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意志自由——义务论的理解

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意志自由——义务论的理解 摘要：康德的伦理学长期以来被称为义务论。他所提出的“善良意志”是道德的基础，自由是理性的本质，人为自己立法等观点，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而这一切观点组成了康德义务论的基石，形成了康德独具特色，又影响深远的道德哲学体系。 关键词：康德；道德；义务论；善良意志；自由；绝对命令； 正文：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发展轨迹表明：人自从摆脱了中世纪无主体的局面之后，自主性、独立性得到开启，并日益凸显。边沁等代表的效果论反映了人可以利用主体自身的力量，致力于物质利益的谋求。而康德的义务论则反映了人的主体性更应该超脱物质层面，实现更高的精神追求，达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一 对于康德的义务论，将围绕人们对康德道德思想的理解的主要著作——《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的观点来展开。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他想提供一种可实践的，对普通人有用的通俗的道德哲学。他要做的是把这些日常理性中已经包含着的道德法则单纯地提取出来，加以论证，以便在哲学的层次上对任何一件行动的纯粹道德内涵的判断进行指导。 正如他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所说的：“在道德的事情中，人类理性甚至凭借最普通的知性也能够很容易就被引向相当的正确和详尽”。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中写到很多关于“通常的道德理性知识”，如，对自己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这也是为了广泛流传，易于为其他的通常理智所接受。 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书中的开始，康德指出，任何普通人类理性都会承认，一件事情的道德价值在于行为者的“善良意志”，而不在于它的实用性。有的伦理学家用知识来解释善，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有的用上帝的意志来解释善，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等；近代以来，更多的伦理学家则把善看成是人的自然本性要求的满足。康德反对上述一切看法，他认为善既不来自上帝，也不来自人的自然本性，更不来自人的意志的某种对象物，而只能来自人的理性自身中的善良意志，一切其他品质，如明智、勇敢、果断、不骄不躁等，虽然从许多其他方面看来是善的，但若没有善良意志的指导，就可能成为极大的恶，同样，那些导致幸福的东西，如财富、权力、健康、境遇如意等，若没有善良意志的正确指导则会使人自满和傲慢。而善良意志是我们在撇开一切感性的东西时单凭理性来设想的一种意志，康德认为“善良意志”是内在的，无条件的，绝对的善。“善良意志”学说把道德的基础从经验的（通俗道德）外在的对象转移到了先验的主体意志中来。 康德随后举了四个例子来引出什么是真正的道德行为。当然，这四个例子并不是随便举的，而是有着严格的内在逻辑关系。这四个例子包括：一、做买卖童叟无欺（对他人的消极义务）；二、不放弃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消极义务）；三、帮助他人（对他人的积极义务）；四、增进自己的幸福（对自己的积极义务）。康德指出，这四个例子里，人们容易看出这些行为要具有道德涵义必然是“出于义务”，而不光是“合乎义务”。“合乎义务”在普通的道德理性来看是值得褒奖和鼓励的，它属于“普通的道德理性”。但从哲学的道德理性来说却还不值得高度推崇，真正的有道德力量的是，它是否真是“出于义务”而做的。有人做好事是出于长远利益的诉求，或是出于本身乐善好施的性格，有人存活生命只是出于本能，追求幸福只是为了享乐，在康德来看这些都不能算作是道德的。只有为了义务而去做好事，这才能上升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的层次。 通过康德从一般“通俗的道德哲学”上升到“道德的形而上学”的论证来看，哲学的道德理性能够从普通的道德理性中把意志的“出于义务的行为”作为真正道德的行为分辨出来；道德的形而上学则能够在哲学的道德理性或通俗的道德哲学中把出于义务的动机归结为意志的先天形式法则，即绝对命令；这种绝对命令作为意志的先天的普遍立法原则（“自律”）， 它的必然性根据则是实践理性批判的课题，后者将这种可能性归结为人的自由，这就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了全部论证的起点即自由意志。 康德从一般“有理性者”和自然物的区别出发来自上而下地展开论证。有理性者的行动与自然作用不同就在于它有意志，即它不是按照法则运作，而是按照对法则的表象来行动，这就是实践理性。但如果一种意志除了受实践理性的规定外，还受到经验或感性的“爱好”的影响（如在人类那里），这种影响对意志来说就成为偏离法则表象的、偶然的，而实践理性的规定就对它成了“命令”。命令分为有条件的（假言的）和无条件的（定言的），前者只是为达到某个具体目的的技术性的明智的劝告，后者才是道德上的“绝对命令”，它唯一的原则只是实践理性本身，即理性的实践运用的逻辑一贯性，它被康德表述为，要只按照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而行动。 在“绝对命令”的引导下从通俗的道德哲学进入到道德形而上学，再到实践理性批判。