气机的调理。如冠心病心绞痛和心律失常，临床上确有不少患者随情绪变化而症状加重，两胁不适，胸闷气憋，脉弦居多。陈氏认为在治疗中一定要注意舒肝解郁、调理气机，根据病情采取四逆散、逍遥散或越鞠丸结合应用，有一定佐助。另如他治疗一失眠症患者，中医辨证属痰热内扰，取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之温胆汤治疗，当属常法，但陈氏在方中配入行气开郁的代代花、枳壳、陈皮，是采用了金元朱丹溪之说“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收开郁化痰功效。举凡苏子降气汤、四磨汤、旋复代赭汤、七气汤等都是临证理气化痰之常用方。更有补气、理气兼施之异功散，受到陈氏推举。该方出自宋代钱乙之《小儿药证直诀》，由补气的经典方四君子汤加入一味陈皮而成，使全方补中有泻，补而不滞，理气降逆，于平淡中建奇功。陈氏曾以异功散配伍丹参饮及桑螵蛸散化裁，治疗一右颈总动脉粥样硬化之美籍患者，中医辨证属气虚血瘀证病人，取得较好效果。超声多普勒证实颈动脉的粥样硬化斑块有所消退。

研究传统，运用传统，是为了超越传统。４０余年不张不扬，成功的理论探索与临床实践，正是为了把传统重视思辨、重视经验的医学，推进到注意实验的医学的新阶段，创造中西结合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医学，这是陈氏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对传统哲学“气”范畴及其在中医领域中应用状况的反思，引发出对当代中医发展的两点启示。

首先，在中国哲学史上，气的范畴从发生、发展、衰落到转化，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把气理解为“良知流行之气”和万物之本体，从而在传统哲学形态内，把气

范畴的发展推向了极点。它要在近代哲学中继续发展，就必须更新原有的内涵和意义。随着近代科学知识的传入和发展，人们对客观世界有了新的认识，接受了这些新知识的思想家把它们和气揉在一起，形成了对世界物质本质和现象认识上的中西文化结合古老的气范畴获得科学的规定和说明，从直观思辨的产物上升为具有实证科学基础的概念。康有为的电气、严复的原质、谭嗣同的以太（西方Ｅｔｈｅｒ的音译，最初见于古希腊哲学）、章太炎的阿屯（英文Ａｔｏｍ之音译）、孙中山的物质，都反映了气范畴哲学功能不断淡化，最终消失，而科学性不断加强的过程。

气范畴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似退出哲学领域，为近代本体哲学的建立，提供了巨大、坚实的基础。而在中医领域里，气的概念仍然是其说理的工具、认识疾病和辨证论治的尺度。这或许因为中医气论在临床治疗方面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取得较好的疗效，与哲学家“空口论道”不同有关。但科学文化总要发展才能生存，悲观主义似乎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然而忧患意识却不能没有。“任何文化都会出现衰减现象，需要不断补充时代营养，才能保存和发展。我们这一代人有历史责任，推进悠久古老的传统医药学向历史的青春期前进，才无愧于中华民族的祖第五卷６先”，这就是陈氏对中国传统医药的极为睿智和清醒的认识。传统医药要走向世界，必须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走中西医结合的现代化的道路。

其次，气的范畴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和渗透性。从广义上讲，气的内涵包括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这两种相对的意义兼容并包，都作为气的规定。这种包容性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能广泛吸收各个哲学流派（包括外来的哲学流派）的优秀理论成果，转化为自身哲学范畴系统里的一个环节，保守性比较少。如气范畴能容纳儒、道、法、阴阳等各家，天文、医、农、象数等各学科，而不是趋向单一和封闭。这就使气的范畴能随着客观事物自身的发展、认识的提高而螺旋式地推进，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正因为人们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意思都放在“气”里，借“气”来发挥自己的思想，使气的内涵包罗万象，缺乏明确的定义，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所以最终不得不退出哲学领域。中医学形成和发展似乎也有类似的经历和特点。

纵观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同样出现过兼顾并蓄、博采众家、择善而从的学术特色。《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其成书年代约在战国至西汉之间。书中既有儒家的思想，又有道家的主张；既有墨家的观点，又有法家的见解，同时还可见到兵家的思想，至于阴阳五行家就更不在话下了。《内经》的作者们不是七拼八凑地堆砌上述诸家之说，而是经过综合分析、加工提炼，形成中医学理论的一部分。如前所述气的范畴在医学中的应用，亦是一佐证。

中医学理论也是建筑在古代天文、历法、气象、数学、音乐等多方面知识基础之上的。例如中医学对汉代历法的吸收。太初历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颁布的历法，在此之前，直至秦代，都实行颛顼历，该历则规定以亥月为正月。太初历规定以寅月为正月，并首次把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内经》便采取了太初历，《素问·脉解》：“正月太阳寅，寅，太阳也。”以此来说明三阴三阳经脉的主时，以及由于经脉之气的阴阳则致经脉之病的情况。而《内经》中的十二经气血多少、五十营、卫气行，有相对确切的数据和数理推论。另如运气学说中的“六气”，源于风、暑、湿、燥、火六种气候变化要素；“天干地支”是古代物候符号“十干统运”与古天文学二十八星宿在天空中的位置有关；“五运分主五时”又是通过对二十四节气的划分而成；推算主运变化的方法即“五音建运”说，则借助了古代音学中的“五音”，只是用其音名，舍去了音高、音色等乐学上的含义。说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医学都是一个开放的学术系统，这正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宝库”。但古代思想家、医学家受科学发展的局限，其思维水平只能处于经验直观和相互思辨的阶段。如明末医家吴有性所创立的“戾气”学说，已经概括了传染病的主要特点，并突破了以往医家对疫病病因所持的时气说、伏气说、瘴气说以及百病皆生于六气的论点，把中医气论的发展推向了鼎盛阶段，确实难能

可贵，非同凡响，可是他终究没能也不可能突破传统戾气论的范畴。传统气论要在近代中医学中继续发展，必须更新和补充、完善原有的内涵和意义。

陈氏认为，更新和完善并非全盘西化。在哲理上重视宏观思辨，正是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诸多不同之一，也是其价值所在。不保持中医学的特殊性，在世界医学之林中，不仅要失去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当然，保持中医学的特殊性，并不是原封不动地保存固有医学，这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而是在立足本民族，吸收东西方各民族、各国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的创造。这个创造，既是对本民族医学的超越，也第五卷７是对西方医学的超越，因而是一种崭新医学体系的探索和建构。

创造和超越的前提是进行传统文化的梳理。为了比较系统地探讨、阐发中国文化与传统医学的种种因缘，１９９０年，陈氏发起组织编写《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着手这一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丛书包括中医学与儒学、佛学、道文化、文物考古、周易、象数、饮食文化、传统美学、史学、文学、民族学、民俗学等之间的关系。在他亲自主持、督导下，经过五六年的艰苦努力，一批有一定学术价值和独立见解的专著已陆续出版问世，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正像陈氏在该丛书序言中所强调的：“我希望本丛书对于开创从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和各个角度探究传统医学的种种奥秘，起到哪怕是一些推陈致新、继往开来的用处，就很满足了。”是的，“古为今用，推陈致新”，陈氏曾把这两句话作为他一闲章的题辞，我们从中所体味的，是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学贯中西的大家风范和不断开拓、永具活力的进取精神。

二、喜用、善用活血化瘀疗法瘀血学说与活血化瘀法是中国传统医学十分重要的理论和治则。陈氏对传统医学文献中有关瘀血和活血化瘀的理论和方药潜心钻研，上至秦汉时期的《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典医籍，下迨金、元、明、清各家学说，均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所倡导之活血化瘀通络诸法；王清任《医林改错》中所创制之活血逐瘀诸方；以及唐容川《血证论》中“化瘀生新”的观点，极为赞赏。临证于血瘀为病甚有心得，擅长以活血化瘀法治疗多种常见病和难治重症，辨证精当，从而使活血化瘀疗法的运用达到了较高的境界。

