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对当下社会的现实意义

中庸对当下社会的现实意义 摘要: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之道在历史长河中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经历了无数先贤们的研究探讨后，我们更应该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使其在当下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效能。 关键词：重要组成部分 起源 中和 诚 天理 和平 包容 和谐

作为儒家文化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之道已经随着儒学的发展深深深入到了中国每一个元素当中，成为构成社会与文化心理的核心要素之一。每个置身于中国文化环境的成员，都无法摆脱中庸之道的影响，它会影响你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甚至你的人生抉择。因此，无论是对于社会成员，还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正确认识并合理运用中庸之道，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抉择。了解并充分利用中庸之道，对当下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要想真正了解一部传世之作，我们必须从它的起源开始说起。中庸的思想起源很早，人们认为中庸之道最早起源于《尚书》，在《尚书·大禹谟》中，有这样一句箴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尚书·洪范》的记载中，箕子提出的：“无偏无颇，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也同样是“中”的反应，我们通常将此作为中庸思想的源头。具体到“中庸”一词，它最早出现于《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位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作为能够让圣人都推崇备至到如此地步的儒家典籍，它同样受到了历朝历代儒学家的追捧和研究，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庸之道得以在研究中不断发展壮大，从而对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众多的朝代中，宋代文学工作者的研究对中庸的发展的影响尤为突出。宋代是儒学发展的“第二期”，《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合成为四书，理学大家朱熹为之作注，成《四书章句集注》，在宋以后，四书更是被用作开科取士、选拔政府官吏的教科书。在宋代众多的文学工作者中，不仅出现了司马光、苏轼等一大批研究者，甚至更是出现了将儒家文化推向更高层次的的程朱等人，伴随他们出现的改进版的儒家文化—程朱理学。 在对中庸的研究上，司马光对中庸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北宋最早表彰和诠释中庸的文学工作者之一，司马光曾经著有《中庸广义》，虽然已经散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南宋卫缇所作的《礼记集说》中的残简断章见其大概。其实，司马光对中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和”的研究上，他认为所谓的“中和”，指的是对《中庸》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结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一句的解释引发的相关问题的思考。 在司马光看来，人心是最微妙的，也是最难揣摩把握的，君子之学之所以贵就在于在“治心”，所以在对中和的诠释过程中，司马光对于心显得尤为重视。在《中和论》中，司马光曾经对作为中庸思想起源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句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危则难安，微则难明。精之所以明，其微也，一之所以安，其危也，要在执中而已。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认为人心的特点既“微”且“危”，而我们所必须做的就是要“明其微”，“安其危”，然而如何才能“明其微”，“安其危”呢？在司马光看来，必须要“允执厥中”，要“执中”，要把心置于“中庸之地”，而要治心，就要中和，人们正可以从《中庸》中探寻明微安危的方法。对于《中庸》中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结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一句，司马光是这样解释的：喜怒哀乐，圣人所不免，其异于众人者，未尝须臾离道。平居无事，则心常存乎中庸，及其既发，则以中庸载之，喜不失节，怒不过分，哀不伤生，乐不极欲。中者，君子之所长守也，故曰大本；和者，君子之所长行也，故曰达道。司马光认为，只有内心中谨守此“中”，才能在生活中都能够发而“中节”，君子必须做的就是守“中”，并以此来指导人生。但有时，司马光的这种“中和“思想也有其狭隘性，虽然在表面上听起来不无道理，但是细细品味，我们就会发现，这其中也存在着一定的理论问题。司马光所强调的“中”由心而发，因时而变，不能存于未发的心中，没有固定的标准与准则。但是，无论怎样，司马光对中庸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对于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宋代，作为儒学大家的苏轼，对《中庸》的研究也有着很高的造诣，他曾著《中庸论》一部，集中表现了自己的儒学思想，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部著作，既是对《中庸》原意的阐发，同时也融进了自己对待中庸独特的见解与思想，它不仅佐证了《中庸》在北宋受到重视的情形，更说明了研究《中庸》对于阐发个人的思想、义理的重要性。 在《中庸论》中，苏轼认为“《中庸》者，孔氏之遗书而不完者也”，并非是子思自己的思想，况且子思也是孔子的学生，因此《中庸》的精义还是出自孔子，他主张去除后世儒者所添加的内容，从而概括出中庸的精华。