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封建制度与中国封建制度的差别

法国的封建体制与中国的封建体制在经济上的主要差异

封建国家经济的主要依托是对当时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封建社会的产品分配形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与此密切相关。法国地处西欧，中国地处东亚。法国的封建体制也就是西欧的封建体制，而中国的封建体制则代表了传统的东方政权。法国的封建体制与中国的封建体制在经济上的差异，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政治差异决定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是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皇权至上是其主要特征。它既是夏、商、西周奴隶社会那种专制主义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又是进入封建社会后自然经济的集中反映。一方面小农经济的独立性很弱，小生产者始终有赖于封建政权的庇护；另一方面地主阶级也需要专制主义为其统治利益服务。历代统治者因此以天子自居为所欲为，力图使其一家天下永存。中国土地所有制有两种形式：官田和民田。皇室、贵族占有的土地如明代皇庄，国有土地如屯田等为官田，其它地主和农民占有的土地为民田。即使照这一看法，国家、皇室直接占有大量土地，以至成为古代土地占有的主要形式之一，也可说明中国古代国家土地所有制之发达和中国封建国家经济之强大。事实上，现在人们所说的“民田”在宋代以前，即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其所有权也并不属于民人即一般地主和农民，而是属于国家，也就是说，国家不但对官田有所有权，对民田也拥有所有权。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及其经济，不仅体现在国家对部分土地

的直接经营管理上，也体现在占田制、均田制方面。均田制授予的土地分永业田（北魏称桑田，北齐亦称业田）、口分田（北魏称露田）。历代均田制的法令规定，国家授予的口分田是要“身死入官”的。很明显，当时民人分得的这部分土地，其所有权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对永业田，国家也掌握着一定的所有权。

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和中国有很大不同。西欧封建社会，尤其在前期，封建国家的经济政治力量远远不能与中国的封建国家经济政治力量相比。在西欧，封建君主只是许多贵族中的一员，封建国家远没有中国封建王朝那样巨额的赋税收入。如封建社会初期的法国，国王的领地很少，国王对全国公爵伯爵及其他封建主的领地既不派官吏管辖，更不能征取赋税。连臣下对君主的军役、协助金都难以保证。当时既没有土地国有、土地王有的概念，也没有近代领土主权的概念。到封建社会中晚期，法国王室领地的扩大，则多是通过与英国争夺，甚至是花钱购得。同时，又不断分封出去。封建国家及君主所有的土地及其经济力量始终是很有限的。

西欧的封建等级制度延续了一千余年。它在中世纪早期表现为各级封建主分掌各级政权，国王只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领袖。每一等级之间都是领主和附属的关系，领主要保护附属，附属要向领主交纳一定的贡物，在打仗时自备鞍马应召出征。但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国王的行政权力也只限于他的直辖领地，任何一级领主都无权干涉隔级附庸。这样在西欧各国就构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等级权力体系，附庸对领主包括国王在内，都有很大的约束力。它在

中世纪中期的表现是等级代表会议和王权并存。国王的权力虽然大大加强了，但仍要受到种种限制。西欧封建专制制度的形成是在16至17世纪。这时西欧封建社会正在走向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有较大发展。国王在与贵族分裂势力和罗马教廷的斗争中，法国的波旁王朝,是就这样建立起封建专制制度的，并且在当时又都有着一定的进步性。

随着西欧封建化过程的逐步发展，大大小小的封建庄园建立起来，布满西欧各地，代替了原来的农村公社，成为社会的经济细胞。

封建庄园的形成是封建领主侵吞村社土地的结果。封建领主逐渐蚕食村社公用地和村社成员的份地，最后扩充到侵吞整个村社。由于封建领主需要为他生产的劳动力，因此，保留原来村社的农民，并使他们牢固地附着于土地上。也由于封建领主需要有人代他经营管理以及征收赋税，因此，也有意识地把原来的村社组织保存了下来。村社组织虽然保存下来，但性质却起了根本变化。庄园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而是封建领主统辖之下的农村基层组织。