（一）注重气血辨证结合八纲陈氏在学术上重视气血相关理论，推崇人身以气血为本，人之有形不外血，人之有用（功能）不外气，气血平和，阴平阳秘，则身安无病；气血不和，阴阳失调，则疾病由生。由此而言气血为患是疾病产生的重要本质之一。因而，在诊治过程中，十分强调气血辨证。他指出“古人所云：人之一身不离阴阳，所谓阴阳，如果以气血二字予以概括，亦或不为过”。认为气血辨证较之阴阳辨证更为具体、实用，它不仅可反映阴阳辨证的主要内容，而且可弥补八纲辨证之不足，气血辨证既是辨病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又是施治中的主要依据，故在临床上善执气血辨证之牛耳，结合八纲和脏腑辨证的方法诊治内伤杂病，可统病因、病机、病性、病位于一体，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对临床实践有较大的指导意义。气血学说源远流长，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的《内经》中就已充分认识到了气血相关的重要性。如在《素问·调经论》中就指出“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医学真传·气血》篇有“人之一身，皆气血之循行，气非血不和，血非气不运，故曰：气主煦之，血主濡之”；“气与血，无处不有”的记载。《不居集》中则说“人之一身，气血不能相离，气中有血，血中有气，气血相依，循环不息”。

《血证论》亦云“人身之气，游于血中，而出于血外，其气冲和，则气为血之帅，血随之而运行，血为气之守，气得之而静谧”，皆强调了气与血息息相关，互根互用，气血和畅，循行不休是保持健康、益寿延年的重要生理条件。气血在生理上密切相关，在病理上亦相互影响，形成了气血辨证的理论基础。《素问·调经论》曾有论述“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元·朱丹溪也指出“气血充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均强调了气血失调是人体疾病产生的重要病理基础，第五卷８故有“百病皆生于瘀”、“久病入络为瘀”、“怪病多瘀”之说，

可知气血失调导致血瘀为病的广泛性，多种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均可贯穿着气血失调的病理变化，从而出现“血瘀”的共同征象。

血瘀者，血脉瘀滞不通也。血瘀证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独特的病理诊断，是指气血紊乱致瘀血内生所产生的各种有关临床病证。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血瘀证一般都伴有微循环障碍和血液流变性异常，因此，血瘀证是中国医学对微循环障碍一类疾病的病理概括，可普遍发生于现代医学多种疾病的不同阶段，故曰凡病鲜有不兼瘀，只在程度轻重耳。在治疗方面，《内经》注重气血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调畅气血，祛除恶血治疗大法，《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至和平”。王清任《医林改错》忠告医者“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无论外感内伤……，所伤者无非气血”。唐容川更强调“治血者必调气”，“气和则血和”，可谓一语破的。这些观点陈氏都很赞同。

血瘀形成的因素很多，如寒、热（火）、虚、湿以及精神情志、饮食习惯、环境居住、跌扑外伤等可致瘀，尤其与虚、郁、寒、热关系更密切。

虚：虚可致瘀。《景岳全书》中云“凡人之气血犹如源泉也，盛则流畅，少则壅滞，故气血不虚不滞，虚则无有不滞者”，说明气血虚均可致瘀。气为血之帅，久病气虚或年老气虚，帅血无力，势必造成血瘀，正如王清任《医林改错》所云“元气既虚，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血为气之母，脾失健运，营血虚少，血虚不能濡养脏腑而致气虚，气虚又不能帅血而致瘀。

由此可见气血关系密切，血虚致瘀，实际上也是气虚致瘀。

郁：《内经》有五郁之说，丹溪创六郁之论。《丹溪心法·六郁》曰“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升，当降者不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也”，“人生诸病，多生于郁”。可见郁证是指气机升降失常的一种病理变化，也是产生多种疾病的原因。然六郁之中，气郁为先，气郁又极易转化为血郁，而血郁为血瘀之先导，故凡因情志不畅，或暴怒伤肝，皆可引起肝气不舒，肝郁气滞，气机不利，不能运血畅行，气滞则血滞，血留而不行，轻则为郁，重则为瘀。亦即《奇效良方》所云“气塞不通，血壅不流”。

寒：《素问·调经论》指出“寒独留则凝泣，凝则脉不通，其脉盛大以涩，故中寒”。王清任亦云“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说明血得寒而凝，寒客于脉，一方面造成经脉拘急挛缩，脉道不利，另一方面会使血液涩滞不流，凝而为瘀。故《素问·调经论》曾曰“气血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而不流，温则消而去之”。

热：《金匮要略》有载“热之为过，血为之凝滞”。王清任亦云“血受热则熬成块”。多由邪热入血，或由情志郁结，五志过极化火入血引起，血分有热，炽热煎炼为瘀，或血热搏结，灼伤脉络，迫血妄行，造成离经之血而为瘀。

总之，寒热失宜，情志不遂，饮食劳倦等因素可影响到气血运行，造成气血失调的病理改变，导致血瘀证的产生。

（二）善用活血化瘀配伍得宜陈氏认为血瘀证虽多变，然确有一定的舌脉之征，临诊每细察舌脉色症，再结合病程之长短，痛处之移着，对病情进行全面分析，详查瘀血之所在，细审瘀血之由来，辨证求因，审因论治。

活血化瘀治则是针对血瘀而设的治疗大法，具有促进血行、祛除瘀滞、疏通血脉的作用。

第五卷９陈氏用活血诸法，遣方有道，选药精当，或根据致瘀之因而辨证地运用行气活血、益气活血、养血活血、温经活血或清热活血等法，或是结合病变部位，而采用通下活血、利水活血、醒脑活血、清心活血、消痰化瘀等法，药随证转，配方严谨。临诊善于抓住血瘀主证，重用活血化瘀方药，以解决基本矛盾，又能适当兼顾它证，以解决从属矛盾，充分体现了辨证规律性与灵活性必然结合的特点。

陈氏治瘀之方，多取法于王清任《医林改错》，如血府逐瘀汤、少腹逐瘀汤、通窍活血汤、补阳还五汤等，李东垣的复元活血汤及张锡纯之活络效灵丹亦验。尤推崇血府逐瘀汤，誉之为

活血化瘀第一方。所谓血府，乃据“脉者，血之府也”而来，故凡血液流经之处，均可以血府论治。

方中四逆散行气，桃红四物汤化瘀，桔梗、牛膝升降相因，疏利气机，共奏行气活血、化瘀止痛之功，诚治血瘀气滞之有效方剂。临床上常喜用血府逐瘀汤治疗各种因病致瘀或因瘀致病的难治杂证、“胸中瘀血”，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以及颅脑病变等，屡用屡验；亦喜用与著名中医学家郭士魁等共同研究的冠心Ⅱ号方（川芎、丹参、红花、赤芍、降香），有活血化瘀、理气止痛的功用，用治冠心病心绞痛效亦颇佳，可减少急性心肌梗塞的发生率。

在施以活血化瘀法的同时，陈氏亦注重兼法的运用，临证每能根据血瘀证之兼夹和病人的体质虚实，辨证用药，科学配伍，其大法可例举如次。

兼补：适用于血瘀兼有气血不足者。偏气虚者，宜益气活血，常喜用党参、黄芪、炙甘草等药，方用补阳还五汤；偏血虚者，宜养血活血，多佐以当归、丹参、鸡血藤等药，方选桃红四物汤。

临床上多用于脑血管病后遗症、心肌梗塞、动脉硬化、心肌炎后遗症、月经紊乱等病证的治疗。

兼温：用于血瘀兼有寒象者。喜用桂枝、细辛、当归、艾叶温经散寒，不主张用姜、附等辛热之品，以防其辛燥耗散之性伤气损血，方用温经汤、当归等温经活血通脉，临床上用治痛经、闭经、下肢静脉炎、雷诺氏症、冻疮、变异性心绞痛及寒痹身痛等。

兼清：适用于血瘀证兼有热象者。药如生地、丹皮、白茅根，方用清营汤、犀角地黄汤，方中犀角可用水牛角代替，以清热凉血化瘀，治疗因血热内郁所致的吐衄发斑诸症，陈氏１９９６年访问欧洲时了解到比利时等地对水牛角也不同意应用，他认为是偏颇之见。对肝阳上亢之高血压病，可加柴胡、黄芩平肝降压镇静。

兼通：腑实兼有瘀热者，用之最宜。攻下药大黄、芒硝本身即有活血化瘀作用，方可选用桃仁承气汤祛瘀行血，通里攻下。此方原治“膀胱蓄血”，瘀血在下，陈氏多用于高血压病或脑血管意外兼有便结者，取其活血通下之意。

兼化痰：血瘀兼有痰阻之证尤宜，因为痰阻脉络则血行不畅，化痰之品化痰散结而疏通脉络，药用菖蒲、大黄，方选贝母瓜蒌散（贝母、瓜蒌、天花粉、橘红、桔梗）合失笑散（五灵脂、蒲黄）豁痰化瘀，痰瘀兼治，用于血瘀夹痰之肺心病、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及肥胖征等。兼利水：适用于血瘀证兼有水肿者，多用王不留行、泽兰、益母草、川牛膝等活血利水药，用治心衰、慢性肾炎、更年期综合征等病。

