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的权能

全部权的权能李绍章一、全部权权能的概念法律和学理上使用的权能概念,指权利的详细作用或实现方式而言，是权利的详细内容。

何谓全部权权能?通说认为也就是全部权的内容。

我们认为，全部权权能是指全部权的详细作用形式或实现方式。

全部权权能和全部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权利集合说，认为全部权是由各项权能组成的集合体，各项权能可以成为单独的权利，集合起来则为一个完全的全部权。

因此，全部权的权能，是构成全部权的权利。

二是权利作用说，认为权能就是作用的意思，全部权的各项权能即是全部权的不同作用。

全部权的权限是全部人为采用全部物以实现其对全部物的独占利益，而于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实行的各种措施与手段。

当这些权能与全部分别时.，只不过是全部权不同作用的体现。

我们认为，全部权权能与全部权的关系问题，实质上也就是全部权权能的概念问题。

全部权是独立的物权,是民事财产权体系中的一项重要权利，而全部权权能的中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尽管体现出来的也是全部权人的详细权利，但这些详细权利却由全部权而来, 且可以与全部权相分别，权利集合说无法解释当详细权能与全部权分别时的全部权现象。

明显，比较起来权利作用说更能揭示全部权权能与全部权的关系以及全部权权能的涵义。

在物权法理论匕全部权有乐观权能和消极权能之分，前者指全部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后者主要是在全部权受到侵害时的爱护权能。

但我们通常所说的全部权权能仅仅指全部权的乐观权能，即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

二、全部权的乐观权能（一）占有权能物权具有权能上的支配性特征，反映到全部权上，首先表现出来的即是占有权能。

但关于占有是否为全部权的一项独立权能，学说上历来有争议。

从涵义上说，占有权能是全部人对全部物的实际管领或掌握的权能。

“物之使用、收益，皆以占有为必要“。

也就是说，拥有一个物的一般前提就是占有。

通常状况下，全部人是物的实际占有人，法律爱护全部人的占有，当全部人的占有权被侵害时，全部人有恳求返还占有的权利。

可以说，全部权返还恳求权行使之宗旨就是回复全部人对物的占有。

必需指出，全部权之占有权能与占有、占有权是不同概念。

占有是人对物的实际把握和掌握，除占有制度另有规定外，在一般状况下，占有之事实并不是产生占有权能的依据，相反，有无占有权能是区分合法占有与非法占有的标志。

另一方面，全部权之占有权能与占有制度中的占有权也不能混淆，占有制度中的占有权是一项独立的物权法律制度，其内涵要比全部权之占有权能丰富得多。

（二）使用权能现代物权法追求“物尽其用"，反映到全部权中，其最明显的体现即是使用权能。

使用权能是全部人依据物的性能和用途对物加以采用，以发挥财产的使用价值的权能，从而满意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例如使用电脑打字、居住房屋、涂抹化妆品等。

该权能的行使以对物的占有为前提，享有物的使用权能必需同时享有物的占有权能，但在某些场合也未必如此，如质权人、仓储保管合同中的保管人即只能对标的物进行占有,而不能对标的物予以使用。

可见，使用权能通常为全部人享有，但也可以与全部权分别由非全部人享有。

应留意者，全部权之使用权能与使用是两个概念。

使用是使用权能都着眼于从物的性能和用途动身对物加以分析采用，但使用权能来源于全部权，而使用仅仅是一种事实，有可能基于全部权，还可能是非法使用，当没有使用权能而为非法使用时，使用人应担当相应的民事责任。

止匕外，全部权之使用权能与他物权之使用权区分开来，使用权不仅包括物之使用权能，还包括物之占有权能和收益权能。

（三）收益权能收益权能是指猎取物所产生的财产利益，即收取由原物产生出来的新增经济价值的权能。

作为全部权的一项权能，收益是指全部人有权猎取由自己的财产所产生的利益。

对物所产生的利益，既可以是孳息，包括自然孳息、人工孳息与法定孳息，全部人通常可以取得物的全部孳息，也可以是从全部物中取得的其他收益，如运用原物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利润等。

全部人享有完整的收益权能，但收益权也可以随着占有、使用、经营等方式的变动，全部或部分由非全部人享有，如在用益物权中，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依法享有对我国全部的土地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国有土地的全部人是我国，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是非全部人，但可以享有收益权。

收益权能成为全部权的一项独立权能,也是社会经济进展以及全部权法律制度逐步完善的产物。

在罗马法的全部权概念中，排斥了收益权能。

应当说，这种法律现象是罗马社会简洁商品经济进展状况的反映，当时全部人从事商品交换的目的在于追求物之使用权，而收益权便被视为一种由使用权派生出来的权能，而不是一种独立的权能。

（四）处分权能处分权能是全部人对全部物在事实上或法律上进行处置，从而变更、毁灭物的存在状态或转变物的权利归属的权能。

可见，全部权的处分权能打算物的命运，因此在民法物权理论上一般认为，处分权能是全部权中带有根本性的一项核心权能，是全部权最基本的权能。

处分权最直接地体现了人对物的支配，被认为是拥有全部权的根本标志。

处分分为事实上的处分（实物形态上的处分）与法律上的处分（价值形态上的处分），前者指客观上使物归于毁灭或转变物的存在状态（如抛弃、焚毁、拆除等），后者指转移物的全部权或部分支配权（如买卖、赠与、抵押等）。