在《中庸论》的上、中、下三篇，苏轼分别论述了 “其始论诚明之所入” “其次论圣人之道所从始，推而至于其所终极”“其卒乃始内之于中庸”三个问题，以此展现中庸的艺术魅力。 作为《中庸》的基本问题之一，苏轼对待“诚”是这样解释的：“夫诚者，何也?乐之之谓也。乐之则自信，故曰诚。”他认为，“诚”就是人的审美性的情感感受，有了这种感受，就建立了“自信”，也就自信达到了“诚”。因此，苏轼强调了人的主观情感的因素，将人的情感的审美指向看作是达至“诚”的基本条件。 “诚”不再是《中庸》中的那种需要克服人的自然情感而静心体味的玄妙的东西，而是人的个人自然情感。 对待“诚”在现实中的表现及“诚”的重要性，苏轼认为：明而不诚，虽挟其所有，伥伥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则是可与居安，而未可与居忧患也。夫惟忧患之至，而后诚明之辨，乃可以见。由此观之，君子安可以不诚哉!苏轼的中庸论从“诚”出发，经过一系列的磨练，再归于“诚”，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极致的中庸状态。苏轼的这一思想，既是对《中庸》以及儒家的人学思想的一种阐发，也是一种发展，对当时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苏轼对于中庸之道的研究才使得我们看到了苏轼他入则为儒，出则为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大儒形象。 在宋代，程朱对中庸的阐述与见解是系统的，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与发展是最深刻的。程朱赋予了中庸明确的含义 ，二程曰 ：“不偏之谓中 ,不易之谓庸 。中者， 天下之正道 ； 庸者 , 天下之定理。”（ 《中庸辑略》 ）朱熹也说：“中庸者 , 不偏不倚 , 无过与不及，而平常之理。” ( 《 中庸章句集注》 ) 他们对中庸的解释比前人更加明确 ，他们认为中庸就是不偏不易，是无过与不及，是恒常不变的“正道”和“定理”。他们甚至将中庸与“天理”之间划上了等号 。 “中庸 ,天理也 。天理固高明 。”（ 《中庸辑略》 ）“若致中和则是达天理 ,便见得天尊地卑 , 万物化育之道 。”（ 《二程遗书》 ）认为“中庸”便是“天理”。虽然在对中庸之道的理解上，程朱的理解更加深刻明确，但是他们却把中庸从以礼为内容向封建纲常为内容的转化继续推进，将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统治与服从的关系推向了极端，阐述出为封建王权及伦理纲常服务的中庸理论，这无疑对中庸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为后世对中庸文化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作为一个古老的概念, 中庸所表述的思想长期以来饱受争议。在古代,中庸被誉为“至德”,备受推崇。在近现代,中庸则被视为明哲保身,横遭非议。历史只有在几经褒贬之后,也许才能见其真相。近代以来，为了对中庸进行更加中肯的认识与评价，学术界对中庸进行了更加深刻的讨论与研究。这些研究,对进一步深化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深化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争议仍然不断，有基本肯定的，有基本否定的，同样也有介于二者之间，认为中庸是精华与糟粕相互杂糅在一起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视中庸之道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中庸之道，充分发扬其有利的一面，使其更好地为我们的社会发展服务。 其实，中庸之道之所以被人所误解，主要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其消极的一面。一提到中庸之道，人们想到的总是那些负面的东西，认为是软弱的表现，是不作为的表现，是不追根究底，不走极端，各打五十大板，明哲保身的表现。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固然在某些方面，中庸是不适合的，但是我们同样要看到中庸之道的优点，了解到它对我们能产生哪些有利的影响，不能将其一棒子打死。事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就在于其在某一方面必然具有合理性，而这正是人们应该及时抓住并灵活运用的一点，只有如此，人们才可以趋利避害，将事物的存在合理性扩大，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我们在看到积极方面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些问题也逐渐展现出来，社会矛盾并没有得到消除，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更加和谐呢？作为贯穿于儒家经典文化始终的中庸之道，它作为一种方法论，恰恰精髓就在于平衡协调各种社会矛盾、促进社会事务协调发展。如今，如果能够重新审视中庸之道，了解中庸之道那些能够协调社会发展的内容，对当下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意义。 在《中庸》的开篇就讲到了“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齐焉”，这种爱好和平的思想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直接影响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性格，使其成为一个主张和平、和善、和解的民族，正是这样一种思想造就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巨大凝聚力，也有了新中国在国际上形成高度共识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庸思想对中国的民族自强和和谐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世界局势下，要谋求长久而稳定的局面，和平是最根本的要素，中庸所包含的“和”的思想在这些方面都有所体现。这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而又强有力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面对复杂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