陈氏在处方遣药方面，讲究章法，独具匠心，尤喜用理气活血兼顾药，例如川芎为血中之气药，性善走散，功能活血化瘀，行气祛风；延胡索走而不守，活血行气，又能止痛，以浙江东阳产为佳，一般用量＜１２克入煎为宜，用量过大可有中枢性发热之弊。郁金、姜黄皆可行气祛瘀，但郁金性凉，兼凉血达郁；姜黄偏温，可通脉止痛。又如三棱、莪术、牛膝、路路通等药均具有行气活血的双重作用。此外，陈氏还喜用养血活血兼顾药，如鸡血藤甘苦性温，行血补血，舒筋活第五卷１０络，对血虚而兼有瘀滞之证最适用；益母草养血活血，祛瘀利尿，用于慢性肾炎尤宜；当归补血活血，补而不滞，行而不峻，善治血虚血瘀之病，且有散寒之效。对于血瘀征象明显，疼痛剧烈者，多选用水蛭粉、桃仁泥、红花、生乳没、鬼箭羽化瘀止痛效好；对于久病、顽症，每多兼夹瘀血者，在主方中喜佐用地龙、蜈蚣、全蝎等虫类药，搜邪剔络，逐邪外出，可提高疗效。陈氏指出，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美欧患者不敢服用含虫类药汤剂，需要有科学解释。陈氏不仅对这些活血化瘀方药运用自如，而且还在辨证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中药药理及药效学研究进展，施以专方专药，增强用药的针对性，以期疗效更佳。如对兼有高脂血症的患者，多选用具有调脂作用的活血药如山楂、丹参、三七、虎杖、大黄、蒲黄等，均系效验之法。另外，现已证实，不少活血化瘀方药，具有抗血小板作用，适当较长期选用，有助于预防急性心肌梗塞的发生，并可预防其它血栓栓塞性疾病的

发生。

（三）临床辨证论治圆机活法陈氏善调气血，其运用活血化瘀法辨治心脑血管疾病及老年病是他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的组成部分之一。他认为活血化瘀法作为治疗法则是相对固定的，但其应用却要灵活变通，切中病机。在心脑血管疾病中，多虚实夹杂之证，治宜通补兼施。例如，冠心病的基本病机是本虚标实，气虚血瘀，因而益气活血方剂是比较常用的，尤喜用先师岳美中老教授所创的人参三七琥珀末方，三药之比为２∶２∶１，共为细末调匀，每日３次，每次１克，对一般冠心病、心肌炎疗效均好；在胸痛气滞血瘀证明显时，常加用延胡粉以代替琥珀，剂量同人参和三七，对早搏也有佐助，起到“疏其血气，令其条达”的功用。也常用调胃承气汤合益气活血方以治疗心肌梗塞，还自创愈梗通瘀汤，治疗因气虚血瘀兼痰浊之心肌梗塞，有良好效果。方中大黄是祛瘀生新的良药，急性心肌梗塞时常喜用之，使瘀血骤阻，腑气不畅得以改善，盖胃气和顺则五脏得以安和也。《医宗金鉴》中的桃红四物汤也是十分完好的通补兼施方剂，遇胸脘不舒，苔腻者，可以合瓜蒌薤白半夏汤及温胆汤进退。陈氏认为心主身之血脉，但不可忽视心主阳气。对有的变异性心绞痛病人，兼夹证甚多，气阳虚、肝郁及血瘀并存者，宜用活血疏肝温阳法，以柴胡疏肝散合当归四逆散取效；在临床上，陈氏祛邪不避重猛之药，主张破血攻瘀方药在必要时还应大胆使用，祛瘀而生新。对慢性风湿性心脏瓣膜病心功能不全者，也常于益气温阳利水方中，伍用大黄虫丸或抵当丸取效；又因心肺同居上焦，以之治疗，肺气也可得到清肃之助。

中医学认为“人年四十，阴气自半”，“八八”（６４岁）以后，“肾气衰”，其它脏腑也相继出现衰退症征，所以老年心绞痛病人心肾气虚或阳虚的证候常较突出，如体乏无力，畏冷胸闷和气短、自汗、舌质紫暗、脉多沉细，心绞痛反复发作，对此陈氏常喜用保元汤冲服复方血竭散（由血竭、沉香、琥珀、冰片、三七、延胡索组成），起补虚、理气、活血、定痛作用。并认为老年心绞痛的发作，常和情志抑郁不畅，或负重耗伤心气有关，心绞痛症状有时并不典型，但发作却较频繁，尤其是由于老年人心理上存在一定特点，郁闷伤感，条达不畅，可损及肾，并使脉络瘀滞不畅而作痛，疏肝解郁汤（柴胡、郁金、香附、金铃子、延胡索、青皮、红花、丹参、川芎、泽兰）具有疏肝开郁，活血化瘀作用，对这类与情志有关者有防治作用，也常用四逆散合丹参饮随症加减，多取应手之效。

中风急症与“血气逆乱，血随气上”有极大关系，他因而提出中风一证，不能只从风、火、痰、第五卷１１虚立论，还应着意于瘀。在临床治疗时，不论缺血性中风或出血性中风，均重视结合活血方药，俾化瘀而不动血，止血而不凝瘀，取得较好疗效。他还体会到王清任的补阳还五汤和血府逐瘀汤对治疗脑血栓形成，消除血肿，都有裨益；虫类药水蛭和地龙，在溶栓和促进血肿吸收方面都有一定作用。

此外，陈氏还喜用通窍活血汤加紫花地丁、蒲公英、银花煎汤送服紫金锭治疗酒渣鼻（赤鼻）患者，有一定功效。因这类患者气血瘀滞，内有蕴热之征比较明显，故投以活血化瘀、清热解毒之中药可以收效。

（四）有是证用是药法度谨然在临床应用活血化瘀方药治病时，陈氏比较重视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①调气与活血。主张要根据“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滞”的理论来指导活血化瘀方药的配伍。明确气血二者中，气占主导地位，气机顺则百脉和，因而言活血必先调气，活血方中必须配伍调经。调气之法包括顺气、开郁、降气、补气等，而治气之道，莫贵于通，故临床辨治血瘀证时，宜审度证候之虚实，邪正之盛衰，或补而通之，或行而通之，使通在理血之先，补在养血之上，才能更好发挥祛瘀作用。②活血与化瘀二者同中有异，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活血———活其血脉，适用于血液在络中循行不畅，即现代医学的血液粘稠度增高，血液流变性异常；化瘀———化其瘀滞，适用于血液停着凝滞，或溢出脉外，留于肌肤、空窍之中形成干血者，常有斑疹紫癜、疼痛肿块等外症可查，相当于现代医学之血栓形成、血管破裂、

组织异常增生、肿瘤等血液呈高粘、高凝、高聚状态。血行不畅是血瘀之渐，病尚在经；血溢脉外或蓄积于体内某一部位是血瘀之甚，病已入络。故对疾病初期，邪客于经的阶段，法当活血为主，常选红花、川芎、郁金、延胡索、鸡血藤等药；对于病程日久，邪入于络的后期阶段，特别是缠绵难愈的疑难重证，非用化瘀或搜剔络邪之品方可奏效，可用水蛭、地龙、血竭、蜈蚣、灵脂、三棱、莪术、桃仁、丹皮等。由此可见，活血治在经，化瘀治在络，临床虽多协同使用，但毕竟各有所偏，不可不究。

