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之“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法律地位探讨

受贿罪之“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法律地位探讨“为他人谋取利益”刑法通说认为是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某种非法或合法的利益，这是受贿人与行贿人之间权钱交易的一个交换条件。

1但是，如何理解“为他人谋取利益”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是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它是不是受贿罪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目前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此尚未取得共识，理论上也存在争议，实践上存在着困惑。

一、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要观点及其理论缺陷（一）主观要件说。

持该说学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行为人主观上的一种意图2；意图是内在的、还未表现出来的一种内心倾向；受贿罪必须要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即“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主观要件。

其理由是：如果一个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了他人的财物，意图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尚未实施谋取利益的行为就认为其不构成受贿罪，不利于反贿赂罪的斗争，因而应把为他人谋取利益理解为意图为他人谋取利益。

3这种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主观要件的观点虽然有利于惩处当前日益猖獗的受贿腐败犯罪现象，但它具有明显缺陷。

首先，它事与愿违地不适当缩小了受贿罪的处罚范围。

根据该说，受贿罪必须要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

如果行为人凭借职权或者地位收受他人财物时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只是由于正当行使职权而在客观上为他人谋取了利益的，则不构成受贿罪。

这种理论将会使那些利用自己手中职权大肆收受他人财物，而从来无心为对方谋取利益贪官逃避国家法律的惩罚。

而这种“贪赃不枉法”收受贿赂行为1高铭暄：《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陈兴良：《刑事法判解》（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参见：林准。

中国刑法教程[M]。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

136-139对公职行为的廉洁性及党与政府的威信的损害，一点儿也不比那些“贪赃枉法”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小，它同样是把人民赋予的公共事务管理权力化作自己捞取利益的资本而加以滥用。

站在普通老百姓的立场来看，前者的行为更为可恨。

换个角度考虑，主观要件说无疑于鼓励那种只想非法收受财物而不想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人的行为，因为这种非法受财行为并不具备受贿罪的主观目的，不具备受贿罪的犯罪构成。

其次，把“为他人谋取利益”理解为主观意图，司法实践上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由于受贿罪是行贿、受贿双方的对合行为，能够证明受贿人主观故意的证据，主要依靠言词证据。

言词证据难以收集，而其他证据又不能证明主观故意存在的形态，这样将很难达到我国刑事诉讼法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

从而直接导致许多受贿犯罪得不到法律的有效惩罚。

（二）旧客观要件说。

持该说学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行为人客观上只要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至于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并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同时认为，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但事实上并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则不成立受贿罪。

4这种观点虽然有利于司法实务中罪与非罪的证据认定，但它也存在着不足之处：首先，它无形中大大缩小了受贿罪的范围，会导致放纵受贿犯罪的结果。

如果把“为他人谋取利益”理解为实施的客观行为，会放纵那些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确实有“为他人谋取利益”意图而尚没有着手实施的行为人，而这类行为人既有以权换利的主观犯罪意图，又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实际行为，其以权谋私的客观社会危害已经产生，4参见：杨敦先。

廉政建设与刑法功能[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136-137对其不以受贿罪处理于情不合、于理有悖。

其次，它无法处理目前社会大众反映强烈的公务员“灰色收入”问题。

当前，受贿行贿的不正之风愈演愈烈，手段也愈来愈隐秘和狡猾。

人们并不再在有求于国家工作人员，要求其为自己谋取某种利益时才去送给其财物，而是进行“超前投资”放长线钓大鱼，重金拉拢及收买将来可能对自己有用的国家工作人员。

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甚至在平时，对他们出手阔绰，动辙几万、几十万及至几百万进行感情投资，为将来请求这些人为其谋取利益创造条件。

而这些国家工作人员也心知肚明，照单笑纳，收受财物后并不立即为行贿人谋取利益。

这样，一旦事情败露，受贿人也可以以没有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从而不构成受贿罪为借口“逃避”法律的制裁。

（三）新客观要件说。

为弥补前一客观说的缺陷，新客观要件说主张“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其内容是指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国家工作人员在非法收受他人财产之前或之后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客观上形成了“以权换利”的约定，不要求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实际行为与结果。

5这种观点将“为他人谋取利益”理解为受贿人的一种许诺，从拓宽适用刑罚规制受贿犯罪范围的角度来看，无疑大大增强了打击受贿犯罪的力度，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但是，这种良好的愿望在司法实务上可操作性不强。