处分权一般均由全部人享有，但在法律有特地规定或者有明确法律依据的状况下，非全部人可以享有对全部人财产的处分权，例如国有企业对我国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的处分权、抵押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将抵押物变卖而优先受偿等。

事实处分与法律处分尽管都是全部权处分权能行使的方式，但两者相比也有明显区分。

其一，性质不同。

事实处分行为是事实行为，法律处分行为是法律行为。

其二，目的不同。

事实处分行为是对物使用价值进行采用的行为,法律处分行为是对物的价值进行采用的行为。

其三，后果不同。

事实处分行为引起物的形态发生变更或毁灭，法律处分行为引起对物权利的各种变动。

需要指出，全部权的上述四项权能是全部权在外延上的涵义，也是全部权基本内容的抽象，全部权的内容并非上述权能的简洁相加，而是它们的有机结合构成一个完整的权利，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只是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全部人支配其物的各种可能性及权利的概括性。

每一种权能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可分性。

四项权能中的某一项或某几项甚至四项临时脱离全部人，全部人并不丢失对该项财产的全部权。

这就是全部权权能的分别和回复，它是全部权人行使全部权的详细表现，也是实现全部权价值的手段，当然，分别出去的权能也对全部权的全面支配性构成肯定限制。

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内容的逐步简单化，权能分别的形式越来越多。

当然，国内民法学界对这“四位一体”的四项权能的熟悉基本全都，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全部权是权利束的动态集合，这四项权能只是其典型的不完全表达。

三、全部权的消极权能全部权的消极权能是指全部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排解他人对其全部物违反其意志加以干涉的权能。

由于各种权能并不是全部人对于物加以实加的乐观行为，在没有他人干涉时，此种权能即不体现出来，故称之为消极权能。

全部权的消极权能主要表现在排解他人干涉和妨害的权能。

我们我国《民法通则》在规定全部权权能时，尽管没有列举全部权之消极权能，但依全部权的排他性，应当认为全部权具有排斥他人干涉和妨害之消极权能。

《物权法》则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在“物权的爱护” 中规定的各种爱护方法,完全适用于全部权,可以认为是全部权消极权能的法律确认。

据此，我们认为，当全部人对其全部权物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时，如遇他人之非法干涉与妨害，可以依据其受干涉与妨害之事实，恳求排解阻碍、返还原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当然, 全部人行使这些权能时，必需遵守法律、敬重社会公德以及公共利益。

对法律、社会公德以及公共利益认为正值的干涉，不得行使消极权能而加以排解。

例如，我们我国《物权法》规定，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全部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四、全部权权能的行使全部权的行使也就是全部权的行使，是全部人对物进行支配、体现其支配权的过程，详细地表现为全部人依照法律规定实现其全部权各项权能的行为。

全部权行使的基本原理是: （一）全部权的行使体现着全部人的意志和利益物的全部人不仅可以依法独立进行各种行使全部权的活动,而且可以通过行使全部权获得肯定的经济利益，全部权人还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将全部权的一项或者几项权能分别或者转让出去，这种权能的分别并不使全部人丢失其全部权，而是全部人正常行使其全部权的详细表现。

（二）全部权的行使体现了物权的支配性之本质特征支配性是物权的本质特征，有学者甚至直截了当地认为，物权为对物的直接支配权。

支配权是一种抽象的排他性掌握权，全部权的权能可以依据全部人的意志与全部权发生分别。

权能分别后，全部权仍旧存在，即使当全部权的四项权能全部与全部权发生分别时，全部人的支配权也仍旧可能存在，全部权在法律上可能并不丢失。

例如，在物上设定质权等，因此，全部权的权能同全部权无论发生怎样的分别，往往不导致支配权同全部权的分别。

况且，权能分别运作过程是支配权以不同形式体现的过程，也就是行使全部权的过程。

这也体现了全部权效力上的弹力性之品行。

（三）全部权的行使具有限制性全部权虽然是一种完全的支配权，但早在优士丁尼法典就承认对全部权的限制。

如基于相邻关系对全部权加以限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全部权加以限制，基于爱护宗教利益的需要对全部权加以限制，基于人道主义与道德事宜而对全部权加以限制。

也就是说，全部权的行使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不得滥用全部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

因此全部权的行使不是肯定的、任意的，而是受到肯定限制的。

全部权的限制问题，很多民法论著或者物权法论著多有涉及。

全部权是完全物权、无限制物权，是古罗马以来的法学观念, 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为了革命的需要，把全部权的这一基本内容发挥到极点，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作的“全部权肯定”原则，这同时也是近代民法精神的体现。

但在20世纪以来，这个原则或者立法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并被很多我国的立法所修正，其中最闻名的是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关于全部权担当义务之规定。

这就是全部权的社会义务，有学者将其称为全部权的内在限制。

除此之外，全部权还有来自私法和公法上的限制，前者如权利滥用、防卫行为，后者如环境爱护、城市规划等方面法律法规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