③扶正与祛邪。古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临床要处理好正邪关系，一则人体虚衰时易发生血瘀，主要是气血阴阳亏虚所致，气虚则无力帅血行为瘀。血虚则脉道涸竭为瘀；阳虚生外寒，寒则血凝为瘀；阴虚生内热，热则血结为瘀；故血虚生何处，瘀血之证也就随之而产生。而瘀久也可致虚，所谓“瘀血不去，新血不生”。临床所见血瘀证多是虚实夹杂，因此，在活血化瘀的同时，要注意扶正，以补其不足，益其所损，正气存则邪气退，既可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又能提高活血化瘀的效应，扶正达邪，邪去正安。二则要谨守“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贵”的古训，消而勿伐，中病辄止，祛瘀而不伤正。④适应症与禁忌症。陈氏告诫要把握好活血化瘀临床运用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临床上不论属于哪一类疾病，凡具有舌质紫暗、脉细涩或沉、内脏或体表有固定性疼痛、或肿块、肌肤甲错、或皮表血管异常、肢体麻木、月经异常、或实验室检查（血流变学、微循环）异常等症，均可施以活血化瘀疗法，诸症不必悉具，只要抓住少数重点症状即可。活血化瘀的禁忌症不是绝对的，《内经》有“有殒无损”的说法，只要有是病证，必用是药，但切忌滥用活血化瘀药物。活血化瘀药用之不当可直接损害胃腑，引起药源性胃炎的发作；祛瘀药物的过多、过量及服用时间过久，还可耗伤机体正气，或冲淡整体治疗的药效，因此，既要加强辨证论治的整体性，又要熟谙药性，增强配伍的合理性，取其力而弃其弊，以减少活血化瘀药物的副作用。第五卷１２（五）师古不囿于古锐意创新陈氏学兼各家，博采众长，法古不泥，多有创见。他于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大胆探索、笃思敏才，提出了将临床上极其复杂、表现多样的血瘀进行分类的新观点，按发病之急缓、病程之久暂、病邪之性质、瘀血之深浅分为慢瘀、急瘀、实瘀、虚瘀、热瘀、寒瘀、潜瘀等七大类。所谓“慢瘀”，即久病入络为瘀，包括现代医学的冠心病、高血压病、糖尿病、中风后遗症、肾炎、慢支炎、肝硬化、消化性溃疡、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结缔组织增生病及免疫系疾病、再障、肿瘤等多种慢性疾患；所谓“急瘀”，系指暴病、急症多瘀，如急性心肌梗塞、脑血管意外、急腹症、宫外孕、休克等属此类；所谓“热瘀”，多指温热病重症多瘀，如急性感染性疾病、风湿热和因血热妄行所致的咯血、吐血、衄血、尿血、视网膜出血、血管弥漫性凝血、月经先期、皮肤痒疹、痈肿疮疡等病症；所谓“寒瘀”泛指寒凝致瘀的病变，包括寒性闭经、痛经、下肢静脉炎、冻疮、雷诺氏症、变异性心绞痛等；所谓“虚瘀”，泛指虚证多瘀、老年多瘀，多见于衰老性疾病、退行性病变及慢性消耗疾病等；所谓“实瘀”，指创伤外症必瘀，如跌打损伤、颅脑外伤、骨折等病症必有瘀血停着；潜瘀，指紫舌无症状者，亦指实验室检查（如血流变学、微循环等）异常而暂无临床症状者。上述分类对指导临床辨证和深入探讨复杂血瘀证之本质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氏熟读经典，勤于临证，他依据药物的作用强度，结合多年用药经验，将散载于１０余种本草学著作中的３５种常用活血化瘀药物分为养血和血类（当归、丹参、丹皮、赤芍、生地、鸡血藤等６种）、活血化瘀类（川芎、蒲黄、红花、刘寄奴、五灵脂、郁金、三七、穿山甲、大黄、姜黄、益母草、泽兰、苏木、牛膝、延胡索、鬼箭羽、乳香、没药、桃仁、王不留行、紫葳等２１种）和破血逐瘀类（水蛭、虻虫、三棱、莪术、血竭、干漆、虫、蛴螬等８种）三大类，其作用强度依次为破血类＞活血类＞和血类，对临床用药和提高认识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陈氏师古不忘创新，倡古方能治今病，对冠心病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ＰＴＣＡ）后再狭窄和动脉粥样硬化等现代医学尚无良好对策的疾病，大胆应用活血化瘀名方血府逐瘀汤进

行辨治，取得较满意的临床效果，并从分子生物学水平阐明了其作用机制，拓宽了活血化瘀古方的运用范围，也为ＰＴＣＡ术后再狭窄的治疗这一世界医学界关注的难题，创出了一条新路子，引起国内外关注，不少国外病人前来求治。

陈氏不仅在临床上擅于运用活血化瘀法，几十年来还与他的同事和研究生们相继开展了血瘀证的实质研究和活血化瘀方药的系列研究，其中对血瘀证计量化诊断标准的建立和冠心Ⅱ号方及相关药物川芎嗪、赤芍甙、元胡碱等有效部位或成分的深入研究，均取得较大进展，居领先水平。陈氏以其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对血瘀证和活血化瘀方药进行译释，在理论和实践上促进了活血化瘀研究向纵深发展，对学科建设作出了贡献。在他的积极参与、倡导和支持下，活血化瘀研究已成为当今中医药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

三、临床推崇辨证和辨病论治结合中医辨病和辨证是从不同角度辨识疾病病位、病因、性质的方法，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以臻完备。辨病着眼于疾病整个病理过程的基本矛盾，有助于辨证从整体、宏观水平认识疾病的病位、病性、病势及疾病的发展变化；辨证侧重于疾病某阶段的阴阳失却平衡状态的辨识，可第五卷１３为辨病提供分析、认识疾病病理、生理演变规律的方法导向。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现代医学迅速普及的今天，人们面对的已不仅仅是那些内涵和外延较为模糊的病名，如眩晕、呕吐、痰饮、水气等，而是诊断基本明确，有一定病理、生理变化规律可循的现代医学疾病。临床只注重辨证，强调整体的调节，治疗就会缺乏针对性。对于许多无明显临床症状（包括脉、舌）的疾病或疾病的某一无症状的阶段，因无症可辨，还会疏于治疗，延误病性；反之，只侧重于辨病，强调疾病病理改变治疗的针对性，忽视疾病的动态变化及整体状态的调节，对许多功能性疾病，甚至对于复杂的器质性疾患的治疗，就会束手无策。陈氏为我国第一代中西医结合专家，对中医辨证和辨病理论多有阐发，强调两者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有机结合，认为中医的辨证辨病论治结合符合生物－心理－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能更好地发挥中医系统论整体观的优势。

（一）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应是中医诊治疾病固有的治疗方法陈氏认为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的结合，并非是现代中医才有的诊治疾病方法，只是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医辨病必须面对诊断明确的西医疾病。《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论病机十九条，其中既有侧重于“掉眩”、“收引”、“肿满”、“鼓栗”等“症”的辨识，也有“疮”、“痿”、“痉”等病的诊断，已初步具备了辨证与辨病结合的思想雏形，从而为张仲景确立辨证与辨病结合的论治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张仲景《伤寒论》六经标题，首揭“辨三阳三阴病脉证并治”，在具体论治中，则某病以某方“主之”，即专病专证专方，某病“可与”或“宜”某方，体现了辨证辨病结合，随宜治之的灵活思想。《金匮要略》从三因入手，以专病专证成篇，题亦揭示“辨病脉证治”，是辨证辨病论治结合的经典，如百合病，责其病机为心肺阴虚，选用百合这味专药治之，并以此为基础，根据患者是否兼有发热、口渴等见症及是否使用过汗、吐、下等方药治疗，进一步辨证为不同类型，而后结合相应的药物加以灵活施治，其重点在于辨病；痉病，症状为项背强急，角弓反张，病机为津液失布或耗损，而津液失布之因则有感邪性质、体质禀赋、疾病阶段等的不同。篇中从外感风寒这一病因角度，将疾病分为阳明痉病及太阳刚痉、柔痉等证型，分别选用大承气汤、葛根汤及瓜蒌桂枝汤予以治疗，其重点则在辨证。其他如黄疸病、胸痹病、热痢、中风、虚劳、水气等，虽各有所侧重，但皆为辨证施治和辨病施治相结合，既注重疾病的基本矛盾，又兼顾疾病发展各阶段的次证、兼证。可见，张仲景是将辨证、辨病列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的。后世医家在辨证施治和辨病施治结合方面作了不懈的探索，如《千金方》和《外台秘要》在专病专证专方专药方面较仲景更有发展，如治瘿用羊靥、海藻、昆布方，治消渴用地黄剂、黄连剂，治痢用苦参，治脚气用防风杏仁剂，治夜盲用羊肝等。明清之际，温病学家在诊断温病时，首先将温病分为春温、风温、暑温、秋燥与冬温，而后分证为卫、气、营、血及上、中、下三焦进行辨治；清王清任治疗中风病、半身偏瘫，专立补阳还五汤，在专方专药的基础上随证加减，以应常达变，法中求异。但由于历史条件和科

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历代医家虽在病因学上不断加以补充和发展，辨病论治却未有重大突破。在诊断学上，人们只能采用取类比象、归纳演绎的方法，依靠经验的积累，提高辨证的水平，不可能对人体这一“黑箱”中的病理生理变化作实质性的分析探索，以提高中医的辨病水平，使得辨病治疗这一中医固有的诊治疾病方式被不断突出的辨证施治所覆盖。