中国封建社会的私人经济，主要有身份性地主即贵族地主经济、非身份性地主即庶族地主经济以及所谓小农经济。身份性地主经济是依附于封建国家经济之上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封建国家主要依靠身份性地主进行统治，国家给予身份性地主以土地世袭权，并依其名分赐予免役免课特权。但即使如此，身份性地主的土地财产仍然随时有可能为国家追回。非身份性地主即庶族地主及其经济长期受到封建国家以及身份性地主及其经济的压抑和打击。魏晋南北朝时期，门

阀婚宦，不按品类择配，便遭到非议。庶族宦途多舛。纵然偶至大官，登门拜见士族，按席而坐，犹被士族大族所拒绝。非身份性地主经济也长期得不到允分发展。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明清时代，庶族地主经济才占较重要地位。中国的农民长期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封建国家通过土地所有权将小农纳入自己的控制。同时，农民还不同程度地受到贵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压榨，处在封建国家与地主的双重控制下，这就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农业经济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封建社会发展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历史的演进消极反动作用越来越明显，它是造成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是由于，为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必然要建立庞大的国家机器。冗官、冗费成为我国封建王朝的通病，而且一代比一代严重。沉重的负担必然落在人民大众头上，这就严重破坏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加之周期性的战乱动荡，社会生产无法提高，社会财富无从积累，封建社会也就丧失了迅速发展的基础，因而只能停滞不前了。

为了满足封建统治阶级的挥霍享用和军需装备，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几乎都曾推行过官营手工业政策。这些官营手工业有如下的共同点：

第一，产品只供给宫廷、皇族和政府各部门消费，不在市场上出售。它大大缩小了民间商品生产的范围。

第二，集中了全国具有高超技艺的能工巧匠，但却给予奴隶般的待遇。这既挫伤他们进一步改进技艺的积极性，也严重影响了民间手

工业技术的发展与提高。

第三，本钱多、规模大、分工细。民间手工业无力与之比翼，只能生产一些种类和质量上都相对差一些的产品。

因此官营手工业是民间手工业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加之历代帝王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深恐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会动摇小农经济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从而影响他们的财源和兵源，动摇其封建统治。其一般做法诸如颁布惩办富商大贾的诏令，严格控制私营手工业的规模，实行商品专买，广设关卡课商品以重税，甚至封关禁海等。在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下，皇帝和官僚们手中握有无限的权力。贪赃枉法，贿赂公行，巧取豪夺比比皆是。历代统治者还奉行文化主义，推崇祖宗之法，顽固守旧。不仅历史上文字狱屡见不鲜，而且很多有利于生产的应用技术也常常被斥之为奇技淫巧，禁止使用。在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下，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在世界上开始落后了。

与之不同的西欧教会所拥有的土地一方面来自虔诚教士的捐献，同时教会还霸占皇家领地。教会的土地及其经济也是独立于封建国家经济的。教会的土地也往往很快即转而隶属于封建领主，因为领主在那里行使着政治、经济的权力。许多教会领地即是真正的封地。因而，即使在王权较强的中世纪后期的英国，其1215年大宪章的签订，主要内容仍强调保护贵族权利，使其免受国王侵犯。如规定国王不得随意向封建主勒索各种贡纳，不得随意逮捕贵族及没收其财产等等。这些，都仍然反映出封建领主政治经济力量的强大。而这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无论是非身份性地主还是身份性地主，都是无法企及

的。西欧封建社会的王权微弱，没有全国的行政系统，没有统一的法律，没有全国的司法机关和常备军，也没有税收制度。也就是说，在西欧大大小小的封建主的上面，不存在较强有力的政治经济的控制。而封建领主在其经营的庄园内部，却握有多种经济、政治大权。西欧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比起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来说，更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与成长。这是因为：其一，在封建国家的早期几百年里，设有靠国家养活的大批官吏和常备军队，各级封建主包括国王在内的一切开支，则统由他们自己的庄园解决。这样就减少了向劳动人民的征税，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各级封建主也积极改进庄园手工业的经营管理，促进生产的发展来增强实力，以便在应召征战中夺得更多的战利品，发财致富。

其二，在封建等级制度下，没有专门为宫廷、皇族、官僚和军队服务的非商品性生产的官营手工业。所以手工业生产不光是满足本庄园封建主和农奴的需要，还常常接受外来订货，这就推动着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产量的不断提高。既有利于改造自然经济，又能较快地产生资本主义的倾向。