如前所述，受贿是一种对合行为，许诺往往是在只有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做出的，特别是当事人为了规避法律，都不会在公开场合做出某种许诺，这样对许诺行为的证明就变得实际上不可能。

在司法实践中，对犯罪构成客观要件都是要通过证据来证实的，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由于行贿和受贿只是两人之间的事情，证据收集的难度可想而5参见：张明楷。

刑法学（下）[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921知，而要反贪机关对许诺行为拿出证据来加以证明，则难如上青天。

这不仅将大大增加本已不堪重负的检察机关的工作量，对我国吃紧的司法资源也无疑是雪上加霜，影响执法机关的办事效率，不利于刑法功能的充分发挥。

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对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也是持客观说观点，但只是对前两种客观说观点作了整合，对“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了如下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

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

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它虽然包容了前两种客观说的范围，扩大了受贿罪范围，但毋庸臵疑，它也同时兼容了前两种客观说的弊端。

二、现行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立法缺陷及其立法完善通过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无论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视为受贿罪的主观意图、客观行为、抑或许诺内容，都存在着诸多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

造成上述理论纷争的根源就在于该法条本身规定的不周延。

从完善刑法规定的角度出发，立足受贿罪的本质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公职行为的廉洁义务的侵害这一立场，建议取消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把它作为量刑的一种从重情节。

（一）该规定不能体现犯罪的本质依我国刑法学界一般的理论观点，某行为之所以被纳入到刑法的制裁范围，是因为其侵犯了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且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也是犯罪的本质。

受贿罪的本质在于把“职务或职权”当作可买卖的商品，侵害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纯洁性。

在有关受贿罪的法律规范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被作为受贿罪构成的三个要件。

事实上，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不管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便已经侵害了其公务行为的廉洁与公正，从而就体现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决定了行为的性质，即据此就可判断行为构成了受贿罪。

至于为他人谋利益，并不能体现出受贿罪的本质。

它仅仅表现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的差异，对量刑具有影响，不能决定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

（二）该规定割裂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本身性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受贿罪行为实施的前提条件，但如何界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干什么，问题随之而来。

是单纯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财物还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抑或兼而有之？一种观点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所造成的便利条件，具体表现在利用自己的职权执行或不执行自己的职务活动，为行贿人谋取利益6。

事实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仅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职权、地位收受财物，而且还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被包含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内，因为行为人收受了他人的财物，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必定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为他人谋取利益”则必须采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方式。

这是由两者本身性质所决定的一种必然结果。

据此，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索取、收受他人财物”。

二者一为手段，一为目的，是手段与目的关系。

由此可见，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构成的必备要件割裂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本身之性质，为司法实践带来6雷鹰：《谈谈受贿罪》，载《法学研究》1987年第5期。

许多问题。

（三）该规定不符合国际立法的主流在受贿罪中是否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从刑法的具体规定看，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采用日尔曼法观念7进行的立法，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构成的必备要件，如蒙古、俄罗斯、新加坡、巴基斯坦、印度。

例如蒙古刑法第130条规定：公职人员为了行贿人的利益执行或者不执行因自己职位始能实施或者应当实施的某种行为，因而亲自或者经由中间人收受任何种类的贿赂的，构成受贿罪。

但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吸收了罗马法关于对受贿罪的立法观念8，没有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如丹麦、日本、泰国、匈牙利、罗马尼亚、韩国、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波兰等国家。

例如，韩国现行刑法典第129条第（一）项规定；公务员或者仲裁人，收受、索取或约定与职务有关的贿赂的，处五年以下劳役或者十年以下停止资格；第131条规定，公务员或者仲裁人接受他人贿赂而实施不正当行为者，处一年以上劳役。

综上所述，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造成了理论和司法实务中的混乱。

因此，我国刑法应参照国际上的立法主流，不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构成受贿罪的必备要件。

立法上可将其作为一个量刑情节，具有该情节的其法定刑应重于一般的受贿行为。

同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其法定刑又应该重于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的，使罪责刑相适应。

这样，既符合刑法理论又能严厉打击受贿行为，同时也符合国际立法主流。

7日耳曼法观念的精髓是官员的职责不能被金钱所扭曲。

.8罗马法强调官员的职务行为不能与金钱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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