（二）中国传统医学辨证和辨病涵义的思考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治疾病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医理论的主要特点和精华所在。陈氏认为第五卷１４中医的辨证不仅限于运用中医的四诊方法，搜集病人的临床症状、体征，结合医生的主观认识，对疾病某阶段的症状总结归纳出证的概念，如厌食、纳呆、便溏、乏力、舌淡、苔白腻、脉濡等，归纳出“脾虚湿阻证”，也包括更深层次的内容，即遵循宇宙天地阴阳变化、气机氤氲升降之理，运用取类比象、演绎归纳的方法，对疾病的病位、病性、病因、病势等诸方面加以辨析、综合，才能做到辨证准确，施治恰当。

辨病是着眼于疾病内在生理病理改变，是对疾病整个过程变化规律的认识概括。辨病指导下的施治，多是针对疾病的生理病理改变而设，具有针对性。陈氏认为中医辨病亦不应当仅限于西医诊断、中医辨证分型治疗或专病专方专药治疗的水平上，这种辨病施治方法虽也属于辨证施治，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辨证施治。中医的辨病应当利用现代医学的理论检测手段，拓宽延长自己的诊断视野，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去分析观察疾病内在的病因、病机、演变规律，以形成中医自身的生理学、病理学。唯其如此，中医的辨病论治才能避开西医用药的药理作用———病理生理改变的机械思维模式，才能和中医辨证思维相互渗透、有机结合。（三）联系实际处理辨证和辨病的关系就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而言，辨证反映的是共性，而辨病反映的是个性，如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心律失常等，在疾病的某个阶段皆可表现为“瘀血证”，心脉瘀阻反映了这些疾病在临床上某一阶段的共性；而就某个具体疾病而言，体现共性的是辨病，反映个性的是辨证。仍以冠心病而言，心脉瘀阻、不通则痛这一病理机制始终贯穿于疾病发展过程的始终，为其共性，而因人、因疾病的阶段不同，表现出的阳虚血瘀、气滞血瘀、痰阻血瘀、阴虚血瘀等的临床证候，则为其个性。

在辨证施治的原则指导下，中医治则有“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这从中医辨证论治的发展而言，是比较灵活及完善的方法。这种方法从整体水平上，全面权衡了患病机体某阶段的病性、病情和病势。从中医的辨病出发，他认为中医治则也就有“同证异治”和“异证同治”。因为就某一具体疾病而言，临床可表现出许多不同“证”，这些不同的“证”因受其自身病理、生理改变的制约和影响，治疗上也有相似性；另一方面，许多疾病尽管可表现为相同的“证”，这种相同“证”的中医治疗也会有较大的差异：如胃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胃炎、胃癌，甚至于冠心病，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皆可出现“脾胃虚寒证”，若皆采用单纯的温中散寒立法，则较难获得满意效果，有时还会耽误病情。再如糖尿病（消渴），虽有上消多饮在肺、中消多食在胃及下消多尿在肾的不同，及兼气虚、血瘀的差异，但整个病理过程始终贯穿着阴津亏耗、燥热内炽这一基本病机，临床治疗也始终离不开滋阴清热。所以，临床既要重视“异病同治”、“同病异治”，也要注重“同证异治”、“异证同治”，病证结合，从不同的侧面把握疾病的病位、病势，才能切中病情、提高临床疗效。

（四）关于现代医学疾病辨证辨病论治结合基础的思考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的病名多是依据疾病的临床症状、病因病机，采用取类比象的方法而确立，如眩晕、胸痹、呕吐、中风、水气等；西医疾病则多是依其区别于他病的病理、生理改变而诊断。故中医病名较之西医带有明显的模糊性。疾病是客观存在的，病名的取舍无足轻重，关键在于临床疗效的提高。目前中医所说的辨病论治，一般多是指中医辨识诊断明确第五卷１５的西医疾病而言（当然也包括有一定病理演变规律可寻的中医病）。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尽管其认识疾病的方法有别，但皆是以人体作为研究对象的防病治病的科学，疾病反映在机体的一系列体征症状，是中医辨证、辨病结合的基础。

陈氏认为，中医辨证辨病论治结合治疗现代医学疾病，有其内在的物质基础：在具体疾病的某个特定阶段，其病理生理改变大多一致，临床症状亦大致类同。如冠心病心绞痛的发作期，基本病理改变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痉挛、血小板粘附聚集及微血栓形成，突出的症状为心前区压榨样疼痛、绞痛、闷痛；急性病毒性肝炎，基本病理变化为肝细胞变性、坏死，伴有白细胞和组织细胞浸润，一般临床表现为急性起病、发热、恶心、厌油、腹胀，肝脏轻中度肿大，肝区叩击痛、压痛、肝功能异常等，西医借助于现代科学理化检测清楚。如何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认识这种共同的病理生理变化和相似的临床症状，是中医辨证、辨病论治结合的关键。

现代中医临床自觉或不自觉地皆应用了中医辨证、辨病论治结合的方法，亦即运用中医的自身的理论，去认识分析西医疾病的病理改变，而后根据病人的禀赋、证候的寒热、虚实，进行辨证辨病结合论治。如急性病毒性肝炎，根据其病因、病理改变，中医认为基本病机为血分湿热毒，再根据是否有肝郁乘脾、脾气失运、肝气不疏、血脉不利等的证候，以清热解毒化湿，结合疏肝运脾、活血化瘀等法，临床颇多效验。冠心病心绞痛，其血管痉挛、狭窄、血栓形成、血小板粘附、聚集等这一血瘀机制为疾病发生发展的基础，故无论辨证属寒、属热、属虚、属实，皆配合活血化瘀中药。他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善用活血化瘀方药冠心Ⅱ号及血府逐瘀汤，结合益气、化浊、芳香温通等法；治疗冠心病心肌梗塞，因其多伴有血流动力学和心功能的改变，善用益气理气活血方药，辅以温阳、化浊等法，结合病证变通加减，临床收到较好的效果。

近年来，中医“证”实质的研究，如脾气虚、肾阳虚、血瘀证等，为中医的辨证、辨病结合提供了方法和实验依据。陈氏认为，侧重于中医证，结合病进行横向治疗规律的探索，对中医临床规范化，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暴露出中医单纯辨证的局限性。如慢性肾炎、支气管哮喘、更年期综合征，甚至于肾癌等疾病在某一阶段皆要表现为肾阳虚证，采用补肾温阳方法治疗，和肾阳虚关系密切的客观指标如尿－１７羟水平，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激素各水平等皆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其疾病病理变化却不一定与这些指标的变化呈平行关系；冠心病、血栓性脉管炎、雷诺氏综合征、脑血栓形成等，皆有血瘀症状，表现血瘀症状的客观指标如血小板粘附、聚集等方面皆可有异常的变化，但其临床活血化瘀方药的选用却会有多种多样：冠心病偏重于理气宣痹活血，血栓性脉管炎偏重清热解毒活血，雷诺氏症偏重于通阳活血，脑血栓形成偏重于益气活血等，不同病的相同证治疗上可有相当大的差异。

（五）对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结合优势的理解辨病施治和辨证施治是两种不同的认识和治疗疾病的方法，他认为临床应辨证施治、辨病施治结合，中西并参，取长补短。中医辨证由于受传统文化思路的影响，其局限性在于偏重于疾病表现在外的症状的归纳、综合，忽视利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疾病内在病理生理改变的分析研究，而这些表现在外的症状往往可掩盖疾病内在的病理变化。有时经辨证治疗，疾病症状虽可减轻或消失，但疾病却不一定真正根除。如病毒性肝炎，辨证治疗后腹胀、恶心、纳呆等症状虽然可减轻或消失，但肝细胞变性坏死、肝功能异常却可持续存在。若不与辨病结合，就会只满足于症状的改善，难以获得疾病的真正治愈。

第五卷１６辨病施治是着眼于疾病病理变化规律的治疗，这弥补了单纯辨证施治不足。一些疾病的潜伏期、初期或无症状期可无任何不适，此时辨证施治因无症可辨，施治亦难，而通过理化检查可发现异常，通过辨病亦可治疗。如无症状性心肌缺血，临床可无任何症状，而心电图次极量级运动试验、核素心肌扫描、冠状动脉造影可发现冠状动脉病变，结合中医对这些病理改变的认识，采用益气活血通脉法，多可延缓或阻止病情的发展；慢性肝炎的静止阶段，理化检查可发现肝功能异常，通过疏肝健脾、活血解毒的治疗，可促进肝功能的恢复，达到治愈的目的；输尿管结石嵌顿性肾积水，Ｘ线或Ｂ超检查可发现内脏结石和水液积聚，