就是在“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的维度把一切命令归结到“善良意志”和意志的“自律”， 也就是对意志自由进行一番批判的考察后，将之作为定言命令（道德律）这一“先天综合判断”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从纯粹“理性”的眼光看，我们的行为及行为的意志不是要自相矛盾，而是要成为普遍法则，才能够保持一贯性，这是评判一件行为是道德还是不道德的标准或准绳。不从行为的逻辑一贯性和不自相矛盾的这种类似于“自然法则”的形式规律来立论，而是从行为的目的是否能成为绝对的最高目的来立论。实际上，作为意志行为，如果没有一个最高目的，则一切目的行为都不会具有真正的目的性，而不过是一大堆互为手段的行为。因而，要使意志行为不变质为机械因果作用，而始终是目的性（意志）行为，就必须有一个最高的目的，这就是与一切物性不同的人性本身。所以四个例子的意义就在于：1.不把自己的人性当手段；2.不把他人的人性当手段；3.以促进自己的人性为目的；4.以促进他人的人性为目的。即人不是手段，是目的。 而对于一般意志的自我立法或“自律”的原则是，“每个有理性东西的意志的观念都是普遍立法意志的观念”。这是绝对优先于其他一切法则和目的的。前面的命令表达了道德法则，但并没有表明这些法则就是立法的意志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所以很容易拿另外的某种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遵守这些法则。但普遍的意志立法这一原则就使每个意志作为自律的意志挺身而出，成为了义务的最终承担者，人必须努力克服自然王国的干扰,自律才成为了人的一种“义务”并获得了令人敬重的尊严。 二 把道德原则提升为纯粹的形式（定言命令）是康德伦理学的一个重大的贡献，它使道德生活中的伪善无法藏身。“出于道德律”、“为义务而义务”的确很抽象，但至少能使一切试图把道德利用来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工具的做法不再理直气壮。从日常的普通道德知识提升到道德的形而上学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进步，而且应当理解为现实历史的进步。“人是目的”则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逐步形成的共识，直到今天还支配着西方国家民众的道德意识，甚至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所公认的“道德底线”。 康德把道德完全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在他看来，只有自由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道德本身不是自足的教条，而是要由自由来建立、并由自由的规律来判断的法则。道德本身不是自明的，自由才是自明的。自由也有可能导致不道德，但自由本身的规律（自律）则必定是道德的。在康德看来，真正的自由只能是有规律的自由，是自律，即理性的自我监督。它是自己为自己立法、自己为自己负责，它是“义务”。所以自由就不是非理性，而是理性的本质，同时也就是人性或人的本质。 在康德看来，道德法则是一种非神性的理性存在的特征，亦即人的特征。按照他的说法，这也是有限的实践理性所能做到的极限，是所能达成的最高的东西，是一种自然获得的能力，而非神圣的意志。超人的存在者身上没有任何的障碍性的冲动来抵制他的意志的法则，他会很乐意地遵循法则来做这一切。神圣性是意志本身不提出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准则，它完全乐于执行道德法则，义务是指道德法则在人类那里是一个绝对命令式，要求人执行。人必须要有克服一切感性地起相反作用的冲动的能力，这种道德力量就是意志自律。想要获得道德的能力，就是要提升道德动机。而绝对命令的达到就是人的终极目的，它关乎人类的全部使命，对于人来说，人们坚定地改造自己的行事方式，坚定自己的准则，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就会拥有作为理性的动物在遵从其义务时意志的一种道德力量，这是人在遵循自己的义务时准则的力量。这种道德力量，作为道德勇气，也构成了人最大的、唯一的、真实的战斗荣誉，亦即实践的智慧，因为它使生存于世的终极目的成为自己的目的——只有拥有了它，人才是“自由的”、“健康的”、“富有的”，是“一个国王”，人既不能因为偶然也不能因为命运而受损，因为人自己拥有自己，有道德的人不可能失去其德性。 同时康德也强调道德法则运用的条件、经验、环境的作用，他认为，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也是不可少的，他说，先天的道德律总是需要由经验磨砺的判断力以运用于现实生活，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具体地发挥作用的，正是道德。人类当然需要道德法则，但我们也需要知道如何运用这个法则。这样我们就需要人性的知识，否则离开人的根本的“社会”本性，就无法有效地履行我的义务，发展我的才能；如果我对我的邻人的特殊需求和哪一种帮助最有利于她一无所知，我就无法承担起帮助我的邻人的义务。没有关于人性的知识，我们的善良意图就易于导致无结果甚至帮倒忙的行为。康德曾说，我们有义务保持自己的健康，促进别人的幸福，为世界和平工作，如果不计我们行为的可能的后果，人们就甚至无法去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不可能不计后果。他认为任何行为都是有目的的，道德行为更是如此，甚至考虑行动后果对选择道德行动的作用，这都是义务论中的康德学说的原本面貌。但是并不等于说康德将道德作为产生某种事态的结果加以使用，恰恰相反，康德认为，行为应该出自于义务，这应该作为行为的目的，这也才是作为道德原则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