其三，西欧封建社会中，各级封建主把政治统治权和领地所有权合为一体，对中央有很大的独立性。结果是王权削弱，诸侯割据，封建主之间为争夺领地、附庸农奴而战的现象，充满了9至11世纪的西欧。这些战争一方面加重了农奴的负担，农奴被迫举行武装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使封建主的剥削不得不遵从惯例，并从其直辖领地中划出份地，招来农奴，征收较低的税赋，农奴的轮作更有条件了。三

圃制在11世纪的广泛流行起来，进一步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发展了封建经济。另一方面胜利者扩大了领地夺取了新的附属和农奴，逐渐形成大封建领地，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调整劳动分工，发挥技术专长，提高产品质量。

其四，西欧封建社会不仅在封建等级制度的统治下，王权相对弱小。在封建等级制度演变成封建专制制度以后，王权也不能至高无上。

在封建社会中，城市经济也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层次，或者可以说是个活跃的、带革命性的层次。封建社会中城市经济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城乡商品生产的发展，推动自然经济的分解，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明显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城市。其一是郡县首府型城市。这类城市占中国封建社会城市的绝大多数。它们是封建国家的各级政治统治中心或军事重镇。在城市中，以达官、贵族、差役、仆从为主体，城市工商业经济主要是官府经营的，是封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达官贵族仆从等服务的，城市中私人工商业微不足道。从农村流入这些城市的产品，尽管也经商人之手，但大量的是单向流通，没有与之交换的回头货，不是真正的商品。另外，从城市布局来看，这类城市以官署为全城中心，一般商人、手工业者则居于城关。因而，我国郡县首府型城市的繁荣与西欧封建社会新兴城市的繁荣，不属同一个层次。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中国郡县首府型城市也逐渐由政治军事重镇向经济中心转化，但这一转化过程在封建社会中，较之新经济中心城市的勃兴，要缓慢得多，其意义也稍逊于后者。在中国城市史上，堪与西欧城市化时期新兴城市比较

的是明清时期新的经济中心城市，它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与西欧城市的兴起一样，这类城市也是私人商业以及手工业兴盛的结果。中国的新兴市镇，市是由农村定期集市演变而来，随着集市规模的扩展，商人渗透的加深，常住居民增多，新居民区所需的商品和手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也发展起来，服务设施也增多，于是定期集市发展为固定的市。镇则又是在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型的市镇不同于军事政治中心的城市，它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它的经济以商业贸易为主。在政治方面，尽管中国明清时代较发达的江南市镇和西欧的新兴城市都与封建势力展开了斗争，但前者总是以失败告终，而西欧新兴城市由于相对数量多，西欧封建势力的分裂、王权的相对弱小，所以，西欧的商业和手工业阶级过通过长期斗争；终于有成千上万的人，也许达到西欧全部人口的1/10，第一次赢得了平等与公民自由，一些城市还拥有自治权，成为独立自主的政治单位。

中国的封建经济诸层次中，私人经济包括地主经济，农民经济，城市商业手工业经济力量都较弱，而封建国家经济在农业和城市工商业部门都拥有很强的力量。这一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尤为明显，它延续到后期，给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乃至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转型以极大影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在分布上和成熟程度上不同于西欧，是由封建社会前期中国私人经济包括私人工商业、地主经济与农民经济的相对弱小和封建国家经济的异常强大决定的。在长期的封建国家经济的控制和影响下，到明清时代，相对于人口增长，中国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缓慢的。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下，农业与手工业的

分离、农业生产内部分工，农产品商品化，只是在江南的部分地区才有所发展，全国的普遍水平则很低。鸦片战争前，中国长距离运销的粮食，包括漕粮在内，仅占总产量的2%，而差不多同时期的日本，“即使不把交纳的大米的计算在内，进入市场贸易的农产品的比例仍很大：大米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综上所述，虽然历史同一时期，中国和法国等西欧国家都处于封建体制阶段。但是，其本质上却有巨大差别，这也就导致了经济上的差异和其最终的发展方向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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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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