采用温阳活血、排石利水法可排除结石、积水；慢性肾炎、支气管哮喘及慢性支气管炎病人，在早期未呈现肾的症状时，通过实验室检查可发现性腺、肾上腺、甲状腺等多靶腺功能紊乱，通过微观辨证属于轻微的或潜在的肾阳虚证，施以温肾补阳方药治疗，可预防其季节性发作，并可改善其内分泌和免疫功能。这些如不依据辨病方法，就不会对这些“隐证”、“潜证”做出早期诊断和治疗。

辨病是针对疾病病理生理改变的认识。陈氏认为这种认识疾病的方法，较之辨证显得相对的孤立和静止，未能从动态的、变化的和整体的观点去把握疾病的特征，由此导致的论治偏重于靶器官病生理改变的纠正逆转，忽视了机体功能、精神状态及社会环境对疾病的影响。由于目前许多难治性疾病，皆具有复杂的病因、多系统的病生理改变及多变的临床症状，单一的辨病便可能显得无所适从，束手无策。中医辨证、辨病结合，可从不同的侧面剖析疾病的本质，可为探索和筛选更全面、恰当有效的治疗方法提供依据。尤其强调将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科学技术方法纳入中医自身的范畴，进行病证结合，认为这样一可赋予中医“证”以现代科学的内涵，使中医传统的诊断和疗效判定有客观指标，避免只注重功能态的调整，忽视机体器官内的病理状态的变化的针对性治疗，以至于耽误病情；二可使遣方用药具有针对性，提高临床疗效；三可在中医理论思维启发下，实现辨证、辨病的有机结合，避免西医辨病、中医分型的不同程度的机械性倾向。

四、对传统老年医学和康复医学的重视和新见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进程，老年学和老年医学的研究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７０年代中期，传统老年学和老年医学的现代研究尚处于酝酿阶段时，陈氏及其同事已独具慧眼，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探索，可谓开风气之先。２０多年的辛勤耕耘结出丰硕的成果：他亲自执笔，整理出版了《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经验》，这是建国后第一本中医老年病学专著（１９７８年）；他还特别重视我国早期老年病学专著《养老奉亲书》，并对其进行了校勘评述，该书被学术界认为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老年医学专著”；此外，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抗衰老中药学》和《中国传统老年医学文献精华》；提出建立中医老年学理论体系的构想；率先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倡议成立了全国第一所中西医结合的老年医学研究所，培养了一批学术研究骨干，取得一批成果。

（一）重视继承性从整理老一代中医学术经验入手发展创新陈氏从事老年医学的研究工作，可追溯到他与先师———已故著名老中医岳美中先生的交谊。在编写《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经验》一书时，他亲自执笔，岳老字斟句酌。该书语言生第五卷１７动，说理透彻，毫无学究气和八股味，于平淡中见功力，一方一药，进退分量，都从临床实践中得来，从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入手。细读下来，真是引人入胜，令人信服，发人深思。一本书不足三万言，但实在是师生二人的心血结晶，师生二人在学识、人品上的默契投缘，也真是难得。

陈氏至今保留着岳老修改过的手稿，算得上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了。在《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经验》一书中，他总结了岳老治疗老年病的思想方法，指出治疗老年病要注意老年人的特点，“细观察、勤分析、慎下药、常总结”，药物和体质锻炼相结合。施治时强调药量要小，药宜平和；宜多用补药，少用泻药；要首重脾胃，方法应多样化，留心药物和饮食禁忌等等。还特别强调六种补法的应用。这些法则是：①调补法。适用于脾胃功能减退者，方剂如五味异功散、资生丸类。②平补法。适用于各种虚损及气血不足者，方剂如四君、四物、薯蓣丸类。③清补法。适用于温病后津液耗伤者，方剂如叶氏养胃汤、大补阴丸类。④温补法。适用于脏腑阳虚者，方剂如理中汤、肾气丸类。⑤峻补法。适用于垂危虚极病人，方剂如独参汤、集灵膏等。⑥食补法。适用于大病之后要复原者，方剂如扁豆红枣粥、乌鸡白凤丸类。在岳老的指导下，陈氏及其同事以此为契机，从不同层次和各个角度，开始了全方位的老年医学研究，且多有建树。

（二）《养老奉亲书》的校勘评释《养老奉亲书》由宋代陈直撰写。据陈氏及其同事考证，其成书年代不晚于公元１０８５年，比西方弗洛耶（Ｆｌｏｙｅｒ）于１７２４年写的《老年

保健医药》（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Ｇｅｒｏｃｏｍｉｃａ）早约６个多世纪，当为世界上最早的老年医学专著。该书上承《内经》、《千金方》之学，言老人食治之方、医药之法和摄养之道甚详。他指出，《养老奉亲书》的主要学术成就有三。其一，系统阐发老年病机。

老人的体质特点是气血渐衰，精神减耗，往往“危若风烛，百疾易攻”，如稍失节宜，则最易感受四季时令之邪侵袭而发病，且多新感引动宿疾。其二，法重脾胃，治重食疗。老年人肠胃虚弱，不善消纳，因而脾胃病是最常见的老年病。调理脾胃就成为“养老人之大要”。《养老奉亲书》全书列方２３２首，食疗方有１６２首，占７０１％，足见是将饮食疗法放在治疗老年病的首位。其三，将护奉养，突出预防。该书认为，凡人衰晚之年，全靠子孙奉养，竭力将护，其方法是：凡行住坐卧，“皆须巧立制度”。还要适应气候变化，以保天年。

《养老奉亲书》至元代由邹铉续增三卷，更名为《寿亲养老新书》。其增补部分强调发挥子女孝亲积极性的重要意义，还从老年保健学角度，对观颐自养，延寿方药作了许多补充。该书问世后，不仅国内流传甚广，还流传到朝鲜和日本，成为当时老年保健的普及读物。陈氏在此基础上，对浩如烟海的历代文献，作了广泛的涉猎，爬梳分类，整理校勘评释，总结并发展其学术精华。１９８１年，组织全国中医老年医学专家数十人，从周秦至清代数千种古医药著述及有关文献中，精选了３０８种，摘引有关老年医药学的原文精华，分成专著、养生、医理证治、医案、医话、方剂、药物、食疗、针灸和气功等１０大类，进行系统分析研究。每类以书目为纲，年代为序，逐一述、评、注、按，介绍其中有关老年医学的精辟论述。汇集成一本１３０万言的巨著：《中国传统老年医学文献精华》，为中国传统老年医学文献研究方面起步最早的著作之一。

（三）对老年学学科的见解陈氏认为，文献研究的现实意义之一，在于为现代老年医学的发展作理论和实践中的借鉴。他认为，中医老年学应以养老祛病，健身延年为主要研究课题，并可分为４个部分进行研第五卷１８究，即老年心理学、老年疾病学、老年保健学和延缓衰老学。

中医老年心理学侧重于研究我国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及其应采取的保健措施，其研究内容包括：①人体年龄增长与心理适应变化的关系；②老年期的心理变化和性格情绪特点；③老年期勤用脑、善养生与预防心理疾病及衰老的关系；④老年期的精神护理；⑤老年期心理疾病的治疗。中医老年心理学的研究方法，除问卷抽样测试和文献整理之外，通过临床观察，探索药物和非药物治疗手段，也是其重要内容。

老年疾病学又称为临床老年医学，是研究老年期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学科，中医老年病学侧重于老年期疾病的辨证施治，这方面的内容极为丰富多彩。在病因方面应强调“体质趋衰”、“返同小儿”的特点；发病方面应强调“百疾易攻”、“宿疾时发”；治疗方面应强调用药的针对性和顾护脾胃；护理方面应强调行住坐卧必须“巧立制度”，务求其细。这些特点，对帮助老年病的康复，有着积极意义。

老年保健学是研究保障老年人的健康，促进身体复原的学科，属于预防医学和康复医学的范畴。该学科涉及到老年人合理的生活方式、体育活动和饮食营养等，在中医学里，则以养生、气功和饮食疗法为主。养生学是探索合理生活方式、研究防病延寿的生活规律和方法的学问。其理论基础在于强调调护精气神，顺乎自然之理，将伤害身体的因素，控制到最低限度。广义的养生还包括气功、食疗和药饵保健等，这些方法都以简便易行，容易持久，副作用小而受到老人欢迎，且确实对老人健康长寿有益。

延缓衰老学是研究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命发育后期的特征、衰老原因和规律，探索延长寿命方法的学科。中医延缓衰老学侧重衰老理论、长寿模型和延年方药的研究，特别是长寿模型的研究，古已有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对真、至、圣、贤四种人的研究，《养老奉亲书》对虚阳气盛型老人的研究等即是。

他呼吁国内医学界从不同角度和各个侧面对中医老年学进行研究，促进这一学科的发展。

而他自己则身体力行，在这一领域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跋涉和探索。

（四）对抗衰老方药研究的见解抗衰老或延寿方药的研究起自《神农本草经》和《华氏中藏经》，数千年来历代医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花齐放，珠玑灿烂。尽管前进路上曾出现过迂回曲折和惨痛教训，如滥服金石药物以求延寿成仙的荒谬，但毕竟瑕不掩玉，积累的经验还是极其丰富宝贵的。本世纪２０年代起，国内外医药工作者在用现代科学手段研究中医中药的同时，对中国抗衰老药物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它们补益抗老和祛病抗老的本质。陈氏等人早年就曾撰写《补益类长寿植物药概述》和《抗衰老动物药概述》两文，在杂志上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这鞭策他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医衰老理论，依据中医对老年人“天癸数穷”、“神气浮弱”、“衰退既至，众病蜂起”的认识，抓紧搜集古代医籍有关“轻身益气，不老延年”和“颇利老人”等记载的药物，搜集近代在抗老祛病研究中发现的苗头药物，扩展文献和临床研究的内容。为此，他们处处留心观察，发隐掘微，从１９８１年起，历时五载，终于编撰出版了一本我国研究延缓衰老药物和方剂的著作———《抗衰老中药学》。与历史上同类著作不同的是，这本《抗衰老中药学》，完全从一门新兴学科的角度着眼。该书采摘药物的范围，既包括了《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千金翼方》、《唐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蒙筌》、《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以第五卷１９及近代、现代正统的中药学著作，还旁涉了《博物志》、《抱朴子内篇》、《神仙传》、《太平圣惠方》、《苏沈内翰良方》、《扁鹊心书》、《医说》、《寿亲养老新书》、《医方类聚》、《扶寿精方》、《药方杂录》和现代有关药物学、老年医学和老年学的多种期刊。从古到今，旁征博引，可谓搜罗备至。经统计，《抗衰老中药学》一书共载药３７６种，重点阐述２１６种，其中有４２种属现代新增。同时，以药带方，收录了一定数量抗衰老和治疗老年病的方剂，以供选用。书中除从总体上、理论上、科研方法上对抗衰老药物加以探讨外，对收载的药物是否具有延缓衰老作用都做了剖析。为了启发读者的研究思路，书中不仅重点介绍了现代报道较多的药物和方剂，还在按语里收载了某些有关传说，使该书成为一本雅俗共赏，学术、实用、欣赏价值兼备的老年医学著作。

８０年代以来，陈氏所在的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对清代宫廷的“延年益寿”方剂如清宫八仙糕、清宫寿桃丸、清宫长春丹和龟龄集等，从神经系统、免疫系统、自由基及性激素等方面做了大量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工作。对此，在《抗衰老中药学》一书中，均亲自撰文予以评介。

（五）衰老理论的探讨及临床实践１衰老理论探讨：从老年医学文献入手，对历史上关于衰老理论的研究学说作了分析。

结合个人心得，依其理论立论的特点，认为以下几点是至为重要的。

（１）肾精、气血与衰老相关学说：确立、发展“肾”在生、老、病、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五脏坚固、阴精上奉对生命的影响，并将它们运用到抗老延寿实践中，过去《黄帝内经》、《抱朴子内篇》、《千金要方》、《景岳全书》等著作可以借鉴。

（２）阳气衰惫与衰老相关学说：老年人应以“保扶阳气为根本”。正如《华氏中藏经》、《扁鹊心书》提出“阴常宜损，阳常宜盈”。

（３）精气神三宝与衰老相关学说：提出老人以精、气、神三宝为本源，善于节护，方能益寿。

《千金要方》、《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可作借鉴。

（４）脾胃虚弱与衰老相关学说：肯定“脾胃”在人体生长、发育、衰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其运用到老年食疗和药疗方面。《千金翼方》、《养老奉亲书》和《脾胃论》可以借鉴。（５）气滞而馁与衰老相关学说：认为从《寿亲养老新书》提倡养气、行气、导引、按摩以益寿延年可以理解到。

（６）元气定分、阴虚生火与衰老相关学说：徐灵胎关于老年人“阴盛者十之一二，阳盛者

十之八九”，阴虚则亢，“千年之木，往往自焚，阴尽火炎，万物尽然”是十分有价值的实践经验。

（７）津亏生燥与衰老相关学说：老年人应日益保养真阴。清代王燕昌关于老人“真阴不足，津液既亏，故多燥证”值得注意。

陈氏结合自己多年临床经验，对老年人生理病理特点更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老年人阴虚者固然居多，但应注意到气虚阳虚者亦复不少。临床所见老人气虚之甚者，如哮喘、水肿、中风等证中，阳虚者亦属常见。此外，阴阳俱虚者，在老年病患者中也并不少见。老年人气虚血虚又可相互影响，若气虚生化之源不足，化生血液渐少，可致血虚。老年人精不足者可见清窍失养，出现头晕、耳聋、耳鸣、脱发等；神气失养，可见健忘、萎靡、痴呆；肾失封藏导致腰膝无力、阳痿等。援引有关资料指出，老年人五脏俱虚，但以脾肾为主。６０岁以上老年人肾虚率可达４３２％～７７４％，脾虚仅次于肾虚。北京医院对６２例老年患者临床及病理解剖第五卷２０资料的结合分析所见，中医辨证大部分病例（８２１％）虚证累及两脏以上，以脾肾两脏虚象最多见。胃肠道有病理变化者占８８５％，肾有病理变化者占８６７％；其中８０岁以上的病例全部都有胃肠道及肾的病理变化，与中医临床辨证相吻合。

２关于老年疾病的辨证：在老年病中，虚证固然居多，但也并非没有实证。因此在强调老年病虚证较多这一特点的同时，也应注意老年病中的实证。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方面。（１）食滞胃脘：老年人饮食不慎或过量，或恣食油腻厚味，致使胃肠充盈，负担过重而出现脘腹胀满，嗳气吞酸，倒饱嘈杂，大便完谷不化等症。也可见食滞日久而化热者，症见烦热、口渴、便秘等，其证属实显而易见。

（２）痰湿内停：常见于身体肥胖的老人，症见头重如裹，四肢沉重，咳吐痰涎，质粘稠而量多；老年妇女可见白带增多之证，尿量少。其舌苔厚腻，脉象滑者为临床多见，此乃痰湿困脾之实证。尚有因湿而化热者，其症为：痰黄稠，尿赤量少，黄带有味，苔黄腻，脉滑数等。

（３）气郁化火：老年人情志不遂，或忿怒暴怒，致使肝气郁结化火。症见胸胁胀满，辗转不舒，急躁易怒，头昏目眩，耳鸣如潮，面红目赤，甚则发生晕厥，舌红苔黄，脉象弦数。此属气郁化火之证。老年人情绪不稳定，易于激动，故好发此证。

（４）气血瘀阻：气郁日久，即可伤及血脉，气血瘀阻于经脉，经脉失养，可发生疼痛。瘀阻于胸部，胸阳不通可发为胸痹；瘀阻于肢体，则肢体偏废不用；瘀阻于体内，则结为症瘕肿块；瘀阻于机体某一局部，则发为疮疡痈疽。凡此种种，是气血不通所致。

至于老年人四时不慎，因感受外邪而致寒热；滋补太过而发生牙龈肿痛、鼻衄、便秘，毒火疮疡；外伤所致瘀血肿物等等，以及现代医学中所说的多类炎症、流行性传染病等，都可有实证表现。这说明老年病中，病证属实者也很多见。

须要说明的是，基于老年人生理病理特点，老年病所表现的症状往往是错综复杂的。有些病证虽然表现为实证，但就其年老体质而言，仍有虚弱的一面；即便是老年虚证，在某些方面，也可能有实证的证候表现。临床辨证时，应该着眼于虚，详辨其实，分清标本缓急，找出病之关键所在。

３老年疾病的施治原则：老年人脏腑功能低下，易虚易实，易生寒热，心理状态也有类似孩儿之时，故世有“老小孩”之说，治疗应当入细。首先，治疗老年病，药量要小。一般说，７０岁以后，方药的剂量应当减半。视体质情况，弱者每一味药用３～６克就行了，发汗药更不宜超过９克，泻下药如大黄、芒硝不超过５克。如患感冒，有的以补中益气丸６～９克加苏叶３克同煎饮服，就可好转。《局方》参苏饮也可以，一般量不宜大，不加辨证，动手就麻黄汤、桂枝汤、银翘散、桑菊饮下去不行。老年人偏气虚阳虚者不少，黄芪、附子较常量稍大一点无碍。苦寒药如黄芩、黄连、龙胆草类，易苦寒化燥，损伤老年人脾胃，一般用量

不宜超过３～６克。至于大枣、甘草虽补脾胃，但甘生中满，妨碍脾胃运化，过量亦不当，纠偏之法，用黄芪者，加理气药陈皮等少许，以动制静，动静结合，可起到燮理阴阳之妙。陈氏常强调说，药量小不要紧，药力大就行。

其次，治疗老年病，药宜平和。这就是说要择用温凉而慎用攻伐，以免虚虚实实。切忌孟浪投用剧毒之品，如川草乌、马钱子、斑蟊、砒霜、巴豆、大戟、甘遂、芫花等，克伐脏腑使正气难复，反促命期。老年人用药要做到汗而不伤，下而不损，温而不燥，寒而不凝，消而不伐，补而不滞。

再次，治疗老年病要重脾胃。人之始生，先成于精，肾精旺而后有脾胃，即所谓“先天生后第五卷２１天”；人之衰老，肾精先枯，累及诸脏，此时全赖脾胃运化、吸收，使五脏滋荣，元气得继，才能却病延年，即所谓“后天养先天”。因此，调整饮食，促进消化功能康复，保持大小便通畅，实为治疗老年病之关键。临床上发汗治疗不宜进酸性食物而收敛；进补不宜滥食萝卜和嗜茶解药；健脾和胃治疗时不宜食粘滑油腻以免助湿生痰。治疗脾胃病，应以清淡补脾为主，辅以少量行气消食调理之品更妙。

最后，治疗老年病，方法应多样化。老年病常多脏腑兼病，虚实夹杂，治疗理当因势利导，不要只拘泥于药物，可按摩、针灸、气功、食疗等合理兼用。唐代孙思邈和宋代陈直等都非常提倡食疗，药物和食物混合吃，既有利于愈病，又避免了药物克伐正气、损伤脾胃的副作用，对老年人很适合。至于药疗的方法，也以丸散为好，尽可能少用汤剂荡之。丸散宜用轻量，丸者缓也，对慢性病较好。散药有消散作用，尤宜于呕吐、腹胀、泄泻诸疾。老年病人服汤药，方应简化，药贵专一，效不更方。假如药多量大，服后吸收不了，或换方太勤，违背了肠胃的习惯，疗效反而不好。总之，治疗老年病若求速效，常欲速而不达，这是应当引以为训的。

（六）在传统养生学和康复医学上的见解传统养生学和康复医学与老年医学，在中国文化中有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养生”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保养身心以增寿延年，二是指侍奉父母，使其身心健康以颐养天年。据此，中国养生学的内容也就可以划分为一般养生和老年病痛的防治两个范畴。

在研究工作中，从文献学入手，是梳理一门学科发展脉络的常用方法。而就现存中国传统养生文献的数量看，仅专著类就不下３００余种，数千余卷。有关养生学的内容，不但见于古医籍中，凡文史哲和儒道佛典籍中也多有论述。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曾像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为后人留下如此丰富的养生学文献，表现出如此强烈的“重生”或“贵生”的意识。

中国养生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会处处可见中华民族精神之烙印。

从总体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对人的评价很高，所谓“重生”或“贵生”，意即重视人世间的价值，尊重人的生命及其繁衍。正是在这种对主体生命的反复体验和反省中，积淀成如此蔚为大观的养生学论述。为了保存并发掘这份文化遗产，更好地服务于当代全民保健，１９９２年，陈氏应甘肃人民出版社之邀，组织全国有关专家，着手编纂一整套《中国养生文献全书》。

这是新型养生古籍整理（标点、校勘、注释、集注）书，从体裁和内容看，似可视为前述《中国传统老年医学文献精华》的扩展延伸或姊妹篇。其收录文献范围，上起春秋战国，下迄新中国成立以前。既汇粹了先秦诸子之作，也有汉晋名家之论，唐宋贤哲格言，更有明清及近代学者之经验。篇幅浩繁，洋洋洒洒约１５００多万字，可谓集中国历代养生文献精华之大全，比较实际地反映出我国在这一领域知识之宏博浩瀚。他在《中国养生文献全书》的序言中谈了自己的看法，中国传统养生学的特点有三：一是厚德养性。德高者长寿，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早已形成一种共识。孔子明确提出“仁者寿”（《礼记·中庸》），这里的“仁”，除政治内容外，主要指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宽厚、慈爱、守信、勤俭、忠孝等。老子把慈善、

节俭和不为天下先，视为人生三件宝贵的精神财富（《老子·道德经》６７章），同样重视道德修养。庄子论养生的名篇“养生主”，也是强调精神生命的重要性。对养生之“生”（即精神）的求索，是人类塑造、完善、延伸自我的最高境界。在古代文献中，“养性”几乎是养生的同义语，所谓“养生”莫若养性。《黄帝内经》在分析第五卷２２百岁老人长寿原因时指出：“所以能年皆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这种重视道德修养与健康长寿关系的观点，与现代医学发展模式和新的健康概念，是相通的。

中国传统养生学的第二个特点是中庸调和。它追求的是人身阴阳、气血、动静的多方位协调，而不是局部的解剖学或单纯的某一生理学效应。如形神共养、动静结合、精气神合一、天人合一，饮食起居必须做到有节制、有规律。南北朝道教徒兼医学家陶弘景说：“能中和者必久寿。”（《养性延命录》）实际情况是，坚持练拳、舞剑等传统养生术者，往往体健寿延，而专事形体锻炼、竞技体育的职业运动员，长寿者并不多，似也说明这种形神统一、动静结合的养生术之优势。

中国养生学与西方保健摄生学不同的另一特点是，十分重视气的修养。不仅儒家、道家、医家，甚至汉初传入中国的佛家对“气”都有自然的说法。气，在中国古代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一种朴素认识，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最基本物质，宇宙万物包括人类，都是由气的运动变化而产生的。因此，养生的重要目的，就是如何保养人体之气。老子称：“治人事天，莫若啬。”（《道德经》５９章）“啬”，即吝惜自身所固有的气血，尽量减少耗损。方法之一，是通过导引术来吐故纳新，还以精神意志为主导来培养正气；而佛家“万虑皆空”的养气法又与道儒异旨。医家养生，则以保养正气为本。正气，包括人体抗病、调节和代偿诸功能。从脏腑功能来看，又重在脾肾，可通过节欲、运动、针灸、按摩、食疗和药物诸措施来多方面调理、扶助之。

康复医学，是一门不同于预防医学和治疗医学的新兴的综合性学科。现代康复医学在中国的兴起，是８０年代初期的事。陈氏以一个杰出学者的敏锐洞察力，对这门学科给予极大的关注。１９８４年冬，我国第一届全国康复医学学术会议在石家庄召开，会议期间，中国康复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同时成立了所属的中医、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专题委员会。与会专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我国传统医学关于康复医疗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十分丰富，是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康复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组织国内有关学者编写一部《中国传统康复医学》，继承、整理

和发扬我国优秀的康复学术思想和行之有效的康复技术，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他接受会议委托，领衔主编中国第一本《中国传统康复医学》一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现代医学病名为纲，侧重对慢性病、某些疾病的恢复期、身体残疾、功能障碍、精神障碍和老年病康复等进行阐述。不仅反映出我国传统康复医学的水平，而且对应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知识和方法研究康复医学的临床和实验进展，也有所吸收，实用性强，很有特色。该书出版后，受到各界好评，１９９０年，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优秀图书奖”。

为了促进中医康复学科的发展，陈氏曾专门撰文《中医康复学概述》（见《中国医药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１期），就中医康复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内容和临床范围等，作了概括性的论述，并特别指出传统康复疗法在肿瘤、心血管疾病和瘫痪疾病方面的广泛应用和良好疗效。另外，康复医学中的功能为先，尤其是康复期患者生命质量的研究，前几年在我国尚属阙如。根据国外有关文献，提出开展有中国特色的康复期生命质量研究的构想。他认为，目前临床上应用较广、较为完善的生命质量量表多是由西方人编制的，由于种族、文化、社会生活环境的不同，未必适合我国国情。应该在学习借鉴国外经验时，结合本民族包括中医学的特点，编制设计符合我国文化背影和社会生活情况的生命质量量表。一方面可以应用于医疗临床和康复实践上，作为造反治疗或康复方法，评估治疗和康复效果，评价新药疗效的重要依据之一；另一方面，由于量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医辨证论治的思想，它还将动态地反映中医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